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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140号，是一座坐南朝北，典型俄罗斯风格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体为砖红色，坐基为灰色，总建筑面积737.37平方米。如今，这里辟为“伍连德纪念馆”，每天前来瞻仰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伍连德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
当年，梁启超先生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历史，发出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留学英法德获医学博士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父亲伍祺学是一位开设金店的侨商。他在7岁时考入当地英国人设立的公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在大考中获得“基本学者”的名衔，多次获奖金和奖章。1899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人该院听课和实习3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得到了母校资助的研究奖金。他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1903年，伍连德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了一年的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
1904年底，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设私人医院，并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服务，致力于社会改革，如反对吸毒和赌博。他主张男子剪发辫，提倡女子教育，鼓励少年男女开展体育运动及创办文学会等。
1907年，伍连德接受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到祖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清朝腐朽的教学方式，抛弃二流的日本教材，引进了欧洲先进的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他的领导下，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而这一举措，在随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他聘请教师学习中文，很快就学会了用普通话讲课。在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国古籍也逐步有了了解，加深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并搜集了不少古文物。
临危受命 扑灭鼠疫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其中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由于清政府没有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决定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此次鼠疫自同年10月17日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我国满洲里后，灾祸首发于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11月9日，哈尔滨租界华俄公议事会召开会议研究严防疫病传染的办法，对外通报了鼠疫传播情况。至12月中旬，傅家甸由每天一两例染疫上升为4至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
时年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来到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立即决定解剖尸体。但是，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旧时观念中，解剖尸體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只能秘密进行。
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由于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和助手只好向当地总商会借了一个房间做血液化验。他们将样本固定后进行组织切片检验。在贝克显微镜下，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正是鼠疫。他立即向朝廷发去电文，报告此事，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当局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亲自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1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2名助理、4名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被用生硫磺和石炭酸进行消毒。同时，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还有防疫医院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等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今沈阳，下同）、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后来有人总结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当年，伍连德还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120节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現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
1911年的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场，聚集了大批从关内进入东北的劳工。除了普通劳动力外，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随季节变化，向北移动。虽然对这部分流动人口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据，但10万人并不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由于鼠疫发生时临近年关，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这部分流动人口要千方百计回乡过年。在这些庞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为数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瘟疫势必会传播到关内。
鼠疫爆发之初，人口流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每天约有1000多名劳工乘火车从北部疫区而来，再转乘中国人管理的铁路继续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灾区。
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1月13日，清政府根据伍连德的报告，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1月15日，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人关客货。1月21日，“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同时，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一旅顺口）于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中国境内的一段）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东北境内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
鼠疫发生之初，清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到了后期，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而且随着天气渐冷，土地被冻得坚硬，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因此许多尸体被弃之于坟场地面上。伍连德忧心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可是他知道，这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思来想去，他认为首先要赢得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于是他邀请那些人跟着他一道坐车去坟场视察，结果获得了一致同意。
1月30日，清政府终于批准了伍连德关于颁布准许火葬的请求。伍连德亲临现场，指挥雇用的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挖了一个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的大坑。然后，按照每百个尸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燃起来后，2200多具尸体灰飞烟灭。当时，俄方相关人士旁观了这一具有历史性的焚尸过程。后来他们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
1月31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防疫总部根据伍连德的命令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伍连德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的功效。
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
3月1日午夜，当傅家甸疫区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坐落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宣布解除了对傅家甸的隔离。
之后，伍连德率领部下马不停蹄地转战长春、奉天等地，经过努力，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
致力防疫检疫事业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组织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伍连德在会议上做了发言，各国专家对于中国人在不到4个月时间就成功扑灭了这场死亡人数达6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表示由衷的敬佩，伍连德被冠以“鼠疫斗士”称号，并被选举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会长。
会后，伍连德被清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同年夏天，根据各国专家的建议，清政府决定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防瘟疫卷土重来。伍连德奉命在哈尔滨海关大楼（今红军街）筹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次年夏天，迁入新落成的滨江医院，形成医院与行政“二位一体”的防疫机构，其功能是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疫，监测东三省各地疫情守护民众健康。伍连德任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总办兼总医官，同时兼任滨江医院院长。他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敦聘专家，锐意经营，使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并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参与工作。伍连德还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4所直辖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
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
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发生鼠疫时间，伍连德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1926年，当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的防疫机构人员投入到各地的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伍连德多次向国家有关当局提议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管理。
1923年前后，伍连德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派邓松年、史纬华医师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派李大白医师赴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检疫工作。这些可谓中国收回检疫主权的前奏。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连德和金宝善、蔡鸿等参加该团。他们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務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上海为中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首要通商口岸，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并由伍连德兼任所长。
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成立之后，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
中国近现代医学与卫健事业先驱
