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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从东南到西北，长达几万里。这条路线，不是预定的，也不是以谁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既是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一次突围转移，也有国际势力角力、影响的结果，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多方权衡和不断纠错后作出的最佳战略选择。
1934年10月，赣南和往年相比，热得有点不寻常，人们大着嗓子说话一会儿就会觉得口干舌燥，而蒋介石大军的再次集结，更让中央苏区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这一天，毛泽民接到一个保密任务，把石城金库里的钱全部取出来，打包带走。即便身为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他此时对转移的路线、时间和目的地这些依然毫不知情。而就这年春节，大哥毛泽东已被剥夺了最后一个实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此時，毛泽民只是隐隐预感到，这一次的转移或许不同以往。果然，没几天，通知下发，每个人都要带够十天的粮食，有人甚至领到了过冬的棉衣。
其实，战略转移早在半年多前就在筹划了，红军总司令部也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只不过，那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们即将参加一场几万里的长途跋涉。李一氓（前中顾委常委）曾回忆：“长征开始前几天，我赶回瑞金时，看到有些人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来的很不坏的雨衣，有的人还有很好的水壶，很好的饭盒，很新的油纸雨伞，五节的大电筒。”
就这样，长征开始了。此时，正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的何长工、潘汉年，收到周恩来通知红军开拔的密电，只有七个字——你喂的鸽子飞了。
出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后来官职至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一生参加过若干次重要的会议，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年轻时候在瑞金，作为李德翻译时列席的那些。因为当时的每一次决策，都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据他回忆，长征的计划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仅有博古、李德、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和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知晓。朝哪个地方进军，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最终目的地是哪儿。
中央苏区位于赣南闽西，北面的南昌为江西省会，临近蒋介石政治经济核心，重兵集结；南面广东是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说和红军存在钨矿等资源上有一些往来，但也绝非深交；东面的福建靠近大海，腹地局促，不利于壮大发展；唯有西北和西南，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建立起了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已转战至川北建立起了根据地，更重要的是，这里还存在着众多对国民党政权名义上表示服从的地方军阀。在乱世中想要生存，除了经济上的牌面实力和军事上的出奇制胜外，更需要合纵连横。
但在江西西面有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只有往南借道。对于红军西进的意图，蒋介石似乎愿意“一力促成”。
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刘文辉杨森、西北的张学良、青宁“二马”各自纵横捭阖……加上日本在华北的咄咄逼人。1934年前后的国内外局势，让蒋介石打起了“假途灭虢”的算盘，即一方面消灭红军，一方面借“追剿”而削弱地方军阀。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
毛泽东则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许多是谈长征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
10月6日，中共代表和陈济棠代表磋商数日后，达成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若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地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
可以说，双方都认真地遵守了协议。中央红军“通过”陈济棠部设在南雄乌迳（新田）、仁化城口和乐昌的三道封锁线，向湘桂方向挺进。后来一名红军干部在陕北曾告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长征初期，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
此时的蒋介石，则出人意料地花了1个多月时间，遍访西北、华北11省，不仅安抚各路军头，更寻求和苏联关系的改善。因行程上万里，当时有报纸称之为“万里长征”。
从湘西到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博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过了陈济棠的势力范围后，行军的第二个月就如此艰难。尤其是在这场湘江之战中，他的目光渐渐模糊，想试着用袖子擦去眼镜镜片上的白雾，却没用。顿时觉得呼吸有些困难，想扯开嗓子吼上几句，嘴张了张，却没有声音，耳边全是喧嚣的枪炮声、马嘶声和呼喊声。他绝望地向腰间抓了一把，拔出手枪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按照之前的部署，绕行广东后，是到湘西会合先期抵达的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蒋介石虽想“借剿抚藩”，也不愿意看到两路红军就此汇合，好在湘军将领何键担心损失有生力量，并未按既定计划推进，反而是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长达7日，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小诸葛”白崇禧的注意。因为红军若要避免和何键作战，势必选择借道广西，于是桂系作出了坚决拒军于境外的策略。
11月下旬，红军主力进入广西，在湘江一战伤亡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李德制定的进军路线怀疑和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博古一度要开枪自杀，后被伍修权拦下。
