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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加入文学研究会的陈毅，一直有志于当文学家。1946年春，陈毅对参与军调处事务的美国军人雷克上校说：“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意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然而，作为“投身革命即为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陈毅戎马倥偬，1927年至1946年，诚如其诗所云“南国烽烟二十年”，不能不收起当文学家的念想。1956年11月，陈毅因患脑贫血症，遵医嘱，以长达十个月的静养来复元。这就有了难得的圆梦之时。
【赋诗回赠文坛大佬】
1957年春，在京郊玉泉山疗养的陈毅，致信郭沫若，透露了趁此机会整理旧作拟予出版的打算。5月5日，郭沫若复信，关切地询问：“在休假中整理出版大作，不知已就绪否？”正当此际，陈毅读到郭沫若发表在5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诗作，触发意兴，写下了长达170余行的《赠郭沫若同志》，小序道出缘由：“两年前郭沫若同志赠诗一首，对我多所鼓励。我久欲回答，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罢。顷读郭院长新作《五一观礼之夜》，觉得是首好诗。喜从中来，欣然命笔奉和。”并特意标明“特仿女神体”，开篇是：
我早年读到你的诗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诗曾引起我的同情。现在读你的新作《五一节观礼之夜》，引起我的回忆，我的对比，我的共鸣！
结尾是：
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诗人。
你三十年前写的《凤凰涅槃》，
预先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
今后三十年还需要你歌唱不停，
歌唱我们开辟更大的旅程，
歌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歌唱我们自己就是命运之神！
所谓“女神体”即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且为中国新诗奠基的《女神》所采用的体式。陈毅在1920年代所写的文字中，论及新文学运动的成就，标举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新诗。现以“女神体”指代新体诗，表明一以贯之的推崇。陈毅与郭沫若的交往，有文字凭藉的，可能是陈毅作于1954年5月的五古《初游青岛》，手稿的标题有“呈郭副总理”字样。1955年5月，郭沫若赋赠陈毅七律一首，首联“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广为传诵，而尾联“修篁最爱莫干好，数曲新词猿鸟亲”显系对陈毅作于1952年7月的《莫干山纪游词》的称赏，其首句是：莫干好，遍地是修篁。”
也许是“特仿女神体”的持续效应，陈毅在这期间接连创作了《颐和园划船》《天安门照像》《上妙峰山》等多篇白话诗。这是多年来少见的。
【对《解放军文藝》的回应】
先于诸多“仿女神体”作品，人们首先读到的是陈毅写作于战争年代的诗文。这年四月号的《解放军文艺》辟出“不败的花”专栏，集中刊登老一代革命家的诗词，计有毛泽东的《腊子口之战的一个电报》（即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朱德作于战争年代的《诗十首》、周恩来的《诗一首》（即起句为“千古奇冤”的四言诗）、陈毅的《诗四首》，以及郭沫若作于1946年的《叶挺将军的诗》（介绍《囚歌》）。
陈毅的《诗四首》曾在上世纪40年代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上发表过，《解放军文艺》加了一个想当然的编者注：“这四首诗，是陈毅同志在皖南事变后，接到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他代理新四军军长以后，向全国人民表示斗争决心写成的。”其实这四首诗作于1936年前后，作者与项英等人一起，在赣南粤北领导游击战争，九死一生，艰苦卓绝。后来作者在延安时期编订《横槊集》时，分别标题为《梅岭三章》《赠同志》，并对后篇作了重要修改，删去“浩歌归去天连海，鸦噪夕阳任鼓吹”，另铸新句“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看来编辑部发表心切，以为这组旧作均有公开发表的出处，并非得之于辗转的传抄，故未及征求作者的意见。但很快收到陈毅的亲笔信函：
一，送上更正，请刊登。二，以后如你们发表我的作品，均请送我修改后再登载，不要只估计发表后有好影响，也要估计一下万一的不利影响。三，《江南抗战之春》已修改好，下周可以送你们发表。请勿性急，慢慢来，我可以多少给你们一些稿件，以示支持你们的工作。四，你们《文艺》上登载有不少好作品，如吴强的《吐丝口》算是可以一读的作品。祝你们努力！
编辑部遵照陈毅的意见，在六月号上刊出“重要更正”。后来，陈毅在与编辑部负责人一次关于诗词的谈话中，说明了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修改原因：