早在1910年，伍连德即曾在报上登启事倡导组织医会，1914年4月，伍连德与颜福庆等7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伍连德任书记并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16年2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伍连德建议会议用国语。在此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在此期间他尽力发展会员并促进医学学术活动。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伍连德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了中国防痨协会，任常务理事。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伍连德适时向政府提出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这便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
1916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北洋政府黎元洪总统的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4条铁路总医官。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设，伍连德倡议自行建设中央医院，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其中伍连德自己捐了2500元。院址选在白塔寺东侧，由他全权负责总管筹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为第一任院长，工作了4年。该院院址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民医院分院。
1919年，伍连德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
1924年，伍连德受张作霖委托，在奉天建成了东北陆军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该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军医院。
20世纪初的东北，由于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迫切需要大量的西医师。伍连德接受医官林家瑞关于办医学校的建议后，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邀聘了在哈尔滨的名医，并获得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等的资助，于1926年9月8日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该校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到1937年伍连德离开祖国大陆，他在30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处，共计床位2387张。
首位诺奖华人候选人
伍连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还先后获得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及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等。1935年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伍连德知识广博、学术论著颇丰，曾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论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海港检疫、中西医问题等方面。他重视防疫工作，力促发展现代医学，但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卫生制度。
1913年，伍连德的《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的专家、医生等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他们捕获到了染疫的旱獭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獭，获得珍贵的实验动物及标本。之后，伍连德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反过来也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
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此事对伍连德震动很大，他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
伍连德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其中，1912年出席了海牙第二届麻醉药会议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1916年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医学联合会第三届会议，任主席，并连任两届。1923年作为第一次中日交换教授到日本九州、京都、东京各帝国大学讲学。1924年出席在檀香山召开的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1927年应国际联盟卫生处邀请，视察20多个国家，并代表中国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并被选为副主席。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任伍连德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予鼠疫专家称号。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中国“三年卫生计划”。
医界爱国者 拳拳赤子心
伍连德虽然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外国的教育，但是他有着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举行的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自己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
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
1920年代，伍连德多次向国家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并致力于目标之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义愤填膺的伍连德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他离开哈尔滨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拘留于沈阳，后经英国领事的斡旋保释才得以南下赴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践踏中国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位于上海的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医院。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婉言谢绝。
1951年，伍连德得知中华医学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立即把他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给了该学会。
1959年，伍连德在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伍连德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
当年，梁启超先生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历史，发出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留学英法德获医学博士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父亲伍祺学是一位开设金店的侨商。他在7岁时考入当地英国人设立的公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在大考中获得“基本学者”的名衔，多次获奖金和奖章。1899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人该院听课和实习3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得到了母校资助的研究奖金。他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1903年，伍连德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了一年的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
1904年底，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设私人医院，并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服务，致力于社会改革，如反对吸毒和赌博。他主张男子剪发辫，提倡女子教育，鼓励少年男女开展体育运动及创办文学会等。
1907年，伍连德接受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到祖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清朝腐朽的教学方式，抛弃二流的日本教材，引进了欧洲先进的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他的领导下，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而这一举措，在随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他聘请教师学习中文，很快就学会了用普通话讲课。在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国古籍也逐步有了了解，加深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并搜集了不少古文物。
临危受命 扑灭鼠疫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其中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由于清政府没有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决定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此次鼠疫自同年10月17日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我国满洲里后，灾祸首发于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11月9日，哈尔滨租界华俄公议事会召开会议研究严防疫病传染的办法，对外通报了鼠疫传播情况。至12月中旬，傅家甸由每天一两例染疫上升为4至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
时年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来到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立即决定解剖尸体。但是，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旧时观念中，解剖尸體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只能秘密进行。
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由于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和助手只好向当地总商会借了一个房间做血液化验。他们将样本固定后进行组织切片检验。在贝克显微镜下，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正是鼠疫。他立即向朝廷发去电文，报告此事，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当局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亲自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1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2名助理、4名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被用生硫磺和石炭酸进行消毒。同时，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还有防疫医院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等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今沈阳，下同）、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后来有人总结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当年，伍连德还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120节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現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
1911年的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场，聚集了大批从关内进入东北的劳工。除了普通劳动力外，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随季节变化，向北移动。虽然对这部分流动人口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据，但10万人并不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由于鼠疫发生时临近年关，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这部分流动人口要千方百计回乡过年。在这些庞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为数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瘟疫势必会传播到关内。
鼠疫爆发之初，人口流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每天约有1000多名劳工乘火车从北部疫区而来，再转乘中国人管理的铁路继续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灾区。
