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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上午是晴天，下午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朱偰在批阅公文以后，又写了一幅小篆。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在这一段日子里，重庆最流行的唐诗，即是这首杜少陵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它成为了几乎所有人的肺腑之声。
这一天的重庆《大公报》，头版是特大字号的标题——“日本投降矣！”副题是“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七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美、苏、中、英，二战盟国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终于等来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以正义者的胜利终局。
延安的庆祝似乎来得更早。时为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理预科学生的欧阳代娜，早在1945年8月10日傍晚就听到了新华社广播——“日本投降了！” “不一会，延安的清凉山上已经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从文化沟传向延安新市场，传向杨家岭，传向枣园。延安的每座黄土高坡，每条溪水小沟都传来了人民群众的欢呼声，锣鼓声，口号声：‘我们胜利了！’”欧阳代娜回忆道。
一首诗，一张见证了国人共同记忆的报纸，乃至一句广播词，让人不禁再一次将回顾的焦点对准了抗战胜利的时刻。
抢救散落的记忆
“隔了70年，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回忆是准确无误的，尤其是当某段回忆是孤证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同济大学出版社《民间影像》编辑部即将推出两本新书。一为《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一为作为《民间影像》特辑的《抗战胜利》。《民间影像》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陈立群告诉《新民周刊》：“这本回忆录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本想收录70位当事者的亲历稿件。为了组稿，我找到的在世者可以写稿的，就不下80人。”
但凡发现细节上稍有瑕疵，陈立群首先做的就是压稿不发，继续求证。
陈立群在约稿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遗憾是作者未完稿即去世。抢救抗战胜利时的历史细节，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陈立群去年下半年到九江，向一位名叫刘堂鑫的先生约稿。与刘堂鑫说起9月3日这个日子时，刘老先生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1945年9月3日，当重光葵代表日本于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投降之际，中国军队正开进九江城。当时，刘堂鑫的父亲开着一家鞭炮铺，不大工夫，刘家的鞭炮销售一空。与刘堂鑫所说类似，时为无锡道南中学初中毕业生的华钰麟回忆了日军占领下的无锡，“爆竹业的各家店铺积压了八年的鞭炮，在8月10日那个晚上已出清了存货，估计真正的抗战胜利日即将到来，于是各家店铺日夜赶制鞭炮，到胜利那一天尽量满足各界为庆祝胜利时燃放鞭炮的需求，做一笔前所未有的特大买卖”。
京剧演员厉慧森在给陈立群的文章中，特别讲述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演出的情况。“那天，京剧‘厉家班’正在重庆‘一川大戏院’演出《十三太保》。前面是《祥梅寺》……《祥梅寺》刚刚演完，突然，听得剧场外面鞭炮齐鸣，叫卖‘号外’的声音接连不断，‘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厉家班’班主厉彦芝先生，立即放下手中的京胡，拿起号外走上舞台，向观众宣布这一特大喜讯，剧场内立即沸腾起来，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口号声。为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厉彦芝先生宣布《十三太保》演出之后，特加演《得胜回朝》。”“历家班”在场的全员出动。慧斌扮演闻太师闻仲，慧良扮演了一个特别的马夫。厉慧敏、厉慧兰、厉慧森、秦慧芬、陈慧君等“厉家班”少年演员32人扮了个八堂龙套。
