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岁，他们交谊深厚，晚年在洛阳经常唱酬应和，并称“刘白”。
　　
　　刘禹锡诗风雄浑洒脱，豪情洋溢，在诗歌创作上获得了许多成就。白居易对刘禹锡十分推崇，称其为“诗豪”。他曾辑录刘诗，并为之作序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 刘禹锡对白居易也极为佩服，称其诗为“精绝百炼金”。他将自己和白居易的唱和诗合编为《刘白唱和集》。
　　刘禹锡能诗善文，才华横溢，又具有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怀古诗、抒情诗、政治讽刺诗。他为人正直孤傲，不善巴结奉承，因而得罪了不少权贵，屡遭贬谪。他因参与王叔文倡导的政治改革，谋求政治上的进步遭到失败，而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在朗州呆了十年才被召回长安。他虽遭受十年贬谪，斗争的意志却丝毫没有减退，仍以犀利的笔锋刺向顽固的官僚们，写下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他的政敌们读到这首诗后大为恼怒，继续对他加以迫害，将他贬至更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去做刺史。十三年后，他再次被召回长安，在朝廷中做了个小官。虽然历经生活的无数艰辛和坎坷，他的作品中依然回响着战斗的号角声，讽刺更加辛辣。他写下了著名的《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现出诗人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遭遇颇为相似，都是几经挫折。刘白二人仕途都不够顺畅，又同样文采过人，自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宝历二年，任和州刺史的刘禹锡返回洛阳，白居易也正好从苏州回洛阳，两人在扬州相逢，白居易即席赋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有幸相逢格外兴奋，白居易自然要“为我引杯添酒饮”，并且要“与君把箸击盘歌”了。他对刘禹锡的才华由衷钦佩，说他“诗称国手”绝非吹捧之词。然而“诗称国手徒为尔”，其遭遇竟是这般的不幸，真是“命压人头不奈何”啊！虽然他一直以为官禄终将被才名所折损，但一贬就是二十三年，这折磨也实在是太深重了。对朋友的钦佩、赞扬、同情、叹惜之情溢于言表。
　　刘禹锡读了此诗后，感慨万分，想起自己遭贬谪时的种种不如意，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追述自己“二十三年”来的贬谪生活，说明让自己遭受如此不幸的并非什么“命”，委婉地回应了白居易对他的关切之情，然后借用两个典故表明自己被贬时的心境。“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有名的警句，表明自己虽长期遭受贬谪，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处境艰难，但并不消沉悲观的人生态度。以“沉舟”“病树”作反衬，描绘出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表现出诗人乐观面对仕途坎坷、世事变迁的豁达胸襟。诗句以自然景物的变化暗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扬州相逢后，两人一同北上，一路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后两人仕途依然坎坷，常常千里寄书互相安慰鼓励。到了晚年，两位大诗人都职闲身轻，幽居洛阳，于是频繁往来，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白居易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感慨两人以67岁高龄仍把酒论诗，展望重阳佳节两人能“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美好图景，令人悠然神往。
　　刘禹锡71岁时逝世，白居易写了《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为：“四海声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没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诗中回顾了两人多年来的交情，赞美了刘禹锡的才华和操守，最后又联想到另一位早逝的朋友元稹，希望自己最好的两位朋友能在另一世界结伴同行。诗歌充分反映出元刘二人在白居易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