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汤姆·伯恩走向讲演席时，几张白色打印纸从他左手的公文夹里参差不齐地露出来，暗示接下来的演讲将不会只是客套的寒暄。台下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位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高级副总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2月22日，东京一个难得的晴天，汤姆·伯恩耸耸肩，以略带遗憾的口气开门见山地告诉台下的日本人，“我们越来越担心，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还不足以实现政府削减赤字的目标以及遏制债务持续增加的势头，而日本债务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随后，汤姆·伯恩公布了穆迪的决定：把日本主权债务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次日，日经指数跌至两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调侃道，“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这已不是国际评级机构最近唯一一次向日本“发射炸弹”。一个月前，另外一家与穆迪齐名的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曾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降至“AA-”。“AA-”在标准普尔的21档评级中是顺数第5档，在七国集团中仅高于意大利，与沙特阿拉伯处在同一水平。
从近期日本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被中国取代，到被国际评级机构调整评级，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经济真的垮掉了吗？
积极财政：凯恩斯主义下的蛋
“这一点也不意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得知穆迪下调日本主权债务前景展望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对于一向主张量入为出的普通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国债规模庞大得超乎想象。
日本财务省在今年2月10日暴露了“家丑”：截至2010年底，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约合11万亿美元。现在，这些债务正在以每秒4200美元的速度迅速膨胀。
一如汤姆·伯恩在演讲稿中所透露的顾虑，日本财政制度审议会也曾多次提醒国民注意国债规模，甚至还将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日本的国债余额，如果用1万日元1张的钞票计算，摞起来，高度等同于2400多个日本富士山叠加；如果平放，首尾相连，其长度接近东京到美国洛杉矶的航空距离；如果以每秒1张的速度来点这些钞票，需要3000年的时间才能数完。
然而，日本政府从财政盈余，到背负11万亿美元债务，只用了20多年时间。
早在1994年，当时还是东北师范大学教员的张季风，来到日本北方城市仙台留学东北大学时就发现，在这个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国家，政府仍在大兴土木：一些中小城市竞相争取机场项目、新干线不断追加投资以进一步提高速度、东京湾跨海公路也被纳入政府论证范围。
后来，张季风才弄明白，他刚到日本时，这个岛国的经济正处于二战后的新低谷。为刺激经济，从1992年到2002年，日本政府实施了11次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在东北大学经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后，张季风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变化。
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转折。这种转折，早在1965年就开始萌芽、酝酿。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者称政府干预经济，能够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这对饱受经济波动之苦的日本政府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此后，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思想，缓慢地从自由主义滑向凯恩斯主义。张季风最终看到了这种转变的最终完成。在上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思路在日本达到顶峰，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以期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之手开始频繁推动一些重大工程的上马：连接日本大城市的新干线，大部分来自政府投资，到1998年，私有化改革之前，日本国铁的债务规模达到近28万亿日元；1997年12月开工的东京湾跨海公路，总投资额为1.45万亿日元，其中75%为政府资金。日本大藏省的统计表明，从1975年开始，日本公共投资的6到7成用在了道路、“治山治水”、农业、机场和港口建设基础设施上。
“铁公基”主导的政府投资结构，至今仍未有大的改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公路建设，从1959年度起，将汽油税划归为道路建设的专项财源。这一制度至今已维持了40年，至今日本每年近3万亿日元的汽油税收入，仅限于修建道路。以至日本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这项特定财源制度长此维持下去，日本早晚有一天会被道路埋起来。
选票压力下的福利与债务
令人稍稍意外的是，惠及全民的福利体制，在当时并未给日本财政造成重负。张季风的研究表明，日本在60年代初就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保和福利体系，但并没有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穆迪所提及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其负面影响主要是在长远的将来。
政府公共投资的膨胀，最终违背了古老的东方理财传统：量入为出。在张季风看来，日本形成庞大政府债务的重要因素乃是，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税收并没有同比例增长。2008年，日本政府的年度预算的财政支出为83.6万亿日元，税收仅为53.6万亿日元。不足部分，只能依靠发行国债填充。
增税和货币贬值通常被认为是化解政府债务的有效途径。但日本特殊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政府采用这样的手段来填补赤字。
日本大藏省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国民的租税和社会保障负担接近40%，比欧洲国家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尚有较大增税空间。“但是哪个政府敢提增税，选民就用投票让他下台。赤字财政是日本政府不得已的选择。”张季风说，十年九相，政局不稳，好的政策主张根本没办法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经济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为何对经济丧失信心？
