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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与广西籍女作家谢凌洁笔下“失夫”母亲的冷酷无情行为进行分析，指出母亲们始终没走出“夫权”阴影，而是被异化为它的维护者或同谋者。杜拉斯以此书写解构传统的“母性神话”，体现其反传统的后现代思想；谢凌洁的叙事则更多地暴露出母亲身上的劣根性，进行自我审视。
关键词：母亲 无夫 杜拉斯 谢凌洁
一、前言
法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谢凌洁作为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的一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杜拉斯的影响在所难免。她叙事中从湄公河回来的男人，叫玛格丽特的有法国血统的女人，以及文本中流露出对侨港的“悠悠此情”，都让我们看到了杜拉斯的影子。关注这两位作家的文本，我们能发现这两位作家母亲形象的塑造手法极具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把母亲置于“失夫”模式中，即作品中家庭男性主要人物——丈夫角色处于缺席状态，不是死亡就是象征性的身份缺失，或是隐退到故事的叙述主线之外。从写作技巧上考虑，是两位作家为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的出场清场，为故事的发展做铺垫，而“失夫”状态下的母亲，自然成了“当家的”，那么没有了“夫”的支撑和监督，母亲的生存状态以及她的所作所为也就有了另一层面的研究意义。
二、母亲行为分析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形象基本上为杜拉斯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的母亲定了基调：母亲与苦难如影随形。吃苦耐劳的母亲本应饱承赞美之词。然而，在杜拉斯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还能感到女儿那隐隐的恨意。分析其文本可知，这都源于母亲溺爱儿子，贪恋财富，对女儿苛刻、漠不关心。比如在朗镇的舞会上遇到富有的诺先生时，母亲想让女儿苏珊讨好诺先生而呵斥道：“你为什么死人般哭丧着脸？你不能装得可爱些？”当她察觉到诺先生对苏珊感兴趣时，为得到钱和物，她迫不及待地催促诺先生向苏珊求婚。而当苏珊收下诺先生送给的钻戒后，母亲质疑女儿的清白，她“扑向苏珊，用尽力气用拳头打她……这情景持续了两个小时……接着，她又站起来扑向苏珊”。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对女儿施与如此疯狂之举动。到了《情人》，母亲对女儿的冷漠无情更不可理喻：当寄宿学校的校长把她女儿无视校规夜不归宿的情况告知母亲时，母亲找到校长要求不要过分限制她女儿的行动，而她对女儿采取的放任态度是因为女儿的情人能帮她把大儿子的赌债还清。她把女儿视为获取利益的一颗棋子，用女儿的“身体”填补大儿子胡作非为闯下的“窟窿”。可见，杜拉斯塑造吃苦耐劳、奋斗不休、伟大的母亲的同时，又残忍地解构了本应符合传统文化审美的母亲，在她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也无法感受到母爱。
同样，在谢凌洁笔下的母亲对女儿也是冷漠无情的。从《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中母亲戚秀兰对待儿女的不同态度就可窥一斑：
“戚秀兰很沮丧，女儿拿回的钱花光了，儿子苏扬天天玩麻将，不争气。戚秀兰一声长叹，苏拉厌烦地走出船舱，来到甲板上。几个月前她从城里回来，弟弟苏扬说船要大修，要一笔钱，她就给了他几万块。虽然不多，却是她把自己‘买’到城里的所有。潛意识里苏拉觉得自己是被卖了一次，她带着卖自己的这点钱回来，希望家里收留她，帮她度过晦暗的日子。戚秀兰跟出船舱说：你拿了钱回来，家里养你们母子也是因该的……”
儿子以修船为借口把女儿的“卖身钱”骗来赌光了，母亲对此事只付以一声长叹。她与女儿说的话言下之意是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又回到娘家要给钱才得以收留，母女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丝毫温情可言。此外，女儿与海上派出所小干警的婚姻让母亲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周围渔民对她的奉承，打牌时故意输给她以换取她出面找女婿开个绿灯帮个忙之类的事情，使这位母亲把女儿的婚姻变故看成是“愿望的落空”，是“崩溃”，是“沦陷”。当她女儿生下儿子，她立刻看到了希望，为了这个希望，她是这样劝说女儿的：“男人就那样，外头拈花惹草是难免的……管她三妻四妾，有了丁丁，你就做大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惜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以维持自己在其他渔民面前的傲慢姿态，毫无疑问，这是个自私而冷酷的母亲。
