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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幼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苏轼,在遭遇“乌台诗案”这个巨大的仕途和人生挫折后,诗作中的庄禅思想渐增并“引陶入禅”,创作了大量“和陶饮酒诗”。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阶级的苏轼是不可能彻底入禅的,其骨子里还是一直存在着儒家思想的,禅悦只是他在贬谪时的一种精神慰藉而已。
关键词:苏轼;老庄;禅学
北宋大文豪家苏轼的文风一向以豪放著称,他自幼深受儒道思想影响,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开始了人生仕途,其前期的诗作多表现出旷达豪放的诗风。但“乌台诗案”使苏轼的仕途和人生遭遇巨大挫折,“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遭到破灭,他转而从道家思想中寻求解脱,呈现出旷达飘逸的气质。《冷斋夜话》记载,苏东坡“尝要刘器之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文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由此可见,“要令人得禅悦之味”,成为苏轼在仕途失意后生活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要在对禅学的研究和实行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苏轼写作“禅悦”诗并非是写作风格的突然转向,与他从小受到的佛学教化有关。苏轼的家乡四川是一个天府佛国,苏轼的出生地眉州,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又因为这里有秦岭与中原隔离,战祸较少,所以保存下了许许多多古代的佛寺、造像、经卷等文物。苏轼的祖父苏序,是个天性豪爽,淳朴正直的老人,在荒年里,常把积存的谷米拿出来,分给族人和乡里百姓吃。这种仁爱心肠,与佛家拯救众生的慈悲之旨有相通之处。苏轼的父亲苏洵虽以儒学为宗,但亦结交蜀地名僧曾列为居讷法嗣。苏母程氏信佛虔笃,“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长辈的这种品格行为,不能不给儿孙后代以极大影响。其弟苏辙更是常与兄论佛问法,由苏轼的《与子由弟十首》可知。至于苏轼的妻妾中,继室王闰之信佛的资料在苏轼诗文里处处可见;侍妾朝云从泗上比丘尼义充学佛法,弥留时仍颂《金刚经》,苏轼在《悼朝云》诗、《朝云墓志铭》中多所述及。苏轼接触佛教,至少可以上溯到他少年时代。据《苏轼诗集》载:“君(苏辙)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这样一个佛教氛围浓郁的家乡,这样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自然使得苏轼的禅理诗创作有了生活机缘。
虽然苏轼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他在第一次胸怀壮志去京城的路上,也写了一些与当时心境愿望不和谐的诗:“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三峡》诗)。〔1〕好像他尚未步入仕途就有了退避的念头,好像他还没有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就有了归隐的打算——这就是苏轼深得于心的庄子思想的无意识流露,在他渴求功名投身仕途时与儒家观念同时显现。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苏轼为什么在遭遇了“乌台诗案”后,还能继续保持其乐观昂扬的精神态度。
其实苏轼并非在遭遇“乌台诗案”后才突然转向庄禅寻求精神寄托的,其前半生就一直与和尚交往,但还只是一种文人风气使然。虽然口里说禅,其内心是以“用舎由时,行藏在我”的正统士大夫自命的,用“名寻道人实自娱”这句话概括苏轼前期的禅悦生活应该是恰当的。在前期,他的诗更多的强调了禅悦与封建正统思想的一致性,认为“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
如果说苏轼前期诗作中流露出的庄禅思想只是一种文人的自娱自乐,那么其真正把庄禅纳入生活则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转而从庄禅中寻求精神寄托,除了他自幼受的道家思想影响外,还有其他原因。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人们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在道德伦理的遵守之中,将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精神世界纳入“礼”的规范。孔子把“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把封建君主和皇权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以纲常伦理这种实践理性取代人对纯粹理性和神性的追求,使人们沉溺于世俗化的建功立业中。所以当封建士大夫看清君主和王道的残暴、仁义道德的虚伪,而渴望超越形而下的道德规范,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时,儒家的价值观和纲常伦理必然遭到人们的质疑。儒家学说的这种缺陷,也导致苏轼转向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学说和禅宗哲学寻求精神出路。
