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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英家里挂着一个红色的牌子，红色底上用金色字写着“光荣之家”，这个牌子里有着范英的故事。
奶奶的乳汁
1937年，范英的母亲生下他第四天就去世了，他没吃上母亲的一口乳汁，他父亲婚后没多久就去参加革命，家里人只知道他父亲范生荣参加了新四军在外面打仗，未曾回来过。
范英老家在山西阳高，日本人侵略山西，烧毁了家里的房子，把家里的牲口杀的杀，掳的掳。范家十几口子人为了活命举家逃到了当时绥远省（今内蒙古）的官屯堡，给地主当长工。
范英是吃他奶奶的乳汁长大的。范英出生的时候他四叔只比他大两个月，刚开始他和四叔都能吃上奶，但村里的生活很艰苦，奶奶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没有多少乳汁可以同时哺育两个孩子长大。奶奶看着襁褓里的范英，这是在战场上拼杀的大儿子的血脉。奶奶有意偏向范英，范英吃得多，四叔吃得少;后来村子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范英的奶奶经常吃不饱，奶水跟着也少了，但都紧着范英吃，奶奶就给四叔喝些面糊或是不知什么野菜熬的汤水。奶奶抱着范英在炕头喂奶，范英的四叔就躺在炕的另一边饿得直哭。后来四叔的哭声一天比一天弱，哭的次数越来越少，奶奶只是偶尔去拍拍，便跑去院子里默默地抹眼泪。没几天家里就剩下一个孩子的哭声了，声音很亮，奶奶就这样用小儿子的命换了大孙子的命。
范英一天天长大，奶奶抱着他的时候，很爱摩挲他的胳膊，嘴里念叨着：“瞧瞧你这胳膊瘦得没有一点肉，骨头硬邦邦的，扁扁的，跟你父亲一样样的。”奶奶看着他的时候，就是在看他的父亲。奶奶每天都惦记着在外打仗的儿子，村子里时常有新四军路过歇脚，奶奶听说后就去打问儿子的下落。范英奶奶是小脚，赶着去打问消息的时候扭着身子，两只脚紧倒腾，总是快到的時候又迟疑着不再往前走，她想知道儿子的消息，又怕听到坏消息。听到和儿子一样去参军的人传来噩耗，奶奶就更紧张了，附近打了仗，奶奶便不出门了，提心吊胆的日子里也会听到她的狠话：“不想了！生死都是命！”说完总要搂着范英发会儿呆，隔日又去留意部队上的消息。范英四岁时，父亲随部队路过村子回了一次家，那时候他正跟伙伴们村里村外的野，不知跑到什么地方玩去了，等他疯玩回来，奶奶指着村口说：“你大（父亲的意思）回来了，部队行军路过进来看你，我在村里寻不见你，你大不能等太久，跟上队伍上前线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见吧！”
范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父亲了，他的父亲牺牲了。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抓回了官屯堡，日本人从他父亲那里得不到想要的情报便恼羞成怒，在范生荣的两根锁骨上用刺刀挖出了两个洞，把铁链锁在了他的锁骨上，另一头拴在马鞍上，他的双手被捆在背后。日本人骑着马在前面跑，范生荣在后面跟着跑，马跑得太快了，范生荣没跟多远就摔倒了，堡子外面的土地上有长长的一道血迹。躲在附近的乡亲告诉奶奶，她的大儿子范生荣被活活拖死了，那是1941年，范英的父亲30岁。因为范生荣是新四军，日本人说谁给范生荣收尸，便与新四军同罪论处，范生荣在官屯堡外面的野地里躺着，孤零零的。夜里乡亲们轮番守着，拿着石头和棍子驱赶野狗和豺狼。第三天的时候有个乡亲偷偷去收尸，被日本人发现，一枪把他打死了。村里的人跟范英的奶奶说：“生荣妈，放心哇！咱咋也要把生荣接回来，叫他入土为安！”
奶奶庆幸活着的孩子是范英。
这一年他有了官名——范英，意为英雄的儿子，也是希望如他父亲一样，成为英雄。
范英从来没见过父亲，但村里人都说他长得很像父亲，父亲的墓地他倒时常去，他站在那里想象着父亲的样子，大脑里却一片空白。
