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金融改革从来都是全国“两会”讨论的焦点，但不少非富即贵的代表和委员们却一直不愿意触及事情的根本。“银行是弱势群体”这样的夸张言论激起了满堂的喜悦，但也容易掩盖中国金融改革真正的问题。
　　在不直接对存量开战的前提下，用新主体的壮大和竞争逐渐倒逼旧有利益集团的改革，这是所谓“增量改革”的典型逻辑，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在国企“存量”之外，进行“增量改革”的产物。
　　“增量改革”固然是一种极其有用的中国智慧，但在作为国民经济枢纽和核心的金融领域，由于“存量”的体量臃肿和利益固化，“增量改革”这条路如何走通？

尴尬的倒逼

　　这几年来，除了口号和宣传的需要之外，互联网巨头们并没有真正想过要倒逼中国银行业改革。
　　因为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按照中国银监会2月底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1月，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内总资产达到169.7万亿人民币。另有数据显示，“四大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农业银行合计贷款余额为33.04万亿。
　　在阿里系的网商银行成立之前，阿里的“类银行”板块为阿里小贷，其于2010年成立，但其目前的贷款余额不过才100多亿，和银行业没有任何可比性。
　　腾讯旗下成立不久的微众银行也受到了追捧。2015年年初，在李克强总理视察微众银行并见证第一笔贷款后，关于民营银行的宏大描述全部加于微众银行一身。即便是官方媒体，也毫无保留地称赞，微众银行的巨大技术优势将带来无限可能。“既无营业网点，也无营业柜台，更无需财产担保，而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信用评级发放贷款。”
　　今年春节期间，朋友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微信红包派发大潮，这更把中国人对互联网银行的无限遐想推向了最高峰。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支付中，微信将一统江湖。
　　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所有的互联网支付都是以商业银行的线下账户为基础的，而且这些支付行为都由一家特殊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来主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银行对现有的银行体系有着一定的依附性。
　　不论是阿里的网商银行还是腾讯的微众银行，其最大的优势的确是“技术”，但“技术”的作用并不能被无限夸大。就发放贷款而言，银行业最核心的“技术”是解决和贷款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判断这个客户资质如何，是否有能力还本付息。但互联网银行根本不可能像当初所吹嘘的那样“终极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加以“技术改进”。
　　目前，微众银行最受关注的技术是“人脸识别”和“大数据评级”，对普通人来说，理解这两个优势对于办银行的价值似乎太复杂，但其实也很简单。
　　微众银行显然是紧紧围绕着“微信”来做文章的，普通的中国白领几乎都是用微信，那么这些人是否都会成为微众银行的客户？答案是，很可能。但问题在于，这些白领早已是银行的客户。更重要的是，目前银行业的电子化程度也非常高，普通人对此也深有体会：除了大额交易和开户等需求之外，银行的服务基本上都在网上可以完成。而且，前两个不能在网上完成的项目也断然不会通过微信支付来实现。
　　实际上，大数据评级的优势也并不是腾讯系微众银行的优势，而是阿里系的优势。后者作为电子商务巨头，数据库中有着企业真实的交易记录和信用记录，这些都是银行客户经理求之不得的生财资料。但微信的企业用户目前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交易，能否真正拿到这些大数据，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微众银行真正的优势是“集资”，由于微信用户基数大，和竞争对手相比，它在吸收个人小额存款上必然有着巨大便利。而银监会相关负责人也曾“定调”表示，微众银行是定位于服务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客户的民营银行，将打造“个存小贷”特色业务品牌。可以看出，微众银行不会和大银行正面冲突，而是将寻找自己的利基市场（即小众市场）。
　　微众银行最大的可能是成为中国最大的，也是完全合法的“P2P”公司，即专注于个人存款和个人贷款的银行。目前，国内很多P2P公司基本上已经不是做所谓的个人存款与贷款的“撮合”，而是做“资产池”业务，即吸收个人存款进入“资产池”，然后再由公司进行贷款的派发，这种操作和银行无异。因而，它们都生活在灰色地带，而微众银行有着合法的准生证，前途不可限量。
　　可以说，无论是阿里的网商银行还是腾讯的微众银行，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其作用从来都不是倒逼银行改革，而是为自己的互联网帝国版图锦上添花。

