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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同报》作为伪满时期创办发行的中文大报，主要承担了传达伪满洲国政治言动的功能，该报对东北地区抗日活动的书写主要集中于诋毁东北地区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营造抗战悲观氛围、树立日伪军正面形象三个方面。《大同报》的以上宣传活动展现了日伪利用报纸媒体开展奴化宣传的历史细节，并从殖民者的视角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不懈抗争的艰苦岁月，也为东北沦陷区中华民族英勇反抗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关键词：抗日战争；《大同报》；东北沦陷区；殖民宣传；民族抗争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9-0094-05
《大同报》是伪满时期创办发行的中文大报，由于得到了日伪在资金及人员方面的大力支持，该报创办不久就发行上万份，并在东北各地设立了约30个分销处和多个分社，影响范围和信息发布区域覆盖整个伪满统治区。作为一份秉承殖民者意图而创办的官办报纸，《大同报》集中展现了日伪利用报纸媒体开展奴化宣传的历史细节，并从殖民宣传视角详细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种种苦难，见证了东北民众那一段在艰难重压下奋起追求民族独立的艰苦岁月。
对于《大同报》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定数量的著述问世，多是从抵抗文学或抗战文化的视角研究该报的《夜哨》《满洲文坛》等具有抗战色彩的副刊[1-2]。在历史研究领域对于《大同报》史料的使用较为充分，但专项研究成果仍十分鲜见。本文以《大同报》文本为主要史料，对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利用报纸媒体围绕抗日活动开展的殖民宣传进行整体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野蛮的侵略，东北人民自发地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浪潮，在恶劣的条件下，英勇的东北军民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滞缓了日军吞并东北的进程。面对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日伪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鼓动。在此过程中，殖民者深感《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泰东日报》等原有中文报纸并不能完全满足其需要，为适应奴化宣传的新形势，1932年3月1日，在伪满洲国建立的同一天，日伪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创办发行了一份官方中文日报——《大同报》[3]。
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份“肩负着迅速准确地传达执政、总理、外长在国都新京的言论和行动，传达有关新国家的各种信息的责任的汉文报纸[4]”。在发行的12年间，该报极尽殖民宣传之能事，大肆攻击、污蔑东北军民抗日活动，以欺骗中国民众及世界舆论，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诋毁东北地区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营造抗战悲观氛围、树立日伪军正面形象三个方面。
一、诋毁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分化抗日军民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日伪军历经数次讨伐未收到预期效果。殖民者经过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对于抗日武装的大力支持，因为“民众对匪贼（日伪对抗日武装的蔑称——笔者注）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像我们所认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可说，三千万民众在精神上与匪贼无大差别者为数不少”，并提出东北民众是“抚育匪贼之母体”的论断[5]，因此将分化东北民众与抗日武装作为殖民宣传的重要内容。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伪满洲国将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均污蔑为匪，将国民党支持下的武装称为“政治的匪贼”，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武装称为“共产系匪贼”，而绿林出身的武装则被冠以“土匪”“胡匪”等恶名[6]。为了配合伪满官方宣传活动，《大同报》从贬低抗战动因入手，通过刊载新闻及发表评论等方式对不同性质的抗日群体进行攻击、谩骂。