父亲牺牲后，范英成了孤儿，是烈士遗孤，可那时候他还不懂悲伤。奶奶说总要有人去打那该死的日本兵，把他们轰走。抗日部队在附近休整的时候，给家里送来了三百斤小米，没过多久又送来了烈属证，范英这才知道父亲是三十五旅的侦察连长。来的人说是连长，可能也是为了安慰家属，因为后来他长大识字后，看到县志上写着：范生荣，三十五旅侦察连战士。范英关于那时候的事的记忆很少，部队上的人握着他奶奶的手说了很多，他印象深的是组织上送来的小米，三四个人扛了好几袋，大袋子、小袋子都打着补丁，够一家人吃一年的。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粮食，要是早有这么多粮食，他四叔应该就能活下来。村里的孩子整日打闹，各家的大人都告诫自家的孩子不许欺负范英这个老范家的孩子，村里人都说：“范英的大是个英雄，让日本人害死了。咱村儿要保住老范家这根苗！”
两次遇到狼
日子越来越艰难，夏天是最好挨过去的，范英只有一条短裤度日，是奶奶将他三叔的裤子按他的尺寸改了改，才有了这条短裤，毕竟孩子大了懂得羞了，不能总光着腚。小孩子的心里藏不了太多的苦，只要太阳升起就是新的一天。村里有钱人家生活都烧煤烧炭，穷人家只能上山打柴。范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每天都要去村外搂柴，为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想搂得多要去山上，还能拾到大人们砍柴时跌落的碎柴。奶奶常在嘴里念叨，我的大孙子不吃干饭，小小的脊背却能背那么多的柴。他每天走到村口时，看不见人只能看到柴堆下两个小脚丫。奶奶对他心疼得紧。入秋了，日头落得早，范英记得一天日头快落山时，他们这些孩子就要走到村口了，忽然蹿出一只狼，狼肯定是饿急了，冲着他们龇牙，发出呜呜的低吼。他们赶紧把搂来的柴堆在前面，将狼隔开。狼围着孩子们打转，孩子们也背靠着背围成一个圈，不停地随着狼转动着。搂柴的小孩子每个人有个小耙子，跟他们的胳膊差不多长短，孩子们拼命地叫喊着，手里不停地挥舞着小耙子。没有人哭只是拼命叫人，万幸，离村口很近，村里的人听到他们的喊声拿着锄头跑出来，狼见人多势众便扭头跑了。这是范英第一次见到狼，不久之后他又一次见到了狼……奶奶年岁大了已经没法下地干活，她只在家里做些饭，地里的活都交给了二叔和三叔，范英负责往地头送饭。家里的地和村子隔了一条沟，每次送饭都要在沟里走一截，再爬上去才能到地头。这是往日里范英再熟悉不过的一条路，晌午他在沟里七拐八拐去送饭，忽然沟前方不远拐弯处出现了一只狼，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想吃他们的那只狼。狼今天没有犹豫，看到范英的第一眼便向他跑来。范英的第一反应是往沟外跑，跑到开阔的地头。他害怕极了，手里紧紧地攥着陶饭罐，狼离他很近，跑的时候可以听到狼的喘息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平日里范英是村里跑得最快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得过狼，万幸的是范英从沟里跑上地面正好也到了二叔、三叔干活的地头，他们见范英身后紧接着跃上来的狼，赶紧拿起锄头上来驱赶，狼见人多便只好悻悻地离开。范英差一点连孤儿也做不成了，回家的路上是三叔抱着他，吓坏了的范英已经走不了路了，三叔拍着范英说：“差点对不起大哥，我娃命大得很。” 过冬穿的皮袄
最难挨的是冬天，家里的钱和粮食一直都不够生计，更没办法给范英换一身冬天的衣服，没有抵抗寒冬的衣服，整日只能在炕上窝着没法出门，拾柴的活儿只好让大人去做。附近又在打仗了，村外偶尔有逃难的人路过。有一天奶奶看到有个人躺在村口一动不动，她不敢上前就远远地观望，村里的人说那个人死了，不知是哪里逃难来的，不是附近村子的人。奶奶看着那个死人心里打起了算盘，她每天天亮前和天黑后都去村口看看那个人还在不在。冬越深越冷，奶奶想把那人身上的皮袄拿回来给范英穿，她一个小脚女人力气太小拖不动，便鼓起勇气去找村里范英的姑父。奶奶抬着那个人的脚，姑父抬着那个人的肩膀，奶奶低着头走不敢抬头，因为她一抬头刚好看到那个死人黢黑的脸，她害怕。没抬多久就要和姑父换位置，她实在受不了每次抬头都看到那张死人脸。往下脱死人衣服的时候，奶奶都不敢睁眼，手抖得抓不住衣服，全凭姑父帮忙扒下来，才给范英找了身过冬的皮袄。奶奶和姑父将人安葬在村外的野地里，奶奶说白天吓得够呛，晚上并没有做噩梦，八成是太想给孩子找身衣服过冬了。奶奶将衣服晾在院里冻了好几天，范英在家里看着那衣服，有了它便能度过这个冬天，寒风吹散了皮袄上的死人味，皮袄里面全是虱子，这么多的虱子穿上肯定咬得人受不了，奶奶在锅里烧了一大锅开水，把皮袄放进去煮了两次才把虱子都烫死。就这样范英穿着奶奶从死人身上得来的这件皮袄挺过了好几个寒冬。