苏轼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写的“过金山,坡题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暗示了苏轼被贬谪后半生事佛的事,也告诉我们东坡入禅的途径是庄周思想。所谓“心似已灰之木”,语出《庄子?齐物论》:“行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身如不系之舟”亦用《庄子?杂篇?列御寇》之语:“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本来中国禅学就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范文澜先生所指出:“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苏轼自幼受庄周思想的熏陶,也为他以后接受禅宗思想准备了充分条件。而且道家哲学强调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和王道、国家持否定态度,认为“仁义道德”压抑和伤害个体生命:“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在道家看来,只有“道”才是个体生命的意义根据,人格的完美境界就是与天道合一的逍遥状态。要达到“逍遥”的境界,人们必须要齐万物,一死生,泯物我,超厉害,同是非,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然和个体生命,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社会和自然的一切变化:“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孝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3〕因此,道家思想正好切合贬谪后苏轼的境遇和精神追求,为饱受磨难的心灵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
被贬后的苏轼,终于在道家思想中得到了慰藉。他被贬黄州,人生遭遇巨大挫折,却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乐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他被贬岭南,气候不适,风俗殊异,仍然自我解嘲的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被贬荒蛮之地,天涯海角,不知何时是归期,却仍泰然处之:“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与此意留蛮荒。他年谁与作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旷达乐观的精神境界,遭贬后的苏轼才不至于消沉而创作了大量好诗。可以充分体现苏轼对道家思想领悟的,是他在《宝会堂记》中的一段话:“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这就是道家学说倡导的超功利、远利害,不计得失“无所驻心”的逍遥境界。
李泽厚先生新著《美的历程》认为:“超脱尘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逐……。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符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顶礼膜拜的对象。”苏轼写作“和陶诗”并非偶然,而是一个有意有为之举。苏轼是借此以倾诉着有意向陶看齐意念的。比如其《和陶东方有一士》自注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被贬后的苏轼创作了大量“和陶饮酒诗”,这是他在精神上找到了知己,也是在实践道家理论。因为庄子认为,饮酒涉及“远害全身”的特殊途径:“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庄子·达生》)。可能苏轼认为陶渊明是真正的透彻了悟之人,才会将他视为知己并写了大量和陶诗。在苏轼与和尚打交道的诗作中,更是公然将陶渊明的思想纳入禅学轨道。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一联鲜明地表现了陶渊明的性格和思想风貌,而苏轼运用此曲却赋予它以禅宗的味道:
白云出山初无心,栖鸟何必恋山林。道人偶爱山水故,纵步不知湖岭深。空岩巳礼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遗像……。(《赠县绣》)〔4〕
“出岫”与“知还”,都统一到“人虽有南北,佛法本无南北”这个大前提下,无论出入进退,贵在返本归真,也就是归于“自性本来清净”。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无心之境是回归田园、回归大自然,那么,苏轼禅悦诗中的无心之境就是发现自己心中的净土,回归“悟人”的“自性西方”。
尽管苏轼遭贬后诗作中庄周和禅悦思想渐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苏轼彻底摒弃了传统儒道而皈依了禅宗。无论他禅悦的多么虔诚,他都没有彻底跳出“事儒者谈佛”这个范围。苏轼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其骨子里是根本不可能彻底抛弃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即使谪贬在岭南,与南华长老“打成一片”了,他仍在诗文中论证释之与儒,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苏诗中的禅悦只是他在遭贬后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所以每当帝京的声音传入空门,苏轼就不“禅悦”了,就要慨叹“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甚而赞叹“帝遣巫阳招我魂”了。所以苏轼还是基本上坚守了儒家为臣、事君、做人等方面的道德和理想,没有彻底入禅。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全集.卷一〔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5
[2]陈鼓应.庄子今注新译.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3—04.239