对于所谓“政治的匪贼”，《大同报》一般将其污蔑为“伪勇军”“伪爱国军”或“兵匪”，称其走上抗日道路“只专念升官发财及扩充势力地盘，努力使封建政治之再现”。如《伪勇军纯为自己升官发财》一文称，辽西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郑桂林（时任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总司令）为了鼓舞士气曾对部下许诺“若失地恢复时，锦州以西之地盘，当永远为本军之所有，各个均选举自己希望之地为宜”，进而将与郑桂林建立联系的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等政治力量引出，由此证明义勇军抗日活动与旧时代军阀斗争如出一辙，以此激起民众对军阀混战的恶劣记忆，分化抗日军民[7]。该报还将南京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大举入侵的战略部署贬低为争抢地盘之筹谋。如1933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南京政府为了抵御日军进攻，调动3个师北上布防于热河，并派人至北平协助张学良谋划热河防务。《大同报》却称此次“蒋介石声称担任东北军之督战，由中央向东北派遣直系之部队，有开始集中之模样”，实质上不过是窥探满洲。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此起彼伏，引起了日伪仇视，将其称为“共产系匪贼”并进行剿杀。为了配合日伪殖民政策，《大同报》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污蔑为受赤化思想毒害、被苏联鼓动的“反满匪军”，并将其抗日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党派斗争的需要。《大同报》称共产党之所以高举抗日大旗是为了牵制国民党围剿红军的行动。利用“对东边道苏满国境及满华国境附近组织红军积极的举起破坏满洲国运动”以及“满华国境长城附近扩大搅乱”，以此迫使“日军不得已向关内出动”，进而“牵制在华北民国军，使不参加南京政府对江西之第五次讨共，使讨共陷于不可能”[8]。第二，被苏联利用。《大同报》公然声称，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兴起是因为“国际之野心者，不无策动，似又濡染赤化采（应为彩——笔者注）色”[9]，将矛头直指苏联，并频频刊载《俄唆使女共党 出没侦视满日要人》《苏联唆使中国共产党 企图扰乱满洲内地》《受赤俄警备指令之 不逞鲜人潜入吉林》之类的新闻，将共产党领导抗日活动的原因归结为苏联的挑拨，借此激发东北民众心中由于近代以来沙俄入侵而产生的民族矛盾，破坏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削弱其群众基础。
除国共两党外，面对日寇铁蹄侵扰，中国东北地区活跃的绿林豪杰、红枪会徒等很多土匪武装也纷纷投身抗战。这些绿林武装在国難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自发走上抗日道路，鼓舞了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对于此类抗日武装，《大同报》集中攻击其土匪出身，宣称他们不过是打着抗日旗号打家劫舍的匪贼，加入抗日者的队伍仅是贪图钱财和名声而已。如《论今日宜肃清匪患》一文宣称，东北向来是“胡匪出产之区”，九一八事变之后，这类胡匪打家劫舍的行为就多了一重保障，即“凡充胡匪者，可旨为义勇军”，打出义勇军旗号之胡匪“一面掠夺，一面受关内接济，既有美名，且获实利”，可谓是名利双收，因此“又何乐而不为也”[9]。 极力贬低抗日武装的同时，《大同报》还污蔑抗战领袖，在该报笔下，民族英雄均被诬为杀人越货的土匪。“巨匪李海青，蟠居两肇”“攻城破镇，勒捐抢劫，奸淫烧杀，日有所闻”[10]，“德林匪团……扰乱地方，勒索巨金”[11]，“邓铁梅重要匪首刘景文率匪两千名在岫岩城内蟠居，任意焚杀抢劫”[12]。该报还颠倒是非黑白，将东北民众面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诬陷成破坏经济秩序、扰乱社会治安甚至祸国殃民的野蛮行为。《大同报》报道称，每到“高粱繁茂时期，股匪不时蠢动”“兹扰乡村，蹂躏村民，诚为唯一之祸民先导”。除了污蔑抗日武装扰乱社会治安，还污蔑其加重了民众经济负担，他们收缴当地物产贩卖别处，“绑票掠财，屡出不乏”[13]，甚至“强制征收各地方捐”，使当地民众叫苦不迭[14]。
《大同报》以其捏造的种种罪名为基础，进一步臆造了民众深受“匪患”之苦，请求日伪军派兵剿灭的虚假情节。如1933年7月21日该报刊载的《冯占海部扰民罪状》，假借蔚县民众名义，历数了1933年6月3日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由怀安进入蔚县后的种种“恶行”，称冯占海“大军所经数十村庄被抢劫一空，奸淫掳掠，无奇不有，诚民国二十年未有之浩劫”，并污蔑该部勒索衣食器物，“始则勒索白面，大米以及肉食，继而小米煤炭，……挖墙掘地，搜寻财务，抢劫状况目不忍视，损失之巨，此次为最”，甚至奸淫妇女、毫无人性，“少年妇女，既被奸淫，而五六十岁者，亦难幸免”，于是民众请求伪满“当局速筹编遣之法，早定收复之计划，救民水深火热之中”[15]。
二、营造悲观失望氛围，打击军民抗战信心
在沦陷的14年间，面对日伪高压政策，东北抗日军民经受了极其严酷的考验，特别是活跃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各支义勇军，在衣食弹药严重缺乏的环境下坚持与日伪军血战到底，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了打击军民的抗战意志，《大同报》在相关新闻及评论中着重渲染义勇军“弹尽粮绝”“穷困万状”的艰难处境。如该报刊载的新闻《匪首祁山被捕后谈 匪中生活苦多乐少》详细描绘了活跃在镜泊湖一带的抗日武装所处环境之艰苦。为了躲避敌人的讨伐，义勇军的根据地均选在“离人家稍远的山中”，为了隐蔽不能建筑房屋，只能“择大树上，架以横木，作为住房，再在高枝，多积树枝，以遮风寒雨露。”睡觉也没有床，不过是“折周围之枝叶，铺而为床”。在这样的房屋中，夏季要忍受山中各种毒虫的叮咬，冬季要忍受严寒，同时还要随时预防日伪军夜晚偷袭，将士们睡觉时“武装靴带，都不敢脱……偶有风吹草动，即惊起侦查”。战事宽松时，尚可以生火取暖，也可以火堆防山中蚊虫叮咬，后因日伪军讨伐日益频繁，将士们又“不敢生火，恐怕烟作标准”，被敌人发现。没有火堆保护，深山之中“毒虫侵噬，多少夜不得安眠”，此种痛苦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义勇军不仅住所简陋，粮食更是紧缺，“吃的东西没有米面，只有小米盐粥、苞米加小豆粥……有子弹还可以打鹿，可是子弹缺乏，不敢再打了”。除粮食外，药品更难获得，抗日将士们如若生病，实在痛苦难忍时“就抽大烟，一到麻醉，什么也顾不得”[16]。正是由于药品的严重缺乏，很多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领袖却逝于病榻。如与共产党相联络的自发抗日武装领袖南侠“罹发流感冒，至二十四日（1933年5月24日——笔者注）在上庆岭病亡”[17]。