尽管债务数额庞大，但是，在演讲的末尾，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高级副总裁汤姆·伯恩还是稍稍安慰了下日本人：“此次评级变动不会影响日本评级的外币债券和银行存款上限，它们的前景仍为‘稳定’，也不会影响日本评级的本币债券和银行存款上限。”
在现居日本的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蔡成平看来，穆迪这次对日本主权债务前景展望调整至负面，其影响主要仍然是心理上的。蔡成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日本国民和各大银行掌握大量储备资金，债务化解能力较强，因此，穆迪评级其实对日本经济没有太多实质性影响。
由于日本政府现有的11万多亿美元的债务，主要由国内银行和国民所持有，属于国内债务，与希腊、爱尔兰等国的短期外债不同，因此，张季风、蔡成平、陈言等多位熟悉日本經济事务的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短期内日本不太可能发生类似欧洲债务危机的金融风波。
据在日本已经生活了三年多的蔡成平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的更多问题是信心危机。
“日本已经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国内经济的提升空间有限。”蔡成平说。
因学术活动频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经常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位日本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于日本国民的危机感也感同身受：“日本经济并非病入膏肓，可是人们却失掉了信心，特别是年轻人对祖国未来没有梦想。”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三宅玲子，问及对日本经济的看法时，这位现居北京的日本自由撰稿人也不停摇头：“现在年轻人在日本找工作非常难。”2008年，因丈夫工作调动，三宅玲子一家四口搬到北京生活。
“现在的中国跟三十年前的日本很相似，到处都是机会。”三宅玲子的一位朋友，在日本国内取得了“很难考的”注册会计师资格，依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去年来到了中国，进入长江商学院就读工商管理硕士。“他希望能够在这所学校学习，更多地了解中国。当然最后也想在中国找个好工作。”
日本政府在2010年12月3日发布的2010儿童青年白皮书显示，当年的年轻人雇用状况明显恶化，20至24岁为9%。“长期化的经济状况低迷直接打击了年轻人的就业信心，导致自由职业者增加和毕业生雇用的减少。”
日本国民的信心也相对低迷。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2011年初公布的“关于理想日本的意识调查”显示，共有93%的人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未来感到担忧。
在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蔡成平看来，日本年轻人看淡经济前景，与其日本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关。蔡成平认为，忧患意识的形成，既与日本自然环境有关，也与日本媒体近年来长篇累牍的“唱衰”报道不无关系。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东洋经济周刊》就常年扮演着“啄木鸟”的角色。2月19日，这份杂志在当期封面报道中称：“随着韩国和中国电视厂家的迅速跃进，日本电视厂家几乎无一不赤字累累。”事实上，在2010年12月，索尼从LG手中夺回电视机销量世界第二这一地位，占有了14.2%的世界市场份额。尽管，第一位置仍然是韩国三星。
“日本的媒体很发达，国民又特别信任媒体，新闻报道对国民的影响很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说，无论正面也好，负面也罢，媒体报道终归是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
日本实力仍不可小视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保罗·肯尼迪，也愿意充当这样一面镜子。不过他的“野心”远比媒体要来的大。
1987年，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预言了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灿烂未来。20年后，保罗·肯尼迪在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餐叙时，用“大学教授为论文打分的方式”评价了自己的当年的预测：“在日本问题上（我的预测）只能得C、C-等分数。”
但依然有很多人相信，日本并未就此沉沦，它正在为下一次起飞积蓄能量。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在最近2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放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失去了20年。” 国内日本问题研究学者陈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外界看来，日本失去的20年，其实是在进行有计划的产业结构调整。
今年初，在与株式会社萨姆科总裁田口洋一的一次见面中，对方说“我们正向能源企业转变，日本要成为一个能源出口国”。这让陈言感到很惊奇。在随后与一些日本企业联络的过程中，陈言发现，日本在多晶硅、蓄电池、核能等领域，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
“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组装厂家在中国。但从原材料开始生产多晶硅或单晶硅的最大厂家在日本。日本企业之所以不大规模做组装，是因为利润不够大。”陈言说，日本当前的劳动生产率——用于衡量一国经济效率的核心指标——仍高于欧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鲁迅博物馆的一幕，也许会唤起陈言十多年前在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留学的记忆。
2月的一天，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的鲁迅博物馆里，一个母亲带着孩子站在一个玻璃橱窗前，在“明治三十八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学年成绩表”的影印件上，寻找一个名叫周树人的学生的考试成绩。
1904年，24岁的周树人考取了清政府的公费留学名额，成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一名中國留学生。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宏的统计，从1896到194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学习。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张季风、蔡成平、陈言等均有日本留学经历。这种共同的经历，促使他们在采访过程不约而同地传达着一个共同的观点：日本的经济实力不容小视。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老师的角色。这与之前的两千年正好掉个儿。” 张季风说，中日关系有着非常复杂的一面，但是即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在很多领域，日本仍领先中国。★