皖南事变时我们虽然在江南损失九千人，但在江北发展到数万人，我们的力量增大了，而且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再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约束，革命的事业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和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是不同的。皖南事变后写诗完全用不着“浩歌归去天连海，鸦噪夕阳任鼓吹”那种悲壮气氛。《诗四首》实际上并不是一次写成的，第一首是写给一位出发执行任务的同志，这位同志不久即牺牲了。另外三首则是在梅岭被敌人包围时写的。
经作者修改后的《江南抗战之春》在同期“三十年间”专栏中刊出。作者在篇末附言：“原作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之东线，一九五七年五月应《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之请，略作修改。”
陈毅在这封信的末尾写了这样一句：“病未痊愈不能多写。” 但信守“我可以多少给你们一些稿件，以示支持你们的工作”的承诺，第八期刊出新作《人民解放军如何教育了我》，言简意赅，情辞恳切；第九期刊出二十年前的旧作《赣南游击词》，这组联章体小令乃其代表作，一经刊发，流传广泛。
陈毅婉转批评的同时，称赞“《（解放军）文艺》上登载有不少好作品”，并标举“《吐丝口》算是可以一读的作品”，表明一向关注军队的文艺。华东军区聚集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所云平等一群作家，产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东进序曲》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并非偶然。《吐丝口》是吴强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日》的一个章节。这年8月，这部40万字的巨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者称赞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后来，陈毅在吴强面临对《红日》的不当批评和责难而困惑时，热情勉励作者多写几部《红日》这样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佳作。 【兴会淋漓谈昆曲】
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陈毅兴致勃勃地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且颇有心得的讲话。
陈毅在对北方昆曲剧院成立表示祝贺之后，接着说了一长段向以韩世昌为代表的昆曲艺术家致敬和勖勉的话：“你们为人民保留了这个古典的优秀剧种，使它不致绝灭，这是很大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作为艺术家的品质来说，你们尊重艺术，忠于艺术，几十年含辛茹苦，不愿离开自己的岗位，终于争取到让昆曲以今天的规模与人民见面，这更是值得称道的。你们要保持这种奋斗精神，站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旗帜之下，从事艺术活动，发挥昆曲的固有长处，且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我想一切从事社会主义劳动的人们都会支持你们、欢迎你们的。”
接着，陈毅从四个方面谈了昆曲的特点，其要点是：“它的文学性很强，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本身就是文学著作”；“词调、音乐与舞台表演极其优秀丰富”；“将武术加以艺术的加工，搬上舞台，就是把武术艺术化”；“传统剧目，反映的是封建时代的社会情况，即基本上反映的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关系，它反映得很集中很正确”。陈毅还从“推陈出新”的方面强调：我们反对乱改，反对粗暴涂抹，我们同时赞成新的继承，更赞成新的创造，在这方面要强调创造性的劳动才有广阔的前途。”
陈毅从辩证的角度，谈了昆曲与其他剧种的关系：“昆曲是古老剧种，可以说是其他剧种的老大哥。我说了一大堆好话，当然不能因此说我有‘万般皆下品，唯有昆曲高’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以为昆曲对它的前身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现在的京剧、川剧、汉剧等，同样对昆曲也是一种继承和发展，我们不要否认这一事实。例如在通俗化和获得广大观众这一方面，各地方戏就胜过昆曲。所以在今天，昆曲仍然要在克服自己的弱点中才能发展起来，这也是应该看到的。我主张各剧种保持自己的特点，但是又主张互相学习，同时更主张吸收外国戏剧的长处来创造中国新的歌舞剧，不要闭门造车。我们要求专家们与演员们，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作更大的努力。我们相信，各剧种均有前途，中国新歌剧也是会在继承、创新中产生出来的！”
