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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是中古时期因军事技艺而被雇用的职业军人，与西欧的骑士有相似之处。他们最早出现于公元10世纪前后。当时日本的中央政权权力削弱，地方政权和庄园领主纷纷建立武装，以维持地方治安，甚至连寺院也组织僧兵。这样就在各地出现了以作战为业的军人——武士。
武士的武艺
与骑士依附并服从贵族类似，日本武士也效忠于领主（大名）。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向农民收取年贡（租米），其中一部分当做俸禄分给作为家臣的武士。武士在人身关系上隶属于领主，也就必须为领主奉公，即无条件地效劳。这种效劳主要是应主人征召去作战，参与贵族间的混战。但在13世纪蒙古人两次出动大军入侵日本时，武士也曾在沿海地区积极抵御蒙古军队，并取得了胜利。
最初，日本武士作戰以弓箭为主要兵器，对阵时骑着马对冲，同时开弓射箭。后来他们除使用弓箭外，还用双手握举以劈砍见长的倭刀作战。日本的倭刀与大马士革刀、马来刀并称为“世界三大名刀”。早在宋代，文豪欧阳修就有《日本刀歌》，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武士们对他们佩挂的刀有特殊的感情，因为只有他们才享有佩刀的特权。他们的刀上装饰十分讲究，而且佩刀时刻不离身边，在家时放在客厅显眼的地方，夜晚则放在枕边。据说武士有权就地杀死对他们无礼的平民。在崇武嗜杀和效忠领主的思想影响下，造成了武士以杀伐为荣的心态。武士还随身带一把短刀（“胁差”），插在腰带上。
武士作战时都身披盔甲，但不像欧洲骑士的金属盔甲那么沉重。他们的盔甲大多由竹条、皮革和铁片制成，用丝绳吊在肩上并系于腰间。长方形的护肩保护肩膀不受攻击，为活动方便，右肩一般不用甲胄保护。头盔以铁叶铆制，并带有垂帘，以保护颈部。武士还随身带一块鹿皮，供平时席地而坐时使用。在战败被斩首时，这块鹿皮就成了受刑时的坐垫。武士的铠甲上通常绘有蜻蜓图案，原因是他们认为蜻蜓不会向后飞，以此表达对披挂铠甲士兵的期望，希望他们不会退却也不会失败。
早期武士最重视的武艺是骑术和射箭，后来大量地使用步兵，挥舞倭刀的剑术也渐为重要。不过步兵常用的一种长杆兵器叫“薙刀”，是在杆顶装上刀。薙刀可以砍、削、扫、刺，还可以像短棍一样挥动，防御四面八方的敌人，不过它的主要功用是将敌人骑兵从马上拉下来。16世纪初火器传入日本，军队中开始使用被称为“铁炮”的火枪，其具有远距离射击的特长，逐渐取代了弓箭的地位。
自11世纪起，日本武士的骑射术训练中有一种称为“流镝马”的仪式活动。这种活动通常在天皇和将军面前表演。“流镝马”包括四个环节：首先，被指定的首席弓箭手抽出一支箭，指向天空，再指向大地，象征天地间的和谐。接着，骑射手开始射向场上的三个靶子，射手一边骑马绕全场奔驰，一边射箭。在第三个环节中，请射中全部三个靶子的武士，再射向三个更小的陶制靶子。最后，首席弓箭手检查所有靶子，以裁决哪位武士的身手最好。“流镝马”的习俗至今仍存，已成为日本传统武艺的标志。与欧洲骑士相比，日本武士更注重轻便。骑兵的坐骑不披戴铠甲，也不钉马掌，而是给马脚裹上草编的鞋，以消除行进时发出的声音。
“武士之道乃求死之道”
武士战斗前要在脸上敷粉和香料，再仔细盘起头发。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战败则要被斩首，因此先做一番妆扮，在死之前看起来也体面一些。武士习惯的古老作战方式是模式化的：一声响箭射出，宣告战斗开始，随之一个接一个的武士纵马向前，挑战对方级别相当的武士。为了找到相应的对手，上阵武士会高声报出自己的身份和家世（16世纪后则在军服和旗帜上标出族徽而不再宣告家谱），并在挑战结束时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自谦话。在对方有人应战后，双方策马奔向对方，各射出一箭，每回合一支，几轮之后决出胜利者。在敌人落马后，胜者跳下马，用挂在腰间的短刀将对手杀死，割下头。战斗结束后，清点敌人首级，带回去献给领主作为请赏的依据。
除了为领主出征作战外，如有必要，武士还要为主人复仇，甚至以死报答。这是当时愚忠思想灌输的结果。在日本流传着“四十七义士”的故事——1703年，以大石良雄为首的47名武士在主人浅野被杀后，一齐来到江户（今东京）为主人报仇，他们割下仇人的头供在主人坟前。在尽了对主人的义务后，这些武士集体剖腹自杀。这一故事被搬上舞台，歌舞伎剧《忠臣藏》演的就是这些“义士”的事。武士为主人献身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家臣要为主君殉死，殉死者数量众多是领主的荣耀。1333年，领主北条仲时因战败切腹自杀，他的家臣中数以千计的武士跟着集体自杀。这种行为被称为“追腹”，意思是“切腹来追随”。大批武士的殉死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流失，17世纪，德川数次发布禁令，禁止这种愚蠢的行为。
