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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在英国召开了G20伦敦峰会。在会议召开前夕,一部分民众聚集在伦敦大街上游行示威,约有2000人参加了游行示威。由于参加会议的是多国政要,警方如临大敌。游行示威中难免发生纠纷,但是英国警方的策略是明确的,那就是将所有抗议群众都聚集在邻近英格兰银行的一小块区域之中。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茶壶式”管理方法,据说可以有效地镇压可能出现的暴乱。
不应对群体采取敌对态度
自从经济危机到来之后,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民众都有一种危机感。在危机感的驱使下,游行示威甚至暴乱的群体性事件较以往有多发的态势。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网络的普及,群体性事件也在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警方对群体性事件都是预先采取对立的态度,把民众当成他们的“假想敌”。他们认为,群体性聚集就是动乱的温床,如同洪水猛兽,必须加以控制。
我国部分人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国家对游行示威是十分宽容和支持的。其实,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欧美国家,警方都奉行“聚众生事的民众如同洪水猛兽”这一理念。这也通常被当做控制群众的措施和驱散群众行动的根据。然而,一些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在示威游行、体育比赛、音乐节及其他群众场合,不仅群众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非常有理性的,而且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拥挤的人群更多的是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而不是惊慌失措地只顾自己逃命。对群众采取“茶壶式”管理方法等于火上浇油,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会导致动乱的爆发。通常政府对于群众的最好做法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家斯提芬·里切尔说:“在许多情况下,通过群体聚集表达看法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群体里的每个人不但不会倾向于丧失理性和暴力的行为,反而会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个性蜕变,驱使他们为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的最高利益而行动。越是在危险和紧急关头,这种个性蜕变越是强烈。里切尔说:“把群体看做是疯狂暴徒的聚集体,只是某些人荒诞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
对群体性事件采取正确的态度对维持治安和公共事件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群体性事件的传统观念仍然流传很广。一谈到聚集起来的群众,他们就认为会造成个性的缺失;一说顺其自然,他们就认为肯定会失控,导致最严重的暴力。”里切尔说。“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恰恰起的是反作用。如果你相信所有的人民大众都丧失了理性,即使里边有些有理性的很可能也是危险分子,那么因此你对待群众就常常会残酷无情,就会制止人们做他们有权利去做的事情。如果警方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采取敌对态度,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
有人说,毫无疑问,当成为群体性事件中的一分子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做出通常自己所憎恶的令人惊骇的事情来。他们列举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刺激了暴力发生的例子,从卢旺达胡图族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到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主义暴徒的私刑。同样,那些喜欢滋事生非的人会借口是群众的意愿兴风作浪把水搅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他人影响也很容易误入歧途。
其实,群体性事件演化成暴乱是特别罕见的,我们不应该以个别案例来夸大和渲染所有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里切尔说:“假如周末有100场足球比賽,出乱子的顶多有1%,可是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就会连篇累牍大做文章。”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灾难研究中心的特里希亚·瓦腾多夫认为,在拥挤的群众紧急事件中,恐慌情绪的广泛传播也是很少见的,仅仅会发生在特殊情况下,如逃出的通道开始堵死。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当多数人们互不相识时,人们最终的行为举止明显是理智的。