没交过学费的学生
赶走日本人后范英有机会上学了，父亲的战友来告诉奶奶：“要让孩子上学，范英是烈士的孩子不要担心学费。”刚去上学的时候，外村的孩子都说范英没大大（父亲），为此他和同学打过架。后来老师知道了，在班里告诫同学们：“这么说烈士的孩子是忘恩负义。”范英白天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要和三叔再去地里干活，没有作业本就用棍子在土地上写。虽然家里穷，但他上学一天也没有落下，奶奶不许他辍学。村里和县里也时常对这些烈属的孩子照应着。上学的机会是国家给的，口粮还得靠家里，奶奶有时候给他烙些野菜糊的饼子充饥，有时候给他拿个土豆。半大小子最费粮食，范英在学校饿的时候走路都晕晕乎乎的，饿得厉害了胃里绞痛，他就蜷在墙角扛过这一阵。学校的老师很怜惜他，知道他是个孤儿，家里又困难，时常给范英带些吃的充饥。奶奶没想到他能考上县里的高中，那里离家更远了，出门上学要带口粮走。走的时候奶奶给他带上一口袋土豆，一张老牛皮当铺盖，他便出门了。奶奶给他纳了双鞋，但他不舍得穿，用绳子把鞋捆起来挂在脖子上，他是高中唯一一个光着脚来报到的，从家走到县里的高中要走一整天，他已经习惯了脚踩在地上的感觉。这双鞋他要留着冬天穿，要是现在就穿，等到冬天鞋烂了就没得穿了。中学住宿舍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起夜时用的痰盂，同学们买的2毛钱的痰盂都太贵，范英从家拿的钱要尽量坚持得久些，以便减轻家里的负担。他看上的是一个陶盆，虽然可能不结实，但他只负担得起这个陶盆，老板见他拮据只要了两分钱。这个陶盆用到他高中毕业，宿舍的同学都躲着他的陶盆，怕给打坏了。住校的日子范英最怕睡觉，他的床铺没有褥子，直接睡在床板上，也没有枕头，他只有一张奶奶给的牛皮。入夏的时候，总是半夜热醒，牛皮不透气，盖在身上捂出一身汗，不盖又有些冷，盖一会儿就热醒了，整晚也睡不好。冬天比夏天好不到哪里去，宿舍里虽生着炉子但是房子跑风漏气，晚上睡觉还是很冷的。范英冬天睡觉从没有脱过衣服，他的那张牛皮到了冬天被冻得硬邦邦的，盖在身上还支棱着，不像夏天能裹在身上。宿舍里是冷的，皮子更冷，起不到保暖作用。生活老师在查宿舍的时候看到他只有一张破牛皮做铺盖，就向学校反映了烈士子女没有棉被褥的情况，范英的新被褥是学校给他做的，那是他第一次躺在棉褥子上盖着棉被睡觉。范英是烈属，上学的学费都是国家帮他交的，可住校的日子还要吃饭，他交不起饭钱，学校也想办法帮他承担了吃饭的费用。周末休息的时候他就到学校周边干苦力挣生活费，一来补贴自己上学的花销，二来也能帮家里减轻负担。范英一直很珍惜上学的日子，感激国家和学校供他读书。
范英从没想过还有机会上大学。高考前班主任老师找他谈话，老师知道他家里困难，以他的成绩肯定可以考上，但是家里沒法供他。老师说内蒙古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要提前来招生，范英个子高身体素质好，平时打篮球跑步都不在话下，报考体育专业肯定没问题。体育专业的学生由学校发衣服，连鞋袜也发，口粮由国家管，按运动员标准发，每人每月40斤粮食。以他的家庭条件，也只有报考这样国家管穿管吃的专业才能把大学念完。后来师范学院来招生他顺利被提前录取。上了大学范英不再愁没鞋穿、没饭吃了，但也有了抱憾终身的事。其实他参加高考的时候很想学医，如果选择医学，这个专业是没有口粮补贴的，学生去上学要从自己家里带口粮，平时的穿衣生活都要靠家里供，他很羡慕同村报考医学专业的同学。后来范英还会想象如果自己报考了医学专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1959年他走到了离家更远的地方——绥远，在内蒙古师范学院读大学。大学的日子很幸福，学校发了球鞋、球衣，他第一次有了新衣服，领到了学校发的饭票，不再为吃穿发愁。在大学期间，范英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真正成了党的孩子。
孩子献给国家