要改革什么

　　实际上，在互联网银行兴起之前，倒逼式的金融改革早已有之，但幾乎都以失败而告终。
　　按照中国加入WTO的协议要求，中国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允许外资银行在内地进一步拓展业务。按照高层的想法，一定程度开放银行市场将有利于形成中外资银行的相互竞争，不但中资银行可以学到外资同业的宝贵经验，而且可以用外资银行的发展来倒逼中资银行的内部改革。
　　在本世纪的前10年，主要的外资银行陆续在华设立了独立的法人银行，并全面开展了人民币业务，国人惊呼“狼来了”，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最近几年，外资银行在华市场份额占比不断下降，不少银行索性关闭了个人业务，“倒逼”也无从谈起。
　　分析认为，中资银行的优势在于其基于网点的吸储优势以及和大型企业的捆绑，但外资银行显然不具备这些优势，尤其是吸储极其困难。因此，它们的业务重点只能专注于风险和收益更高的实体中小企业和跨国企业中国分支，但这些客户都不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而且客户的抗风险能力极低。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由于中国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监管，这个行业也并不具备更多创新的可能，所谓外资银行的“技术优势”于是很快被中资银行吸收消化，双方并不存在所谓技术差距。同样，目前中国的大银行基本实现了电子化，互联网化、移动化也只是时间问题，和互联网银行之间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 　　显然，对中国的银行业而言，无论是外资银行，还是互联网银行，都无法作为增量来倒逼改革。2014年的民营银行热潮几乎是“雷声大雨点小”，银监会曾一口气连批5家民营银行牌照，结果部分民营股东选择了退出。目前，只剩下了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两家基于互联网的优势而坚持下来。
　　中国的银行业究竟应该改革什么，改革的目标是债务，特别是不良债务。按照中国银监会2月份公布的数据，2014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25%，较年初上升0.25个百分点。
　　但分析认为，这个不良率其实相对保守，实际的不良贷款率会远高于这个数字。在实际操作中，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统计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而很多大型企业的贷款不会被统计为不良贷款，因为它们可以“借新债还旧债”。
　　在中国之前的金融改革中，化解债务问题的方式主要是坏账的“核销”，这可以简单理解为，国企还不了钱，银行自认倒霉，对坏账予以账务消除，而银行出现的亏空则由国家财政进行注资来解决。这个简单的操作，其本质是国民的纳税通过银行体系为国企的坏账埋单。
　　但中国人对这种操作模式太深恶痛绝，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再次进行大规模的类似操作，太为“政治不正确”。更重要的是，这也会严重伤害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固，而这又是国家的金融根基。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00年前的中国是个农业立国的国家，而如今却是个“以银行立国”的国家。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通过银行体系来实现的，在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之下，通过自身的货币创造机制，商业银行制造着海量的货币存量和银行贷款余额，对低效率的“铁工基”项目网开一面，推动着GDP的创造狂潮。
　　按照摩根大通的数据，2008年，中国国内银行贷款与GDP之比略低于100%，但到2014年年中，这一比例膨胀至139%，相当于每年增长6.7%，是所有新兴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同期，印度银行贷款与GDP之比仅为55.6%。
　　在巨额的贷款中，多少是坏账，怎么化解，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大问题。但没有强大的银行体系，“4万亿”等这样的国家政策便缺乏有效实施工具，执政者的执政也缺乏强大的金融保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必然不能因为要化解债务存量而动摇银行业的根基，改革的方向很可能是另辟蹊径。

警惕老套路

　　这条“蹊径”，中国的股民可能也很熟悉。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股市开市开始，几乎在中国官方任何一份关于金融改革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一个表述，即中国要扩大直接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的比重。同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大同小异的内容。
　　但实际情况是，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特别是发展股市的策略，在很多情況下只是实现其他政策目的的一个工具。对此，经历过中国股市涨跌的一代人深有体会，曾几何时，国企脱困靠股市。
　　用股市来解决债务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逻辑。股市的权益融资，在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同时，也可以给予企业更多现金，好让企业有更多转圜的空间，可以通过改善经营从而走出困境。但在中国股市，企业圈钱之后，则是继续的亏损和圈钱。
　　目前，融资融券业务的不断放宽、央行降息和降准、对部分理财资金入市的默许，种种措施不断助推股市的繁荣。在2月底， 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已经接近44.47万亿人民币，约合7.11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场总市值的9.7%。一系列政策的“组合拳”似乎在助推股市的繁荣，但我们却需要警惕走“老路”的苗头。
　　显然，政策的“组合拳”都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在各部门“合力”共推股市繁荣的背景之下，注册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似乎被搁置起来。从注册制提出至今，两年有余，却不见相关部门推出任何有实质性价值的改革措施。比如，注册制最需要的是严刑峻法，而目前的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着几乎没有司法救济途径，只能靠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手段的怪现象，但这些真正的改革几乎无人过问。
　　或许，一些人确实希望股市在彻底改革之前，再来一段短暂的“繁荣”，好让那些债务缠身的企业得以金蝉脱壳，化解债务的重任将通过股市留给普通的投资者。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金融改革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是两难的选择。
　　就金融改革的目标而言，在间接融资领域，利率市场化和主体多元化是改革方向。但目前而言，改革的方向主要放在了主体多元化上，即以民营银行或者互联网银行的崛起来倒逼原有银行体系的改革，但这条路显然不容易走通。因为在目前的金融管制特别是利率管制的环境之下，新主体的生存都是问题。
　　这一改革所忽略的问题是，主体的多元化必须和利率市场化相配套才能达到效果。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并未完成，即存款利率的开放。在管制的存款利率之下，原有的大银行拥有网点优势，足以让它们在吸储大战中胜出。没有足够储蓄，加上严格的存贷比管制，新进入主体便被扼住了咽喉，无论外资银行、民营银行还是互联网银行都是如此。
　　在直接融资领域，改革的真正难题则在于这个市场的定位。当股市一直定位于为银行体系做“补充”，为银行化解坏债、为企业债务脱困等其他目的而服务之时，那么这个市场的改革断然无法推进。
　　对当今的中国而言，金融早已不是什么“新兴产业”，它最大程度地浓缩了中国在改革历程中的政经博弈和历史遗留问题。对决策者而言，金融改革需要的绝对不是什么“增量倒逼”，而是直接真正面对“存量”的问题，拿出改革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