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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生态卫士形象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神性老人，保持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影响了年轻一代，但其作用只是一种恢弘的弱效应；二、救赎者，救赎大自然也救赎自己，但却陷入隔离与孤独状态，有可能沦为社会的边缘人；三、“罪犯”，抗争精神最为强烈，但却成为二元对立秩序下的牺牲者；四、回归自然者，困惑与迷茫中的“多余人”。他们面临的矛盾和艰难处境，映照了当代生态小说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之路的艰难探索。
关键词：生态卫士；神性老人；救赎者；“罪犯”；回归自然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53-03
近年来，文学创作领域内生态意识的日趋自觉，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可称为“生态卫士”的新形象。在日常生活世界里，他们以普通、平凡的常人身份出现，但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交替和过渡的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维护着、怀念着、追求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之境，映衬着现代文明的诸多缺失。这些人中，有的默默地坚守着传统社会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年轻的一代；有的曾在错误的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大潮中泥足深陷，最终走向寻求救赎之路，用余生来偿还对自然母亲的债，却面临着被社会抛弃和遗忘的命运；有的在价值观、伦理道德的急剧变化中无所适从，最终或消极或积极地投向自然，企求获得一方宁静，最终成为受伤的“多余人”；有的是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直接受害者，其反抗的力量和形式皆充满悲壮色彩，但在一个残缺的体系中，终被人世定义为“罪犯”，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牺牲者，甚至默默地消失，不留任何痕迹。从这批生态卫士形象的类型、思想立场及保护生态的方式、面临的压力和问题、自身的矛盾性和悲剧性解读当代生态小说，可以看出当代作家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之路的艰难探索。
一、神性老人：恢弘的弱效应
神性老人一般有四个特点：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淡名薄利、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背离而带上神秘色彩，对大自然保持着神圣与敬畏感和维护生态平衡，悲剧结局。《狼图腾》中的毕利格，《空山》中的协拉顿珠，《狼与狐》中的云灯喇嘛、老沙头、老郑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酋长，《怀念狼》中的红岩寺老道士，《獒》里的才让大叔、多吉大叔都属于这一类。在以人物形象为主要角色的大部分生态小说中，这类老人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艺术上亦塑造得比较成功。
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完美融合是这些老者成为生态卫士的根源。在多吉大叔、毕利格老人们眼里，大草原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只是这个“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用毕利格老人的朴素表达就是“狼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魔……要是草原牛羊被妖魔杀光了，人也活不成，那草原也保不住”。所以，当狼危及到人类的生命安全时，他们也狠狠地打狼，但并不因此失去同情心和对狼的尊重。在应该保护狼的时候，哪怕是可能危及自身的财产也不动摇。