在女性主义批评中，母亲一方面被视为女性历史的源头，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父权制的共谋者。在杜拉斯的安排下，母亲表现出了浓厚的父权色彩，比如母亲用“她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岁月”来形容与丈夫共同度过的日子。在母亲的回忆中，父亲是与“舒适生活”、“宽裕”，甚至“富足”联系在一起的。从母亲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父亲在家庭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体现在经济方面。随着儿女的长大，父亲的作用渐渐在儿子身上得到了体现：一段时间以来， 家里只有约瑟夫从河里打来的涉禽可端上饭桌， 母亲对约瑟夫说：“我在想， 如果不是你去杀这些涉禽我们能吃什么呢？”母亲的话实际上承认了儿子约瑟夫作为家庭赡养者的作用与地位。波伏娃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及对此处境的反应。”母亲把儿子视为自身的全部，并认定他是家庭的支柱。即便他不能养家糊口，母亲仍疯狂溺爱儿子，宁可牺牲女儿的终生幸福来换取金钱。当儿子终于离开母亲， 随情妇到城里后，母亲的精神支柱垮了，彻底病倒。因为随着儿子的出走， 母亲意识到她无法找到“夫”的替代者，最终在绝望的等待中死去。此外，父亲壮年早逝，母亲身兼父职母职，母亲在获得了对子女的第一手的管理权利与责任的同时，也行使“父”的权利。比如她对女儿的专制，要她从父业当数学老师，就带有明显而浓厚的父权色彩，对长子极端的偏爱则充分体现母亲对父权文化的膜拜。而作品中的母亲在执行父权的同时，自己也随着精神上的消耗而逐渐地走向毁灭。毫无疑问，杜拉斯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位被男权社会异化了的母亲，男权思想深入其骨髓，演变成父权思想的维护者。
谢凌洁笔下的母亲也是位受男权话语浸淫的传统女性。与杜拉斯笔下由于内心矛盾而疯狂的母亲相比，谢凌洁笔下的这位只动口不动手的母亲则显得“阴险”，她不仅是男权文化秩序和制度的维护者，而且还“隐蔽”地完成了她作为父权制同谋者身份的转化。《水里的月亮在天上》的母亲戚秀兰在女儿离异的整个事件中，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为女儿的幸福考虑，而是一味的劝说其回到丈夫身边。当女婿被单位除名，孙女被糟蹋后，她要女儿必须带孙女到别处生活，给她找个父亲。“声音不大，语气果断”，言语里透露出她完全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你也不是十八二十了，到头也是为了贝贝和丁丁，说到底，也是命。”母亲已异化成男权思想的代言人，事实上成为父权制的同谋者和宣扬者，并站在父权的立场向女儿发出了最后通牒，也给她指了一条出路——再次依附男人。正如女性文化研究者禹燕所说：“母亲是引诱女孩成为‘女性’的第一个精神导师，她的存在任务之一就是使更多的女孩变成母亲，完成父权制度所规定的女性生存的最高使命。她是女儿活动的直接限制者，是女儿社会行为的直接规范者。她用种种方式力图把女儿塑造成为真正符合男性社会标准的所谓‘女性’。” 法国女权主义文论家西蒙.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它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道出了女人的无奈与辛酸——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绝非单纯的生物学原因，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文明。戚秀兰生存的侨港男权当道，“在埠头，所谓规矩，都是男人定下的，換句话说，在埠头，男人就是规矩”。这样的生存环境，也就只能造就出戚秀兰这样的女性心理。然而，依附男人真的是出路吗？谢凌洁以她另一个中篇《怀念父亲》给我们呈现了一位始终没走出男权阴影的母亲的悲惨命运。《怀念父亲》中的父亲以“失踪”的方式”抛弃了妻子和一双儿女，与一个东北女人跑了。母亲上岸找父亲被打，回到船上发现年幼的儿子意外死亡，母亲要自杀，被一个叫海洋的年轻渔民救起。海洋是个纯粹的无产者，本不符合世俗眼里的婚姻对象，但在极度需要男性掌舵的渔船上，母亲视其为“船杆”，为了能把这“船杆”留在船上，她除了让他吃好还明里暗里要女儿委身于他。