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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官德”如何考量,地方政府多有探索,却一直难解。方法不少,效果甚微,未见官德彰显,先见官场作秀,弄出一地鸡毛。
不久前,四川彭山出台新制度,提拔干部要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管理者的意见,不爱做家务要被扣分;江西万安则制定了《科技干部道德评价民意测评表》,从政治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四个方面设立74个考核指标,共计100分。
孝顺父母、热爱家庭的人是不是更能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巨贪、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事实证明,对父母孝顺未必就会对党忠诚、对民众守信。
民意测评是不是越细致越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湖南涟源经济开发区不久前公开选调干部,停薪留职人员获得的测评分数竟然比正常上班的还高。一场闹剧反证了这类测评不靠谱。
对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官德,纸面上的100分在现实里很可能失重、失真。我们大多都经历过类似的德育考试,知道“正确的选择”和“选择了什么”之间总存有距离,标准化的品德试卷并不能拉近这一距离,相反,很多时候,它成了一些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官员的遮羞布,让人看不到满纸“仁义礼智信”下面有怎样的权力寻租、暗流涌动。
官德不是考出来的,是监督出来的。品质的培养只能在权力透明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完善的制度、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培育官德的土壤。缺乏制度的约束,再多的道德测评都是浮云。
“不爱做家务要扣分”的干部考核制度引发舆论激烈批评,当地媒体很有些不服气,发表文章说,彭山“把‘抽象’的德变为‘摸得着’的德是创新”,并引用人民日报的言论说,“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彭山县的改革勇气可嘉,但只怕是片面理解了中央党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改革呼吁。处于深水区和攻坚区的改革再也不能只停留在制度的修修补补,它需要有直面主要矛盾、关键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官德建设的关键点和改革风险在哪里?不在于如何努力证明私德与官德之间的关系,而在于突破体制障碍,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权力壁垒,构建起一套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让公权力回归社会。公众能够看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地方主要领导选任和公共事务决策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决定权,才能重新建立起官民互信,真正化危为机。地方政府也才有资格说自己不惧风险,披荆斩棘,勇于从旧体制突围出一条血路。
相较于四川彭山干部考核制度改革,湖北荆州让部门负责人面对大众的电视述职倒更有意思。众目睽睽之下,晒出业绩,接受质疑,比“关门议事”、“暗箱测评”要坦诚得多。如果问责这一环节能够衔接上,及时追究失德、失能干部的责任,官德的养成或许可期。
最近,除了上述几个城市,广东佛山和山西长治也在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上进行着探索,前者设立了群众考官,将干部“初选权”交给民众;后者建立了干部召回、退回制度,对不称职的干部,退回市委或县委。公开选举或是民主罢免,在官员任用制度这一场绕不过去的改革面前,我们看到了循序渐进的权力让渡,看到了既得利益群体的谨慎选择,也看到了制度修复中的裹足不前、避重就轻,看到了权力受限下的不甘与变通。
这是一次艰难的转身,尤其需要地方政府着眼未来,大胆探索,而不是回避矛盾,做些私德考评的表面文章。这个时代,太需要敢于触及利益、触碰核心问题的改革者。
不久前,四川彭山出台新制度,提拔干部要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管理者的意见,不爱做家务要被扣分;江西万安则制定了《科技干部道德评价民意测评表》,从政治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四个方面设立74个考核指标,共计100分。
孝顺父母、热爱家庭的人是不是更能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巨贪、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事实证明,对父母孝顺未必就会对党忠诚、对民众守信。
民意测评是不是越细致越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湖南涟源经济开发区不久前公开选调干部,停薪留职人员获得的测评分数竟然比正常上班的还高。一场闹剧反证了这类测评不靠谱。
对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官德,纸面上的100分在现实里很可能失重、失真。我们大多都经历过类似的德育考试,知道“正确的选择”和“选择了什么”之间总存有距离,标准化的品德试卷并不能拉近这一距离,相反,很多时候,它成了一些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官员的遮羞布,让人看不到满纸“仁义礼智信”下面有怎样的权力寻租、暗流涌动。
官德不是考出来的,是监督出来的。品质的培养只能在权力透明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完善的制度、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培育官德的土壤。缺乏制度的约束,再多的道德测评都是浮云。
“不爱做家务要扣分”的干部考核制度引发舆论激烈批评,当地媒体很有些不服气,发表文章说,彭山“把‘抽象’的德变为‘摸得着’的德是创新”,并引用人民日报的言论说,“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彭山县的改革勇气可嘉,但只怕是片面理解了中央党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改革呼吁。处于深水区和攻坚区的改革再也不能只停留在制度的修修补补,它需要有直面主要矛盾、关键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官德建设的关键点和改革风险在哪里?不在于如何努力证明私德与官德之间的关系,而在于突破体制障碍,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权力壁垒,构建起一套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让公权力回归社会。公众能够看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地方主要领导选任和公共事务决策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决定权,才能重新建立起官民互信,真正化危为机。地方政府也才有资格说自己不惧风险,披荆斩棘,勇于从旧体制突围出一条血路。
相较于四川彭山干部考核制度改革,湖北荆州让部门负责人面对大众的电视述职倒更有意思。众目睽睽之下,晒出业绩,接受质疑,比“关门议事”、“暗箱测评”要坦诚得多。如果问责这一环节能够衔接上,及时追究失德、失能干部的责任,官德的养成或许可期。
最近,除了上述几个城市,广东佛山和山西长治也在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上进行着探索,前者设立了群众考官,将干部“初选权”交给民众;后者建立了干部召回、退回制度,对不称职的干部,退回市委或县委。公开选举或是民主罢免,在官员任用制度这一场绕不过去的改革面前,我们看到了循序渐进的权力让渡,看到了既得利益群体的谨慎选择,也看到了制度修复中的裹足不前、避重就轻,看到了权力受限下的不甘与变通。
这是一次艰难的转身,尤其需要地方政府着眼未来,大胆探索,而不是回避矛盾,做些私德考评的表面文章。这个时代,太需要敢于触及利益、触碰核心问题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