陈毅在结尾时说：“最后再说一点，对于昆曲的欣赏，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要耐心听，耐心看，多听多看，才能知道它的好处，它对于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还能给我们一定的知识和帮助。我个人就有这样一点小体会。今天听了各位昆曲专家们的讲演，等于给我上了一堂专门的昆曲课，因此我个人兴会颇高，也说一大堆话来请教。祝贺昆曲艺术顺利发展！”
陈毅应邀为成立大會挥毫题词：“祝贺昆剧院成立，很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晚间，陈毅与周恩来、康生、沈雁冰、周扬等一同观赏由韩世昌与梅兰芳联袂合作的《游园惊梦》，以及侯永奎、李淑君等新老艺术家演出的《林冲夜奔》《昭君出塞》等名剧。
陈毅后来还向昆曲剧院推荐《荆钗记》等剧目，以示关心与支持。1961年3月，陈毅向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建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说到“除夕那天我看侯永奎、李淑君演的《千里送京娘》，赵匡胤勾红脸非常好看，绿袍，红脸，看着很舒服，我很欣赏。舞台上应当保持这种形象”。
陈毅对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学养，得之于长期的广泛阅读与观赏。1942年11月，陈毅在归还向戏曲史家兼剧作家阿英所借阅的《琵琶记》《牡丹亭》等典籍时，附书志感：《琵琶记》赵五娘，剪发、描容、挂画诸节，其悲苦动人之处，迄今恍惚犹在心目。平生新旧剧寓目不多，真使我领略悲剧至味者，乃川班之赵五娘也。文学趣味以悲剧为最上乘，平生观戏，读小说、诗歌，均喜观悲剧的，最恨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及酬对标榜之作。此或人之恒情，不独一人为然。”1958年6月，为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周年，陈毅作长篇题词，末节是：“关汉卿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家，因此他不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有思想有理想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二度致信《文艺月报》主编唐弢】
1950年代前期，陈毅主政上海，与文艺界人士有广泛联系与交往。1954年9月奉调中央后，仍多所关注。1957年5月，文艺界人士在整风鸣放中，因陈毅“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而表示怀念。6月初，《文艺月报》主编唐弢致信陈毅，表达这种真切的感情。陈毅接读后立即回复，简述“病况略有好转”，遵医嘱“尚需休养四个月至国庆止”，向“你及沪上好友怀念并此致谢”，同时对征稿作出回应，对诗歌创作提出主张：
谈到那笔账，发表诗歌以支持《文艺月报》，我一定照办，但略请宽限时间。你前后寄来拙稿，暂不发表。我正在修改，改好后定寄你处处理，绝不食言。
另外关于诗歌，我主张新诗人读旧诗写一点旧诗，又主张老诗人读新诗写一点新诗，这样互相学习补充，对中国新体诗的创造必大有帮助。我亦准备写几首新诗，写成当交你报发表并请指教！
1956年8月上旬，陈毅到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阐述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百”方针。在与现代文学史家唐弢交谈时，忆及早年的文学生涯。1920年代前期，在北京中法大学就读期间写过文艺评论，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至于诗歌和其他文字，大部分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乃至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刊物上。陈毅委托唐弢在研究时得便代为检寻这些散佚的文字。唐弢根据陈毅提供的笔名，在《小说月报》上检索到题为《归来的儿子》，迅即抄寄。此后，唐弢还相继搜集到陈毅在山东战场上写的《莱芜大捷》《孟良崮战役》等旧诗以及开国后所作《莫干山纪游词》，一并寄去并希望予以发表。
提出诗歌创作主张，当与这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有关。在同期发表的致该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陈毅以自身的写作体验，主张新旧诗人“互相学习补充”，被唐弢称之为与毛泽东的“诗人的对话”。 8月12日，陈毅再度致信：唐弢同志：
寄上诗三首。新体诗《天安门照相》是新的试作，我差不多好多年不作新体诗了，不知此诗合格否？《广东》两首系旧体，但均本年新作。一併寄《文艺月报》请你处理。同时也是答报你的征稿的美意。
又《莫干山纪游词》已另排（派）用场（刊登在当年第九期《诗刊》上——引者注），又你寄我的山东战场上的旧作，均要修改，暂不发表。以后如尚有时间我可以陆续寄新作给你们。匆匆致
敬礼！
陈毅复八月十二日
