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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公益慈善圈，似乎一直被阴霾笼罩。
“郭美美”事件，严重伤害了公众的善心，置身其中的公益圈人士处境也更为微妙，人们纷纷开始了反思。
公益圈的人们开始诘问问题的根源。年轻的中国慈善缺少法律约束，成了脱缰之马，远离了即定的轨道，更加疏忽了道德的准绳。
对于公益圈内人士来说，呼吁多年的慈善立法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一部慈善法，各方重视会更多，行业会更加规范；但随之而来的约束也会更多，比如要求公益组织更加透明等。
在社会救助法未出台的情况下，谈论慈善立法或许有点“奢侈”。基于现实，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公益机构信息公开是必然的趋势。现在看来，至少在信息公开方面渐行渐近。
——编者
“让慈善人很受伤”
本刊记者 严碧华
小额信贷、爱心包裹、母婴平安…… 一个个慈善项目耳熟能详。这些项目都出自于中国扶贫基金会。这家成立二十余年的公益组织近年来动作频频，从去行政化开端，在公益组织中大力倡导改革，公信力不断升高，募集资金能力也愈来愈强。
2010年该基金与曹德旺的合作，媒体广泛报道，被称之为“史上最苛刻的捐赠”。曹德旺父子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2亿元善款用于帮助西南五省因大旱而受灾的农民，每人2000元。在捐款之前，双方签署了一个极为苛刻的合约，要求办公经费不能超过3%，差错率不能超过1%。这个受益人数高达10万人的项目显然是一项庞杂的工作。
最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完全履行合约，曹德旺亦在多个场合表达了满意。如今回过头来看，刘文奎认为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挑起了慈善的问责。而以前只见捐钱，而鲜有问责。
刘文奎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常务副秘书长，五年前他就在呼吁透明公益，但并不理想。
12月17日，由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发起与主办的首届社会责任与诚信建设论坛在京召开。刘文奎做了发言，主题围绕公益组织诚信问题展开。他笑言，很多内容是五年之前准备的，拿到今天来讲仍然再合适不过。
在公益慈善领域磨练多年的他，对自已所从事的事业一直颇为自豪。
然而2011年他的感觉明显与以往不一样。“朋友在一块吃饭时，突然问你们那有‘郭美美’吗？”类似于这样突兀的问题被一次又一次提及，让他感觉“很不爽”。“曾经有段时间，在外应酬时，我们一些公益圈内人士都不好意思发名片。而在以前，工作收入虽少，但很受人尊重，因为做公益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业，这也是支撑很多公益人坚守工作的关键。”
尽管只是朋友或熟人之间的玩笑，但明显能感觉到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越来越不信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募捐资金的减少。
刘文奎告诉记者，中国扶贫基金会2011年定的目标原本是社会募捐3亿元。但“郭美美”事件后，一天不如一天，计划募捐额也从3亿缩水到2亿，目前只完成了目标任务的70%。而2010年，加上曹德旺父子的2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接收捐赠达到5.5亿元，发放小额信贷5.7亿元，投入扶贫项目款物近8亿元，惠及257万贫困和受灾人口。
用今非昔比、一落千丈等成语来形容当前公益慈善组织的困境显然一点都不为过。
或许正是基于此，在10月17日第19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召开2011捐赠人大会，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首次专门为捐赠人举办的会议。通过项目展览、项目报告等方式向捐赠人和公众进行捐赠反馈，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展现了全程透明的公益项目管理。
刘文奎在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重点项目时，首先谈了“郭美美”等系列事件引发的影响。
除了前面提到的筹资与士气影响外，还有对受益人的影响。因筹资计划未按预期完成，对受益人的资助也自然无法按计划完成。
其次，是对合作伙伴的影响。刘文奎说，合作中，不少合作方担心做了好事，却受到负面评价，有畏惧心理。
在刘文奎看来，今年多起事件集中爆发，在另一个层面上表明，公众越来越关注善款去向。2008年汶川地震，很多公众参与了捐赠，“郭美美”事件爆发后，这些参与捐赠的公众自然非常愤怒，继而深挖，最后指向了公益组织的诚信。
自“郭美美”事件后，刘文奎参加了多起公益方面的活动，无一例外地会谈到诚信与透明问题。有时候他会带点自嘲，但他明白，自嘲之后，该干的还得继续。
相对于刘文奎来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文庄是个“新兵”。“慈善界一个一个在低头，一个一个被打下去，面临慈善风暴，相关部门的退却和旁观，让慈善人很受伤。”杨文庄如此疾呼。
杨文庄表示，透明慈善任重道远。“目前处于一个慈善幼稚期，发展刚刚起步，出错难免，社会需多一点宽容。”“除此之外，因为工作要求高，劳动强度大，薪水低廉，社会保障薄弱，公益行业人才匮乏且流动性大。”这些无不让杨文庄感到困惑和心有余而力不足。
自律，公众才放心
——业内权威人士谈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本刊记者 严碧华
2011年公益圈频频爆发丑闻，症结在哪？要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需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这是本刊记者近日来与公益圈内人士交流的主要问题，有一种声音很强大，那就是：缺少一部法律约束。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早在1994年就开始关注慈善，见证了慈善事业十几年来由产生到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我国慈善事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业。