然而，湘江之战受到重创的不只是红军，桂系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不愿再在红军身上有所消耗，决定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白崇禧称其为“打尾不打头”。
11月21日夜，桂系第15军悄悄撤离了湘江防线。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目的地仍然是湘西。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入湖南通道县，谁也没想到，这成为改变红军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在恭城书院的会议现场，再度摊开的军事地图已经破损不堪，但仍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通道县距离湘西仅有200多公里，似乎两军汇合即将实现。
如果能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向川东发展，并在江西苏区留下力量成为游击根据地，仍能有四川——湘西——江西连接起来的相互呼应局面。但根据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前往湘西的路上，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
坐在会场最边上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地图左边：“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两种观点开始激烈交锋，一边是博古、李德，另一边则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和张闻天。如今已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上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论。不过党史记载，当日会后19时半，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
菲利普·肖特则在他那本著名的《毛泽东传》序中写道：“这次会议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而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
奇谋：兵临贵阳逼昆明
或许在多年之后，蒋介石仍然记得自己1935年在贵阳督战的那个春天，那可是肠子都悔青了。本来借“追剿红军”名义损耗王家烈，并逐步把贵州纳入自己势力之下，可谓春风得意，但这股高兴劲儿一直持续到接到那封电报为止……
这封红军主力渡过乌江一路奔袭贵阳城的军情，不由让他打了个“激灵”，因为他身边此时只有一个正规团。黔军都去哪儿了呢？这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再次在黎平、猴场等地开了会，确定以遵义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不过到遵义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重新开会，决定渡过长江后，寻求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这一调整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的军事态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几大红军主力在中国地理格局中的配置情况。当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位于四川的南、北、东三个方向，入川发展的计划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会后，毛泽东开始在决策层面真正起实际作用。但由于四川军阀调集重兵追堵，在泸州一带北渡长江难度太大。其中的土城一线，让刚刚复出的毛泽东承受了巨大压力，甚至连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毛泽东后来也曾这样评价过土城战役：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但正是因为土城战役的失利，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在军事上的最得意之笔。
4月，红军做出了佯攻贵阳的态势，蒋介石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的那封电报。他一面急令龙云的滇军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准备随时撤离。
看到云南境内一时兵力空虚，出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战机，红军立刻长驱西进，以一天120里的速度由黔西入滇，先头部队竟前伸到离昆明15公里处。
龙云既防红军，也防蒋介石，一面调集各地守军和民团驰援昆明，一面托人向红军表示滇军志在保境不会远追，切望不要进攻昆明。中央红军则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7条破船7天渡过了近3万人。
此前，国民党方面负责追击的薛岳因无云南军用地图，向“云南王”龙云求助。龙云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机师忽病，改用汽车。在曲靖附近正遇周恩来亲率的红军一部，20余份军用地图被截获，“附赠”一车普洱茶、白药和宣威火腿。当年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图，此番红军入川则由龙云献图。蒋介石知道后，在贵阳的官邸里狠狠摔了茶杯，大骂：“娘希匹！”
四川：大渡河边没有第二个石达开
当刘伯承一仰脖喝下这碗冰凉的血水后，望着对面年轻真诚的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大脑愈发清醒，庆幸红军选了走冕宁到安顺场的小路。而“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兄弟”这句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似乎还在耳边回响。夕阳西下，把高高的林梢染成一片青紫。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来到四川境内。根据会理会议决定，红军将继续北上，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苏区根据地。当时摆在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是经冕宁、大桥到安顺场这条崎岖难行的山路。