欧阳代娜回忆8月10日那晚的延安大学：“全体同学走下山去站在大礼堂门前那唯一的一块约300平米大的空地上，那也是我们的露天饭堂。大家打起火把，敲起锣鼓，跳起了秧歌舞，唱起抗战歌曲和陕北小调。……有的同学甚至激动得把蒸馒头用的笼屉也当成火把点燃起来。以至于第二天，炊事员想蒸馒头来改善一下伙食都不可能了。”
时为《晋察冀画报》工作人员的顾棣回忆：“这个再没有比它好的、激动得人流泪、狂欢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似大梦初醒一般，也不知怎样能表现自己的快活。有人停止工作，举手大叫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也颠头颠脑地走在街上，抖动着灰白的胡须，嘴里吐着不大清楚的语句，脸上多时不洗的污垢被红潮淹没了，一时又停止了笑，眼里流下泪来。他心中是怎样的高兴又怎样的回看过去——日本人烧了他们的房子。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把她两岁的小孩掷到天空又接着，嘴里连喊着……大家不知道怎样才好。”
在仍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则是另一番景象。时为上海南洋模范高一学生的王季卿写道：“由于事情来得比较突然，当8月15日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的头几天，上海仍受命由日伪军维持基本秩序，当然他们的态度已大不一样，一扫凶杀之气，呆若木鸡般地站着岗。中国老百姓对此也未见过激行动，都能自觉克制情绪。”
在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从《民间影像》找寻到的健在作者，和一些遗稿中，能管窥当年真实细节，亦更复体会胜利的来之不易……
突如其来的胜利
朱偰的《胜利 受降 还都》，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首次流传出的一部遗稿日记，陈立群从朱偰后人处得到并受权发表在《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中。日记从1945年5月2日始，至当年12月25日止。5月2日的日记，即记录了朱偰清晨6时30分乘人力车到关务署办公，看到了两份文件。一为“柏林将全部占领，希特勒已于一日战死”；二为“墨索里尼在米兰为民众所枪杀，陈尸街头示众”。但他同时还看到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文件，判断美苏之间已产生裂痕。到了5月8日，当朱偰闻知德国已无条件投降，这位柏林大学博士在欢欣盟军胜利的同时，却判断“惟反顾中国战场，去胜利尚早耳”。 直到7月27日，朱偰获悉“中、美、英三国领袖签署对日最后通牒，促令投降”，和身在重庆的中国军民一样，朱偰知道，胜利将近。
8月10日星期五，在朱偰的日记中特别标注这一天是“胜利日”。这一天，他在灯下沐浴后，于将欲入睡之际，忽闻街市爆竹声四起，各报号外纷飞。“传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求保留天皇。闻讯之下兴奋莫名，抗战八年艰苦备尝，今得最后胜利，且报甲午之战以来之深仇大恨，胸中怨气为之一吐。仰天长啸一伸积恨也……街上狂欢之状令人难于形容。”
和政府官员朱偰的心情有所不同，著名报人张林岚《我在〈新民报〉经历的抗战胜利和复员》一文如此写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四川自贡市贡井那个小镇上。这一天，我的心情万分复杂，一面是难以抑制的兴高采烈，一面又是愁闷，忐忑不安。惶惑，恐惧，彷徨无主。满怀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张林岚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在浙东家乡投身救亡运动，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县大队部宣传部长。1939年冬天，他在风雪中到达西安。不久，被特务机关抓去，投入西安南郊一所黑牢。直到1940年，经家长和同乡营救出狱，但他还是遭到监控。1944年春夏间，张林岚乘日寇发动豫东晋南战役，潼关吃紧西安震动社会混乱之际，潜离西北，来到四川自贡。1945年8月，他正担任自贡《新运日报》主笔。8月15日这一天，张林岚亦是彻夜难眠。晚饭后，他在贡井听到庆祝的鞭炮锣鼓声。随后是欢呼——“我们胜利了！”“胜利万岁！”张林岚如此写道：“一会儿，自贡街头巷尾狂欢的高潮出现，锣鼓声，鞭炮声，火铳声……一切可以敲打的响器包括面盆，统统敲响，震天的响，动地的响。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纷纷上街，游行，一直到次日黎明。”
