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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耘(以下简称“龙”):关于韩国1970年代的传播学,您曾经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这样的观点:它不是初创阶段新闻教育和研究的拓展,而是新闻业务教育的学术传统的断代、遗失。甚至是被西方大众传媒研究吞并。您提出这一看法主要是针对哪些问题呢?在韩国,传统的新闻学与目前的传播学是怎样的一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