大路上川军刘文辉部严阵以待，刘湘部则在快步增援，小路却要通过当时被视为畏途的彝区。权衡之后，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向中央提交了走小路的报告，并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能顺利通过彝区，并非刘伯承一人之功，更得益于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当时，不光是彝族，长征路上一路遇到的藏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更没有保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红军一直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一项突出的内容，甚至在1935年8月，还正式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
除了一路上的秋毫无犯，更有宣传引导，让少数民族群众看到这支队伍身上的不同。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贺子珍弟弟贺敏仁因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走一些花边（银元），被军法枪毙。顺理成章的是，少数民族群众则为红军送菜送粮，带路送情报，还有的报名参军。
安顺场之役之后，便是惊心动魄的日行240里飞夺泸定桥，不仅让蒋介石本希望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设想破灭，更重要的是，让双方在气势上此消彼长。回顾前情，正是小叶丹的帮忙，让红军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到达大渡河比石达开的部队快了8天。
不少人此时笃信，朱毛红军不灭，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更是认为：“阅读长征的故事將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分歧：南下还是北上？ 叶剑英一生都被认为是个持重谨慎的人，不过在那次，却经历了难得的一次紧张。他不仅忘了随身携带手枪，甚至还来不及通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和机要科的骨干，就独自上路了。后来博古对他说：“你好险呀，你半夜走了十几二十分钟，4个持驳壳枪的人，就到处找你，要打死你。”
事情要退回到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后的1936年6月，在懋功（今四川小金）跟张国焘所率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当得知张国焘要来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步行出3里迎接。还没得及分享会师的喜悦，两大方面军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新的根据地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党中央认为“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建立“川康政府”。按当时形势，看似张国焘有理，陕西盘踞着张学良、杨虎城的几十万大军，比起南边刘湘的部队，被视为虎狼之师。但川康地区道狭人少，给养困难，一旦国民党军封锁了红军北上之路，红军有可能被困死。相反，北上可以实现团结更多群众和抗日的目标，且靠近苏联边境，可以打通国际通道。
虽然张国焘不情不愿，但两河口会议很快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中央红军再度更名为红一方面军。
会后，张国焘似乎并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才知道此时的四方面军的人数在两军会师后已占了八成。
果然，在离开两河口次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顺利灭敌”。周恩来获悉后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但从顾全大局的情况下，依然让出了总政委的职务。在随后计划的松潘战役中，却依然出现了张国焘不听指挥，按兵不动致使作战未能实行。
而在红一方面军北上前的两个小时，张国焘还再次致电，希望改变北上路线。叶剑英最早见到这封电报，由于情况异常紧急，立即上报中央，决定了凌晨两点出发的行动。叶剑英则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
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尾声：哈达铺的报纸和彭德怀之泪
历史往往由小概率事件决定。和张国焘一样，中央红军当时其实也并不完全知道，继续走下去，确切的终点会是哪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威震天下的38军军长梁兴初更不会想到，他的一次日常行动，改变了红军的历史。
此时已是1935年的9月，作为红军侦察连连长的梁兴初，在哈达铺找到了一批旧报纸，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
这才让中央知道，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领导的红26军5000余人和六七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在这里非常活跃。
于是，哈达铺的关帝庙，又一次成为了历史的见证，毛泽东就部队整编、挺进陕北等问题在这作了重要报告。然后全军从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把落脚点放在陕北。
而在红一方面军穿越若尔盖草地，经腊子口到甘南哈达铺的同时，张国焘开动近10万大军南下，進抵百丈关，喊出了“赤化全川”的口号，与刘湘的20万大军展开了决战。意识到红四方面军的目的是要夺取全四川后，担心老窝不保的四川军阀们破天荒团结了起来，迫使红四方面军败退，实力上也受到严重削弱。
另一方面，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也只剩下了只有1.4万人。到达哈达铺时，红三军团只剩2000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很多年之后，彭德怀回忆，红军从岷山上下来，往哈达铺走的行军途中，在已经闻到了麦香的时候，就有同志无缘无故地死了。
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至此，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史就是如此神奇，这一时间，几乎是掐点对表。习仲勋后来回忆，“要是毛主席晚来几天，我就被活埋了”。
原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中央的到来，得以纠正错误，“刀下留人”，否则，陕北红军的力量将会蒙受严重损失。
很快，随着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标志着长征最终胜利，中共中央也开始在大西北这块根据地上，为抗日战争厉兵秣马。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却也削弱了多路地方军阀，将他的势力伸进了今后成为抗战后方的大西南。
随后，中共中央也开始以各种形式总结长征得失，其实回顾长征历程，开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各种会，虽然有的料敌失算，有的力挽狂澜，但都是在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和变化着的形势校正原定计划，选择最合适的战略。一部长征史，是一部军事战略史，也是一部团结史，更是一部纪律史和纠错史。