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1月13日，清政府根据伍连德的报告，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1月15日，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人关客货。1月21日，“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同时，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一旅顺口）于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中国境内的一段）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东北境内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
鼠疫发生之初，清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到了后期，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而且随着天气渐冷，土地被冻得坚硬，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因此许多尸体被弃之于坟场地面上。伍连德忧心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可是他知道，这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思来想去，他认为首先要赢得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于是他邀请那些人跟着他一道坐车去坟场视察，结果获得了一致同意。
1月30日，清政府终于批准了伍连德关于颁布准许火葬的请求。伍连德亲临现场，指挥雇用的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挖了一个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的大坑。然后，按照每百个尸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燃起来后，2200多具尸体灰飞烟灭。当时，俄方相关人士旁观了这一具有历史性的焚尸过程。后来他们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
1月31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防疫总部根据伍连德的命令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伍连德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的功效。
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
3月1日午夜，当傅家甸疫区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坐落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宣布解除了对傅家甸的隔离。
之后，伍连德率领部下马不停蹄地转战长春、奉天等地，经过努力，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
致力防疫检疫事业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组织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伍连德在会议上做了发言，各国专家对于中国人在不到4个月时间就成功扑灭了这场死亡人数达6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表示由衷的敬佩，伍连德被冠以“鼠疫斗士”称号，并被选举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会长。
会后，伍连德被清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同年夏天，根据各国专家的建议，清政府决定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防瘟疫卷土重来。伍连德奉命在哈尔滨海关大楼（今红军街）筹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次年夏天，迁入新落成的滨江医院，形成医院与行政“二位一体”的防疫机构，其功能是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疫，监测东三省各地疫情守护民众健康。伍连德任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总办兼总医官，同时兼任滨江医院院长。他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敦聘专家，锐意经营，使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并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参与工作。伍连德还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4所直辖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
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
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发生鼠疫时间，伍连德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1926年，当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的防疫机构人员投入到各地的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伍连德多次向国家有关当局提议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管理。
1923年前后，伍连德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派邓松年、史纬华医师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派李大白医师赴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检疫工作。这些可谓中国收回检疫主权的前奏。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连德和金宝善、蔡鸿等参加该团。他们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務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上海为中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首要通商口岸，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并由伍连德兼任所长。
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成立之后，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
中国近现代医学与卫健事业先驱
早在1910年，伍连德即曾在报上登启事倡导组织医会，1914年4月，伍连德与颜福庆等7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伍连德任书记并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16年2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伍连德建议会议用国语。在此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在此期间他尽力发展会员并促进医学学术活动。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伍连德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了中国防痨协会，任常务理事。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伍连德适时向政府提出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这便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
1916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北洋政府黎元洪总统的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4条铁路总医官。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设，伍连德倡议自行建设中央医院，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其中伍连德自己捐了2500元。院址选在白塔寺东侧，由他全权负责总管筹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为第一任院长，工作了4年。该院院址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民医院分院。
1919年，伍连德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
1924年，伍连德受张作霖委托，在奉天建成了东北陆军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该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军医院。
20世纪初的东北，由于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迫切需要大量的西医师。伍连德接受医官林家瑞关于办医学校的建议后，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邀聘了在哈尔滨的名医，并获得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等的资助，于1926年9月8日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该校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到1937年伍连德离开祖国大陆，他在30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处，共计床位2387张。
首位诺奖华人候选人
伍连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还先后获得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及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等。1935年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伍连德知识广博、学术论著颇丰，曾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论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海港检疫、中西医问题等方面。他重视防疫工作，力促发展现代医学，但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卫生制度。
1913年，伍连德的《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的专家、医生等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他们捕获到了染疫的旱獭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獭，获得珍贵的实验动物及标本。之后，伍连德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反过来也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
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此事对伍连德震动很大，他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
伍连德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其中，1912年出席了海牙第二届麻醉药会议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1916年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医学联合会第三届会议，任主席，并连任两届。1923年作为第一次中日交换教授到日本九州、京都、东京各帝国大学讲学。1924年出席在檀香山召开的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1927年应国际联盟卫生处邀请，视察20多个国家，并代表中国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并被选为副主席。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任伍连德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予鼠疫专家称号。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中国“三年卫生计划”。
医界爱国者 拳拳赤子心
伍连德虽然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外国的教育，但是他有着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举行的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自己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
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
1920年代，伍连德多次向国家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并致力于目标之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义愤填膺的伍连德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他离开哈尔滨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拘留于沈阳，后经英国领事的斡旋保释才得以南下赴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践踏中国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位于上海的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医院。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婉言谢绝。
1951年，伍连德得知中华医学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立即把他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给了该学会。
1959年，伍连德在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