他们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并用自己的方式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保护自然，同各种危害自然的行为作斗争。《空山》中的协拉顿珠，在伐木场毫无节制地砍伐树木时，他常常一个人偷偷溜上山去把伐木工人的斧把砍断、用石头砸掉锯子锋利的钢牙。《狼图腾》中的毕利格老人即使冒着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压力也要为狼辩护，劝阻农场主任包顺贵灭狼的计划。《狼与狐》中的云灯喇嘛在生命弥留之际仍想尽办法阻止铁巴猎杀沙漠动物，老沙头为保住苦沙坨子林业所而四处努力。但是最后，他们都以失败告终。个人的渺小和脆弱使得他们在面对那些破坏生态的强大群体时，常常产生难以承受的悲剧感和苍凉感。
但另一方面，他们那种守卫大自然的精神却影响了年轻一代，促进了他们的觉醒，这对保护生态具有重大的意义。如被多吉大叔影响的肖兵，被毕利格老人影响的陈阵、杨克、张继原，被崔巴噶瓦影响的拉加泽里，被老郑头影响的伊琳等等。多吉大叔在被大熊袭击时也不许肖兵开枪，肖兵在心里把多吉大叔看作是“真正的英雄”；毕利格把陈阵当作自己的汉人儿子，教他打猎和认识草原生态系统中各个环节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不能代表群体发出洪亮的声音，但毕竟使保护生态系统的草原精神得以传承。
二、救赎者：向社会边缘滑落的两难处境
救赎者在救赎大自然的同时也救赎自己。从作品中的地域空间和文化空间来看，又可分为两类：本土中受外来文化冲击而迷惘之后觉醒的一类，如索波、拉加泽里等；另一类是来自工业文明与大城市中的外来者，如肖兵、陈阵、原卉、伊琳等。他们几乎都是受到了守护生态的老人影响，从而完成其觉醒——救赎的过程，成为新一轮的生态守卫者。但与此同时，又几乎都是延续着他们前辈的路子，以个人之力对抗反生态的强大力量，“陷入了既与人隔离又与自然生命隔离的两难境地”[1]。
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物几乎曾都有过背离自然、破坏自然的意识或者实际行为。索波是由于极左政治思想的影响，他年青时正值“基于历史乐观主义和政治热情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2]的时代，“他相信国家的需求是一种伟大的需要，却不知道砍伐这些树木会引来怎样的后果”，一心响应国家的号召和伐木工个人一起砍伐树木。拉加泽里是生活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无法自主，因贫穷而学业无望走上砍伐树木、贩卖木材的道路。肖兵、陈阵都是从代表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大城市去到象征着大自然的草原上的，一开始，几乎都是条件反射地对狼和熊等动物有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和憎恨，认为该消灭它们。原卉、伊琳本来是林业部门的科学工作者，与那些身居城市研究沙漠的专家、靠沙漠论文成名获利却对沙漠没有任何感情与责任心的学者们属于同一阵营。
在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中，他们都面临着精神处于无所皈依的悬浮状态。索波既遭受到机村人的冷漠与排斥，也没有得到提拔离开机村成为城里人；拉加泽里没有得到心上人，却进了监狱一蹲12年；肖兵退伍后有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伊琳的丈夫与导师的千金另结新欢，将自己抛弃；原卉一家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在老人们的影响和自然灾难的启示下，他们开始了觉醒——救赎之路。索波后来一直留在觉儿郎峡谷，为保护森林和鹿群成了景区的临时保安。拉加泽里在出狱后回到机村，用自己之前伐木挣的钱和李老板给的钱办了公司，在群山里植树造林。肖兵加入到反偷猎组织，想要“为了这个美丽的大自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挽救那些濒死的物种，保护这片美丽的大草原”。原卉、伊琳决定留在沙漠，继续防沙治沙的工作。
然而，当他们选择了保护生态、拯救自身的路途后，面临的却是陷入隔离与孤独，有可能被社会抛弃和遗忘。索波在景区被开除，孤身一人回到机村，晚景凄凉；拉加泽里表面上是一个成功而有道德心的商人，但从他与女博士之间暧昧的畸形关系中，仍透出心境的苍凉；原卉、伊琳都有可能像老沙头、云灯喇嘛那样一个人在沙漠里独居半生。
三、“罪犯”：二元对立秩序的牺牲品
对于自然生态破坏的恶果，往往是穷人比富人承受的重，贫穷地区比富裕地区承受得多。因此，面对着众多的破坏生态的行为，也产生了一批敢于同破坏生态行为做斗争的英雄，如张炜《刺猬歌》里的“兔子”，《空山》中的多吉巫师、格桑旺堆等等。他们是生态失衡的直接受害者，其反抗的力量和形式都有着悲壮的色彩，但在戕害自然的巨大势力面前，他们却成为因保护生态而被制裁的“罪犯”。