据《大同报》分析，抗日义勇军之所以物资如此缺乏，主要是由于南京政府没有给予有力支持。虽然“东北义勇军曾蒙中国各方面一时非常信賴”，但是与日伪军交战多次失利之后，“平津方面之中国机关报对此亦有相当之攻击”，在舆论压力之下，抗日“援会之援助金，亦不能集收，目下义勇军陷于非常困苦之状态”[18]。虽然表面上是舆论攻击导致抗日武装未得到有力支援，但根本原因却是“中国虽被日本侵略，政府对此并无真实抵抗之决心”[19]，国民党不予支援，共产党则因经费紧张而自顾不暇，该报称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运动经费，概由上海本部供给，全团收入，每月约四百元，因日满官宪监视森严，加以经费不能充分供给，全团员近已陷入穷困之生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之崩溃将不远云”[20]。伪满洲国成立后，缺少有力支援的抗日武装处境更加艰难，《大同报》借此机会频频报道各支抗日武装如何陷入绝境，如活跃在岫岩的“刘景文暨其部下一千余人，因过去受日满两军之攻击已至弹尽援绝地步”[21]“吉林共产党经日满军警数次检举及峻然之扫尽，根据溃灭阵营亦徒倡悲壮没落之挽歌矣”[22]。
除渲染以上种种不利条件，《大同报》还通过新闻报道描摹抗日武装及著名领袖个人、家庭的惨淡结局，软化东北民众的抗战意志。如著名抗日将领孙朝阳被捕后，该报先后刊载了《巨匪孙朝阳被警队捕获》《大匪首孙朝阳 枭首示众》《孙朝阳巨匪部下组织决死队》等一系列新闻，追踪报道了孙朝阳被捕、审讯、牺牲过程及朝阳队其他领袖的情况，着重刻画了孙朝阳及其部下的悲惨结局，如《大匪首孙朝阳 枭首示众》一文详细报道了孙朝阳被处决的血腥场面，“先行枪毙，然后将首级割下，当晚即送其久经盘踞骚扰之宾县，五日晨即将其首级挂于宾县城上示众”[23]。《孙朝阳巨匪部下组织决死队》记录了孙朝阳被捕后，其余部被日伪军追剿情形，日伪“军警及各侦缉队员连日在各处活动……又捕获孙朝阳股匪中之大匪首王凤岐一名，并闻江北大股匪首占中原与五虎等昨日亦在道外被捕”[24]。
对于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既受民众拥戴，又得政府嘉奖的抗日名将，《大同报》别有用心地将其描绘成被人利用、结局惨淡的悲剧人物。如《马占山归隐说》一文称“由欧洲归国后，受各方面欢迎之马占山，其后受南京政府之冷淡待遇，感世态炎冷，声明取消抗日运动决意归隐云”[25]。另外，该报还利用揭露1933年所谓“抗日义捐金”事件，挑拨抗日阵营内部之团结。新闻称“当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抗日时，海内外民众”捐款总数“达二千万元以上”，然则“李杜所得捐款”“其总数计为八万三千七百六十元”“马占山……所收捐款总数，共达一百四十余万”。捐款总数与马占山、苏炳文等人收到款项的差额巨大[26]，其原因是“朱庆润为首的抗日后援会”中饱私囊，“所谓救国义勇军后援会，直为欺瞒的存在”。而马占山等抗日英雄不过是“饱此辈私囊，而飞跃于抗日战线”的傀儡而已[27]。 在《大同报》笔下，抗日英雄们不仅自己命运多舛，其抗日活动甚至累及亲人。例如活跃在本溪的抗日著名将领曲玉秀被日伪军追剿过程中，“其家属自无顾及之可能”，妻女被“一并拿获”，其内兄耿某在山中逃亡时“竟至失足坠下，登时摔毙”[28]。岫岩著名抗日领袖刘景文部下庞景泰之妾张秀英被伪满“特别密探毛德胜”逮捕，并“即行解送警务局法办”[29]。更有很多为抗日牺牲的普通士兵甚至连姓名也没能留下，徒留妻儿孤苦无依，令人唏嘘。如该报《步兵支队派队往剿抢劫货车匪徒》一文称，日伪军捕获一名抗日士兵，“未审其姓名”就将其击毙，该男子年仅十九岁，“抛下娇妻二十二岁，幼子仅二岁矣”[30]。另外，该报还借投降分子之口“劝诫”东北军民：即使你不惧生死甚至牺牲家人，于你而言“自身固犹以为中国四万万同胞血死也”，但是中国民众会怎么看待你呢？“亦徒骂我不智未成功耳。赏赞云乎哉？哀悼云乎哉？至于表彰也保障家族之生活也那更是谈不到”[31]。
三、宣扬“剿匪”优势，树立日伪军正面形象
在宣扬东北抗战种种不利因素的同时，每逢伪满发动清乡、围剿行动，《大同报》便追踪报道日伪军的“骄人战绩”，塑造其“战无不胜”的形象，恐吓抗日军民。如该报为配合1934年秋季大讨伐，自1934年9月至12月连续刊载了新闻《国军剿匪工作益趋进步》《友军剿匪通北 协助国军大告捷胜》《扫荡东边残匪》《驻在汪清步军剿匪一夜鏖战匪徒两次》等。在其笔下，日军“战斗力强，曾一举歼敌数百”，所到之处抗日武装“闻风丧胆”，伪军作战“英勇”，如“连长以下均勇敢，常立阵头，叱咤风云，将校在兵后者，竟无一人，士兵多有与匪肉迫格斗者，其壮烈情形，不让日军专美矣”[32]。
另外，该报详细记录了日伪讨伐中抗日武装的伤亡情况，通过列出具体数字增加抗日民众的心理压力。如《国军剿匪工作益趋进步》报道了1934年9月、10月“满日两国军共同开始大剿匪”的效果，“两月间讨伐回数，为二百八十四回，讨伐匪数，三万九千零三十三，击毙匪数一千一百五十九名”。新闻还分别列举了9月、10月“讨伐回数、讨伐匪数、击毙匪数、击伤匪数”以及缴获枪支弹药的具体数字[33]。在其笔下，日伪军剿匪“所向披靡”，抗日武装无不损失惨重、陷入绝境。
在《大同报》的粉饰下，日伪军不仅战斗力强，其野蛮军事围剿也成了应人民之要求的正义行为。如《匪首征收鸦片税 农民请求讨伐》一文称，活动于通化县方面的“民众自卫军王殿阳，其部下有数百名”，因为征收当地农民的鸦片，引起反抗“故该地农民恟恟愤慨已极，要求当局讨伐”[34]。而讨伐结果，必使民众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如《王连长剿匪凯旋 乌海站平静非常》一文称，“驻乌海站守备队第七连连长王君锡龄，前奉团长李文龙，令赴伊双剿匪”“有匪首三江好率党羽四五百名，在九台县境窜扰，相距乌海仅十余里，该镇人民，惶恐异常，幸李团长率队讨伐，一扫荡平……股匪胆战心寒，闻风逃窜远飏，于是该站附近住民得安居乐业”[35]。
