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正> “神化”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被历代美学家、文论家、艺术家、诗人大量地运用于诗论、词论、画论、曲论、书论、文论、小说理论之中。它不仅覆盖面广泛,而且源远流长,值得我们重视。但由于古代的有关文字多属评点式或经验性描述,又比较分散、零碎,缺乏整体的、明确的阐释,“神化”的涵义并非一望即知的。因此,认真清理这笔美学思想遗产,考察其具体的、科学的涵义是十分必要的。应该指出的是,“神化”实际上是一个复合性的审美范畴(如同《文心雕龙》的“风骨”一样),是由“神”与“化”两个审美范畴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 “神化”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被历代美学家、文论家、艺术家、诗人大量地运用于诗论、词论、画论、曲论、书论、文论、小说理论之中。它不仅覆盖面广泛,而且源远流长,值得我们重视。但由于古代的有关文字多属评点式或经验性描述,又比较分散、零碎,缺乏整体的、明确的阐释,“神化”的涵义并非一望即知的。因此,认真清理这笔美学思想遗产,考察其具体的、科学的涵义是十分必要的。应该指出的是,“神化”实际上是一个复合性的审美范畴(如同《文心雕龙》的“风骨”一样),是由“神”与“化”两个审美范畴铸成
其他文献
<正> 屈原及其伟大诗作在战国雄楚的崛起,实在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一奇观的耀现,与“居南天之半”、“气象常并吴越”的南楚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渊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奋斗生涯,正是南楚民族那一部开拓、壮大和最终在七国争雄中覆灭的悲壮历史的缩影。他的诗歌创作,鲜明地表现着南楚文化的绚烂色彩及其所包含的奇异矛盾,因此,从楚民族、楚文化的发展背景上,来考察屈原的诗歌创作,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屈原诗作中显示的特点,并为解决某些至今引起争议的课题,提供新的解释。本文正
<正> 有个至今不肯承认自己是“诗人”的人,在她做了奶奶以后,突然开始不停地写诗。恰如金农五十岁以后执笔作画,出手便高雅老辣,灰娃的诗让人吃惊。诗是激情的艺术,而激情是一种生命能量的爆发——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诗对老年大为不利。然而,生命的秘密永远也不能从生物的层面上予以解释。诗的激情不停地从一位年长的老人胸腔里喷涌而出,这一现象,也许是一种生命的突变,它并不普遍,所以让人吃惊。当我第一次看到“灰娃”这个名字时,就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当然我后来知道了这名字的来历,灰娃的真名叫理召。或许是她
<正> 为了说明近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文化特征,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近现代西方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不是“古已有之”的。当我们把中国与西方的爱国主义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的时候,便会发现:西方的爱国主义比中国的爱国主义,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西方的爱国主义,是在民族国家纷纷崛起的基础上普遍出现的。古希腊的城市国家(“城邦”)和后来罗马人建立的共和国,都与近代民族国家大不相同。罗马教皇的统治,把中世纪欧洲变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基督教世界,
<正> 一在当代文学批评中,陈思和的批评有一种强烈的求“解”心理——“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寻求答案”①。他选择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因为现代文学离当代现实“不远不近”,在当时最适宜于他对现实中一些尚未冲破的“当代禁区”作“大胆探索”。因此,他惯于把历史与现实置于方程等式的两边,历史仅仅成为陈思和探索现实的一套思维语言,对历史的曲折过程的“运算”,明确地指向当代现实和它的未来。读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不论是论及新文学的寻根意识、忏
<正> 茅盾的小说文体具有一种状况形成的美,坚牢的情景结构中交织着作者来自内部的情热,成为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范例。作者的内奥情热贯穿于作品过程中,作家的生活形成了他的构思和情热。茅盾作品的主要特征常常被认为是作家力图排除主观因素介入的客观描写,但是我却认为恰恰是由于作家的主体情热才产生出了那些名篇巨制。一要谈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可以提出多种多样的文体上的标志,其中比较
<正> 一许多正常的行为被批评为怪异,不正常的却被认为理所当然;许多永恒的事物被讥讽为落伍,暂时投机的被夸赞为超越时代;许多真诚的人士被嘲弄为拙劣痴愚,虚伪巧诈的被加上辉煌的荣衔。这些颠倒错乱的景象,在历史上混乱的时代,固然也所在多有,但从无今日台湾出现之集中、之极端、之漫无边际! 这些颠倒错乱的景象,充斥在台湾社会的各行业和各角落,也具体地反映在台湾的文化层面和文学生态上。
<正> 中国现代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大体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艺思潮对海外华文文学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二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对海外华文创作所起的引导作用。上面谈到,海外华文新文学,就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五四”以后,中国的历次文学运动,例如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两个口号论争,抗战文学运动等,都对南洋文学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抗战文学运动,在东南亚各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在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
本刊这一期发表了张炯《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文章全面地、深入细致地阐明了作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并就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中国文学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和评价。文章有针对性地对本刊第四期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夏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我国革命文学艺术的发展,作了完全错误的歪曲的评述,该文发表后,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批评和意见。本刊发表这样的文章,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值得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和进行深刻的反思。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作用和估价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
<正> 一、被切割的“自我”何为“文心”?《文心雕龙·序志》开章便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刘勰“文心”之说实本于陆机《文赋》:“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所谓“为文之用心”,似包括作家的创作意图、审美倾向、情感特质、人格魅力、艺术匠心等等,这些因素合为一体,便成为作家在其作品中的形象。“人心”,与“文心”相对而言,描述的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是作家作为“人”(社会关系之总和)所具有的思想、意志、品格,情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行为。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
<正> 词兴于唐、盛于两宋,历经元、明、清,乃至民国初期,似乎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在现代文学史上,词这一特殊诗体,似乎也已销声匿迹。据查,解放后出版的若干部现代文学史,都不曾提及词。然而,词这一特殊诗体,实际上并未被历史所淘汰。近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论社会发生过多大变化,文学领域出现过什么热潮,词这一特殊诗体总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或者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刻,人们总喜欢运用词这一特殊诗体为时代发叫号,或自抒心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词作者从现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