巴金魏金枝两先生处代问好，恕不另。又及除《天安门照相》，这年夏季，陈毅还写了《颐和园划船》《上妙峰山》等白话诗。臧克家对《上妙峰山》评价甚高：“用意布局，都很新颖”，“完全运用口语，以散文的手法入诗，如流水淙淙，如轻云舒卷，毫不做作，真是天然去雕饰。”
唐弢即在《文艺月报》九月号上发表《天安门照相》和《广东》两首。
陈毅在参加这年天安门国庆庆典后，告诉家人，毛泽东在城楼休息室里与他交谈，说到年来发表的《诗四首》《赣南游击词》及六言诗《游玉泉山纪实》（刊登在当年4月1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4月20日致袁水拍的信中特意提及“陈毅的六言诗也好”），认为“有些诗味”。
这年10月15日，周恩来与陈毅谈话，决定正式恢复工作；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发布主席令，任命陈毅为外交部长。
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楼适夷将多方搜求得到的一包陈毅诗词誊录稿送交作者，并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希望能予出版。当月29日，陈毅复信，表示“我的诗真可以成集吗？在这点上我尚未下决心”。但也情不自禁表示：“如果有时间拟出两部集子，一部解放前的，一部解放后的，也可以加一部少年时代的（未入党前的，约1923年前），像这样三部集子颇费收集工作，同时也要于收集之后大加审阅淘汰，因此就解放后的一部集子来说，也不可能于一二月内弄好。”结果是“把你送来抄件留我处，暂让它坐禁闭一个时候。以后再说”。
這年12月，中国作协书记处提议吸收陈毅加入作家协会。陈毅亲自填表，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一栏中写道：“一九一九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一九二二年返国搞政治活动并作新闻记者，开始写诗及小说。一九二四年以后作职业革命家直到现在，文艺活动作为业余工作时断时续，但并未完全放弃，写诗的时候多些。”在“写作计划”一栏中写道：“想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诗歌或游记，还想写一部自传，用以反映中国的大革命。”他同时给作协书记处写了一封信，真诚地表示：“接读来函，拉我参加作协，十分愿意。兹填表送呈，请加审查。说什么‘在文学上有贡献’，太客气，也与事实不符；但十分愿意出一臂之力，以有助于文艺事业之发展，入会之目的在此。至于文艺写作，得便即大胆尝试，工拙不计。想做革命又写革命，此宏愿也。何日能达到几分，不敢预言，愿努力为之。”
1964年，陈毅向家人表示，希望在退休之后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写作计划。
1971年，“文革”以来身处逆境的陈毅，沉疴在体，向相濡以沫的夫人张茜谈了编一部反映自己生平的诗词选集的设想。
1977年5月，在陈毅去世5年，张茜去世3年之后，张茜生前主持编定的《陈毅诗词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陈毅三十年前的夙愿，终由后人付诸实现。
（作者系文史学者）
【赋诗回赠文坛大佬】
1957年春，在京郊玉泉山疗养的陈毅，致信郭沫若，透露了趁此机会整理旧作拟予出版的打算。5月5日，郭沫若复信，关切地询问：“在休假中整理出版大作，不知已就绪否？”正当此际，陈毅读到郭沫若发表在5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诗作，触发意兴，写下了长达170余行的《赠郭沫若同志》，小序道出缘由：“两年前郭沫若同志赠诗一首，对我多所鼓励。我久欲回答，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罢。顷读郭院长新作《五一观礼之夜》，觉得是首好诗。喜从中来，欣然命笔奉和。”并特意标明“特仿女神体”，开篇是：
我早年读到你的诗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诗曾引起我的同情。现在读你的新作《五一节观礼之夜》，引起我的回忆，我的对比，我的共鸣！
结尾是：
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诗人。
你三十年前写的《凤凰涅槃》，
预先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
今后三十年还需要你歌唱不停，
歌唱我们开辟更大的旅程，
歌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歌唱我们自己就是命运之神！
所谓“女神体”即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且为中国新诗奠基的《女神》所采用的体式。陈毅在1920年代所写的文字中，论及新文学运动的成就，标举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新诗。现以“女神体”指代新体诗，表明一以贯之的推崇。陈毅与郭沫若的交往，有文字凭藉的，可能是陈毅作于1954年5月的五古《初游青岛》，手稿的标题有“呈郭副总理”字样。1955年5月，郭沫若赋赠陈毅七律一首，首联“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广为传诵，而尾联“修篁最爱莫干好，数曲新词猿鸟亲”显系对陈毅作于1952年7月的《莫干山纪游词》的称赏，其首句是：莫干好，遍地是修篁。”