为了塑造出日伪军的“英雄”形象，《大同报》还在此类新闻中凸显日伪军剿匪辛劳及其付出的惨重代价。如“柳河沈海地区警备军混成第六旅，六团于团长不惜劳瘁，披星戴月，于风雪残年中，四出剿捕，诚表现满洲国王道之劲旅”[36]。为了追剿残匪，日军警备队“井上队长面目铁黑，长发蓬蓬，盖为国勤劳，无暇整理容颜”[37]。每逢日军军官被击毙，或者殖民者举行所谓的慰灵祭，《大同报》便不失时机地为侵略者歌功颂德，宣扬其“视死如归，为民牺牲”之精神，号召东北民众感念其恩德。如《呼兰县署举行 剿匪牺牲者慰灵祭》称，为祭奠九一八事变以来与抗日武装作战而被击毙、处死的“一百六十六人”，在“呼兰县，西冈公园，为因恢复治安而战死之一百六十六人建筑英灵塔一座，并定于四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在呼兰县西冈公园举行佛式慰灵祭”，号召民众“以资观感而慰灵魂”[38]。
在此基础上，《大同报》还将日伪军塑造成一支纪律严明、施惠于民的强军劲旅，称其“所过之处，秋毫无犯，鸡犬不惊”[39]，甚至惠及当地民众，或配合伪满政府兑换“匪币”减轻民众损失，或施粥赠药救济难民，此等善举终于赢得民众大力支持。如《大同报》1934年3月9日报道的《剿胡匪收私币 王道之光普遍吉林》称：“吉林省东北方广濑部队……将密山方面李杜，刘万魁等发行之纸幣，（九十一万五千元）用二分之一比例，兑换收回。又虎林匪首红玉山发行之不良纸币一万六千元及穆棱李杜发行之廿五万元，亦行兑换，故时下该地方一带，国币已流通，住民均得安居乐业云”[40]“吉林江军第三教导队”赴吉林“剿匪”过程中“各军警处施诊，以救无依无告的贫民”[41]。宣扬日伪军种种“善举”的同时，《大同报》还着力刻画了日伪“军队所到之处民众乐与合作”的“和谐”场景[42]，新闻中称，沿途之百姓不仅“箪食壶浆以迎之”，甚至出现了“百姓大声呼号，欢留敝队在他们地方永住”的感人场面[43]。
四、结语
承担着传达伪满洲国政治言动功能的《大同报》，利用刊载新闻、发表评论的方式极力污蔑沦陷区东北的抗战活动，粉饰日伪军的野蛮行径，借此消解东北民众对殖民者的仇恨情绪，表现出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开展奴化宣传的殚精竭虑。《大同报》所谓“政治的匪贼”“共产系匪贼”“土匪”“胡匪”的大量报道，其目的是污蔑抗日武装，但同时也从另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现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英勇顽强、不懈抗争的历史过程。如1933年11月28日第七版《力施共产制度之 东部匪完全击灭扫除》一文称，共产党“与普通匪贼完全不同”，如果被捕“无论如何拷问绝不供述其内中详情，于死时仅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语”，甚至在被日伪军围剿时“竟向我军（指伪军——笔者注）撒布反日满印刷宣传物”，对此该报甚至发出了“彼等对主义之忠实颇值恐惧”的感叹。再如《蟠踞密林地带之十六岁女匪首被捕》报道了一名年仅16岁的女共产党员郭尚沫面对敌人严刑拷打“顽强不应，愿一就死”的英雄事迹，表现出共产党员在与日伪斗争的过程中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 《大同报》刊载的部分新闻还生动再现了抗日义勇军与日寇作战的惨烈场景，如1934年10月2日第3版《于连长指挥猛攻之下 匪首海青等同归于尽》报道了1934年9月13日发生在黑龙江庆城附近的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当时义勇军领袖海青率领的小股部队被伪军包围，敌军虽火力猛烈，但我军仍与之“激战数时之久”，最后突围无望，“遂悉数同归于尽”，无一人投降。战役结束后，伪军清理战场“检（应为“捡”——笔者注）得完整尸体八具、大枪四枝，余匪及枪械均成灰爆”，由此足见战役之惨烈及东北军民抗日的巨大决心。
另外，《大同报》大量报道的民众所谓“通匪”的新闻也表现出了东北抗日武装强大的群众基础。如《警察署长纵匪殃民 业经查实严行羁押》《农民通匪被逮》《通匪之恶汉 张某已在城内被捕》《因壮丁团之通匪 依兰匪贼蠢动 敌方死者百数十名负伤无数》《苏炳文逃入俄境后之 传达消息俄妇人被捕》等。在以上报道中，保护、帮助抗日武装的民众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不仅有农民、小市民，甚至还有日伪军警、伪满基层官员、壮丁团长等。如《村长护匪殃民》（《村长护匪殃民 百家长等联名控告》——《大同报》，1934年1月5日，第4版）报道“黑山县五区界刘二金屯村长王海龙”在日伪官员清查户口的时候，因舍身保护了“事变后即投入义勇军”的村民马文儒被逮捕。此类新闻刊载目的虽然是恐吓民众不要“通匪”，从而斩断民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了东北人民与抗日将士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反令伪满大力鼓吹的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谎言不攻自破，成为东北沦陷后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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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呼兰县署举行剿匪牺牲者慰灵祭[N].大同报，1934-04-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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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刘团长剿匪来柳风纪严素无犯闾阎[N].大同报，1934-06-19（003）.