[3]陈鼓应.庄子今注新译.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04.157
[4]苏轼研究学会.东坡诗论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1
关键词:苏轼;老庄;禅学
北宋大文豪家苏轼的文风一向以豪放著称,他自幼深受儒道思想影响,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开始了人生仕途,其前期的诗作多表现出旷达豪放的诗风。但“乌台诗案”使苏轼的仕途和人生遭遇巨大挫折,“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遭到破灭,他转而从道家思想中寻求解脱,呈现出旷达飘逸的气质。《冷斋夜话》记载,苏东坡“尝要刘器之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文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由此可见,“要令人得禅悦之味”,成为苏轼在仕途失意后生活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要在对禅学的研究和实行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苏轼写作“禅悦”诗并非是写作风格的突然转向,与他从小受到的佛学教化有关。苏轼的家乡四川是一个天府佛国,苏轼的出生地眉州,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又因为这里有秦岭与中原隔离,战祸较少,所以保存下了许许多多古代的佛寺、造像、经卷等文物。苏轼的祖父苏序,是个天性豪爽,淳朴正直的老人,在荒年里,常把积存的谷米拿出来,分给族人和乡里百姓吃。这种仁爱心肠,与佛家拯救众生的慈悲之旨有相通之处。苏轼的父亲苏洵虽以儒学为宗,但亦结交蜀地名僧曾列为居讷法嗣。苏母程氏信佛虔笃,“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长辈的这种品格行为,不能不给儿孙后代以极大影响。其弟苏辙更是常与兄论佛问法,由苏轼的《与子由弟十首》可知。至于苏轼的妻妾中,继室王闰之信佛的资料在苏轼诗文里处处可见;侍妾朝云从泗上比丘尼义充学佛法,弥留时仍颂《金刚经》,苏轼在《悼朝云》诗、《朝云墓志铭》中多所述及。苏轼接触佛教,至少可以上溯到他少年时代。据《苏轼诗集》载:“君(苏辙)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这样一个佛教氛围浓郁的家乡,这样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自然使得苏轼的禅理诗创作有了生活机缘。
虽然苏轼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他在第一次胸怀壮志去京城的路上,也写了一些与当时心境愿望不和谐的诗:“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三峡》诗)。〔1〕好像他尚未步入仕途就有了退避的念头,好像他还没有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就有了归隐的打算——这就是苏轼深得于心的庄子思想的无意识流露,在他渴求功名投身仕途时与儒家观念同时显现。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苏轼为什么在遭遇了“乌台诗案”后,还能继续保持其乐观昂扬的精神态度。
其实苏轼并非在遭遇“乌台诗案”后才突然转向庄禅寻求精神寄托的,其前半生就一直与和尚交往,但还只是一种文人风气使然。虽然口里说禅,其内心是以“用舎由时,行藏在我”的正统士大夫自命的,用“名寻道人实自娱”这句话概括苏轼前期的禅悦生活应该是恰当的。在前期,他的诗更多的强调了禅悦与封建正统思想的一致性,认为“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
如果说苏轼前期诗作中流露出的庄禅思想只是一种文人的自娱自乐,那么其真正把庄禅纳入生活则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转而从庄禅中寻求精神寄托,除了他自幼受的道家思想影响外,还有其他原因。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人们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在道德伦理的遵守之中,将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精神世界纳入“礼”的规范。孔子把“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把封建君主和皇权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以纲常伦理这种实践理性取代人对纯粹理性和神性的追求,使人们沉溺于世俗化的建功立业中。所以当封建士大夫看清君主和王道的残暴、仁义道德的虚伪,而渴望超越形而下的道德规范,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时,儒家的价值观和纲常伦理必然遭到人们的质疑。儒家学说的这种缺陷,也导致苏轼转向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学说和禅宗哲学寻求精神出路。
