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一直积极从事力促慈禧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顿时一片混乱，康、梁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曾参与维新运动，维新失败后到日本留学，仍积极参加康、梁的各种“保皇”活动。
　　1899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组织自立军，联络秘密会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当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向各国宣战时，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迅速发展到2万人；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十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
　　唐才常计划8月9日以汉口为中心发动起义，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出于多种考虑。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其次，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第三，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湖广总督张之洞抱有希望，曾与之联络，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对此，张虽未表示同意但也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张“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这些活动都在镇守武昌的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他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但张之洞却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2000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是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短时间迅猛发展。
　　值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此时他无法判断大清王朝最后是慈禧继续掌权还是光绪皇帝重新“親政”，稍有闪失，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局势未明朗以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对救光绪的自立军又采取了静观局势发展、相机行事的策略，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能贸然行动。
　　然而，由于武器严重不足，唐才常决定推迟起义。但此时安徽方面已经走漏消息，整个自立军完全暴露，再加北京已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形势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唐决定8月23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但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惶出逃后，联军并未派兵追缉，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立即明白，清王朝的大权将仍在慈禧手中。政局明朗，张之洞终于做出最后的抉择，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二十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二十多人斩杀！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以及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因是主犯不能不具名上报外，对其余人张之洞故意含糊其辞、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若朝廷细究，肯定于己不利。
　　镇压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的冷酷决断。如此决断，张或有不得不为之的难处，但恰恰说明一位“开明”大臣在专制体制中的限制。形格势禁，“开明”大臣也难“开明”，甚至为自保下手残忍。然而，许多希望清王朝能从上而下自我有序改革、维护体制长治久安的开明之士都曾把良好的愿望寄托在位高权重、开创不少新事物的大臣身上。惟其如此，当张之洞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军时，遑论他人！
　　张之洞的所为，表明清王朝的自我改革之门正在迅速关闭，那些对张抱有期待、企望以改革使大清王朝政权稳定、社会进步的开明之士自然对张失望；年仅18岁的自立军成员、青年学生宋教仁，即由此走上革命之路。对张的失望，说到底是对清王朝自我改革的失望。由此，改革的空间骤然变窄。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敞开之日。
　　回首历史，我们不由感慨，残酷镇压自立军，是素有开明之称的张之洞的悲剧，是对张深抱希望的改革者的悲剧，何尝不是清政府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