作者简介：张瑞（1982—），女，吉林长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新闻史。
关键词：抗日战争；《大同报》；东北沦陷区；殖民宣传；民族抗争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9-0094-05
《大同报》是伪满时期创办发行的中文大报，由于得到了日伪在资金及人员方面的大力支持，该报创办不久就发行上万份，并在东北各地设立了约30个分销处和多个分社，影响范围和信息发布区域覆盖整个伪满统治区。作为一份秉承殖民者意图而创办的官办报纸，《大同报》集中展现了日伪利用报纸媒体开展奴化宣传的历史细节，并从殖民宣传视角详细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种种苦难，见证了东北民众那一段在艰难重压下奋起追求民族独立的艰苦岁月。
对于《大同报》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定数量的著述问世，多是从抵抗文学或抗战文化的视角研究该报的《夜哨》《满洲文坛》等具有抗战色彩的副刊[1-2]。在历史研究领域对于《大同报》史料的使用较为充分，但专项研究成果仍十分鲜见。本文以《大同报》文本为主要史料，对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利用报纸媒体围绕抗日活动开展的殖民宣传进行整体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野蛮的侵略，东北人民自发地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浪潮，在恶劣的条件下，英勇的东北军民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滞缓了日军吞并东北的进程。面对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日伪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鼓动。在此过程中，殖民者深感《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泰东日报》等原有中文报纸并不能完全满足其需要，为适应奴化宣传的新形势，1932年3月1日，在伪满洲国建立的同一天，日伪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创办发行了一份官方中文日报——《大同报》[3]。
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份“肩负着迅速准确地传达执政、总理、外长在国都新京的言论和行动，传达有关新国家的各种信息的责任的汉文报纸[4]”。在发行的12年间，该报极尽殖民宣传之能事，大肆攻击、污蔑东北军民抗日活动，以欺骗中国民众及世界舆论，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诋毁东北地区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营造抗战悲观氛围、树立日伪军正面形象三个方面。
一、诋毁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分化抗日军民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日伪军历经数次讨伐未收到预期效果。殖民者经过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对于抗日武装的大力支持，因为“民众对匪贼（日伪对抗日武装的蔑称——笔者注）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像我们所认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可说，三千万民众在精神上与匪贼无大差别者为数不少”，并提出东北民众是“抚育匪贼之母体”的论断[5]，因此将分化东北民众与抗日武装作为殖民宣传的重要内容。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伪满洲国将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均污蔑为匪，将国民党支持下的武装称为“政治的匪贼”，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武装称为“共产系匪贼”，而绿林出身的武装则被冠以“土匪”“胡匪”等恶名[6]。为了配合伪满官方宣传活动，《大同报》从贬低抗战动因入手，通过刊载新闻及发表评论等方式对不同性质的抗日群体进行攻击、谩骂。
对于所谓“政治的匪贼”，《大同报》一般将其污蔑为“伪勇军”“伪爱国军”或“兵匪”，称其走上抗日道路“只专念升官发财及扩充势力地盘，努力使封建政治之再现”。如《伪勇军纯为自己升官发财》一文称，辽西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郑桂林（时任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总司令）为了鼓舞士气曾对部下许诺“若失地恢复时，锦州以西之地盘，当永远为本军之所有，各个均选举自己希望之地为宜”，进而将与郑桂林建立联系的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等政治力量引出，由此证明义勇军抗日活动与旧时代军阀斗争如出一辙，以此激起民众对军阀混战的恶劣记忆，分化抗日军民[7]。该报还将南京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大举入侵的战略部署贬低为争抢地盘之筹谋。如1933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南京政府为了抵御日军进攻，调动3个师北上布防于热河，并派人至北平协助张学良谋划热河防务。《大同报》却称此次“蒋介石声称担任东北军之督战，由中央向东北派遣直系之部队，有开始集中之模样”，实质上不过是窥探满洲。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此起彼伏，引起了日伪仇视，将其称为“共产系匪贼”并进行剿杀。