也许是“特仿女神体”的持续效应，陈毅在这期间接连创作了《颐和园划船》《天安门照像》《上妙峰山》等多篇白话诗。这是多年来少见的。
【对《解放军文藝》的回应】
先于诸多“仿女神体”作品，人们首先读到的是陈毅写作于战争年代的诗文。这年四月号的《解放军文艺》辟出“不败的花”专栏，集中刊登老一代革命家的诗词，计有毛泽东的《腊子口之战的一个电报》（即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朱德作于战争年代的《诗十首》、周恩来的《诗一首》（即起句为“千古奇冤”的四言诗）、陈毅的《诗四首》，以及郭沫若作于1946年的《叶挺将军的诗》（介绍《囚歌》）。
陈毅的《诗四首》曾在上世纪40年代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上发表过，《解放军文艺》加了一个想当然的编者注：“这四首诗，是陈毅同志在皖南事变后，接到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他代理新四军军长以后，向全国人民表示斗争决心写成的。”其实这四首诗作于1936年前后，作者与项英等人一起，在赣南粤北领导游击战争，九死一生，艰苦卓绝。后来作者在延安时期编订《横槊集》时，分别标题为《梅岭三章》《赠同志》，并对后篇作了重要修改，删去“浩歌归去天连海，鸦噪夕阳任鼓吹”，另铸新句“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看来编辑部发表心切，以为这组旧作均有公开发表的出处，并非得之于辗转的传抄，故未及征求作者的意见。但很快收到陈毅的亲笔信函：
一，送上更正，请刊登。二，以后如你们发表我的作品，均请送我修改后再登载，不要只估计发表后有好影响，也要估计一下万一的不利影响。三，《江南抗战之春》已修改好，下周可以送你们发表。请勿性急，慢慢来，我可以多少给你们一些稿件，以示支持你们的工作。四，你们《文艺》上登载有不少好作品，如吴强的《吐丝口》算是可以一读的作品。祝你们努力！
编辑部遵照陈毅的意见，在六月号上刊出“重要更正”。后来，陈毅在与编辑部负责人一次关于诗词的谈话中，说明了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修改原因：
皖南事变时我们虽然在江南损失九千人，但在江北发展到数万人，我们的力量增大了，而且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再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约束，革命的事业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和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是不同的。皖南事变后写诗完全用不着“浩歌归去天连海，鸦噪夕阳任鼓吹”那种悲壮气氛。《诗四首》实际上并不是一次写成的，第一首是写给一位出发执行任务的同志，这位同志不久即牺牲了。另外三首则是在梅岭被敌人包围时写的。
经作者修改后的《江南抗战之春》在同期“三十年间”专栏中刊出。作者在篇末附言：“原作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之东线，一九五七年五月应《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之请，略作修改。”
陈毅在这封信的末尾写了这样一句：“病未痊愈不能多写。” 但信守“我可以多少给你们一些稿件，以示支持你们的工作”的承诺，第八期刊出新作《人民解放军如何教育了我》，言简意赅，情辞恳切；第九期刊出二十年前的旧作《赣南游击词》，这组联章体小令乃其代表作，一经刊发，流传广泛。
陈毅婉转批评的同时，称赞“《（解放军）文艺》上登载有不少好作品”，并标举“《吐丝口》算是可以一读的作品”，表明一向关注军队的文艺。华东军区聚集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所云平等一群作家，产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东进序曲》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并非偶然。《吐丝口》是吴强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日》的一个章节。这年8月，这部40万字的巨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者称赞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后来，陈毅在吴强面临对《红日》的不当批评和责难而困惑时，热情勉励作者多写几部《红日》这样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佳作。 【兴会淋漓谈昆曲】
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陈毅兴致勃勃地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且颇有心得的讲话。