人们在群体性事件中会互助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约翰·德鲁里等人研究了近年来11起灾难性或接近于灾难性的群体性事件。比如,在1989年英国谢菲尔德市西尔斯堡体育场,个别足球迷情绪失控而出现暴力行为,警方立即采取令旁观者反感的过度严厉的弹压措施,结果引发球迷大规模和警方对峙,全场秩序顿时失控,造成了96名足球迷在这次群体性事件中因拥挤践踏而死亡。2002年,流线胖小子(Fatboy Slim)在布莱顿海滨举行露天音乐会时,一下子拥进去25万人,是预想的4倍,结果造成上百人受伤。在每一个灾难性群体事件发生之后,受到访问的人大都回想起当时有一种与周围的人团结一致的强烈感觉,结果他们才得以逃生。当时人们尽量做到严守秩序、彬彬有礼、团结互助,而绝不是与人相争或敌对。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互助合作,在这些灾难事件中肯定会死伤更多的人。研究人员在研究2005年7月7日在伦敦发生自杀性袭击时,被困在地铁里成群的旅客所表现出的相似的团结合作的行为模式。德鲁里说,人民大众的承受能力比预料的要大得多。
在发生突发性灾难时,或群体性事件演变成骚乱时,人们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惊慌情绪呢?瓦腾多夫说,在发生紧急事件时,组织人们立即采取一致行动并离开现场常常是很难的。例如,美国技术标准学会对于“9·11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事件”的分析表明,大多数人在飞机撞击大厦后的几分钟内只是惊慌了片刻,然后大家很快就镇静下来,有条不紊地打电话、收拾好文件并关上电脑,然后才自行迅速逃离。
研究人员正试图掌握这种将千百万个人凝聚成一个整体的心理过程。德鲁里、里切尔等人认为,在群体性事件中,一般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其他人同舟共济,同呼吸共命运,这样就会迫使自己与大家融为一体,并肩奋斗。里切尔说:“这是一种内心感觉上的转变,与平时的自我评价不同,危难之时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并处理好与其他人的关系。”
群体性骚乱的出现往往有一个突出的诱因,例如在公共场合突然燃起大火,或者在游行示威时警方的态度过激。里切尔说,此时人们的关系向亲密无间转变,人们开始相互信任,同心同德,共同对付“不利的因素”——大火或警察。英国利物浦大学专门研究足球场内的群体行为的克利福德·斯托特说,当群众的每个成员分担共同的社会身份时,群众就会从仅仅物质上的实体变成精神上的团结一致。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德鲁里、里切尔和大卫·诺维利共同在《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说明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迅速敏捷地团结起来,成为了“精神一致的群体”。研究人员将一些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分为两组,然后要求每个人都要和别人谈话,有的是自己那个组的,有的不是。在谈话之前,要求这些志愿者摆放好椅子来迎接谈话者。那些被告知要和自己组谈话的人摆放的座椅,要比准备和别的组谈话的人准备的座椅多20%。不仅如此,志愿者在谈话时还尽量和本组的人坐得近些。里切尔说:“这个实验中志愿者的表现说明某个不特定群体中的人会比较团结,近距离的聚集是他们表达团结的重要方式。”
由于人以群分,尽管是群体性聚集是暂时的,也会超越社会、种族和政治上的区别。1990年伦敦发生的人头税骚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到警方的态度过激,群情激昂,来自广泛背景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抗议者们都纷纷参加了这一行动。参加抗议的人们来自各个阶层各行各业,有些甚至是原来敌对的,有保守派,有宣传阶级斗争的激进分子,还有无政府主义分子,在警棍的敌视下,游行示威的人才暂时抛弃平时的偏见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暂时的团结一致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也是很强烈的。尽管在危难关头,人们可能会首先帮助自己的家庭成员,但是他们也会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真正的利益关系,会驱使成千上万个陌生人,即使他们原来互不相识,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没有任何组织,也从未有任何联系,此时此刻,他们会团结一致地行动。
那么,这种仅仅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发生的感情转移倾向究竟来自何方呢?谁也说不清楚,尽管这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英国肯特大学的马克·瓦格特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贾斯汀·帕克所指出,绝没有其他物种表现出具有这种形成如此快速的附着于某些大而无名的群体的能力。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共度危难时形成的这种强烈的联合倾向是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在古代的一些国家中,当男孩长大成人时都要举行成人仪式,通常要让他们聚集成一个临时性的群体,一起经受一段恐怖的经历,以便他们从这个“群体性事件”中体味和他人合作的重要性。
人们在群体性事件中是否总是具有固定的立场呢?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马克·列文发现,群众并非是完全随大流的白痴,他们也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力,会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自己的立场。在一场群体性事件中,如果警方敌视示威人群,人们就会团结起来“对付警方”。如果有人无理取闹或煽动闹事,而且警方采取有礼有节的应对措施,人们立即会改变立场支持警方,谴责那些闹事的人,甚至团结起来,把闹事的人驱逐出游行人群。