为了配合日伪殖民政策，《大同报》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污蔑为受赤化思想毒害、被苏联鼓动的“反满匪军”，并将其抗日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党派斗争的需要。《大同报》称共产党之所以高举抗日大旗是为了牵制国民党围剿红军的行动。利用“对东边道苏满国境及满华国境附近组织红军积极的举起破坏满洲国运动”以及“满华国境长城附近扩大搅乱”，以此迫使“日军不得已向关内出动”，进而“牵制在华北民国军，使不参加南京政府对江西之第五次讨共，使讨共陷于不可能”[8]。第二，被苏联利用。《大同报》公然声称，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兴起是因为“国际之野心者，不无策动，似又濡染赤化采（应为彩——笔者注）色”[9]，将矛头直指苏联，并频频刊载《俄唆使女共党 出没侦视满日要人》《苏联唆使中国共产党 企图扰乱满洲内地》《受赤俄警备指令之 不逞鲜人潜入吉林》之类的新闻，将共产党领导抗日活动的原因归结为苏联的挑拨，借此激发东北民众心中由于近代以来沙俄入侵而产生的民族矛盾，破坏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削弱其群众基础。
除国共两党外，面对日寇铁蹄侵扰，中国东北地区活跃的绿林豪杰、红枪会徒等很多土匪武装也纷纷投身抗战。这些绿林武装在国難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自发走上抗日道路，鼓舞了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对于此类抗日武装，《大同报》集中攻击其土匪出身，宣称他们不过是打着抗日旗号打家劫舍的匪贼，加入抗日者的队伍仅是贪图钱财和名声而已。如《论今日宜肃清匪患》一文宣称，东北向来是“胡匪出产之区”，九一八事变之后，这类胡匪打家劫舍的行为就多了一重保障，即“凡充胡匪者，可旨为义勇军”，打出义勇军旗号之胡匪“一面掠夺，一面受关内接济，既有美名，且获实利”，可谓是名利双收，因此“又何乐而不为也”[9]。 极力贬低抗日武装的同时，《大同报》还污蔑抗战领袖，在该报笔下，民族英雄均被诬为杀人越货的土匪。“巨匪李海青，蟠居两肇”“攻城破镇，勒捐抢劫，奸淫烧杀，日有所闻”[10]，“德林匪团……扰乱地方，勒索巨金”[11]，“邓铁梅重要匪首刘景文率匪两千名在岫岩城内蟠居，任意焚杀抢劫”[12]。该报还颠倒是非黑白，将东北民众面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诬陷成破坏经济秩序、扰乱社会治安甚至祸国殃民的野蛮行为。《大同报》报道称，每到“高粱繁茂时期，股匪不时蠢动”“兹扰乡村，蹂躏村民，诚为唯一之祸民先导”。除了污蔑抗日武装扰乱社会治安，还污蔑其加重了民众经济负担，他们收缴当地物产贩卖别处，“绑票掠财，屡出不乏”[13]，甚至“强制征收各地方捐”，使当地民众叫苦不迭[14]。
《大同报》以其捏造的种种罪名为基础，进一步臆造了民众深受“匪患”之苦，请求日伪军派兵剿灭的虚假情节。如1933年7月21日该报刊载的《冯占海部扰民罪状》，假借蔚县民众名义，历数了1933年6月3日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由怀安进入蔚县后的种种“恶行”，称冯占海“大军所经数十村庄被抢劫一空，奸淫掳掠，无奇不有，诚民国二十年未有之浩劫”，并污蔑该部勒索衣食器物，“始则勒索白面，大米以及肉食，继而小米煤炭，……挖墙掘地，搜寻财务，抢劫状况目不忍视，损失之巨，此次为最”，甚至奸淫妇女、毫无人性，“少年妇女，既被奸淫，而五六十岁者，亦难幸免”，于是民众请求伪满“当局速筹编遣之法，早定收复之计划，救民水深火热之中”[15]。
二、营造悲观失望氛围，打击军民抗战信心
在沦陷的14年间，面对日伪高压政策，东北抗日军民经受了极其严酷的考验，特别是活跃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各支义勇军，在衣食弹药严重缺乏的环境下坚持与日伪军血战到底，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了打击军民的抗战意志，《大同报》在相关新闻及评论中着重渲染义勇军“弹尽粮绝”“穷困万状”的艰难处境。如该报刊载的新闻《匪首祁山被捕后谈 匪中生活苦多乐少》详细描绘了活跃在镜泊湖一带的抗日武装所处环境之艰苦。为了躲避敌人的讨伐，义勇军的根据地均选在“离人家稍远的山中”，为了隐蔽不能建筑房屋，只能“择大树上，架以横木，作为住房，再在高枝，多积树枝，以遮风寒雨露。”睡觉也没有床，不过是“折周围之枝叶，铺而为床”。在这样的房屋中，夏季要忍受山中各种毒虫的叮咬，冬季要忍受严寒，同时还要随时预防日伪军夜晚偷袭，将士们睡觉时“武装靴带，都不敢脱……偶有风吹草动，即惊起侦查”。战事宽松时，尚可以生火取暖，也可以火堆防山中蚊虫叮咬，后因日伪军讨伐日益频繁，将士们又“不敢生火，恐怕烟作标准”，被敌人发现。没有火堆保护，深山之中“毒虫侵噬，多少夜不得安眠”，此种痛苦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义勇军不仅住所简陋，粮食更是紧缺，“吃的东西没有米面，只有小米盐粥、苞米加小豆粥……有子弹还可以打鹿，可是子弹缺乏，不敢再打了”。除粮食外，药品更难获得，抗日将士们如若生病，实在痛苦难忍时“就抽大烟，一到麻醉，什么也顾不得”[16]。正是由于药品的严重缺乏，很多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领袖却逝于病榻。如与共产党相联络的自发抗日武装领袖南侠“罹发流感冒，至二十四日（1933年5月24日——笔者注）在上庆岭病亡”[17]。
据《大同报》分析，抗日义勇军之所以物资如此缺乏，主要是由于南京政府没有给予有力支持。虽然“东北义勇军曾蒙中国各方面一时非常信賴”，但是与日伪军交战多次失利之后，“平津方面之中国机关报对此亦有相当之攻击”，在舆论压力之下，抗日“援会之援助金，亦不能集收，目下义勇军陷于非常困苦之状态”[18]。虽然表面上是舆论攻击导致抗日武装未得到有力支援，但根本原因却是“中国虽被日本侵略，政府对此并无真实抵抗之决心”[19]，国民党不予支援，共产党则因经费紧张而自顾不暇，该报称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运动经费，概由上海本部供给，全团收入，每月约四百元，因日满官宪监视森严，加以经费不能充分供给，全团员近已陷入穷困之生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之崩溃将不远云”[20]。伪满洲国成立后，缺少有力支援的抗日武装处境更加艰难，《大同报》借此机会频频报道各支抗日武装如何陷入绝境，如活跃在岫岩的“刘景文暨其部下一千余人，因过去受日满两军之攻击已至弹尽援绝地步”[21]“吉林共产党经日满军警数次检举及峻然之扫尽，根据溃灭阵营亦徒倡悲壮没落之挽歌矣”[22]。