自杀时切腹而死成为日本武士的一种时尚，有时也被当做对他们的惩罚。在日本古代，腹部被当做人的灵魂所在，也是人一切行为动力的源泉。它作为“人体的中心”，被当做个人意志、力量、精神和愤怒的源头，也是个人慷慨施恩的起点。因此，将刀刺入腹部就是毁掉一个人身体核心的关键。
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切腹的最早来源。武士切腹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切腹的地方要铺好草垫，盖上白布，还有人从旁协助。这种担当补刀的人被称为“介错”。有介错人帮助的剖腹仪式过程大致是这样：剖腹自杀者穿着庄重服装，用来剖腹的刀放在他正前方。武士会作死亡的心理准备，例如写下辞世的诗句。待他和身旁的介错人准备好，剖腹者会揭开身穿的和服，拿起刀剑，捅进自己腹部。剖腹者首先从左至右切割，然后作稍微向上的第二刀，让其肠脏溢出。切到第二刀时，介错人进行抱首，即挥刀向剖腹者脖子处斩下，但不完全斩断，让头和脖子仍有一丝牵连。由于这一刀要非常精确，介错人一般都是剑道高手。还有一种十字形切腹，切腹者用刀在肚子上划个十字，手伸进肚子将肠子拉出来，扔在地上。因为这种做法最痛苦，也就被认为是最勇敢的切腹法。切腹虽然是惩罚，但被武士认为是一种体面的死。武士切腹后，大名有责任赡养他的家人。
与欧洲骑士崇尚“骑士精神”相仿，日本武士也有一套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所谓“武士道”。不过与“骑士精神”稍稍涂上一点西方文明的浪漫色彩不同，“武士道”灌输的是好勇斗狠，强调武士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怕死。被奉为“武士道”经典的《叶隐》这样解释：“武士之道乃求死之道”，所谓武士道就是“把死当做家常便饭”。日本古代学者大道寺友山在江户时代编成论述武士行為的《武道初心集》，其中对武士提出的要求是：“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
1232年，镰仓幕府公布了作为武士行为规范的《御成败式目》，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武家法典，核心内容是强调“忠、义、勇”。“忠”要求武士盲目服从，以培养对主君的愚忠；“义”是应有“义烈”精神，在主君战败时，武士面临战败带来的耻辱，应毫不畏惧地切腹自杀；“勇”是指武士不但要精通“弓马之道”，还要勇于为主君献身。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无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当然也有人认为武士追求的目标应是武艺和文艺均衡发展。1381年，幕府将军手下的“管领”斯波义将写成《竹马抄》一书，书中强调要培养武士的武道技艺和传统“四艺”，而“四艺”是人们熟悉的“琴棋书画”。
武士的衰落
武士在行为上要尽职尽责效忠主君，表现出服从和忍耐，有较强的自制力。有一则江户时代的传闻提到，武士若因腹中空空发出声音而表现出饥饿难忍之态，会被认为是巨大的耻辱。不过这些描绘多是文学作品刻画的武士群体，似乎不在乎个人得失，但实际上，许多武士会优先考虑个人的需要而非主君的需要。而且在征伐时很多武士并没有表现出武士道倡导的荣誉和忠诚，常是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武士经常残酷地随意对待俘虏，许多俘虏遭到处决，而不像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骑士被俘后可以用赎金赎回。