海洋对她女儿始乱终弃，并把她家的船抵押后携款偷渡到澳大利亚，母亲不堪打击而疯癫。如果说“父亲”和海洋这两位男性造成了母亲的悲剧，构成了她悲惨命运的外在因素，而母亲始终没有独立的生存意识和其一心要依靠男人的思想是她人生悲剧愈演愈烈的内在原因。在丈夫抛弃妻子离家出走的当晚，暴风雨中的母亲浑身哆嗦，手脚冰凉地说：“我们家船杆断了”，“要翻天了，快回来吧快回来吧”，母亲的话承载着人物惶恐无助的内在情绪和依附丈夫的心理，同时也隐喻了母亲的命运。千百年来，父权文化对崇高母性的推崇实质是以一种温和的手段消解女性的自我意识。这种推崇的目是强化她们对男权伦理秩序的顺从和无条件的责任感，从而湮灭女性作为主体的存在价值。母亲受父权文化的毒害再也站不住站不稳，而她同时又是男权的帮凶，对女儿的悲剧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杜拉斯同是有悖于读者的传统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的母亲，细分析起来，谢凌洁笔下的母亲对女儿的无情源于她的自私和千百年来中国女性自身的文化痼疾——对男性的依附心理。
三、结论
杜拉斯和谢凌洁两位女作家笔下的母亲，无论是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还是只落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都以“夫”的丧失把母亲置于极度困境中。通过她们挣扎的、孤独苦难的、不可逆转的宿命叙事来体现女性生存的艰难。此外，两位女作家都在文本里塑造了夫权制利欲驱动下对女儿冷酷无情的母亲以及被男权异化了的母亲形象。我们看到尽管“夫权”在场缺失，两位作家笔下的母亲都仍然走不出“夫权”的阴影，她们都被异化成夫权统治的维护者或同谋者。杜拉斯颠覆了“母性神话”，还原母亲的世俗性体现了其反叛主流、消解崇高、颠覆传统的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而谢凌洁暴露出的母亲的劣根性，更多的是为了说明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固然是由以维护男权中心话语为旨归的社会制度所致，但同时也指出，女性被男权意识形态及其文化阴影笼罩而泯灭了自我意识，对自身悲剧的形成推波助澜，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杜拉斯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对广西女作家的影响》（项目批准号： 11FWW005）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关键词：母亲 无夫 杜拉斯 谢凌洁
一、前言
法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谢凌洁作为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的一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杜拉斯的影响在所难免。她叙事中从湄公河回来的男人，叫玛格丽特的有法国血统的女人，以及文本中流露出对侨港的“悠悠此情”，都让我们看到了杜拉斯的影子。关注这两位作家的文本，我们能发现这两位作家母亲形象的塑造手法极具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把母亲置于“失夫”模式中，即作品中家庭男性主要人物——丈夫角色处于缺席状态，不是死亡就是象征性的身份缺失，或是隐退到故事的叙述主线之外。从写作技巧上考虑，是两位作家为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的出场清场，为故事的发展做铺垫，而“失夫”状态下的母亲，自然成了“当家的”，那么没有了“夫”的支撑和监督，母亲的生存状态以及她的所作所为也就有了另一层面的研究意义。
二、母亲行为分析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形象基本上为杜拉斯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的母亲定了基调：母亲与苦难如影随形。吃苦耐劳的母亲本应饱承赞美之词。然而，在杜拉斯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还能感到女儿那隐隐的恨意。分析其文本可知，这都源于母亲溺爱儿子，贪恋财富，对女儿苛刻、漠不关心。比如在朗镇的舞会上遇到富有的诺先生时，母亲想让女儿苏珊讨好诺先生而呵斥道：“你为什么死人般哭丧着脸？你不能装得可爱些？”当她察觉到诺先生对苏珊感兴趣时，为得到钱和物，她迫不及待地催促诺先生向苏珊求婚。而当苏珊收下诺先生送给的钻戒后，母亲质疑女儿的清白，她“扑向苏珊，用尽力气用拳头打她……这情景持续了两个小时……接着，她又站起来扑向苏珊”。