除渲染以上种种不利条件，《大同报》还通过新闻报道描摹抗日武装及著名领袖个人、家庭的惨淡结局，软化东北民众的抗战意志。如著名抗日将领孙朝阳被捕后，该报先后刊载了《巨匪孙朝阳被警队捕获》《大匪首孙朝阳 枭首示众》《孙朝阳巨匪部下组织决死队》等一系列新闻，追踪报道了孙朝阳被捕、审讯、牺牲过程及朝阳队其他领袖的情况，着重刻画了孙朝阳及其部下的悲惨结局，如《大匪首孙朝阳 枭首示众》一文详细报道了孙朝阳被处决的血腥场面，“先行枪毙，然后将首级割下，当晚即送其久经盘踞骚扰之宾县，五日晨即将其首级挂于宾县城上示众”[23]。《孙朝阳巨匪部下组织决死队》记录了孙朝阳被捕后，其余部被日伪军追剿情形，日伪“军警及各侦缉队员连日在各处活动……又捕获孙朝阳股匪中之大匪首王凤岐一名，并闻江北大股匪首占中原与五虎等昨日亦在道外被捕”[24]。
对于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既受民众拥戴，又得政府嘉奖的抗日名将，《大同报》别有用心地将其描绘成被人利用、结局惨淡的悲剧人物。如《马占山归隐说》一文称“由欧洲归国后，受各方面欢迎之马占山，其后受南京政府之冷淡待遇，感世态炎冷，声明取消抗日运动决意归隐云”[25]。另外，该报还利用揭露1933年所谓“抗日义捐金”事件，挑拨抗日阵营内部之团结。新闻称“当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抗日时，海内外民众”捐款总数“达二千万元以上”，然则“李杜所得捐款”“其总数计为八万三千七百六十元”“马占山……所收捐款总数，共达一百四十余万”。捐款总数与马占山、苏炳文等人收到款项的差额巨大[26]，其原因是“朱庆润为首的抗日后援会”中饱私囊，“所谓救国义勇军后援会，直为欺瞒的存在”。而马占山等抗日英雄不过是“饱此辈私囊，而飞跃于抗日战线”的傀儡而已[27]。 在《大同报》笔下，抗日英雄们不仅自己命运多舛，其抗日活动甚至累及亲人。例如活跃在本溪的抗日著名将领曲玉秀被日伪军追剿过程中，“其家属自无顾及之可能”，妻女被“一并拿获”，其内兄耿某在山中逃亡时“竟至失足坠下，登时摔毙”[28]。岫岩著名抗日领袖刘景文部下庞景泰之妾张秀英被伪满“特别密探毛德胜”逮捕，并“即行解送警务局法办”[29]。更有很多为抗日牺牲的普通士兵甚至连姓名也没能留下，徒留妻儿孤苦无依，令人唏嘘。如该报《步兵支队派队往剿抢劫货车匪徒》一文称，日伪军捕获一名抗日士兵，“未审其姓名”就将其击毙，该男子年仅十九岁，“抛下娇妻二十二岁，幼子仅二岁矣”[30]。另外，该报还借投降分子之口“劝诫”东北军民：即使你不惧生死甚至牺牲家人，于你而言“自身固犹以为中国四万万同胞血死也”，但是中国民众会怎么看待你呢？“亦徒骂我不智未成功耳。赏赞云乎哉？哀悼云乎哉？至于表彰也保障家族之生活也那更是谈不到”[31]。
三、宣扬“剿匪”优势，树立日伪军正面形象
在宣扬东北抗战种种不利因素的同时，每逢伪满发动清乡、围剿行动，《大同报》便追踪报道日伪军的“骄人战绩”，塑造其“战无不胜”的形象，恐吓抗日军民。如该报为配合1934年秋季大讨伐，自1934年9月至12月连续刊载了新闻《国军剿匪工作益趋进步》《友军剿匪通北 协助国军大告捷胜》《扫荡东边残匪》《驻在汪清步军剿匪一夜鏖战匪徒两次》等。在其笔下，日军“战斗力强，曾一举歼敌数百”，所到之处抗日武装“闻风丧胆”，伪军作战“英勇”，如“连长以下均勇敢，常立阵头，叱咤风云，将校在兵后者，竟无一人，士兵多有与匪肉迫格斗者，其壮烈情形，不让日军专美矣”[32]。
另外，该报详细记录了日伪讨伐中抗日武装的伤亡情况，通过列出具体数字增加抗日民众的心理压力。如《国军剿匪工作益趋进步》报道了1934年9月、10月“满日两国军共同开始大剿匪”的效果，“两月间讨伐回数，为二百八十四回，讨伐匪数，三万九千零三十三，击毙匪数一千一百五十九名”。新闻还分别列举了9月、10月“讨伐回数、讨伐匪数、击毙匪数、击伤匪数”以及缴获枪支弹药的具体数字[33]。在其笔下，日伪军剿匪“所向披靡”，抗日武装无不损失惨重、陷入绝境。
在《大同报》的粉饰下，日伪军不仅战斗力强，其野蛮军事围剿也成了应人民之要求的正义行为。如《匪首征收鸦片税 农民请求讨伐》一文称，活动于通化县方面的“民众自卫军王殿阳，其部下有数百名”，因为征收当地农民的鸦片，引起反抗“故该地农民恟恟愤慨已极，要求当局讨伐”[34]。而讨伐结果，必使民众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如《王连长剿匪凯旋 乌海站平静非常》一文称，“驻乌海站守备队第七连连长王君锡龄，前奉团长李文龙，令赴伊双剿匪”“有匪首三江好率党羽四五百名，在九台县境窜扰，相距乌海仅十余里，该镇人民，惶恐异常，幸李团长率队讨伐，一扫荡平……股匪胆战心寒，闻风逃窜远飏，于是该站附近住民得安居乐业”[35]。
为了塑造出日伪军的“英雄”形象，《大同报》还在此类新闻中凸显日伪军剿匪辛劳及其付出的惨重代价。如“柳河沈海地区警备军混成第六旅，六团于团长不惜劳瘁，披星戴月，于风雪残年中，四出剿捕，诚表现满洲国王道之劲旅”[36]。为了追剿残匪，日军警备队“井上队长面目铁黑，长发蓬蓬，盖为国勤劳，无暇整理容颜”[37]。每逢日军军官被击毙，或者殖民者举行所谓的慰灵祭，《大同报》便不失时机地为侵略者歌功颂德，宣扬其“视死如归，为民牺牲”之精神，号召东北民众感念其恩德。如《呼兰县署举行 剿匪牺牲者慰灵祭》称，为祭奠九一八事变以来与抗日武装作战而被击毙、处死的“一百六十六人”，在“呼兰县，西冈公园，为因恢复治安而战死之一百六十六人建筑英灵塔一座，并定于四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在呼兰县西冈公园举行佛式慰灵祭”，号召民众“以资观感而慰灵魂”[38]。
在此基础上，《大同报》还将日伪军塑造成一支纪律严明、施惠于民的强军劲旅，称其“所过之处，秋毫无犯，鸡犬不惊”[39]，甚至惠及当地民众，或配合伪满政府兑换“匪币”减轻民众损失，或施粥赠药救济难民，此等善举终于赢得民众大力支持。如《大同报》1934年3月9日报道的《剿胡匪收私币 王道之光普遍吉林》称：“吉林省东北方广濑部队……将密山方面李杜，刘万魁等发行之纸幣，（九十一万五千元）用二分之一比例，兑换收回。又虎林匪首红玉山发行之不良纸币一万六千元及穆棱李杜发行之廿五万元，亦行兑换，故时下该地方一带，国币已流通，住民均得安居乐业云”[40]“吉林江军第三教导队”赴吉林“剿匪”过程中“各军警处施诊，以救无依无告的贫民”[41]。宣扬日伪军种种“善举”的同时，《大同报》还着力刻画了日伪“军队所到之处民众乐与合作”的“和谐”场景[42]，新闻中称，沿途之百姓不仅“箪食壶浆以迎之”，甚至出现了“百姓大声呼号，欢留敝队在他们地方永住”的感人场面[43]。