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下层武士，他们的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力维持。若是他们失去了主人，就会成为四处漂泊的浪人。导致武士成为浪人的重要事件是1600年的关原之战，很多大名和将领战死，多达40万武士沦为浪人。浪人是日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激化，日本官方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对外武装侵略。曾经袭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寇中就有这些浪人的踪迹。在倭寇入侵中国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其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伙伴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诡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就是首领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首领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就会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自，不见其人”。在冷兵器时代，日本武士凭着他们拥有的精良刀剑，加之重视战斗训练，经验丰富，因而成为国人不可忽视的劲敌。在明朝的援朝和抗倭战争中，日本武士的单兵和小集团作战能力，都明显高于明军。特别是武士锋利的长刀加上多变的刀法，往往能战胜人数居多的明军。只有在戚继光发明“鸳鸯阵”，集合长短兵器和火器的综合威力，加以训练有素的精兵，才能战胜倭寇。
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武士佩刀的特权被取消，但在教育中仍长期宣扬和灌输“武士道”精神。“武士道”仍被奉为军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这在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活动中起了很恶劣的作用。1936年2月，日本一些下级军官在国内发动政变，枪杀了三名大臣。政变者事先做好自杀的准备，政变失败被处死前，他们又赋诗留下遗言，这都是在效仿古代武士。
在日本近代侵略战争中，把“武士道”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二战后期日本建立的“神风特攻队”，队员们驾驶载有炸药的飞机去撞击美军军舰。这些受到“武士道”毒害的青年心甘情愿地去送死，甚至像他们的武士前辈一样把死浪漫化，想象自己“像小鸟一样将遗体埋于蓝天”，真是愚顽到至死不悟的地步。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武士的武艺
与骑士依附并服从贵族类似，日本武士也效忠于领主（大名）。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向农民收取年贡（租米），其中一部分当做俸禄分给作为家臣的武士。武士在人身关系上隶属于领主，也就必须为领主奉公，即无条件地效劳。这种效劳主要是应主人征召去作战，参与贵族间的混战。但在13世纪蒙古人两次出动大军入侵日本时，武士也曾在沿海地区积极抵御蒙古军队，并取得了胜利。
最初，日本武士作戰以弓箭为主要兵器，对阵时骑着马对冲，同时开弓射箭。后来他们除使用弓箭外，还用双手握举以劈砍见长的倭刀作战。日本的倭刀与大马士革刀、马来刀并称为“世界三大名刀”。早在宋代，文豪欧阳修就有《日本刀歌》，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武士们对他们佩挂的刀有特殊的感情，因为只有他们才享有佩刀的特权。他们的刀上装饰十分讲究，而且佩刀时刻不离身边，在家时放在客厅显眼的地方，夜晚则放在枕边。据说武士有权就地杀死对他们无礼的平民。在崇武嗜杀和效忠领主的思想影响下，造成了武士以杀伐为荣的心态。武士还随身带一把短刀（“胁差”），插在腰带上。
武士作战时都身披盔甲，但不像欧洲骑士的金属盔甲那么沉重。他们的盔甲大多由竹条、皮革和铁片制成，用丝绳吊在肩上并系于腰间。长方形的护肩保护肩膀不受攻击，为活动方便，右肩一般不用甲胄保护。头盔以铁叶铆制，并带有垂帘，以保护颈部。武士还随身带一块鹿皮，供平时席地而坐时使用。在战败被斩首时，这块鹿皮就成了受刑时的坐垫。武士的铠甲上通常绘有蜻蜓图案，原因是他们认为蜻蜓不会向后飞，以此表达对披挂铠甲士兵的期望，希望他们不会退却也不会失败。
早期武士最重视的武艺是骑术和射箭，后来大量地使用步兵，挥舞倭刀的剑术也渐为重要。不过步兵常用的一种长杆兵器叫“薙刀”，是在杆顶装上刀。薙刀可以砍、削、扫、刺，还可以像短棍一样挥动，防御四面八方的敌人，不过它的主要功用是将敌人骑兵从马上拉下来。16世纪初火器传入日本，军队中开始使用被称为“铁炮”的火枪，其具有远距离射击的特长，逐渐取代了弓箭的地位。