陈毅在对北方昆曲剧院成立表示祝贺之后，接着说了一长段向以韩世昌为代表的昆曲艺术家致敬和勖勉的话：“你们为人民保留了这个古典的优秀剧种，使它不致绝灭，这是很大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作为艺术家的品质来说，你们尊重艺术，忠于艺术，几十年含辛茹苦，不愿离开自己的岗位，终于争取到让昆曲以今天的规模与人民见面，这更是值得称道的。你们要保持这种奋斗精神，站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旗帜之下，从事艺术活动，发挥昆曲的固有长处，且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我想一切从事社会主义劳动的人们都会支持你们、欢迎你们的。”
接着，陈毅从四个方面谈了昆曲的特点，其要点是：“它的文学性很强，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本身就是文学著作”；“词调、音乐与舞台表演极其优秀丰富”；“将武术加以艺术的加工，搬上舞台，就是把武术艺术化”；“传统剧目，反映的是封建时代的社会情况，即基本上反映的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关系，它反映得很集中很正确”。陈毅还从“推陈出新”的方面强调：我们反对乱改，反对粗暴涂抹，我们同时赞成新的继承，更赞成新的创造，在这方面要强调创造性的劳动才有广阔的前途。”
陈毅从辩证的角度，谈了昆曲与其他剧种的关系：“昆曲是古老剧种，可以说是其他剧种的老大哥。我说了一大堆好话，当然不能因此说我有‘万般皆下品，唯有昆曲高’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以为昆曲对它的前身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现在的京剧、川剧、汉剧等，同样对昆曲也是一种继承和发展，我们不要否认这一事实。例如在通俗化和获得广大观众这一方面，各地方戏就胜过昆曲。所以在今天，昆曲仍然要在克服自己的弱点中才能发展起来，这也是应该看到的。我主张各剧种保持自己的特点，但是又主张互相学习，同时更主张吸收外国戏剧的长处来创造中国新的歌舞剧，不要闭门造车。我们要求专家们与演员们，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作更大的努力。我们相信，各剧种均有前途，中国新歌剧也是会在继承、创新中产生出来的！”
陈毅在结尾时说：“最后再说一点，对于昆曲的欣赏，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要耐心听，耐心看，多听多看，才能知道它的好处，它对于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还能给我们一定的知识和帮助。我个人就有这样一点小体会。今天听了各位昆曲专家们的讲演，等于给我上了一堂专门的昆曲课，因此我个人兴会颇高，也说一大堆话来请教。祝贺昆曲艺术顺利发展！”
陈毅应邀为成立大會挥毫题词：“祝贺昆剧院成立，很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晚间，陈毅与周恩来、康生、沈雁冰、周扬等一同观赏由韩世昌与梅兰芳联袂合作的《游园惊梦》，以及侯永奎、李淑君等新老艺术家演出的《林冲夜奔》《昭君出塞》等名剧。
陈毅后来还向昆曲剧院推荐《荆钗记》等剧目，以示关心与支持。1961年3月，陈毅向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建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说到“除夕那天我看侯永奎、李淑君演的《千里送京娘》，赵匡胤勾红脸非常好看，绿袍，红脸，看着很舒服，我很欣赏。舞台上应当保持这种形象”。
陈毅对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学养，得之于长期的广泛阅读与观赏。1942年11月，陈毅在归还向戏曲史家兼剧作家阿英所借阅的《琵琶记》《牡丹亭》等典籍时，附书志感：《琵琶记》赵五娘，剪发、描容、挂画诸节，其悲苦动人之处，迄今恍惚犹在心目。平生新旧剧寓目不多，真使我领略悲剧至味者，乃川班之赵五娘也。文学趣味以悲剧为最上乘，平生观戏，读小说、诗歌，均喜观悲剧的，最恨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及酬对标榜之作。此或人之恒情，不独一人为然。”1958年6月，为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周年，陈毅作长篇题词，末节是：“关汉卿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家，因此他不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有思想有理想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二度致信《文艺月报》主编唐弢】
1950年代前期，陈毅主政上海，与文艺界人士有广泛联系与交往。1954年9月奉调中央后，仍多所关注。1957年5月，文艺界人士在整风鸣放中，因陈毅“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而表示怀念。6月初，《文艺月报》主编唐弢致信陈毅，表达这种真切的感情。陈毅接读后立即回复，简述“病况略有好转”，遵医嘱“尚需休养四个月至国庆止”，向“你及沪上好友怀念并此致谢”，同时对征稿作出回应，对诗歌创作提出主张：
谈到那笔账，发表诗歌以支持《文艺月报》，我一定照办，但略请宽限时间。你前后寄来拙稿，暂不发表。我正在修改，改好后定寄你处处理，绝不食言。