《空山》中的多吉巫师、格桑旺堆生活在政府一面大张旗鼓地砍伐树木，一面又要求人民不许放火烧山的时代。多吉为了保证机村正常的耕作秩序，明知放火烧山将会被逮捕坐牢，却依然选择了成为监狱的常客，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惊吓。当大火烧山时，机村唯一一个懂得风向和控制火灾的他，却只能躲在山洞里祈祷，最后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格桑旺堆则因为保护和隐瞒了多吉的藏身之处被逮捕坐牢。《刺猬歌》中的“兔子”因自己的家园被天童集团的工业污染所毁，到处上诉欲保护家园却无途径，反被陷害，明里被警局追捕，暗里被天童集团追杀。万般无奈，最后组织村里人以打“旱魃”为名去紫烟大垒里破坏，使紫烟大垒熄了火，最后在天童集团和警察局追捕下，生死不明，消失得无声无息。
在极左政治路线中，与机村湖泊消失、森林被毁、泥石流肆虐、土地丧失肥力、人民沦为等待救济的难民的命运一样，格桑旺堆坐牢，多吉背负阶级敌人、罪犯、逃犯之名而死。同样，在政治和经济势力两者的联盟中，“兔子”们所面对的是众多的“误解他们、讥讽他们、诬蔑他们、排斥他们、迫害他们的人，……由于这绝大多数人与生态守卫者实际上的对立，他们似乎不仅仅是、甚至好像不是为保护自然而战斗”[12]。从多吉到格桑旺堆再到“兔子”，从政治革命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就是那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敢于站起来维护家园、维护大自然的战士们的命运。
四、回归自然者：迷惘的“多余人”
回归自然者往往是在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找不到新的追求方向和目标而陷入无所依恃的迷茫，或者厌倦了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庸俗、贪婪、浮躁，转向回归自然找寻内心的宁静，修复身与心二元对立的病态存在。这既是一种“享受自然的美好富庶的浪漫形式，也是一种怀旧的挽歌形式，其中更包含着前瞻的拯救未来的理想社会的形式。回归自然也是生态危机呼唤的文化自救的各种价值和理念的焦点，它隐含着重新融合人与自然关系的契合点。”[3]然而，在世人的眼里，他们无可表述的痛苦行为却常常显得怪异，变成一种“异类”的存在。
《空山》中的达瑟处在急剧的文化冲突中，既不明白机村外界那些革命、标语、游行、开会的政治生活，又因领着大学寄来的津贴而不需参加机村的农耕劳作。在一个“所有道理都在文件里写得清楚明白”的社会里，他却只愿意读书、读自己也看不懂的书。他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机村：阻止达戈打猎、让索波去阻止伐木场的人用炸药包对付猴群。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大生产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理解他内心对森林的眷念。他只喜欢待在树上，并在树上建了一个书屋，自己一个人在上面看书，不和村里的人在一起，也不和他们交流，沉浸在自己书的世界里，但是他却搞不懂自己看的那些书是什么意思。对树和书的迷恋都使他成为机村中异类的“多余人”。
《外省书》中的史珂戚金在上学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山顶洞人，住在洞穴里，星期天在山洞里给孩子们上课。《刺猬歌》中的廖麦渴望的生活就是晴耕雨读，闲暇时间写一部“丛林秘史”，他企图和美蒂构建湖塘农庄式的宁静生活，幻想建立一种新的劳动组合方式和分配关系。但他的幻想在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家园的即将丧失与自我的无力拯救让他陷入了难以排解的困境中”[4]，几近失去理智而疯癫。他的悲剧是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文化中，心向自然的知识分子从身体到心灵被连根拔起的群体命运的浓缩。
纵观当代小说中的生态卫士形象，基本上都带有浓重的悲剧性：个人的渺小和脆弱与破坏生态的强大群体之间的鲜明对比，使得他们在面对破坏生态的行为时只能是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甚至成为不可理喻的“异类”和“罪犯”；为保护自然家园、寻找生命的根基，却陷入孤独与隔离，面临着可能被社会遗忘遗弃的命运。他们的悲剧，映照了当代人重建与自然和谐之路的艰难处境。
参考文献：
〔1〕张艳梅.野歌抑或祭歌——张炜《刺猬歌》解读.[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3ec 733010094xx.html.2008-4-01.
〔2〕陈旋波.生态批评视阀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谭，2004（4）.