他表示，法律滞后是造成公众对慈善缺乏信任的重要因素。从现实实践来看，慈善立法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与运行有序的根本保证，很多国家慈善机构的管理运行费用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而我国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从2004年呼吁立法，到2006年正式起草慈善事业法，到2008年开始立法研讨，我们原来的预期是在2009年出台慈善事业法，但是没有实现。目前虽有一些有关捐赠的法律规范，但是还不够成熟。例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可操作性不强，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过时。”
之所以立法进程的步伐有所放慢甚至停滞，在郑功成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家对政府和慈善机构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有分歧，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边界不明晰。此外，还存在着“先确立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再制定慈善事业法”的思维定式。
归根结底是慈善事业的定性、地位和运行方式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慈善机构是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不是道德机构。其次它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要由法律来赋予。郑功成表示，慈善处于较为失范的状况下，加快慈善立法的步伐十分必要。
那么在慈善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公益组织如何良性运转，郑功成表示，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
首先要慈善机构的公开透明，包括财务状况等信息的公开，还要经过审计程序。
第二，从国外慈善机构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有相当数量的有识之士参与到慈善机构，将有助于其公信力的提升。
第三，要建立慈善机构自律机制。通过成立慈善协会、联合会等组织，慈善机构能够纠正自身的毛病，公众才会对慈善机构更加放心。
“在我国，慈善机构行业自律还很不够。”这是包括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等众多业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的共识。
徐永光另一个身份是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近年来一直在力推公益组织信息公开。让他欣慰的是，全国2532家基金会中，2010年包括财务在内，采集达到了97%，而2005年只有22%，这些无不彰显公益机构信息公开的趋势。
岁末年初，民政部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据悉，本指引旨在为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公开信息提供指导性规范，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性文本，为社会和公众了解、获取和监督慈善捐助信息提供参照性标准。
这一指引或给2012年公益慈善圈带来“希望”，透明公益或将越来越近。
回放2011
即将过去的一年，对于公益慈善圈内人士而言无疑是最为苦涩的一年。考验一个接一个，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心也一落千丈，做公益甚至成为“难于启齿”的事。
6月21日，一个名为“郭美美”的女孩突然窜红。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公众将其炫富和在微博认证的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矛头直指国内知名公益机构—中国红十字总会。尽管事后经过辩解，但这一事件持续发酵。
没过多久，又现“卢美美”。 “卢美美”本名卢星宇，生于1987年，现任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其父卢俊卿，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天九儒商投资集团主席、中非希望工程主席。
“卢美美”之贾祸，起因于“中非希望工程”。从6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已经陆续关停了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人们批判此举的同时，却意外发现“中非希望工程”宣称，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引发公众质疑。
12月16日晚，在2011京华公益奖颁奖典礼上，“中非希望工程”获得了“京华公益奖公益项目创新奖”与“京华公益奖编辑部特别奖”两项荣誉，或能为持续4个月的风波画上一个句号。但媒体通过顺藤摸瓜，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运作模式浮出水面，借非赢利组织之名赢利的现象，公众诘问并未停止。
紧随其后的，还有9月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该基金会以“公益医保”之名接受捐款及投资放贷，广受质疑。
类似的事件，一波接一波，似乎并无终点。
回过头来看这些事件，其本质大多是将慈善当成生意来做，以慈善之名行敛财之实。“慈善”被一片灰色的阴霾所掩蔽，让人怀疑公益和慈善的最终目的是融资而不是帮助弱势群体。
最让公众伤心的是，公益组织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够，为种种劣行留下空间。
（严碧华）
媒体论道
一定意义上说，“郭美美”只是一个引爆点，触发了许多人郁积的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乃至不满。
——人民日报
在一个地方性公益机构，一年有超过10亿元的捐赠收入，在国内实属罕见；但其当年用于公益的支出却仅为1.39亿元，悬殊之大，令人不解。
——新华网
如今，“透明慈善”正向我们走来，“只听打雷不见下雨”的“空头捐赠支票”就显得不合时宜。
——东方网
寄望2012
电子商务从业者王峰：2000多家基金会，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作为公众我能看到相关信息披露的寥寥无已。希望在2012年这方面能做得好一点，或许类似“郭美美”这样的事件会更少。