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对女儿施与如此疯狂之举动。到了《情人》，母亲对女儿的冷漠无情更不可理喻：当寄宿学校的校长把她女儿无视校规夜不归宿的情况告知母亲时，母亲找到校长要求不要过分限制她女儿的行动，而她对女儿采取的放任态度是因为女儿的情人能帮她把大儿子的赌债还清。她把女儿视为获取利益的一颗棋子，用女儿的“身体”填补大儿子胡作非为闯下的“窟窿”。可见，杜拉斯塑造吃苦耐劳、奋斗不休、伟大的母亲的同时，又残忍地解构了本应符合传统文化审美的母亲，在她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也无法感受到母爱。
同样，在谢凌洁笔下的母亲对女儿也是冷漠无情的。从《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中母亲戚秀兰对待儿女的不同态度就可窥一斑：
“戚秀兰很沮丧，女儿拿回的钱花光了，儿子苏扬天天玩麻将，不争气。戚秀兰一声长叹，苏拉厌烦地走出船舱，来到甲板上。几个月前她从城里回来，弟弟苏扬说船要大修，要一笔钱，她就给了他几万块。虽然不多，却是她把自己‘买’到城里的所有。潛意识里苏拉觉得自己是被卖了一次，她带着卖自己的这点钱回来，希望家里收留她，帮她度过晦暗的日子。戚秀兰跟出船舱说：你拿了钱回来，家里养你们母子也是因该的……”
儿子以修船为借口把女儿的“卖身钱”骗来赌光了，母亲对此事只付以一声长叹。她与女儿说的话言下之意是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又回到娘家要给钱才得以收留，母女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丝毫温情可言。此外，女儿与海上派出所小干警的婚姻让母亲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周围渔民对她的奉承，打牌时故意输给她以换取她出面找女婿开个绿灯帮个忙之类的事情，使这位母亲把女儿的婚姻变故看成是“愿望的落空”，是“崩溃”，是“沦陷”。当她女儿生下儿子，她立刻看到了希望，为了这个希望，她是这样劝说女儿的：“男人就那样，外头拈花惹草是难免的……管她三妻四妾，有了丁丁，你就做大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惜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以维持自己在其他渔民面前的傲慢姿态，毫无疑问，这是个自私而冷酷的母亲。
在女性主义批评中，母亲一方面被视为女性历史的源头，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父权制的共谋者。在杜拉斯的安排下，母亲表现出了浓厚的父权色彩，比如母亲用“她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岁月”来形容与丈夫共同度过的日子。在母亲的回忆中，父亲是与“舒适生活”、“宽裕”，甚至“富足”联系在一起的。从母亲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父亲在家庭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体现在经济方面。随着儿女的长大，父亲的作用渐渐在儿子身上得到了体现：一段时间以来， 家里只有约瑟夫从河里打来的涉禽可端上饭桌， 母亲对约瑟夫说：“我在想， 如果不是你去杀这些涉禽我们能吃什么呢？”母亲的话实际上承认了儿子约瑟夫作为家庭赡养者的作用与地位。波伏娃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及对此处境的反应。”母亲把儿子视为自身的全部，并认定他是家庭的支柱。即便他不能养家糊口，母亲仍疯狂溺爱儿子，宁可牺牲女儿的终生幸福来换取金钱。当儿子终于离开母亲， 随情妇到城里后，母亲的精神支柱垮了，彻底病倒。因为随着儿子的出走， 母亲意识到她无法找到“夫”的替代者，最终在绝望的等待中死去。此外，父亲壮年早逝，母亲身兼父职母职，母亲在获得了对子女的第一手的管理权利与责任的同时，也行使“父”的权利。比如她对女儿的专制，要她从父业当数学老师，就带有明显而浓厚的父权色彩，对长子极端的偏爱则充分体现母亲对父权文化的膜拜。而作品中的母亲在执行父权的同时，自己也随着精神上的消耗而逐渐地走向毁灭。毫无疑问，杜拉斯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位被男权社会异化了的母亲，男权思想深入其骨髓，演变成父权思想的维护者。