随后，西安报界的朋友赵荫华电告张林岚，说是重庆的《新民报》正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准备战后到南京、北京、上海三地发展。经赵荫华推荐，张林岚到《新民报》入职。他这样记叙这段经历：“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此以后，我的命运发生转折。”
回忆担任《新民报》编辑期间的活动，张林岚写道：“9月3日是‘胜利日’，日本投降，中国胜利，国共和谈，凯歌声声，重庆市的庆祝活动达到最高潮，可以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民狂欢节。”此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重庆访问故旧，拜会新交，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和社会调查工作。别的不说，单是新闻界他就约了许多人谈话。新民报受邀的是张恨水、赵超构两位”。
在大后方为胜利欢呼之际，前线的战况还相当激烈。陈立群约到时任国军排长的饶平如撰稿，他回忆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自己所在的国军第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仍在湖南邵阳地区与日军的上万兵力对峙。尽管整个法西斯帝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可投降前的日军为了垂死挣扎，仍在湖南邵阳拼凑了一股强大兵力，妄图进攻湘西，穿越雪峰山，夺取国军芷江空军基地，进而奔袭重庆，以图迫使国民政府崩溃。双方炮火之激烈，即是饶平如所回忆的“好像是等着死神降临，子弹在你左边、右边、脑门边穿梭，不知道是不是下一秒、再下一秒，你就送命了。”
1937年日寇没能做到的事，经历了中国8年坚决抵抗，更是不可能在垂死挣扎阶段的1945年做到。饶平如跟随部队，经历了艰苦鏖兵的雪峰山会战。在他看来，当时“中美空军使用凝固汽油弹对敌军进行地毯式反复轰炸，这数万日军，已成瓮中之鳖，忙着夺路逃命，溃不成军，死伤惨重，毫无斗志。我军则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雪峰山的入口处——山门”。
然而，直到8月13日，饶平如所在的部队，仍还没有吃下这路顽寇。当天傍晚，饶平如正在和副营长下军棋玩，忽听得一阵欢叫声：“日本鬼子投降啦！……美国丢了两个原子弹……我们胜利啦！”副营长和饶平如立刻推开了军棋，跑出房间，打听详细情况……
“‘原子弹’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去问。但心中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饶平如回忆。
多年以后，曾经有人问过饶平如：“在这个时候，你们放鞭炮了没有？喝过酒了没有？加过什么好吃的菜没有？……”
“鞭炮、酒肴？哪里去弄？我们是在第一线啊，老百姓都跑光了，哪里有什么店铺？……我们仍然吃着平时一样简陋的饭菜，心中虽高兴，但思想上并没有放松，因为对面的鬼子仍然盘踞在高山上，邵阳城里仍然驻有大量的日军。我军仍然需要严加戒备。”
无论如何，中国人取得了胜利。可这胜利来得太突然。即使在胜利到来以后，似乎，许多人的心理准备还没有完成。
投降后的鬼子
2008年去世的龚克智先生，1945年8月担任国军第三军参谋处中校科长。在他生前口述的有关抗战胜利的亲历中提到——“1945年8月上旬，国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奉命率第七师驻扎陕西韩城担任河防，并将驻陕的第三十二师划归第三军，在行军途中，传来日本投降消息，胡宗南令罗历戎率部开赴石门受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急令侯如墉率领新编第五军第十二旅，以第一战区先遣军的名义，从河南的汲县出发，火速占领石门。接到命令后，侯如墉率领部队星夜兼程，于1945年8月28日进入石门，等待第三军的到来。
第三军到达石门后，立即开始了对驻石日军的接收。当时，作为司令部参谋处中校科长的龚克智，亦是“石门接收委员会”6人成员之一，负责接收驻石门的日军炮兵部队及驻矿区日军的军械。根据龚克智回忆，“当时日军驻扎在石家庄的有一个山炮部队，驻扎在西兵营，有山炮十几门，马匹600多匹，官兵有100多人，所用的装备是山炮，这种炮主要用于山地作战，行军时可以把炮拆成8个部分，用马驮着，作战时能够很快地组装起来，非常方便，威力也很大。”为了顺利接收，龚克智由日军后旅团的一位中佐参谋长陪同，到西兵营办理交接手续。具体办理手续的是驻扎西兵营日军的炮兵小队长，他早已把大炮、马匹、人员、零件、其他装备按顺序造册，龚克智到了西兵营之后，就和这个小队长在一起商量，定好了交接的时间，顺序和程序，然后按照名册，来一样一样地清点，一点也不马虎。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在这一段日子里，重庆最流行的唐诗，即是这首杜少陵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它成为了几乎所有人的肺腑之声。