范英毕业的时候拒绝了学校让他留在呼和浩特的决定，他要回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在那里当一名乡村教师，他不想再给国家添麻烦了。由于范英在校任教期间工作认真，组织上曾经提拔他到乌海市一中担任校长，但那时候他所在的隆盛庄中学教师稀缺，他再次拒绝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机会，留在了隆盛庄中学。1976年他从老家的农村中学调任到丰镇县一中，一路办手续都会碰到喊他老师的学生，他没想到会有桃李满天下的日子。他希望自己是个好老师，不辜负国家，不辜负学生们喊他一声“老师”。
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颁给他高级教师证书的时候他觉得他做到了。
谁能想到一个孤儿还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范英自从有了两个儿子，就想着到了年龄就送他们去当兵，什么兵都可以。他要把这两个孩子送给国家，让他们也像他们的爷爷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做敢打仗的硬骨头，守护国家。每个儿子参加征兵时他都亲自陪同，家里的二儿子当兵时范英亲手给儿子戴上了大红花，他时常鼓励孙辈入党、参军，这也给家里的孩子们心中扎下了红色的根。他希望子孙都不要忘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不要忘记他们的祖辈是被国家养大的孩子，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后代。
这是我爷爷范英的故事，这故事今后会留在我的血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来慰问82岁的爷爷，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他的眼神十分坚定，只说：“没有困难，我是党养大的孩子，不能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了。”
奶奶的乳汁
1937年，范英的母亲生下他第四天就去世了，他没吃上母亲的一口乳汁，他父亲婚后没多久就去参加革命，家里人只知道他父亲范生荣参加了新四军在外面打仗，未曾回来过。
范英老家在山西阳高，日本人侵略山西，烧毁了家里的房子，把家里的牲口杀的杀，掳的掳。范家十几口子人为了活命举家逃到了当时绥远省（今内蒙古）的官屯堡，给地主当长工。
范英是吃他奶奶的乳汁长大的。范英出生的时候他四叔只比他大两个月，刚开始他和四叔都能吃上奶，但村里的生活很艰苦，奶奶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没有多少乳汁可以同时哺育两个孩子长大。奶奶看着襁褓里的范英，这是在战场上拼杀的大儿子的血脉。奶奶有意偏向范英，范英吃得多，四叔吃得少;后来村子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范英的奶奶经常吃不饱，奶水跟着也少了，但都紧着范英吃，奶奶就给四叔喝些面糊或是不知什么野菜熬的汤水。奶奶抱着范英在炕头喂奶，范英的四叔就躺在炕的另一边饿得直哭。后来四叔的哭声一天比一天弱，哭的次数越来越少，奶奶只是偶尔去拍拍，便跑去院子里默默地抹眼泪。没几天家里就剩下一个孩子的哭声了，声音很亮，奶奶就这样用小儿子的命换了大孙子的命。
范英一天天长大，奶奶抱着他的时候，很爱摩挲他的胳膊，嘴里念叨着：“瞧瞧你这胳膊瘦得没有一点肉，骨头硬邦邦的，扁扁的，跟你父亲一样样的。”奶奶看着他的时候，就是在看他的父亲。奶奶每天都惦记着在外打仗的儿子，村子里时常有新四军路过歇脚，奶奶听说后就去打问儿子的下落。范英奶奶是小脚，赶着去打问消息的时候扭着身子，两只脚紧倒腾，总是快到的時候又迟疑着不再往前走，她想知道儿子的消息，又怕听到坏消息。听到和儿子一样去参军的人传来噩耗，奶奶就更紧张了，附近打了仗，奶奶便不出门了，提心吊胆的日子里也会听到她的狠话：“不想了！生死都是命！”说完总要搂着范英发会儿呆，隔日又去留意部队上的消息。范英四岁时，父亲随部队路过村子回了一次家，那时候他正跟伙伴们村里村外的野，不知跑到什么地方玩去了，等他疯玩回来，奶奶指着村口说：“你大（父亲的意思）回来了，部队行军路过进来看你，我在村里寻不见你，你大不能等太久，跟上队伍上前线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见吧！”