〔3〕穆艳秋.文学的生态批评发展前景述略[J].美的历程，2010，7（B）.
〔4〕许玉庆.一部具有浓厚寓言色彩的心灵史诗——读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6）.
（责任编辑 张海鹏）
关键词：生态卫士；神性老人；救赎者；“罪犯”；回归自然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53-03
近年来，文学创作领域内生态意识的日趋自觉，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可称为“生态卫士”的新形象。在日常生活世界里，他们以普通、平凡的常人身份出现，但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交替和过渡的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维护着、怀念着、追求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之境，映衬着现代文明的诸多缺失。这些人中，有的默默地坚守着传统社会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年轻的一代；有的曾在错误的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大潮中泥足深陷，最终走向寻求救赎之路，用余生来偿还对自然母亲的债，却面临着被社会抛弃和遗忘的命运；有的在价值观、伦理道德的急剧变化中无所适从，最终或消极或积极地投向自然，企求获得一方宁静，最终成为受伤的“多余人”；有的是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直接受害者，其反抗的力量和形式皆充满悲壮色彩，但在一个残缺的体系中，终被人世定义为“罪犯”，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牺牲者，甚至默默地消失，不留任何痕迹。从这批生态卫士形象的类型、思想立场及保护生态的方式、面临的压力和问题、自身的矛盾性和悲剧性解读当代生态小说，可以看出当代作家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之路的艰难探索。
一、神性老人：恢弘的弱效应
神性老人一般有四个特点：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淡名薄利、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背离而带上神秘色彩，对大自然保持着神圣与敬畏感和维护生态平衡，悲剧结局。《狼图腾》中的毕利格，《空山》中的协拉顿珠，《狼与狐》中的云灯喇嘛、老沙头、老郑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酋长，《怀念狼》中的红岩寺老道士，《獒》里的才让大叔、多吉大叔都属于这一类。在以人物形象为主要角色的大部分生态小说中，这类老人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艺术上亦塑造得比较成功。
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完美融合是这些老者成为生态卫士的根源。在多吉大叔、毕利格老人们眼里，大草原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只是这个“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用毕利格老人的朴素表达就是“狼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魔……要是草原牛羊被妖魔杀光了，人也活不成，那草原也保不住”。所以，当狼危及到人类的生命安全时，他们也狠狠地打狼，但并不因此失去同情心和对狼的尊重。在应该保护狼的时候，哪怕是可能危及自身的财产也不动摇。
他们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并用自己的方式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保护自然，同各种危害自然的行为作斗争。《空山》中的协拉顿珠，在伐木场毫无节制地砍伐树木时，他常常一个人偷偷溜上山去把伐木工人的斧把砍断、用石头砸掉锯子锋利的钢牙。《狼图腾》中的毕利格老人即使冒着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压力也要为狼辩护，劝阻农场主任包顺贵灭狼的计划。《狼与狐》中的云灯喇嘛在生命弥留之际仍想尽办法阻止铁巴猎杀沙漠动物，老沙头为保住苦沙坨子林业所而四处努力。但是最后，他们都以失败告终。个人的渺小和脆弱使得他们在面对那些破坏生态的强大群体时，常常产生难以承受的悲剧感和苍凉感。