《公益时报》副总编李江涛：公益圈频发的热点事件，均起始于信息公开不够，从而引发公众质疑，在慈善立法滞后的背景下，希望公益组织2012年在透明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郭美美”事件，严重伤害了公众的善心，置身其中的公益圈人士处境也更为微妙，人们纷纷开始了反思。
公益圈的人们开始诘问问题的根源。年轻的中国慈善缺少法律约束，成了脱缰之马，远离了即定的轨道，更加疏忽了道德的准绳。
对于公益圈内人士来说，呼吁多年的慈善立法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一部慈善法，各方重视会更多，行业会更加规范；但随之而来的约束也会更多，比如要求公益组织更加透明等。
在社会救助法未出台的情况下，谈论慈善立法或许有点“奢侈”。基于现实，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公益机构信息公开是必然的趋势。现在看来，至少在信息公开方面渐行渐近。
——编者
“让慈善人很受伤”
本刊记者 严碧华
小额信贷、爱心包裹、母婴平安…… 一个个慈善项目耳熟能详。这些项目都出自于中国扶贫基金会。这家成立二十余年的公益组织近年来动作频频，从去行政化开端，在公益组织中大力倡导改革，公信力不断升高，募集资金能力也愈来愈强。
2010年该基金与曹德旺的合作，媒体广泛报道，被称之为“史上最苛刻的捐赠”。曹德旺父子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2亿元善款用于帮助西南五省因大旱而受灾的农民，每人2000元。在捐款之前，双方签署了一个极为苛刻的合约，要求办公经费不能超过3%，差错率不能超过1%。这个受益人数高达10万人的项目显然是一项庞杂的工作。
最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完全履行合约，曹德旺亦在多个场合表达了满意。如今回过头来看，刘文奎认为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挑起了慈善的问责。而以前只见捐钱，而鲜有问责。
刘文奎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常务副秘书长，五年前他就在呼吁透明公益，但并不理想。
12月17日，由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发起与主办的首届社会责任与诚信建设论坛在京召开。刘文奎做了发言，主题围绕公益组织诚信问题展开。他笑言，很多内容是五年之前准备的，拿到今天来讲仍然再合适不过。
在公益慈善领域磨练多年的他，对自已所从事的事业一直颇为自豪。
然而2011年他的感觉明显与以往不一样。“朋友在一块吃饭时，突然问你们那有‘郭美美’吗？”类似于这样突兀的问题被一次又一次提及，让他感觉“很不爽”。“曾经有段时间，在外应酬时，我们一些公益圈内人士都不好意思发名片。而在以前，工作收入虽少，但很受人尊重，因为做公益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业，这也是支撑很多公益人坚守工作的关键。”
尽管只是朋友或熟人之间的玩笑，但明显能感觉到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越来越不信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募捐资金的减少。
刘文奎告诉记者，中国扶贫基金会2011年定的目标原本是社会募捐3亿元。但“郭美美”事件后，一天不如一天，计划募捐额也从3亿缩水到2亿，目前只完成了目标任务的70%。而2010年，加上曹德旺父子的2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接收捐赠达到5.5亿元，发放小额信贷5.7亿元，投入扶贫项目款物近8亿元，惠及257万贫困和受灾人口。
用今非昔比、一落千丈等成语来形容当前公益慈善组织的困境显然一点都不为过。
或许正是基于此，在10月17日第19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召开2011捐赠人大会，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首次专门为捐赠人举办的会议。通过项目展览、项目报告等方式向捐赠人和公众进行捐赠反馈，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展现了全程透明的公益项目管理。
刘文奎在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重点项目时，首先谈了“郭美美”等系列事件引发的影响。
除了前面提到的筹资与士气影响外，还有对受益人的影响。因筹资计划未按预期完成，对受益人的资助也自然无法按计划完成。
其次，是对合作伙伴的影响。刘文奎说，合作中，不少合作方担心做了好事，却受到负面评价，有畏惧心理。
在刘文奎看来，今年多起事件集中爆发，在另一个层面上表明，公众越来越关注善款去向。2008年汶川地震，很多公众参与了捐赠，“郭美美”事件爆发后，这些参与捐赠的公众自然非常愤怒，继而深挖，最后指向了公益组织的诚信。
自“郭美美”事件后，刘文奎参加了多起公益方面的活动，无一例外地会谈到诚信与透明问题。有时候他会带点自嘲，但他明白，自嘲之后，该干的还得继续。
相对于刘文奎来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文庄是个“新兵”。“慈善界一个一个在低头，一个一个被打下去，面临慈善风暴，相关部门的退却和旁观，让慈善人很受伤。”杨文庄如此疾呼。
杨文庄表示，透明慈善任重道远。“目前处于一个慈善幼稚期，发展刚刚起步，出错难免，社会需多一点宽容。”“除此之外，因为工作要求高，劳动强度大，薪水低廉，社会保障薄弱，公益行业人才匮乏且流动性大。”这些无不让杨文庄感到困惑和心有余而力不足。
自律，公众才放心
——业内权威人士谈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本刊记者 严碧华
2011年公益圈频频爆发丑闻，症结在哪？要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需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这是本刊记者近日来与公益圈内人士交流的主要问题，有一种声音很强大，那就是：缺少一部法律约束。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早在1994年就开始关注慈善，见证了慈善事业十几年来由产生到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我国慈善事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业。