2月22日，东京一个难得的晴天，汤姆·伯恩耸耸肩，以略带遗憾的口气开门见山地告诉台下的日本人，“我们越来越担心，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还不足以实现政府削减赤字的目标以及遏制债务持续增加的势头，而日本债务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随后，汤姆·伯恩公布了穆迪的决定：把日本主权债务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次日，日经指数跌至两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调侃道，“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这已不是国际评级机构最近唯一一次向日本“发射炸弹”。一个月前，另外一家与穆迪齐名的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曾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降至“AA-”。“AA-”在标准普尔的21档评级中是顺数第5档，在七国集团中仅高于意大利，与沙特阿拉伯处在同一水平。
从近期日本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被中国取代，到被国际评级机构调整评级，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经济真的垮掉了吗？
积极财政：凯恩斯主义下的蛋
“这一点也不意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得知穆迪下调日本主权债务前景展望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对于一向主张量入为出的普通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国债规模庞大得超乎想象。
日本财务省在今年2月10日暴露了“家丑”：截至2010年底，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约合11万亿美元。现在，这些债务正在以每秒4200美元的速度迅速膨胀。
一如汤姆·伯恩在演讲稿中所透露的顾虑，日本财政制度审议会也曾多次提醒国民注意国债规模，甚至还将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日本的国债余额，如果用1万日元1张的钞票计算，摞起来，高度等同于2400多个日本富士山叠加；如果平放，首尾相连，其长度接近东京到美国洛杉矶的航空距离；如果以每秒1张的速度来点这些钞票，需要3000年的时间才能数完。
然而，日本政府从财政盈余，到背负11万亿美元债务，只用了20多年时间。
早在1994年，当时还是东北师范大学教员的张季风，来到日本北方城市仙台留学东北大学时就发现，在这个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国家，政府仍在大兴土木：一些中小城市竞相争取机场项目、新干线不断追加投资以进一步提高速度、东京湾跨海公路也被纳入政府论证范围。
后来，张季风才弄明白，他刚到日本时，这个岛国的经济正处于二战后的新低谷。为刺激经济，从1992年到2002年，日本政府实施了11次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在东北大学经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后，张季风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变化。
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转折。这种转折，早在1965年就开始萌芽、酝酿。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者称政府干预经济，能够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这对饱受经济波动之苦的日本政府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此后，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思想，缓慢地从自由主义滑向凯恩斯主义。张季风最终看到了这种转变的最终完成。在上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思路在日本达到顶峰，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以期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之手开始频繁推动一些重大工程的上马：连接日本大城市的新干线，大部分来自政府投资，到1998年，私有化改革之前，日本国铁的债务规模达到近28万亿日元；1997年12月开工的东京湾跨海公路，总投资额为1.45万亿日元，其中75%为政府资金。日本大藏省的统计表明，从1975年开始，日本公共投资的6到7成用在了道路、“治山治水”、农业、机场和港口建设基础设施上。
“铁公基”主导的政府投资结构，至今仍未有大的改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公路建设，从1959年度起，将汽油税划归为道路建设的专项财源。这一制度至今已维持了40年，至今日本每年近3万亿日元的汽油税收入，仅限于修建道路。以至日本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这项特定财源制度长此维持下去，日本早晚有一天会被道路埋起来。
选票压力下的福利与债务
令人稍稍意外的是，惠及全民的福利体制，在当时并未给日本财政造成重负。张季风的研究表明，日本在60年代初就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保和福利体系，但并没有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穆迪所提及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其负面影响主要是在长远的将来。
政府公共投资的膨胀，最终违背了古老的东方理财传统：量入为出。在张季风看来，日本形成庞大政府债务的重要因素乃是，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税收并没有同比例增长。2008年，日本政府的年度预算的财政支出为83.6万亿日元，税收仅为53.6万亿日元。不足部分，只能依靠发行国债填充。
增税和货币贬值通常被认为是化解政府债务的有效途径。但日本特殊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政府采用这样的手段来填补赤字。
日本大藏省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国民的租税和社会保障负担接近40%，比欧洲国家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尚有较大增税空间。“但是哪个政府敢提增税，选民就用投票让他下台。赤字财政是日本政府不得已的选择。”张季风说，十年九相，政局不稳，好的政策主张根本没办法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经济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为何对经济丧失信心？
尽管债务数额庞大，但是，在演讲的末尾，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高级副总裁汤姆·伯恩还是稍稍安慰了下日本人：“此次评级变动不会影响日本评级的外币债券和银行存款上限，它们的前景仍为‘稳定’，也不会影响日本评级的本币债券和银行存款上限。”
