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寻国家、权力、资本，到寻找大国民精神，这是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转向。曾几何时，一些本来很小的国家，却硬要在自己国家的前面冠一个“大”字。 中国历史上的夜郎国也以大字自居，留下千古笑谈。权力也一度是国人追逐的大目标，甚至是人们追求出人头地的唯一手段。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商、创业、经管、科研等等都成了国人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权力持有者也仍然像今天的“互联网 ”一样，因为给各行各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寻租的机会。
　　“十八大”以来，由于“反四风”工作的持续高压态势，一些曾经因为寻租机会满满而“白加黑”、“五加二”拼命工作的人们，也觉得一时间权力成了“鸡肋”，而像午间的公鸡一样，蔫惰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作品也因为权力的缘故而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与尊严。不论是美的还是丑的，艺术的还是非艺术的，只要能与权力攀上关系，它就是好的。
　　权力背后就是金钱。权力和金钱使得艺术中的好坏、美丑错位，标准失范。一切唯权力与金钱马首是瞻：从幼儿园、小学校到大大小小的官场，从公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不存在着权力寻租的现象。而这一切，也都随着“十八大”以来的新政治环境而逐渐变得式微。因此，当笔者看到《南风窗》年度公益人物评选以大国民精神为选项时，眼前不禁为之一亮。
　　中国的孟子不仅有“君为轻，民为贵”的理论，而且有一种大国民的思想。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的“身”，即为个体， 即为国民，即为顶天立地的个人。他，才是天下、国家和家庭的根本之所在。当一个国家或社会把个人或国民个体置于集体背后无足轻重的存在的时侯，它也就同时剥夺了他的独立、权利、责任与担当。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把自由、权利连同责任一起还给了公民个人，实现了孟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從这个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个人有“小我”与“大我”之分，即有古人所谓人格上的“小人”与“君子”之分。在刚刚摆脱了贫困的人群中，急于进行这种人格上的划分，可能有时是不太公平的。但是，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在富裕起来的人群中，就自然会出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高下之分。所谓“大国民”，还有另一层意思，它不是指简单地指事业上的成功，而是指一种追求，一种对于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投入。这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大公无私”或“公而忘私”，这是富裕起来的人们自然产生出来的一种对于人生更高境界的追求。
　　就学者而言，中国历来不缺少“为民请命”或敢于直言的仁人志士，但是，把学问做到客观公正，使理论做得彻底，使科学做到顶尖，如郑永年、吴光辉、黄大年等等者，则是非有一定的积累和扎实功夫后而难以做到的。这里不仅是“一点精神”，而是整个生命的追求。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大国民精神。
　　—评《南风窗》2017年26期封面报道《大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