这一天的重庆《大公报》，头版是特大字号的标题——“日本投降矣！”副题是“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七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美、苏、中、英，二战盟国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终于等来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以正义者的胜利终局。
延安的庆祝似乎来得更早。时为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理预科学生的欧阳代娜，早在1945年8月10日傍晚就听到了新华社广播——“日本投降了！” “不一会，延安的清凉山上已经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从文化沟传向延安新市场，传向杨家岭，传向枣园。延安的每座黄土高坡，每条溪水小沟都传来了人民群众的欢呼声，锣鼓声，口号声：‘我们胜利了！’”欧阳代娜回忆道。
一首诗，一张见证了国人共同记忆的报纸，乃至一句广播词，让人不禁再一次将回顾的焦点对准了抗战胜利的时刻。
抢救散落的记忆
“隔了70年，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回忆是准确无误的，尤其是当某段回忆是孤证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同济大学出版社《民间影像》编辑部即将推出两本新书。一为《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一为作为《民间影像》特辑的《抗战胜利》。《民间影像》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陈立群告诉《新民周刊》：“这本回忆录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本想收录70位当事者的亲历稿件。为了组稿，我找到的在世者可以写稿的，就不下80人。”
但凡发现细节上稍有瑕疵，陈立群首先做的就是压稿不发，继续求证。
陈立群在约稿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遗憾是作者未完稿即去世。抢救抗战胜利时的历史细节，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陈立群去年下半年到九江，向一位名叫刘堂鑫的先生约稿。与刘堂鑫说起9月3日这个日子时，刘老先生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1945年9月3日，当重光葵代表日本于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投降之际，中国军队正开进九江城。当时，刘堂鑫的父亲开着一家鞭炮铺，不大工夫，刘家的鞭炮销售一空。与刘堂鑫所说类似，时为无锡道南中学初中毕业生的华钰麟回忆了日军占领下的无锡，“爆竹业的各家店铺积压了八年的鞭炮，在8月10日那个晚上已出清了存货，估计真正的抗战胜利日即将到来，于是各家店铺日夜赶制鞭炮，到胜利那一天尽量满足各界为庆祝胜利时燃放鞭炮的需求，做一笔前所未有的特大买卖”。
京剧演员厉慧森在给陈立群的文章中，特别讲述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演出的情况。“那天，京剧‘厉家班’正在重庆‘一川大戏院’演出《十三太保》。前面是《祥梅寺》……《祥梅寺》刚刚演完，突然，听得剧场外面鞭炮齐鸣，叫卖‘号外’的声音接连不断，‘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厉家班’班主厉彦芝先生，立即放下手中的京胡，拿起号外走上舞台，向观众宣布这一特大喜讯，剧场内立即沸腾起来，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口号声。为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厉彦芝先生宣布《十三太保》演出之后，特加演《得胜回朝》。”“历家班”在场的全员出动。慧斌扮演闻太师闻仲，慧良扮演了一个特别的马夫。厉慧敏、厉慧兰、厉慧森、秦慧芬、陈慧君等“厉家班”少年演员32人扮了个八堂龙套。