毛泽东后来总结长征的时候说：“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
1934年10月，赣南和往年相比，热得有点不寻常，人们大着嗓子说话一会儿就会觉得口干舌燥，而蒋介石大军的再次集结，更让中央苏区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这一天，毛泽民接到一个保密任务，把石城金库里的钱全部取出来，打包带走。即便身为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他此时对转移的路线、时间和目的地这些依然毫不知情。而就这年春节，大哥毛泽东已被剥夺了最后一个实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此時，毛泽民只是隐隐预感到，这一次的转移或许不同以往。果然，没几天，通知下发，每个人都要带够十天的粮食，有人甚至领到了过冬的棉衣。
其实，战略转移早在半年多前就在筹划了，红军总司令部也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只不过，那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们即将参加一场几万里的长途跋涉。李一氓（前中顾委常委）曾回忆：“长征开始前几天，我赶回瑞金时，看到有些人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来的很不坏的雨衣，有的人还有很好的水壶，很好的饭盒，很新的油纸雨伞，五节的大电筒。”
就这样，长征开始了。此时，正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的何长工、潘汉年，收到周恩来通知红军开拔的密电，只有七个字——你喂的鸽子飞了。
出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后来官职至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一生参加过若干次重要的会议，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年轻时候在瑞金，作为李德翻译时列席的那些。因为当时的每一次决策，都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据他回忆，长征的计划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仅有博古、李德、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和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知晓。朝哪个地方进军，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最终目的地是哪儿。
中央苏区位于赣南闽西，北面的南昌为江西省会，临近蒋介石政治经济核心，重兵集结；南面广东是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说和红军存在钨矿等资源上有一些往来，但也绝非深交；东面的福建靠近大海，腹地局促，不利于壮大发展；唯有西北和西南，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建立起了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已转战至川北建立起了根据地，更重要的是，这里还存在着众多对国民党政权名义上表示服从的地方军阀。在乱世中想要生存，除了经济上的牌面实力和军事上的出奇制胜外，更需要合纵连横。
但在江西西面有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只有往南借道。对于红军西进的意图，蒋介石似乎愿意“一力促成”。
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刘文辉杨森、西北的张学良、青宁“二马”各自纵横捭阖……加上日本在华北的咄咄逼人。1934年前后的国内外局势，让蒋介石打起了“假途灭虢”的算盘，即一方面消灭红军，一方面借“追剿”而削弱地方军阀。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
毛泽东则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许多是谈长征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
10月6日，中共代表和陈济棠代表磋商数日后，达成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若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地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
可以说，双方都认真地遵守了协议。中央红军“通过”陈济棠部设在南雄乌迳（新田）、仁化城口和乐昌的三道封锁线，向湘桂方向挺进。后来一名红军干部在陕北曾告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长征初期，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
此时的蒋介石，则出人意料地花了1个多月时间，遍访西北、华北11省，不仅安抚各路军头，更寻求和苏联关系的改善。因行程上万里，当时有报纸称之为“万里长征”。
从湘西到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博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过了陈济棠的势力范围后，行军的第二个月就如此艰难。尤其是在这场湘江之战中，他的目光渐渐模糊，想试着用袖子擦去眼镜镜片上的白雾，却没用。顿时觉得呼吸有些困难，想扯开嗓子吼上几句，嘴张了张，却没有声音，耳边全是喧嚣的枪炮声、马嘶声和呼喊声。他绝望地向腰间抓了一把，拔出手枪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按照之前的部署，绕行广东后，是到湘西会合先期抵达的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蒋介石虽想“借剿抚藩”，也不愿意看到两路红军就此汇合，好在湘军将领何键担心损失有生力量，并未按既定计划推进，反而是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长达7日，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小诸葛”白崇禧的注意。因为红军若要避免和何键作战，势必选择借道广西，于是桂系作出了坚决拒军于境外的策略。
11月下旬，红军主力进入广西，在湘江一战伤亡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李德制定的进军路线怀疑和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博古一度要开枪自杀，后被伍修权拦下。
然而，湘江之战受到重创的不只是红军，桂系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不愿再在红军身上有所消耗，决定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白崇禧称其为“打尾不打头”。