范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父亲了，他的父亲牺牲了。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抓回了官屯堡，日本人从他父亲那里得不到想要的情报便恼羞成怒，在范生荣的两根锁骨上用刺刀挖出了两个洞，把铁链锁在了他的锁骨上，另一头拴在马鞍上，他的双手被捆在背后。日本人骑着马在前面跑，范生荣在后面跟着跑，马跑得太快了，范生荣没跟多远就摔倒了，堡子外面的土地上有长长的一道血迹。躲在附近的乡亲告诉奶奶，她的大儿子范生荣被活活拖死了，那是1941年，范英的父亲30岁。因为范生荣是新四军，日本人说谁给范生荣收尸，便与新四军同罪论处，范生荣在官屯堡外面的野地里躺着，孤零零的。夜里乡亲们轮番守着，拿着石头和棍子驱赶野狗和豺狼。第三天的时候有个乡亲偷偷去收尸，被日本人发现，一枪把他打死了。村里的人跟范英的奶奶说：“生荣妈，放心哇！咱咋也要把生荣接回来，叫他入土为安！”
奶奶庆幸活着的孩子是范英。
这一年他有了官名——范英，意为英雄的儿子，也是希望如他父亲一样，成为英雄。
范英从来没见过父亲，但村里人都说他长得很像父亲，父亲的墓地他倒时常去，他站在那里想象着父亲的样子，大脑里却一片空白。
父亲牺牲后，范英成了孤儿，是烈士遗孤，可那时候他还不懂悲伤。奶奶说总要有人去打那该死的日本兵，把他们轰走。抗日部队在附近休整的时候，给家里送来了三百斤小米，没过多久又送来了烈属证，范英这才知道父亲是三十五旅的侦察连长。来的人说是连长，可能也是为了安慰家属，因为后来他长大识字后，看到县志上写着：范生荣，三十五旅侦察连战士。范英关于那时候的事的记忆很少，部队上的人握着他奶奶的手说了很多，他印象深的是组织上送来的小米，三四个人扛了好几袋，大袋子、小袋子都打着补丁，够一家人吃一年的。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粮食，要是早有这么多粮食，他四叔应该就能活下来。村里的孩子整日打闹，各家的大人都告诫自家的孩子不许欺负范英这个老范家的孩子，村里人都说：“范英的大是个英雄，让日本人害死了。咱村儿要保住老范家这根苗！”
两次遇到狼
日子越来越艰难，夏天是最好挨过去的，范英只有一条短裤度日，是奶奶将他三叔的裤子按他的尺寸改了改，才有了这条短裤，毕竟孩子大了懂得羞了，不能总光着腚。小孩子的心里藏不了太多的苦，只要太阳升起就是新的一天。村里有钱人家生活都烧煤烧炭，穷人家只能上山打柴。范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每天都要去村外搂柴，为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想搂得多要去山上，还能拾到大人们砍柴时跌落的碎柴。奶奶常在嘴里念叨，我的大孙子不吃干饭，小小的脊背却能背那么多的柴。他每天走到村口时，看不见人只能看到柴堆下两个小脚丫。奶奶对他心疼得紧。入秋了，日头落得早，范英记得一天日头快落山时，他们这些孩子就要走到村口了，忽然蹿出一只狼，狼肯定是饿急了，冲着他们龇牙，发出呜呜的低吼。他们赶紧把搂来的柴堆在前面，将狼隔开。狼围着孩子们打转，孩子们也背靠着背围成一个圈，不停地随着狼转动着。搂柴的小孩子每个人有个小耙子，跟他们的胳膊差不多长短，孩子们拼命地叫喊着，手里不停地挥舞着小耙子。没有人哭只是拼命叫人，万幸，离村口很近，村里的人听到他们的喊声拿着锄头跑出来，狼见人多势众便扭头跑了。这是范英第一次见到狼，不久之后他又一次见到了狼……奶奶年岁大了已经没法下地干活，她只在家里做些饭，地里的活都交给了二叔和三叔，范英负责往地头送饭。家里的地和村子隔了一条沟，每次送饭都要在沟里走一截，再爬上去才能到地头。这是往日里范英再熟悉不过的一条路，晌午他在沟里七拐八拐去送饭，忽然沟前方不远拐弯处出现了一只狼，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想吃他们的那只狼。