列文在2005年关于英国足球球迷的试验也证明群体立场的不确定性。他发现曼联队的支持者们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球队是多么强大而不可战胜,此时他们宁可帮助一个受了伤的身穿曼联队球衣的陌生人,而绝不会去帮助身穿对手利物浦队球衣和没有球队标志体恤的伤员。如果这些狂热的足球球迷观看的是没有曼联队参与的比赛,他们看到有人受伤了,无论伤者身穿利物浦还是曼联队的球衣,大家都会想着上前援救。然而很少有人会去援救那些衣服上没有任何球队标志的人。这表明了群体成员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也说明群体的立场是可以改变的。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科学方法是疏导
警方应该从群体性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汲取到什么經验呢?其实就是中国的古老治水方法:“洪水宜疏不宜堵”。因此,对付群体性事件,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当前管理游行示威群众的方法。目前警方全都注重于控制与自我控制,其作用可能恰恰相反。警方往往主观地认为聚众必然闹事,人们只要聚集成群,就会胡作非为,从而导致暴行与动乱,因此就这样想当然地以高压对待群众。而警方的镇压只会引起群众的团结奋起,共同反抗外来的威胁。
不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人员也认为,将群众围困在一个小圈子里的“茶壶式”管制并不是个好办法。斯托特说,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群众,只会使群众产生抵触心理,反而容易导致暴力。在足球比赛中警方低姿态的管理,能够显著地减少成群球迷的挑衅性行为。如果任随他们去的话,他们反而会自行组织起来维持球场秩序。同样,在游行示威或者其他群体性事件中,如果警方或政府应对得当,参与者会自发维持群体的正常秩序,防范骚乱的产生;如果警方或政府敌视参与者,他们就会放任骚乱,甚至参与制造骚乱。
在处理紧急情况时也需注意,在恐怖袭击和发生火灾的情况下,往往群众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来。企图干预群众以避免造成恐慌,如限制大家行动,这反而会令大家更加惊慌。瓦腾多夫说,关键在于要尽可能把实情告知大家,群众会明智的采取行动的。信息不透明的恶果是大家都成了“无头苍蝇”,越多的人想独自行动,就会造成竞争和破坏行为,大家逃生的机遇也就愈低。这种情况的实例是1985年8月的一场空难,英国一架空中旅游飞机在曼彻斯特机场跑道上突然起火,机长和乘务人员没有及时安抚乘客并告知实情,这导致乘客都想逃离不确定的险境。乱成一团的乘客降低了群体逃生的概率,大家在出口挤成一团,结果55名乘客丧生。事后的调查表明,如果信息透明,乘客就会团结一致,按顺序逃离机舱,死亡率也会大大降低。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警方和政府认为群众从来就是暴力和危险的根源。这一看法根深蒂固,一时还难以动摇。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越来越井然有序的群体性聚会可让警方认识到,游行示威的群众其实不是政府的对立面,他们只是想有一个合理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如果对群体性事件正确引导,群体性事件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要憎恶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可能让政府认识到坐在办公室里所不曾接触到的真相。■
编辑:孙薇薇jcfysww@126.com
不应对群体采取敌对态度
自从经济危机到来之后,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民众都有一种危机感。在危机感的驱使下,游行示威甚至暴乱的群体性事件较以往有多发的态势。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网络的普及,群体性事件也在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警方对群体性事件都是预先采取对立的态度,把民众当成他们的“假想敌”。他们认为,群体性聚集就是动乱的温床,如同洪水猛兽,必须加以控制。
我国部分人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国家对游行示威是十分宽容和支持的。其实,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欧美国家,警方都奉行“聚众生事的民众如同洪水猛兽”这一理念。这也通常被当做控制群众的措施和驱散群众行动的根据。然而,一些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在示威游行、体育比赛、音乐节及其他群众场合,不仅群众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非常有理性的,而且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拥挤的人群更多的是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而不是惊慌失措地只顾自己逃命。对群众采取“茶壶式”管理方法等于火上浇油,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会导致动乱的爆发。通常政府对于群众的最好做法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家斯提芬·里切尔说:“在许多情况下,通过群体聚集表达看法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群体里的每个人不但不会倾向于丧失理性和暴力的行为,反而会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个性蜕变,驱使他们为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的最高利益而行动。越是在危险和紧急关头,这种个性蜕变越是强烈。里切尔说:“把群体看做是疯狂暴徒的聚集体,只是某些人荒诞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