11月21日夜，桂系第15军悄悄撤离了湘江防线。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目的地仍然是湘西。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入湖南通道县，谁也没想到，这成为改变红军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在恭城书院的会议现场，再度摊开的军事地图已经破损不堪，但仍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通道县距离湘西仅有200多公里，似乎两军汇合即将实现。
如果能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向川东发展，并在江西苏区留下力量成为游击根据地，仍能有四川——湘西——江西连接起来的相互呼应局面。但根据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前往湘西的路上，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
坐在会场最边上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地图左边：“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两种观点开始激烈交锋，一边是博古、李德，另一边则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和张闻天。如今已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上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论。不过党史记载，当日会后19时半，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
菲利普·肖特则在他那本著名的《毛泽东传》序中写道：“这次会议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而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
奇谋：兵临贵阳逼昆明
或许在多年之后，蒋介石仍然记得自己1935年在贵阳督战的那个春天，那可是肠子都悔青了。本来借“追剿红军”名义损耗王家烈，并逐步把贵州纳入自己势力之下，可谓春风得意，但这股高兴劲儿一直持续到接到那封电报为止……
这封红军主力渡过乌江一路奔袭贵阳城的军情，不由让他打了个“激灵”，因为他身边此时只有一个正规团。黔军都去哪儿了呢？这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再次在黎平、猴场等地开了会，确定以遵义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不过到遵义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重新开会，决定渡过长江后，寻求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这一调整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的军事态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几大红军主力在中国地理格局中的配置情况。当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位于四川的南、北、东三个方向，入川发展的计划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会后，毛泽东开始在决策层面真正起实际作用。但由于四川军阀调集重兵追堵，在泸州一带北渡长江难度太大。其中的土城一线，让刚刚复出的毛泽东承受了巨大压力，甚至连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毛泽东后来也曾这样评价过土城战役：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但正是因为土城战役的失利，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在军事上的最得意之笔。
4月，红军做出了佯攻贵阳的态势，蒋介石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的那封电报。他一面急令龙云的滇军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准备随时撤离。
看到云南境内一时兵力空虚，出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战机，红军立刻长驱西进，以一天120里的速度由黔西入滇，先头部队竟前伸到离昆明15公里处。
龙云既防红军，也防蒋介石，一面调集各地守军和民团驰援昆明，一面托人向红军表示滇军志在保境不会远追，切望不要进攻昆明。中央红军则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7条破船7天渡过了近3万人。
此前，国民党方面负责追击的薛岳因无云南军用地图，向“云南王”龙云求助。龙云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机师忽病，改用汽车。在曲靖附近正遇周恩来亲率的红军一部，20余份军用地图被截获，“附赠”一车普洱茶、白药和宣威火腿。当年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图，此番红军入川则由龙云献图。蒋介石知道后，在贵阳的官邸里狠狠摔了茶杯，大骂：“娘希匹！”
四川：大渡河边没有第二个石达开
当刘伯承一仰脖喝下这碗冰凉的血水后，望着对面年轻真诚的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大脑愈发清醒，庆幸红军选了走冕宁到安顺场的小路。而“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兄弟”这句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似乎还在耳边回响。夕阳西下，把高高的林梢染成一片青紫。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来到四川境内。根据会理会议决定，红军将继续北上，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苏区根据地。当时摆在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是经冕宁、大桥到安顺场这条崎岖难行的山路。
大路上川军刘文辉部严阵以待，刘湘部则在快步增援，小路却要通过当时被视为畏途的彝区。权衡之后，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向中央提交了走小路的报告，并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能顺利通过彝区，并非刘伯承一人之功，更得益于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当时，不光是彝族，长征路上一路遇到的藏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更没有保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红军一直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一项突出的内容，甚至在1935年8月，还正式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