欧阳代娜回忆8月10日那晚的延安大学：“全体同学走下山去站在大礼堂门前那唯一的一块约300平米大的空地上，那也是我们的露天饭堂。大家打起火把，敲起锣鼓，跳起了秧歌舞，唱起抗战歌曲和陕北小调。……有的同学甚至激动得把蒸馒头用的笼屉也当成火把点燃起来。以至于第二天，炊事员想蒸馒头来改善一下伙食都不可能了。”
时为《晋察冀画报》工作人员的顾棣回忆：“这个再没有比它好的、激动得人流泪、狂欢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似大梦初醒一般，也不知怎样能表现自己的快活。有人停止工作，举手大叫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也颠头颠脑地走在街上，抖动着灰白的胡须，嘴里吐着不大清楚的语句，脸上多时不洗的污垢被红潮淹没了，一时又停止了笑，眼里流下泪来。他心中是怎样的高兴又怎样的回看过去——日本人烧了他们的房子。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把她两岁的小孩掷到天空又接着，嘴里连喊着……大家不知道怎样才好。”
在仍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则是另一番景象。时为上海南洋模范高一学生的王季卿写道：“由于事情来得比较突然，当8月15日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的头几天，上海仍受命由日伪军维持基本秩序，当然他们的态度已大不一样，一扫凶杀之气，呆若木鸡般地站着岗。中国老百姓对此也未见过激行动，都能自觉克制情绪。”
在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从《民间影像》找寻到的健在作者，和一些遗稿中，能管窥当年真实细节，亦更复体会胜利的来之不易……
突如其来的胜利
朱偰的《胜利 受降 还都》，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首次流传出的一部遗稿日记，陈立群从朱偰后人处得到并受权发表在《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中。日记从1945年5月2日始，至当年12月25日止。5月2日的日记，即记录了朱偰清晨6时30分乘人力车到关务署办公，看到了两份文件。一为“柏林将全部占领，希特勒已于一日战死”；二为“墨索里尼在米兰为民众所枪杀，陈尸街头示众”。但他同时还看到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文件，判断美苏之间已产生裂痕。到了5月8日，当朱偰闻知德国已无条件投降，这位柏林大学博士在欢欣盟军胜利的同时，却判断“惟反顾中国战场，去胜利尚早耳”。 直到7月27日，朱偰获悉“中、美、英三国领袖签署对日最后通牒，促令投降”，和身在重庆的中国军民一样，朱偰知道，胜利将近。
8月10日星期五，在朱偰的日记中特别标注这一天是“胜利日”。这一天，他在灯下沐浴后，于将欲入睡之际，忽闻街市爆竹声四起，各报号外纷飞。“传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求保留天皇。闻讯之下兴奋莫名，抗战八年艰苦备尝，今得最后胜利，且报甲午之战以来之深仇大恨，胸中怨气为之一吐。仰天长啸一伸积恨也……街上狂欢之状令人难于形容。”
和政府官员朱偰的心情有所不同，著名报人张林岚《我在〈新民报〉经历的抗战胜利和复员》一文如此写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四川自贡市贡井那个小镇上。这一天，我的心情万分复杂，一面是难以抑制的兴高采烈，一面又是愁闷，忐忑不安。惶惑，恐惧，彷徨无主。满怀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张林岚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在浙东家乡投身救亡运动，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县大队部宣传部长。1939年冬天，他在风雪中到达西安。不久，被特务机关抓去，投入西安南郊一所黑牢。直到1940年，经家长和同乡营救出狱，但他还是遭到监控。1944年春夏间，张林岚乘日寇发动豫东晋南战役，潼关吃紧西安震动社会混乱之际，潜离西北，来到四川自贡。1945年8月，他正担任自贡《新运日报》主笔。8月15日这一天，张林岚亦是彻夜难眠。晚饭后，他在贡井听到庆祝的鞭炮锣鼓声。随后是欢呼——“我们胜利了！”“胜利万岁！”张林岚如此写道：“一会儿，自贡街头巷尾狂欢的高潮出现，锣鼓声，鞭炮声，火铳声……一切可以敲打的响器包括面盆，统统敲响，震天的响，动地的响。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纷纷上街，游行，一直到次日黎明。”