自11世纪起，日本武士的骑射术训练中有一种称为“流镝马”的仪式活动。这种活动通常在天皇和将军面前表演。“流镝马”包括四个环节：首先，被指定的首席弓箭手抽出一支箭，指向天空，再指向大地，象征天地间的和谐。接着，骑射手开始射向场上的三个靶子，射手一边骑马绕全场奔驰，一边射箭。在第三个环节中，请射中全部三个靶子的武士，再射向三个更小的陶制靶子。最后，首席弓箭手检查所有靶子，以裁决哪位武士的身手最好。“流镝马”的习俗至今仍存，已成为日本传统武艺的标志。与欧洲骑士相比，日本武士更注重轻便。骑兵的坐骑不披戴铠甲，也不钉马掌，而是给马脚裹上草编的鞋，以消除行进时发出的声音。
“武士之道乃求死之道”
武士战斗前要在脸上敷粉和香料，再仔细盘起头发。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战败则要被斩首，因此先做一番妆扮，在死之前看起来也体面一些。武士习惯的古老作战方式是模式化的：一声响箭射出，宣告战斗开始，随之一个接一个的武士纵马向前，挑战对方级别相当的武士。为了找到相应的对手，上阵武士会高声报出自己的身份和家世（16世纪后则在军服和旗帜上标出族徽而不再宣告家谱），并在挑战结束时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自谦话。在对方有人应战后，双方策马奔向对方，各射出一箭，每回合一支，几轮之后决出胜利者。在敌人落马后，胜者跳下马，用挂在腰间的短刀将对手杀死，割下头。战斗结束后，清点敌人首级，带回去献给领主作为请赏的依据。
除了为领主出征作战外，如有必要，武士还要为主人复仇，甚至以死报答。这是当时愚忠思想灌输的结果。在日本流传着“四十七义士”的故事——1703年，以大石良雄为首的47名武士在主人浅野被杀后，一齐来到江户（今东京）为主人报仇，他们割下仇人的头供在主人坟前。在尽了对主人的义务后，这些武士集体剖腹自杀。这一故事被搬上舞台，歌舞伎剧《忠臣藏》演的就是这些“义士”的事。武士为主人献身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家臣要为主君殉死，殉死者数量众多是领主的荣耀。1333年，领主北条仲时因战败切腹自杀，他的家臣中数以千计的武士跟着集体自杀。这种行为被称为“追腹”，意思是“切腹来追随”。大批武士的殉死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流失，17世纪，德川数次发布禁令，禁止这种愚蠢的行为。
自杀时切腹而死成为日本武士的一种时尚，有时也被当做对他们的惩罚。在日本古代，腹部被当做人的灵魂所在，也是人一切行为动力的源泉。它作为“人体的中心”，被当做个人意志、力量、精神和愤怒的源头，也是个人慷慨施恩的起点。因此，将刀刺入腹部就是毁掉一个人身体核心的关键。
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切腹的最早来源。武士切腹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切腹的地方要铺好草垫，盖上白布，还有人从旁协助。这种担当补刀的人被称为“介错”。有介错人帮助的剖腹仪式过程大致是这样：剖腹自杀者穿着庄重服装，用来剖腹的刀放在他正前方。武士会作死亡的心理准备，例如写下辞世的诗句。待他和身旁的介错人准备好，剖腹者会揭开身穿的和服，拿起刀剑，捅进自己腹部。剖腹者首先从左至右切割，然后作稍微向上的第二刀，让其肠脏溢出。切到第二刀时，介错人进行抱首，即挥刀向剖腹者脖子处斩下，但不完全斩断，让头和脖子仍有一丝牵连。由于这一刀要非常精确，介错人一般都是剑道高手。还有一种十字形切腹，切腹者用刀在肚子上划个十字，手伸进肚子将肠子拉出来，扔在地上。因为这种做法最痛苦，也就被认为是最勇敢的切腹法。切腹虽然是惩罚，但被武士认为是一种体面的死。武士切腹后，大名有责任赡养他的家人。
与欧洲骑士崇尚“骑士精神”相仿，日本武士也有一套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所谓“武士道”。不过与“骑士精神”稍稍涂上一点西方文明的浪漫色彩不同，“武士道”灌输的是好勇斗狠，强调武士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怕死。被奉为“武士道”经典的《叶隐》这样解释：“武士之道乃求死之道”，所谓武士道就是“把死当做家常便饭”。日本古代学者大道寺友山在江户时代编成论述武士行為的《武道初心集》，其中对武士提出的要求是：“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