除了一路上的秋毫无犯，更有宣传引导，让少数民族群众看到这支队伍身上的不同。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贺子珍弟弟贺敏仁因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走一些花边（银元），被军法枪毙。顺理成章的是，少数民族群众则为红军送菜送粮，带路送情报，还有的报名参军。
安顺场之役之后，便是惊心动魄的日行240里飞夺泸定桥，不仅让蒋介石本希望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设想破灭，更重要的是，让双方在气势上此消彼长。回顾前情，正是小叶丹的帮忙，让红军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到达大渡河比石达开的部队快了8天。
不少人此时笃信，朱毛红军不灭，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更是认为：“阅读长征的故事將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分歧：南下还是北上？ 叶剑英一生都被认为是个持重谨慎的人，不过在那次，却经历了难得的一次紧张。他不仅忘了随身携带手枪，甚至还来不及通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和机要科的骨干，就独自上路了。后来博古对他说：“你好险呀，你半夜走了十几二十分钟，4个持驳壳枪的人，就到处找你，要打死你。”
事情要退回到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后的1936年6月，在懋功（今四川小金）跟张国焘所率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当得知张国焘要来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步行出3里迎接。还没得及分享会师的喜悦，两大方面军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新的根据地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党中央认为“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建立“川康政府”。按当时形势，看似张国焘有理，陕西盘踞着张学良、杨虎城的几十万大军，比起南边刘湘的部队，被视为虎狼之师。但川康地区道狭人少，给养困难，一旦国民党军封锁了红军北上之路，红军有可能被困死。相反，北上可以实现团结更多群众和抗日的目标，且靠近苏联边境，可以打通国际通道。
虽然张国焘不情不愿，但两河口会议很快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中央红军再度更名为红一方面军。
会后，张国焘似乎并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才知道此时的四方面军的人数在两军会师后已占了八成。
果然，在离开两河口次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顺利灭敌”。周恩来获悉后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但从顾全大局的情况下，依然让出了总政委的职务。在随后计划的松潘战役中，却依然出现了张国焘不听指挥，按兵不动致使作战未能实行。
而在红一方面军北上前的两个小时，张国焘还再次致电，希望改变北上路线。叶剑英最早见到这封电报，由于情况异常紧急，立即上报中央，决定了凌晨两点出发的行动。叶剑英则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
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尾声：哈达铺的报纸和彭德怀之泪
历史往往由小概率事件决定。和张国焘一样，中央红军当时其实也并不完全知道，继续走下去，确切的终点会是哪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威震天下的38军军长梁兴初更不会想到，他的一次日常行动，改变了红军的历史。
此时已是1935年的9月，作为红军侦察连连长的梁兴初，在哈达铺找到了一批旧报纸，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
这才让中央知道，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领导的红26军5000余人和六七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在这里非常活跃。
于是，哈达铺的关帝庙，又一次成为了历史的见证，毛泽东就部队整编、挺进陕北等问题在这作了重要报告。然后全军从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把落脚点放在陕北。
而在红一方面军穿越若尔盖草地，经腊子口到甘南哈达铺的同时，张国焘开动近10万大军南下，進抵百丈关，喊出了“赤化全川”的口号，与刘湘的20万大军展开了决战。意识到红四方面军的目的是要夺取全四川后，担心老窝不保的四川军阀们破天荒团结了起来，迫使红四方面军败退，实力上也受到严重削弱。
另一方面，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也只剩下了只有1.4万人。到达哈达铺时，红三军团只剩2000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很多年之后，彭德怀回忆，红军从岷山上下来，往哈达铺走的行军途中，在已经闻到了麦香的时候，就有同志无缘无故地死了。
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至此，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史就是如此神奇，这一时间，几乎是掐点对表。习仲勋后来回忆，“要是毛主席晚来几天，我就被活埋了”。
原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中央的到来，得以纠正错误，“刀下留人”，否则，陕北红军的力量将会蒙受严重损失。
很快，随着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标志着长征最终胜利，中共中央也开始在大西北这块根据地上，为抗日战争厉兵秣马。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却也削弱了多路地方军阀，将他的势力伸进了今后成为抗战后方的大西南。
随后，中共中央也开始以各种形式总结长征得失，其实回顾长征历程，开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各种会，虽然有的料敌失算，有的力挽狂澜，但都是在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和变化着的形势校正原定计划，选择最合适的战略。一部长征史，是一部军事战略史，也是一部团结史，更是一部纪律史和纠错史。
毛泽东后来总结长征的时候说：“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