随后，西安报界的朋友赵荫华电告张林岚，说是重庆的《新民报》正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准备战后到南京、北京、上海三地发展。经赵荫华推荐，张林岚到《新民报》入职。他这样记叙这段经历：“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此以后，我的命运发生转折。”
回忆担任《新民报》编辑期间的活动，张林岚写道：“9月3日是‘胜利日’，日本投降，中国胜利，国共和谈，凯歌声声，重庆市的庆祝活动达到最高潮，可以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民狂欢节。”此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重庆访问故旧，拜会新交，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和社会调查工作。别的不说，单是新闻界他就约了许多人谈话。新民报受邀的是张恨水、赵超构两位”。
在大后方为胜利欢呼之际，前线的战况还相当激烈。陈立群约到时任国军排长的饶平如撰稿，他回忆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自己所在的国军第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仍在湖南邵阳地区与日军的上万兵力对峙。尽管整个法西斯帝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可投降前的日军为了垂死挣扎，仍在湖南邵阳拼凑了一股强大兵力，妄图进攻湘西，穿越雪峰山，夺取国军芷江空军基地，进而奔袭重庆，以图迫使国民政府崩溃。双方炮火之激烈，即是饶平如所回忆的“好像是等着死神降临，子弹在你左边、右边、脑门边穿梭，不知道是不是下一秒、再下一秒，你就送命了。”
1937年日寇没能做到的事，经历了中国8年坚决抵抗，更是不可能在垂死挣扎阶段的1945年做到。饶平如跟随部队，经历了艰苦鏖兵的雪峰山会战。在他看来，当时“中美空军使用凝固汽油弹对敌军进行地毯式反复轰炸，这数万日军，已成瓮中之鳖，忙着夺路逃命，溃不成军，死伤惨重，毫无斗志。我军则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雪峰山的入口处——山门”。
然而，直到8月13日，饶平如所在的部队，仍还没有吃下这路顽寇。当天傍晚，饶平如正在和副营长下军棋玩，忽听得一阵欢叫声：“日本鬼子投降啦！……美国丢了两个原子弹……我们胜利啦！”副营长和饶平如立刻推开了军棋，跑出房间，打听详细情况……
“‘原子弹’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去问。但心中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饶平如回忆。
多年以后，曾经有人问过饶平如：“在这个时候，你们放鞭炮了没有？喝过酒了没有？加过什么好吃的菜没有？……”
“鞭炮、酒肴？哪里去弄？我们是在第一线啊，老百姓都跑光了，哪里有什么店铺？……我们仍然吃着平时一样简陋的饭菜，心中虽高兴，但思想上并没有放松，因为对面的鬼子仍然盘踞在高山上，邵阳城里仍然驻有大量的日军。我军仍然需要严加戒备。”
无论如何，中国人取得了胜利。可这胜利来得太突然。即使在胜利到来以后，似乎，许多人的心理准备还没有完成。
投降后的鬼子
2008年去世的龚克智先生，1945年8月担任国军第三军参谋处中校科长。在他生前口述的有关抗战胜利的亲历中提到——“1945年8月上旬，国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奉命率第七师驻扎陕西韩城担任河防，并将驻陕的第三十二师划归第三军，在行军途中，传来日本投降消息，胡宗南令罗历戎率部开赴石门受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急令侯如墉率领新编第五军第十二旅，以第一战区先遣军的名义，从河南的汲县出发，火速占领石门。接到命令后，侯如墉率领部队星夜兼程，于1945年8月28日进入石门，等待第三军的到来。
第三军到达石门后，立即开始了对驻石日军的接收。当时，作为司令部参谋处中校科长的龚克智，亦是“石门接收委员会”6人成员之一，负责接收驻石门的日军炮兵部队及驻矿区日军的军械。根据龚克智回忆，“当时日军驻扎在石家庄的有一个山炮部队，驻扎在西兵营，有山炮十几门，马匹600多匹，官兵有100多人，所用的装备是山炮，这种炮主要用于山地作战，行军时可以把炮拆成8个部分，用马驮着，作战时能够很快地组装起来，非常方便，威力也很大。”为了顺利接收，龚克智由日军后旅团的一位中佐参谋长陪同，到西兵营办理交接手续。具体办理手续的是驻扎西兵营日军的炮兵小队长，他早已把大炮、马匹、人员、零件、其他装备按顺序造册，龚克智到了西兵营之后，就和这个小队长在一起商量，定好了交接的时间，顺序和程序，然后按照名册，来一样一样地清点，一点也不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