但另一方面，他们那种守卫大自然的精神却影响了年轻一代，促进了他们的觉醒，这对保护生态具有重大的意义。如被多吉大叔影响的肖兵，被毕利格老人影响的陈阵、杨克、张继原，被崔巴噶瓦影响的拉加泽里，被老郑头影响的伊琳等等。多吉大叔在被大熊袭击时也不许肖兵开枪，肖兵在心里把多吉大叔看作是“真正的英雄”；毕利格把陈阵当作自己的汉人儿子，教他打猎和认识草原生态系统中各个环节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不能代表群体发出洪亮的声音，但毕竟使保护生态系统的草原精神得以传承。
二、救赎者：向社会边缘滑落的两难处境
救赎者在救赎大自然的同时也救赎自己。从作品中的地域空间和文化空间来看，又可分为两类：本土中受外来文化冲击而迷惘之后觉醒的一类，如索波、拉加泽里等；另一类是来自工业文明与大城市中的外来者，如肖兵、陈阵、原卉、伊琳等。他们几乎都是受到了守护生态的老人影响，从而完成其觉醒——救赎的过程，成为新一轮的生态守卫者。但与此同时，又几乎都是延续着他们前辈的路子，以个人之力对抗反生态的强大力量，“陷入了既与人隔离又与自然生命隔离的两难境地”[1]。
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物几乎曾都有过背离自然、破坏自然的意识或者实际行为。索波是由于极左政治思想的影响，他年青时正值“基于历史乐观主义和政治热情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2]的时代，“他相信国家的需求是一种伟大的需要，却不知道砍伐这些树木会引来怎样的后果”，一心响应国家的号召和伐木工个人一起砍伐树木。拉加泽里是生活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无法自主，因贫穷而学业无望走上砍伐树木、贩卖木材的道路。肖兵、陈阵都是从代表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大城市去到象征着大自然的草原上的，一开始，几乎都是条件反射地对狼和熊等动物有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和憎恨，认为该消灭它们。原卉、伊琳本来是林业部门的科学工作者，与那些身居城市研究沙漠的专家、靠沙漠论文成名获利却对沙漠没有任何感情与责任心的学者们属于同一阵营。
在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中，他们都面临着精神处于无所皈依的悬浮状态。索波既遭受到机村人的冷漠与排斥，也没有得到提拔离开机村成为城里人；拉加泽里没有得到心上人，却进了监狱一蹲12年；肖兵退伍后有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伊琳的丈夫与导师的千金另结新欢，将自己抛弃；原卉一家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在老人们的影响和自然灾难的启示下，他们开始了觉醒——救赎之路。索波后来一直留在觉儿郎峡谷，为保护森林和鹿群成了景区的临时保安。拉加泽里在出狱后回到机村，用自己之前伐木挣的钱和李老板给的钱办了公司，在群山里植树造林。肖兵加入到反偷猎组织，想要“为了这个美丽的大自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挽救那些濒死的物种，保护这片美丽的大草原”。原卉、伊琳决定留在沙漠，继续防沙治沙的工作。
然而，当他们选择了保护生态、拯救自身的路途后，面临的却是陷入隔离与孤独，有可能被社会抛弃和遗忘。索波在景区被开除，孤身一人回到机村，晚景凄凉；拉加泽里表面上是一个成功而有道德心的商人，但从他与女博士之间暧昧的畸形关系中，仍透出心境的苍凉；原卉、伊琳都有可能像老沙头、云灯喇嘛那样一个人在沙漠里独居半生。
三、“罪犯”：二元对立秩序的牺牲品
对于自然生态破坏的恶果，往往是穷人比富人承受的重，贫穷地区比富裕地区承受得多。因此，面对着众多的破坏生态的行为，也产生了一批敢于同破坏生态行为做斗争的英雄，如张炜《刺猬歌》里的“兔子”，《空山》中的多吉巫师、格桑旺堆等等。他们是生态失衡的直接受害者，其反抗的力量和形式都有着悲壮的色彩，但在戕害自然的巨大势力面前，他们却成为因保护生态而被制裁的“罪犯”。
《空山》中的多吉巫师、格桑旺堆生活在政府一面大张旗鼓地砍伐树木，一面又要求人民不许放火烧山的时代。多吉为了保证机村正常的耕作秩序，明知放火烧山将会被逮捕坐牢，却依然选择了成为监狱的常客，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惊吓。当大火烧山时，机村唯一一个懂得风向和控制火灾的他，却只能躲在山洞里祈祷，最后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格桑旺堆则因为保护和隐瞒了多吉的藏身之处被逮捕坐牢。《刺猬歌》中的“兔子”因自己的家园被天童集团的工业污染所毁，到处上诉欲保护家园却无途径，反被陷害，明里被警局追捕，暗里被天童集团追杀。万般无奈，最后组织村里人以打“旱魃”为名去紫烟大垒里破坏，使紫烟大垒熄了火，最后在天童集团和警察局追捕下，生死不明，消失得无声无息。