对群体性事件采取正确的态度对维持治安和公共事件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群体性事件的传统观念仍然流传很广。一谈到聚集起来的群众,他们就认为会造成个性的缺失;一说顺其自然,他们就认为肯定会失控,导致最严重的暴力。”里切尔说。“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恰恰起的是反作用。如果你相信所有的人民大众都丧失了理性,即使里边有些有理性的很可能也是危险分子,那么因此你对待群众就常常会残酷无情,就会制止人们做他们有权利去做的事情。如果警方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采取敌对态度,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
有人说,毫无疑问,当成为群体性事件中的一分子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做出通常自己所憎恶的令人惊骇的事情来。他们列举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刺激了暴力发生的例子,从卢旺达胡图族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到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主义暴徒的私刑。同样,那些喜欢滋事生非的人会借口是群众的意愿兴风作浪把水搅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他人影响也很容易误入歧途。
其实,群体性事件演化成暴乱是特别罕见的,我们不应该以个别案例来夸大和渲染所有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里切尔说:“假如周末有100场足球比賽,出乱子的顶多有1%,可是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就会连篇累牍大做文章。”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灾难研究中心的特里希亚·瓦腾多夫认为,在拥挤的群众紧急事件中,恐慌情绪的广泛传播也是很少见的,仅仅会发生在特殊情况下,如逃出的通道开始堵死。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当多数人们互不相识时,人们最终的行为举止明显是理智的。
人们在群体性事件中会互助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约翰·德鲁里等人研究了近年来11起灾难性或接近于灾难性的群体性事件。比如,在1989年英国谢菲尔德市西尔斯堡体育场,个别足球迷情绪失控而出现暴力行为,警方立即采取令旁观者反感的过度严厉的弹压措施,结果引发球迷大规模和警方对峙,全场秩序顿时失控,造成了96名足球迷在这次群体性事件中因拥挤践踏而死亡。2002年,流线胖小子(Fatboy Slim)在布莱顿海滨举行露天音乐会时,一下子拥进去25万人,是预想的4倍,结果造成上百人受伤。在每一个灾难性群体事件发生之后,受到访问的人大都回想起当时有一种与周围的人团结一致的强烈感觉,结果他们才得以逃生。当时人们尽量做到严守秩序、彬彬有礼、团结互助,而绝不是与人相争或敌对。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互助合作,在这些灾难事件中肯定会死伤更多的人。研究人员在研究2005年7月7日在伦敦发生自杀性袭击时,被困在地铁里成群的旅客所表现出的相似的团结合作的行为模式。德鲁里说,人民大众的承受能力比预料的要大得多。
在发生突发性灾难时,或群体性事件演变成骚乱时,人们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惊慌情绪呢?瓦腾多夫说,在发生紧急事件时,组织人们立即采取一致行动并离开现场常常是很难的。例如,美国技术标准学会对于“9·11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事件”的分析表明,大多数人在飞机撞击大厦后的几分钟内只是惊慌了片刻,然后大家很快就镇静下来,有条不紊地打电话、收拾好文件并关上电脑,然后才自行迅速逃离。
研究人员正试图掌握这种将千百万个人凝聚成一个整体的心理过程。德鲁里、里切尔等人认为,在群体性事件中,一般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其他人同舟共济,同呼吸共命运,这样就会迫使自己与大家融为一体,并肩奋斗。里切尔说:“这是一种内心感觉上的转变,与平时的自我评价不同,危难之时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并处理好与其他人的关系。”
群体性骚乱的出现往往有一个突出的诱因,例如在公共场合突然燃起大火,或者在游行示威时警方的态度过激。里切尔说,此时人们的关系向亲密无间转变,人们开始相互信任,同心同德,共同对付“不利的因素”——大火或警察。英国利物浦大学专门研究足球场内的群体行为的克利福德·斯托特说,当群众的每个成员分担共同的社会身份时,群众就会从仅仅物质上的实体变成精神上的团结一致。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德鲁里、里切尔和大卫·诺维利共同在《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说明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迅速敏捷地团结起来,成为了“精神一致的群体”。研究人员将一些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分为两组,然后要求每个人都要和别人谈话,有的是自己那个组的,有的不是。在谈话之前,要求这些志愿者摆放好椅子来迎接谈话者。那些被告知要和自己组谈话的人摆放的座椅,要比准备和别的组谈话的人准备的座椅多20%。不仅如此,志愿者在谈话时还尽量和本组的人坐得近些。里切尔说:“这个实验中志愿者的表现说明某个不特定群体中的人会比较团结,近距离的聚集是他们表达团结的重要方式。”