另外关于诗歌，我主张新诗人读旧诗写一点旧诗，又主张老诗人读新诗写一点新诗，这样互相学习补充，对中国新体诗的创造必大有帮助。我亦准备写几首新诗，写成当交你报发表并请指教！
1956年8月上旬，陈毅到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阐述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百”方针。在与现代文学史家唐弢交谈时，忆及早年的文学生涯。1920年代前期，在北京中法大学就读期间写过文艺评论，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至于诗歌和其他文字，大部分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乃至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刊物上。陈毅委托唐弢在研究时得便代为检寻这些散佚的文字。唐弢根据陈毅提供的笔名，在《小说月报》上检索到题为《归来的儿子》，迅即抄寄。此后，唐弢还相继搜集到陈毅在山东战场上写的《莱芜大捷》《孟良崮战役》等旧诗以及开国后所作《莫干山纪游词》，一并寄去并希望予以发表。
提出诗歌创作主张，当与这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有关。在同期发表的致该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陈毅以自身的写作体验，主张新旧诗人“互相学习补充”，被唐弢称之为与毛泽东的“诗人的对话”。 8月12日，陈毅再度致信：唐弢同志：
寄上诗三首。新体诗《天安门照相》是新的试作，我差不多好多年不作新体诗了，不知此诗合格否？《广东》两首系旧体，但均本年新作。一併寄《文艺月报》请你处理。同时也是答报你的征稿的美意。
又《莫干山纪游词》已另排（派）用场（刊登在当年第九期《诗刊》上——引者注），又你寄我的山东战场上的旧作，均要修改，暂不发表。以后如尚有时间我可以陆续寄新作给你们。匆匆致
敬礼！
陈毅复八月十二日
巴金魏金枝两先生处代问好，恕不另。又及除《天安门照相》，这年夏季，陈毅还写了《颐和园划船》《上妙峰山》等白话诗。臧克家对《上妙峰山》评价甚高：“用意布局，都很新颖”，“完全运用口语，以散文的手法入诗，如流水淙淙，如轻云舒卷，毫不做作，真是天然去雕饰。”
唐弢即在《文艺月报》九月号上发表《天安门照相》和《广东》两首。
陈毅在参加这年天安门国庆庆典后，告诉家人，毛泽东在城楼休息室里与他交谈，说到年来发表的《诗四首》《赣南游击词》及六言诗《游玉泉山纪实》（刊登在当年4月1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4月20日致袁水拍的信中特意提及“陈毅的六言诗也好”），认为“有些诗味”。
这年10月15日，周恩来与陈毅谈话，决定正式恢复工作；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发布主席令，任命陈毅为外交部长。
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楼适夷将多方搜求得到的一包陈毅诗词誊录稿送交作者，并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希望能予出版。当月29日，陈毅复信，表示“我的诗真可以成集吗？在这点上我尚未下决心”。但也情不自禁表示：“如果有时间拟出两部集子，一部解放前的，一部解放后的，也可以加一部少年时代的（未入党前的，约1923年前），像这样三部集子颇费收集工作，同时也要于收集之后大加审阅淘汰，因此就解放后的一部集子来说，也不可能于一二月内弄好。”结果是“把你送来抄件留我处，暂让它坐禁闭一个时候。以后再说”。
這年12月，中国作协书记处提议吸收陈毅加入作家协会。陈毅亲自填表，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一栏中写道：“一九一九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一九二二年返国搞政治活动并作新闻记者，开始写诗及小说。一九二四年以后作职业革命家直到现在，文艺活动作为业余工作时断时续，但并未完全放弃，写诗的时候多些。”在“写作计划”一栏中写道：“想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诗歌或游记，还想写一部自传，用以反映中国的大革命。”他同时给作协书记处写了一封信，真诚地表示：“接读来函，拉我参加作协，十分愿意。兹填表送呈，请加审查。说什么‘在文学上有贡献’，太客气，也与事实不符；但十分愿意出一臂之力，以有助于文艺事业之发展，入会之目的在此。至于文艺写作，得便即大胆尝试，工拙不计。想做革命又写革命，此宏愿也。何日能达到几分，不敢预言，愿努力为之。”
1964年，陈毅向家人表示，希望在退休之后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写作计划。
1971年，“文革”以来身处逆境的陈毅，沉疴在体，向相濡以沫的夫人张茜谈了编一部反映自己生平的诗词选集的设想。
1977年5月，在陈毅去世5年，张茜去世3年之后，张茜生前主持编定的《陈毅诗词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陈毅三十年前的夙愿，终由后人付诸实现。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