四、结语
承担着传达伪满洲国政治言动功能的《大同报》，利用刊载新闻、发表评论的方式极力污蔑沦陷区东北的抗战活动，粉饰日伪军的野蛮行径，借此消解东北民众对殖民者的仇恨情绪，表现出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开展奴化宣传的殚精竭虑。《大同报》所谓“政治的匪贼”“共产系匪贼”“土匪”“胡匪”的大量报道，其目的是污蔑抗日武装，但同时也从另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现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英勇顽强、不懈抗争的历史过程。如1933年11月28日第七版《力施共产制度之 东部匪完全击灭扫除》一文称，共产党“与普通匪贼完全不同”，如果被捕“无论如何拷问绝不供述其内中详情，于死时仅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语”，甚至在被日伪军围剿时“竟向我军（指伪军——笔者注）撒布反日满印刷宣传物”，对此该报甚至发出了“彼等对主义之忠实颇值恐惧”的感叹。再如《蟠踞密林地带之十六岁女匪首被捕》报道了一名年仅16岁的女共产党员郭尚沫面对敌人严刑拷打“顽强不应，愿一就死”的英雄事迹，表现出共产党员在与日伪斗争的过程中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 《大同报》刊载的部分新闻还生动再现了抗日义勇军与日寇作战的惨烈场景，如1934年10月2日第3版《于连长指挥猛攻之下 匪首海青等同归于尽》报道了1934年9月13日发生在黑龙江庆城附近的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当时义勇军领袖海青率领的小股部队被伪军包围，敌军虽火力猛烈，但我军仍与之“激战数时之久”，最后突围无望，“遂悉数同归于尽”，无一人投降。战役结束后，伪军清理战场“检（应为“捡”——笔者注）得完整尸体八具、大枪四枝，余匪及枪械均成灰爆”，由此足见战役之惨烈及东北军民抗日的巨大决心。
另外，《大同报》大量报道的民众所谓“通匪”的新闻也表现出了东北抗日武装强大的群众基础。如《警察署长纵匪殃民 业经查实严行羁押》《农民通匪被逮》《通匪之恶汉 张某已在城内被捕》《因壮丁团之通匪 依兰匪贼蠢动 敌方死者百数十名负伤无数》《苏炳文逃入俄境后之 传达消息俄妇人被捕》等。在以上报道中，保护、帮助抗日武装的民众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不仅有农民、小市民，甚至还有日伪军警、伪满基层官员、壮丁团长等。如《村长护匪殃民》（《村长护匪殃民 百家长等联名控告》——《大同报》，1934年1月5日，第4版）报道“黑山县五区界刘二金屯村长王海龙”在日伪官员清查户口的时候，因舍身保护了“事变后即投入义勇军”的村民马文儒被逮捕。此类新闻刊载目的虽然是恐吓民众不要“通匪”，从而斩断民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了东北人民与抗日将士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反令伪满大力鼓吹的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谎言不攻自破，成为东北沦陷后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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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伪勇军纯为自己升官发财[N].大同报，1933-03-27（003）.
[20] 在满洲之中国共产党因经费困难即将崩溃[N].大同报，1934-01-12（007）.
[21] 援绝弹尽邓刘两匪潜岫岩[N].大同报，1933-04-10（003）.
[22] 共匪之暮途穷崩坏为期不远矣[N].大同报，1933-02-22（007）.
[23] 大匪首孙朝阳枭首示众[N].大同报，1933-12-09（003）.
[24] 孙朝阳匪部之余孽连又捕获匪首数人闻江北占中原等匪已就逮[N].大同报，1933-11-23（003）.
[25] 马占山归隐说[N].大同报，1933-07-24（003）.
[26]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因抗捐被人吞没在沪公布账目[N].大同报，1933-08-06（001）.
[27] 马李徒为傀儡募款尽饱私囊后援会之黑幕[N].大同报，1933-10-08（007）.
[28] 警务局捉获匪妻 抓获正犯摔死嫌疑犯[N].大同报，1933-06-02（003）.
[29] 著名匪首庞景泰之妾被捕[N].大同报，1934-06-30（003）.
[30] 步兵支队派队往剿抢劫抢劫货车匪徒演成激战有死有伤[N].大同报，1933-06-23（003）.
[31] 反满抗阴谋 计划真相闻之战栗[N].大同报，1934-02-12（003）.
[32] 历观剿匪之成绩 可知国军之真价值[N].大同报，1934-12-13（011）.
[33] 国军剿匪工作益趋进步[N].大同报，1934-12-04（011）.
[34] 匪首征收鸦片税 农民请求讨伐[N].大同报，1933-07-13（007）.
[35] 王连长剿匪凯旋 乌海站平静非常[N].大同报，1933-09-10（003）.
[36] 于团长尽力剿匪[N].大同报，1934-02-10（003）.
[37] 军队剿匪凯旋与匪接战五六次追袭匪贼千里外[N].大同报，1934-03-24（003）.
[38] 呼兰县署举行剿匪牺牲者慰灵祭[N].大同报，1934-04-12（003）.
[39] 刘团长剿匪来柳风纪严素无犯闾阎[N].大同报，1934-06-19（003）.
[40] 剿胡匪收私币王道之光普遍吉林[N].大同报，1934-03-09（003）.
[41] 该队报告之剿匪经过之详细情形[N].大同报，1933-11-21（003）.
[42] 满洲国军剿匪状况广濑中将访军政部长之谈话[N].大同报，1933-12-03（007）.
[43] 刘团长剿匪来柳风纪严素无犯闾阎[N].大同报，1934-06-19（003）.
作者简介：张瑞（1982—），女，吉林长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