谢凌洁笔下的母亲也是位受男权话语浸淫的传统女性。与杜拉斯笔下由于内心矛盾而疯狂的母亲相比，谢凌洁笔下的这位只动口不动手的母亲则显得“阴险”，她不仅是男权文化秩序和制度的维护者，而且还“隐蔽”地完成了她作为父权制同谋者身份的转化。《水里的月亮在天上》的母亲戚秀兰在女儿离异的整个事件中，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为女儿的幸福考虑，而是一味的劝说其回到丈夫身边。当女婿被单位除名，孙女被糟蹋后，她要女儿必须带孙女到别处生活，给她找个父亲。“声音不大，语气果断”，言语里透露出她完全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你也不是十八二十了，到头也是为了贝贝和丁丁，说到底，也是命。”母亲已异化成男权思想的代言人，事实上成为父权制的同谋者和宣扬者，并站在父权的立场向女儿发出了最后通牒，也给她指了一条出路——再次依附男人。正如女性文化研究者禹燕所说：“母亲是引诱女孩成为‘女性’的第一个精神导师，她的存在任务之一就是使更多的女孩变成母亲，完成父权制度所规定的女性生存的最高使命。她是女儿活动的直接限制者，是女儿社会行为的直接规范者。她用种种方式力图把女儿塑造成为真正符合男性社会标准的所谓‘女性’。” 法国女权主义文论家西蒙.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它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道出了女人的无奈与辛酸——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绝非单纯的生物学原因，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文明。戚秀兰生存的侨港男权当道，“在埠头，所谓规矩，都是男人定下的，換句话说，在埠头，男人就是规矩”。这样的生存环境，也就只能造就出戚秀兰这样的女性心理。然而，依附男人真的是出路吗？谢凌洁以她另一个中篇《怀念父亲》给我们呈现了一位始终没走出男权阴影的母亲的悲惨命运。《怀念父亲》中的父亲以“失踪”的方式”抛弃了妻子和一双儿女，与一个东北女人跑了。母亲上岸找父亲被打，回到船上发现年幼的儿子意外死亡，母亲要自杀，被一个叫海洋的年轻渔民救起。海洋是个纯粹的无产者，本不符合世俗眼里的婚姻对象，但在极度需要男性掌舵的渔船上，母亲视其为“船杆”，为了能把这“船杆”留在船上，她除了让他吃好还明里暗里要女儿委身于他。海洋对她女儿始乱终弃，并把她家的船抵押后携款偷渡到澳大利亚，母亲不堪打击而疯癫。如果说“父亲”和海洋这两位男性造成了母亲的悲剧，构成了她悲惨命运的外在因素，而母亲始终没有独立的生存意识和其一心要依靠男人的思想是她人生悲剧愈演愈烈的内在原因。在丈夫抛弃妻子离家出走的当晚，暴风雨中的母亲浑身哆嗦，手脚冰凉地说：“我们家船杆断了”，“要翻天了，快回来吧快回来吧”，母亲的话承载着人物惶恐无助的内在情绪和依附丈夫的心理，同时也隐喻了母亲的命运。千百年来，父权文化对崇高母性的推崇实质是以一种温和的手段消解女性的自我意识。这种推崇的目是强化她们对男权伦理秩序的顺从和无条件的责任感，从而湮灭女性作为主体的存在价值。母亲受父权文化的毒害再也站不住站不稳，而她同时又是男权的帮凶，对女儿的悲剧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杜拉斯同是有悖于读者的传统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的母亲，细分析起来，谢凌洁笔下的母亲对女儿的无情源于她的自私和千百年来中国女性自身的文化痼疾——对男性的依附心理。
三、结论
杜拉斯和谢凌洁两位女作家笔下的母亲，无论是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还是只落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都以“夫”的丧失把母亲置于极度困境中。通过她们挣扎的、孤独苦难的、不可逆转的宿命叙事来体现女性生存的艰难。此外，两位女作家都在文本里塑造了夫权制利欲驱动下对女儿冷酷无情的母亲以及被男权异化了的母亲形象。我们看到尽管“夫权”在场缺失，两位作家笔下的母亲都仍然走不出“夫权”的阴影，她们都被异化成夫权统治的维护者或同谋者。杜拉斯颠覆了“母性神话”，还原母亲的世俗性体现了其反叛主流、消解崇高、颠覆传统的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而谢凌洁暴露出的母亲的劣根性，更多的是为了说明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固然是由以维护男权中心话语为旨归的社会制度所致，但同时也指出，女性被男权意识形态及其文化阴影笼罩而泯灭了自我意识，对自身悲剧的形成推波助澜，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杜拉斯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对广西女作家的影响》（项目批准号： 11FWW005）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