由于人以群分,尽管是群体性聚集是暂时的,也会超越社会、种族和政治上的区别。1990年伦敦发生的人头税骚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到警方的态度过激,群情激昂,来自广泛背景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抗议者们都纷纷参加了这一行动。参加抗议的人们来自各个阶层各行各业,有些甚至是原来敌对的,有保守派,有宣传阶级斗争的激进分子,还有无政府主义分子,在警棍的敌视下,游行示威的人才暂时抛弃平时的偏见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暂时的团结一致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也是很强烈的。尽管在危难关头,人们可能会首先帮助自己的家庭成员,但是他们也会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真正的利益关系,会驱使成千上万个陌生人,即使他们原来互不相识,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没有任何组织,也从未有任何联系,此时此刻,他们会团结一致地行动。
那么,这种仅仅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发生的感情转移倾向究竟来自何方呢?谁也说不清楚,尽管这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英国肯特大学的马克·瓦格特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贾斯汀·帕克所指出,绝没有其他物种表现出具有这种形成如此快速的附着于某些大而无名的群体的能力。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共度危难时形成的这种强烈的联合倾向是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在古代的一些国家中,当男孩长大成人时都要举行成人仪式,通常要让他们聚集成一个临时性的群体,一起经受一段恐怖的经历,以便他们从这个“群体性事件”中体味和他人合作的重要性。
人们在群体性事件中是否总是具有固定的立场呢?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马克·列文发现,群众并非是完全随大流的白痴,他们也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力,会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自己的立场。在一场群体性事件中,如果警方敌视示威人群,人们就会团结起来“对付警方”。如果有人无理取闹或煽动闹事,而且警方采取有礼有节的应对措施,人们立即会改变立场支持警方,谴责那些闹事的人,甚至团结起来,把闹事的人驱逐出游行人群。
列文在2005年关于英国足球球迷的试验也证明群体立场的不确定性。他发现曼联队的支持者们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球队是多么强大而不可战胜,此时他们宁可帮助一个受了伤的身穿曼联队球衣的陌生人,而绝不会去帮助身穿对手利物浦队球衣和没有球队标志体恤的伤员。如果这些狂热的足球球迷观看的是没有曼联队参与的比赛,他们看到有人受伤了,无论伤者身穿利物浦还是曼联队的球衣,大家都会想着上前援救。然而很少有人会去援救那些衣服上没有任何球队标志的人。这表明了群体成员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也说明群体的立场是可以改变的。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科学方法是疏导
警方应该从群体性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汲取到什么經验呢?其实就是中国的古老治水方法:“洪水宜疏不宜堵”。因此,对付群体性事件,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当前管理游行示威群众的方法。目前警方全都注重于控制与自我控制,其作用可能恰恰相反。警方往往主观地认为聚众必然闹事,人们只要聚集成群,就会胡作非为,从而导致暴行与动乱,因此就这样想当然地以高压对待群众。而警方的镇压只会引起群众的团结奋起,共同反抗外来的威胁。
不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人员也认为,将群众围困在一个小圈子里的“茶壶式”管制并不是个好办法。斯托特说,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群众,只会使群众产生抵触心理,反而容易导致暴力。在足球比赛中警方低姿态的管理,能够显著地减少成群球迷的挑衅性行为。如果任随他们去的话,他们反而会自行组织起来维持球场秩序。同样,在游行示威或者其他群体性事件中,如果警方或政府应对得当,参与者会自发维持群体的正常秩序,防范骚乱的产生;如果警方或政府敌视参与者,他们就会放任骚乱,甚至参与制造骚乱。
在处理紧急情况时也需注意,在恐怖袭击和发生火灾的情况下,往往群众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来。企图干预群众以避免造成恐慌,如限制大家行动,这反而会令大家更加惊慌。瓦腾多夫说,关键在于要尽可能把实情告知大家,群众会明智的采取行动的。信息不透明的恶果是大家都成了“无头苍蝇”,越多的人想独自行动,就会造成竞争和破坏行为,大家逃生的机遇也就愈低。这种情况的实例是1985年8月的一场空难,英国一架空中旅游飞机在曼彻斯特机场跑道上突然起火,机长和乘务人员没有及时安抚乘客并告知实情,这导致乘客都想逃离不确定的险境。乱成一团的乘客降低了群体逃生的概率,大家在出口挤成一团,结果55名乘客丧生。事后的调查表明,如果信息透明,乘客就会团结一致,按顺序逃离机舱,死亡率也会大大降低。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警方和政府认为群众从来就是暴力和危险的根源。这一看法根深蒂固,一时还难以动摇。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越来越井然有序的群体性聚会可让警方认识到,游行示威的群众其实不是政府的对立面,他们只是想有一个合理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如果对群体性事件正确引导,群体性事件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要憎恶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可能让政府认识到坐在办公室里所不曾接触到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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