狼今天没有犹豫，看到范英的第一眼便向他跑来。范英的第一反应是往沟外跑，跑到开阔的地头。他害怕极了，手里紧紧地攥着陶饭罐，狼离他很近，跑的时候可以听到狼的喘息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平日里范英是村里跑得最快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得过狼，万幸的是范英从沟里跑上地面正好也到了二叔、三叔干活的地头，他们见范英身后紧接着跃上来的狼，赶紧拿起锄头上来驱赶，狼见人多便只好悻悻地离开。范英差一点连孤儿也做不成了，回家的路上是三叔抱着他，吓坏了的范英已经走不了路了，三叔拍着范英说：“差点对不起大哥，我娃命大得很。” 过冬穿的皮袄
最难挨的是冬天，家里的钱和粮食一直都不够生计，更没办法给范英换一身冬天的衣服，没有抵抗寒冬的衣服，整日只能在炕上窝着没法出门，拾柴的活儿只好让大人去做。附近又在打仗了，村外偶尔有逃难的人路过。有一天奶奶看到有个人躺在村口一动不动，她不敢上前就远远地观望，村里的人说那个人死了，不知是哪里逃难来的，不是附近村子的人。奶奶看着那个死人心里打起了算盘，她每天天亮前和天黑后都去村口看看那个人还在不在。冬越深越冷，奶奶想把那人身上的皮袄拿回来给范英穿，她一个小脚女人力气太小拖不动，便鼓起勇气去找村里范英的姑父。奶奶抬着那个人的脚，姑父抬着那个人的肩膀，奶奶低着头走不敢抬头，因为她一抬头刚好看到那个死人黢黑的脸，她害怕。没抬多久就要和姑父换位置，她实在受不了每次抬头都看到那张死人脸。往下脱死人衣服的时候，奶奶都不敢睁眼，手抖得抓不住衣服，全凭姑父帮忙扒下来，才给范英找了身过冬的皮袄。奶奶和姑父将人安葬在村外的野地里，奶奶说白天吓得够呛，晚上并没有做噩梦，八成是太想给孩子找身衣服过冬了。奶奶将衣服晾在院里冻了好几天，范英在家里看着那衣服，有了它便能度过这个冬天，寒风吹散了皮袄上的死人味，皮袄里面全是虱子，这么多的虱子穿上肯定咬得人受不了，奶奶在锅里烧了一大锅开水，把皮袄放进去煮了两次才把虱子都烫死。就这样范英穿着奶奶从死人身上得来的这件皮袄挺过了好几个寒冬。
没交过学费的学生
赶走日本人后范英有机会上学了，父亲的战友来告诉奶奶：“要让孩子上学，范英是烈士的孩子不要担心学费。”刚去上学的时候，外村的孩子都说范英没大大（父亲），为此他和同学打过架。后来老师知道了，在班里告诫同学们：“这么说烈士的孩子是忘恩负义。”范英白天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要和三叔再去地里干活，没有作业本就用棍子在土地上写。虽然家里穷，但他上学一天也没有落下，奶奶不许他辍学。村里和县里也时常对这些烈属的孩子照应着。上学的机会是国家给的，口粮还得靠家里，奶奶有时候给他烙些野菜糊的饼子充饥，有时候给他拿个土豆。半大小子最费粮食，范英在学校饿的时候走路都晕晕乎乎的，饿得厉害了胃里绞痛，他就蜷在墙角扛过这一阵。学校的老师很怜惜他，知道他是个孤儿，家里又困难，时常给范英带些吃的充饥。奶奶没想到他能考上县里的高中，那里离家更远了，出门上学要带口粮走。走的时候奶奶给他带上一口袋土豆，一张老牛皮当铺盖，他便出门了。奶奶给他纳了双鞋，但他不舍得穿，用绳子把鞋捆起来挂在脖子上，他是高中唯一一个光着脚来报到的，从家走到县里的高中要走一整天，他已经习惯了脚踩在地上的感觉。这双鞋他要留着冬天穿，要是现在就穿，等到冬天鞋烂了就没得穿了。中学住宿舍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起夜时用的痰盂，同学们买的2毛钱的痰盂都太贵，范英从家拿的钱要尽量坚持得久些，以便减轻家里的负担。他看上的是一个陶盆，虽然可能不结实，但他只负担得起这个陶盆，老板见他拮据只要了两分钱。这个陶盆用到他高中毕业，宿舍的同学都躲着他的陶盆，怕给打坏了。住校的日子范英最怕睡觉，他的床铺没有褥子，直接睡在床板上，也没有枕头，他只有一张奶奶给的牛皮。入夏的时候，总是半夜热醒，牛皮不透气，盖在身上捂出一身汗，不盖又有些冷，盖一会儿就热醒了，整晚也睡不好。冬天比夏天好不到哪里去，宿舍里虽生着炉子但是房子跑风漏气，晚上睡觉还是很冷的。范英冬天睡觉从没有脱过衣服，他的那张牛皮到了冬天被冻得硬邦邦的，盖在身上还支棱着，不像夏天能裹在身上。宿舍里是冷的，皮子更冷，起不到保暖作用。生活老师在查宿舍的时候看到他只有一张破牛皮做铺盖，就向学校反映了烈士子女没有棉被褥的情况，范英的新被褥是学校给他做的，那是他第一次躺在棉褥子上盖着棉被睡觉。范英是烈属，上学的学费都是国家帮他交的，可住校的日子还要吃饭，他交不起饭钱，学校也想办法帮他承担了吃饭的费用。周末休息的时候他就到学校周边干苦力挣生活费，一来补贴自己上学的花销，二来也能帮家里减轻负担。范英一直很珍惜上学的日子，感激国家和学校供他读书。