苏轼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写的“过金山,坡题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暗示了苏轼被贬谪后半生事佛的事,也告诉我们东坡入禅的途径是庄周思想。所谓“心似已灰之木”,语出《庄子?齐物论》:“行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身如不系之舟”亦用《庄子?杂篇?列御寇》之语:“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本来中国禅学就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范文澜先生所指出:“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苏轼自幼受庄周思想的熏陶,也为他以后接受禅宗思想准备了充分条件。而且道家哲学强调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和王道、国家持否定态度,认为“仁义道德”压抑和伤害个体生命:“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在道家看来,只有“道”才是个体生命的意义根据,人格的完美境界就是与天道合一的逍遥状态。要达到“逍遥”的境界,人们必须要齐万物,一死生,泯物我,超厉害,同是非,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然和个体生命,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社会和自然的一切变化:“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孝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3〕因此,道家思想正好切合贬谪后苏轼的境遇和精神追求,为饱受磨难的心灵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
被贬后的苏轼,终于在道家思想中得到了慰藉。他被贬黄州,人生遭遇巨大挫折,却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乐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他被贬岭南,气候不适,风俗殊异,仍然自我解嘲的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被贬荒蛮之地,天涯海角,不知何时是归期,却仍泰然处之:“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与此意留蛮荒。他年谁与作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旷达乐观的精神境界,遭贬后的苏轼才不至于消沉而创作了大量好诗。可以充分体现苏轼对道家思想领悟的,是他在《宝会堂记》中的一段话:“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这就是道家学说倡导的超功利、远利害,不计得失“无所驻心”的逍遥境界。
李泽厚先生新著《美的历程》认为:“超脱尘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逐……。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符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顶礼膜拜的对象。”苏轼写作“和陶诗”并非偶然,而是一个有意有为之举。苏轼是借此以倾诉着有意向陶看齐意念的。比如其《和陶东方有一士》自注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被贬后的苏轼创作了大量“和陶饮酒诗”,这是他在精神上找到了知己,也是在实践道家理论。因为庄子认为,饮酒涉及“远害全身”的特殊途径:“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庄子·达生》)。可能苏轼认为陶渊明是真正的透彻了悟之人,才会将他视为知己并写了大量和陶诗。在苏轼与和尚打交道的诗作中,更是公然将陶渊明的思想纳入禅学轨道。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一联鲜明地表现了陶渊明的性格和思想风貌,而苏轼运用此曲却赋予它以禅宗的味道:
白云出山初无心,栖鸟何必恋山林。道人偶爱山水故,纵步不知湖岭深。空岩巳礼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遗像……。(《赠县绣》)〔4〕
“出岫”与“知还”,都统一到“人虽有南北,佛法本无南北”这个大前提下,无论出入进退,贵在返本归真,也就是归于“自性本来清净”。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无心之境是回归田园、回归大自然,那么,苏轼禅悦诗中的无心之境就是发现自己心中的净土,回归“悟人”的“自性西方”。
尽管苏轼遭贬后诗作中庄周和禅悦思想渐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苏轼彻底摒弃了传统儒道而皈依了禅宗。无论他禅悦的多么虔诚,他都没有彻底跳出“事儒者谈佛”这个范围。苏轼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其骨子里是根本不可能彻底抛弃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即使谪贬在岭南,与南华长老“打成一片”了,他仍在诗文中论证释之与儒,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苏诗中的禅悦只是他在遭贬后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所以每当帝京的声音传入空门,苏轼就不“禅悦”了,就要慨叹“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甚而赞叹“帝遣巫阳招我魂”了。所以苏轼还是基本上坚守了儒家为臣、事君、做人等方面的道德和理想,没有彻底入禅。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全集.卷一〔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5
[2]陈鼓应.庄子今注新译.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3—04.239
[3]陈鼓应.庄子今注新译.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04.157
[4]苏轼研究学会.东坡诗论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