在现居日本的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蔡成平看来，穆迪这次对日本主权债务前景展望调整至负面，其影响主要仍然是心理上的。蔡成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日本国民和各大银行掌握大量储备资金，债务化解能力较强，因此，穆迪评级其实对日本经济没有太多实质性影响。
由于日本政府现有的11万多亿美元的债务，主要由国内银行和国民所持有，属于国内债务，与希腊、爱尔兰等国的短期外债不同，因此，张季风、蔡成平、陈言等多位熟悉日本經济事务的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短期内日本不太可能发生类似欧洲债务危机的金融风波。
据在日本已经生活了三年多的蔡成平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的更多问题是信心危机。
“日本已经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国内经济的提升空间有限。”蔡成平说。
因学术活动频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经常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位日本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于日本国民的危机感也感同身受：“日本经济并非病入膏肓，可是人们却失掉了信心，特别是年轻人对祖国未来没有梦想。”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三宅玲子，问及对日本经济的看法时，这位现居北京的日本自由撰稿人也不停摇头：“现在年轻人在日本找工作非常难。”2008年，因丈夫工作调动，三宅玲子一家四口搬到北京生活。
“现在的中国跟三十年前的日本很相似，到处都是机会。”三宅玲子的一位朋友，在日本国内取得了“很难考的”注册会计师资格，依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去年来到了中国，进入长江商学院就读工商管理硕士。“他希望能够在这所学校学习，更多地了解中国。当然最后也想在中国找个好工作。”
日本政府在2010年12月3日发布的2010儿童青年白皮书显示，当年的年轻人雇用状况明显恶化，20至24岁为9%。“长期化的经济状况低迷直接打击了年轻人的就业信心，导致自由职业者增加和毕业生雇用的减少。”
日本国民的信心也相对低迷。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2011年初公布的“关于理想日本的意识调查”显示，共有93%的人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未来感到担忧。
在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蔡成平看来，日本年轻人看淡经济前景，与其日本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关。蔡成平认为，忧患意识的形成，既与日本自然环境有关，也与日本媒体近年来长篇累牍的“唱衰”报道不无关系。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东洋经济周刊》就常年扮演着“啄木鸟”的角色。2月19日，这份杂志在当期封面报道中称：“随着韩国和中国电视厂家的迅速跃进，日本电视厂家几乎无一不赤字累累。”事实上，在2010年12月，索尼从LG手中夺回电视机销量世界第二这一地位，占有了14.2%的世界市场份额。尽管，第一位置仍然是韩国三星。
“日本的媒体很发达，国民又特别信任媒体，新闻报道对国民的影响很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说，无论正面也好，负面也罢，媒体报道终归是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
日本实力仍不可小视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保罗·肯尼迪，也愿意充当这样一面镜子。不过他的“野心”远比媒体要来的大。
1987年，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预言了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灿烂未来。20年后，保罗·肯尼迪在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餐叙时，用“大学教授为论文打分的方式”评价了自己的当年的预测：“在日本问题上（我的预测）只能得C、C-等分数。”
但依然有很多人相信，日本并未就此沉沦，它正在为下一次起飞积蓄能量。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在最近2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放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失去了20年。” 国内日本问题研究学者陈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外界看来，日本失去的20年，其实是在进行有计划的产业结构调整。
今年初，在与株式会社萨姆科总裁田口洋一的一次见面中，对方说“我们正向能源企业转变，日本要成为一个能源出口国”。这让陈言感到很惊奇。在随后与一些日本企业联络的过程中，陈言发现，日本在多晶硅、蓄电池、核能等领域，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
“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组装厂家在中国。但从原材料开始生产多晶硅或单晶硅的最大厂家在日本。日本企业之所以不大规模做组装，是因为利润不够大。”陈言说，日本当前的劳动生产率——用于衡量一国经济效率的核心指标——仍高于欧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鲁迅博物馆的一幕，也许会唤起陈言十多年前在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留学的记忆。
2月的一天，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的鲁迅博物馆里，一个母亲带着孩子站在一个玻璃橱窗前，在“明治三十八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学年成绩表”的影印件上，寻找一个名叫周树人的学生的考试成绩。
1904年，24岁的周树人考取了清政府的公费留学名额，成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一名中國留学生。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宏的统计，从1896到194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学习。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张季风、蔡成平、陈言等均有日本留学经历。这种共同的经历，促使他们在采访过程不约而同地传达着一个共同的观点：日本的经济实力不容小视。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老师的角色。这与之前的两千年正好掉个儿。” 张季风说，中日关系有着非常复杂的一面，但是即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在很多领域，日本仍领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