在极左政治路线中，与机村湖泊消失、森林被毁、泥石流肆虐、土地丧失肥力、人民沦为等待救济的难民的命运一样，格桑旺堆坐牢，多吉背负阶级敌人、罪犯、逃犯之名而死。同样，在政治和经济势力两者的联盟中，“兔子”们所面对的是众多的“误解他们、讥讽他们、诬蔑他们、排斥他们、迫害他们的人，……由于这绝大多数人与生态守卫者实际上的对立，他们似乎不仅仅是、甚至好像不是为保护自然而战斗”[12]。从多吉到格桑旺堆再到“兔子”，从政治革命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就是那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敢于站起来维护家园、维护大自然的战士们的命运。
四、回归自然者：迷惘的“多余人”
回归自然者往往是在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找不到新的追求方向和目标而陷入无所依恃的迷茫，或者厌倦了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庸俗、贪婪、浮躁，转向回归自然找寻内心的宁静，修复身与心二元对立的病态存在。这既是一种“享受自然的美好富庶的浪漫形式，也是一种怀旧的挽歌形式，其中更包含着前瞻的拯救未来的理想社会的形式。回归自然也是生态危机呼唤的文化自救的各种价值和理念的焦点，它隐含着重新融合人与自然关系的契合点。”[3]然而，在世人的眼里，他们无可表述的痛苦行为却常常显得怪异，变成一种“异类”的存在。
《空山》中的达瑟处在急剧的文化冲突中，既不明白机村外界那些革命、标语、游行、开会的政治生活，又因领着大学寄来的津贴而不需参加机村的农耕劳作。在一个“所有道理都在文件里写得清楚明白”的社会里，他却只愿意读书、读自己也看不懂的书。他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机村：阻止达戈打猎、让索波去阻止伐木场的人用炸药包对付猴群。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大生产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理解他内心对森林的眷念。他只喜欢待在树上，并在树上建了一个书屋，自己一个人在上面看书，不和村里的人在一起，也不和他们交流，沉浸在自己书的世界里，但是他却搞不懂自己看的那些书是什么意思。对树和书的迷恋都使他成为机村中异类的“多余人”。
《外省书》中的史珂戚金在上学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山顶洞人，住在洞穴里，星期天在山洞里给孩子们上课。《刺猬歌》中的廖麦渴望的生活就是晴耕雨读，闲暇时间写一部“丛林秘史”，他企图和美蒂构建湖塘农庄式的宁静生活，幻想建立一种新的劳动组合方式和分配关系。但他的幻想在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家园的即将丧失与自我的无力拯救让他陷入了难以排解的困境中”[4]，几近失去理智而疯癫。他的悲剧是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文化中，心向自然的知识分子从身体到心灵被连根拔起的群体命运的浓缩。
纵观当代小说中的生态卫士形象，基本上都带有浓重的悲剧性：个人的渺小和脆弱与破坏生态的强大群体之间的鲜明对比，使得他们在面对破坏生态的行为时只能是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甚至成为不可理喻的“异类”和“罪犯”；为保护自然家园、寻找生命的根基，却陷入孤独与隔离，面临着可能被社会遗忘遗弃的命运。他们的悲剧，映照了当代人重建与自然和谐之路的艰难处境。
参考文献：
〔1〕张艳梅.野歌抑或祭歌——张炜《刺猬歌》解读.[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3ec 733010094xx.html.2008-4-01.
〔2〕陈旋波.生态批评视阀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谭，2004（4）.
〔3〕穆艳秋.文学的生态批评发展前景述略[J].美的历程，2010，7（B）.
〔4〕许玉庆.一部具有浓厚寓言色彩的心灵史诗——读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6）.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