他表示，法律滞后是造成公众对慈善缺乏信任的重要因素。从现实实践来看，慈善立法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与运行有序的根本保证，很多国家慈善机构的管理运行费用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而我国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从2004年呼吁立法，到2006年正式起草慈善事业法，到2008年开始立法研讨，我们原来的预期是在2009年出台慈善事业法，但是没有实现。目前虽有一些有关捐赠的法律规范，但是还不够成熟。例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可操作性不强，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过时。”
之所以立法进程的步伐有所放慢甚至停滞，在郑功成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家对政府和慈善机构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有分歧，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边界不明晰。此外，还存在着“先确立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再制定慈善事业法”的思维定式。
归根结底是慈善事业的定性、地位和运行方式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慈善机构是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不是道德机构。其次它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要由法律来赋予。郑功成表示，慈善处于较为失范的状况下，加快慈善立法的步伐十分必要。
那么在慈善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公益组织如何良性运转，郑功成表示，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
首先要慈善机构的公开透明，包括财务状况等信息的公开，还要经过审计程序。
第二，从国外慈善机构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有相当数量的有识之士参与到慈善机构，将有助于其公信力的提升。
第三，要建立慈善机构自律机制。通过成立慈善协会、联合会等组织，慈善机构能够纠正自身的毛病，公众才会对慈善机构更加放心。
“在我国，慈善机构行业自律还很不够。”这是包括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等众多业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的共识。
徐永光另一个身份是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近年来一直在力推公益组织信息公开。让他欣慰的是，全国2532家基金会中，2010年包括财务在内，采集达到了97%，而2005年只有22%，这些无不彰显公益机构信息公开的趋势。
岁末年初，民政部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据悉，本指引旨在为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公开信息提供指导性规范，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性文本，为社会和公众了解、获取和监督慈善捐助信息提供参照性标准。
这一指引或给2012年公益慈善圈带来“希望”，透明公益或将越来越近。
回放2011
即将过去的一年，对于公益慈善圈内人士而言无疑是最为苦涩的一年。考验一个接一个，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心也一落千丈，做公益甚至成为“难于启齿”的事。
6月21日，一个名为“郭美美”的女孩突然窜红。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公众将其炫富和在微博认证的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矛头直指国内知名公益机构—中国红十字总会。尽管事后经过辩解，但这一事件持续发酵。
没过多久，又现“卢美美”。 “卢美美”本名卢星宇，生于1987年，现任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其父卢俊卿，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天九儒商投资集团主席、中非希望工程主席。
“卢美美”之贾祸，起因于“中非希望工程”。从6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已经陆续关停了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人们批判此举的同时，却意外发现“中非希望工程”宣称，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引发公众质疑。
12月16日晚，在2011京华公益奖颁奖典礼上，“中非希望工程”获得了“京华公益奖公益项目创新奖”与“京华公益奖编辑部特别奖”两项荣誉，或能为持续4个月的风波画上一个句号。但媒体通过顺藤摸瓜，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运作模式浮出水面，借非赢利组织之名赢利的现象，公众诘问并未停止。
紧随其后的，还有9月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该基金会以“公益医保”之名接受捐款及投资放贷，广受质疑。
类似的事件，一波接一波，似乎并无终点。
回过头来看这些事件，其本质大多是将慈善当成生意来做，以慈善之名行敛财之实。“慈善”被一片灰色的阴霾所掩蔽，让人怀疑公益和慈善的最终目的是融资而不是帮助弱势群体。
最让公众伤心的是，公益组织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够，为种种劣行留下空间。
（严碧华）
媒体论道
一定意义上说，“郭美美”只是一个引爆点，触发了许多人郁积的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乃至不满。
——人民日报
在一个地方性公益机构，一年有超过10亿元的捐赠收入，在国内实属罕见；但其当年用于公益的支出却仅为1.39亿元，悬殊之大，令人不解。
——新华网
如今，“透明慈善”正向我们走来，“只听打雷不见下雨”的“空头捐赠支票”就显得不合时宜。
——东方网
寄望2012
电子商务从业者王峰：2000多家基金会，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作为公众我能看到相关信息披露的寥寥无已。希望在2012年这方面能做得好一点，或许类似“郭美美”这样的事件会更少。
《公益时报》副总编李江涛：公益圈频发的热点事件，均起始于信息公开不够，从而引发公众质疑，在慈善立法滞后的背景下，希望公益组织2012年在透明方面迈出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