1232年，镰仓幕府公布了作为武士行为规范的《御成败式目》，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武家法典，核心内容是强调“忠、义、勇”。“忠”要求武士盲目服从，以培养对主君的愚忠；“义”是应有“义烈”精神，在主君战败时，武士面临战败带来的耻辱，应毫不畏惧地切腹自杀；“勇”是指武士不但要精通“弓马之道”，还要勇于为主君献身。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无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当然也有人认为武士追求的目标应是武艺和文艺均衡发展。1381年，幕府将军手下的“管领”斯波义将写成《竹马抄》一书，书中强调要培养武士的武道技艺和传统“四艺”，而“四艺”是人们熟悉的“琴棋书画”。
武士的衰落
武士在行为上要尽职尽责效忠主君，表现出服从和忍耐，有较强的自制力。有一则江户时代的传闻提到，武士若因腹中空空发出声音而表现出饥饿难忍之态，会被认为是巨大的耻辱。不过这些描绘多是文学作品刻画的武士群体，似乎不在乎个人得失，但实际上，许多武士会优先考虑个人的需要而非主君的需要。而且在征伐时很多武士并没有表现出武士道倡导的荣誉和忠诚，常是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武士经常残酷地随意对待俘虏，许多俘虏遭到处决，而不像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骑士被俘后可以用赎金赎回。
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下层武士，他们的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力维持。若是他们失去了主人，就会成为四处漂泊的浪人。导致武士成为浪人的重要事件是1600年的关原之战，很多大名和将领战死，多达40万武士沦为浪人。浪人是日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激化，日本官方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对外武装侵略。曾经袭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寇中就有这些浪人的踪迹。在倭寇入侵中国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其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伙伴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诡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就是首领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首领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就会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自，不见其人”。在冷兵器时代，日本武士凭着他们拥有的精良刀剑，加之重视战斗训练，经验丰富，因而成为国人不可忽视的劲敌。在明朝的援朝和抗倭战争中，日本武士的单兵和小集团作战能力，都明显高于明军。特别是武士锋利的长刀加上多变的刀法，往往能战胜人数居多的明军。只有在戚继光发明“鸳鸯阵”，集合长短兵器和火器的综合威力，加以训练有素的精兵，才能战胜倭寇。
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武士佩刀的特权被取消，但在教育中仍长期宣扬和灌输“武士道”精神。“武士道”仍被奉为军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这在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活动中起了很恶劣的作用。1936年2月，日本一些下级军官在国内发动政变，枪杀了三名大臣。政变者事先做好自杀的准备，政变失败被处死前，他们又赋诗留下遗言，这都是在效仿古代武士。
在日本近代侵略战争中，把“武士道”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二战后期日本建立的“神风特攻队”，队员们驾驶载有炸药的飞机去撞击美军军舰。这些受到“武士道”毒害的青年心甘情愿地去送死，甚至像他们的武士前辈一样把死浪漫化，想象自己“像小鸟一样将遗体埋于蓝天”，真是愚顽到至死不悟的地步。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