范英从没想过还有机会上大学。高考前班主任老师找他谈话，老师知道他家里困难，以他的成绩肯定可以考上，但是家里沒法供他。老师说内蒙古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要提前来招生，范英个子高身体素质好，平时打篮球跑步都不在话下，报考体育专业肯定没问题。体育专业的学生由学校发衣服，连鞋袜也发，口粮由国家管，按运动员标准发，每人每月40斤粮食。以他的家庭条件，也只有报考这样国家管穿管吃的专业才能把大学念完。后来师范学院来招生他顺利被提前录取。上了大学范英不再愁没鞋穿、没饭吃了，但也有了抱憾终身的事。其实他参加高考的时候很想学医，如果选择医学，这个专业是没有口粮补贴的，学生去上学要从自己家里带口粮，平时的穿衣生活都要靠家里供，他很羡慕同村报考医学专业的同学。后来范英还会想象如果自己报考了医学专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1959年他走到了离家更远的地方——绥远，在内蒙古师范学院读大学。大学的日子很幸福，学校发了球鞋、球衣，他第一次有了新衣服，领到了学校发的饭票，不再为吃穿发愁。在大学期间，范英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真正成了党的孩子。
孩子献给国家
范英毕业的时候拒绝了学校让他留在呼和浩特的决定，他要回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在那里当一名乡村教师，他不想再给国家添麻烦了。由于范英在校任教期间工作认真，组织上曾经提拔他到乌海市一中担任校长，但那时候他所在的隆盛庄中学教师稀缺，他再次拒绝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机会，留在了隆盛庄中学。1976年他从老家的农村中学调任到丰镇县一中，一路办手续都会碰到喊他老师的学生，他没想到会有桃李满天下的日子。他希望自己是个好老师，不辜负国家，不辜负学生们喊他一声“老师”。
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颁给他高级教师证书的时候他觉得他做到了。
谁能想到一个孤儿还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范英自从有了两个儿子，就想着到了年龄就送他们去当兵，什么兵都可以。他要把这两个孩子送给国家，让他们也像他们的爷爷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做敢打仗的硬骨头，守护国家。每个儿子参加征兵时他都亲自陪同，家里的二儿子当兵时范英亲手给儿子戴上了大红花，他时常鼓励孙辈入党、参军，这也给家里的孩子们心中扎下了红色的根。他希望子孙都不要忘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不要忘记他们的祖辈是被国家养大的孩子，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后代。
这是我爷爷范英的故事，这故事今后会留在我的血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来慰问82岁的爷爷，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他的眼神十分坚定，只说：“没有困难，我是党养大的孩子，不能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