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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饶嘉措大师是我国藏传佛教的一代高僧，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他学识渊博，著作林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他“情系民族、情系祖国”，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竭尽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赋性善良，品格高尚，是中国共产党相濡以沫、丹心相映的老朋友；他躬身勤政、服务乡梓，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民族宗教文化的弘传大师
喜饶嘉措（1884—1968），藏族，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贺卓庄人，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乳名多杰。5岁时，被送至古雷寺道帏扎仓学藏文和经文，7岁出家，起法名为喜饶嘉措（意为智慧的海洋）。11岁时已熟读一般经文，还能给俗家诵经说法。14岁到甘肃拉卜楞寺学习，以五年时间学完了一般学僧十二个春秋才能完成的课程，成绩斐然，深受四世嘉木样活佛的器重。1905年，21岁的喜铙嘉措又长途跋涉，赴西藏哲蚌寺廓莽学院深造。他潜心佛事，精研经典，系统地掌握了大小十明的深奥教义，并贯通五部大论及其历辈高僧的铨释。1916年，32岁的喜饶嘉措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仁巴（相当于博士学位）。但他深知学海无涯，艺无止境，旋即又转入上、下密院修习密法，精读了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使他的学问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自1918年开始，喜饶嘉措应十三世达赖之邀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古典藏籍的整理校勘工作。经过六年的辛勤工作，完成了《布敦全集》新版29函的校勘、编辑和刊刻工作，受到西藏各界僧俗的赞誉。接着又花了8年的时间，总纂、校勘并出版了卷帙浩翰的佛学经典《甘珠尔大藏经》，完成了功德无量的弘法事业。之后，他还重新校刊了西藏著名学者第司桑结嘉措著的《声律学》一书。
另外，喜饶嘉措在罗布林卡期间还积极从事著述，先后有《阐明疑义宝鉴》、《不朽金刚霹雳矢》、《功德本体论释》等十余种著作问世。这些论著，对于维护格鲁派（黄教）教义的纯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喜饶嘉措以其渊博学识，成为藏区学术界的泰斗，前来求教问难者，不可胜计。他先后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轮回讲授五部大论，著名学者如后来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师的赤江活佛、廓莽学院堪布曲丕嘉波、格西洋巴次成、藏族史学家更登群培、贡巴萨·土登吉札、更浪·洛桑坚赞等皆出自他的门下。俗家贵族也多送其子弟在喜饶嘉措座前求学，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江洛坚索南亚布、德格赛·索南旺堆、擦戎等都曾顶礼于他的座前。从此喜饶嘉措成为桃李遍藏区的大师，他的学生和僧徒中不少成为后来西藏政坛和宗教界的显赫要人。
1934年，以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黎丹为首的西藏巡礼团至拉萨，该团成员分散于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进修藏文，其中黎丹、杨质夫由喜饶嘉措亲自教授。大师还应邀审核、校订了杨质夫等编的《藏汉大辞典》。
1936年，喜饶嘉措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在黎丹等人陪同下，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经锡兰、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首脑人士的接见。并由杨质夫作翻译，在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举行报告会。喜饶嘉措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先后发表了关于宗喀巴大师传略、《圣道三要》教义、格鲁派发展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长篇讲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喜饶嘉措的大名传遍京沪。
1937年，为了沟通和增进汉藏文化交流，让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藏族及其悠久的藏文化有所了解，喜饶嘉措又应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立五大学开设西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大师在讲授过程中，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受到广大师生的热忱欢迎和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危难当头之际，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带领抗战宣传团走遍甘青广大蒙藏地区。他发表《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和《白螺的声音》，愤怒谴责日寇的侵略罪行。他还在各寺院发动僧尼发“救国十大弘愿”，讽诵护国经典。在青海湖畔举行的祭海大典和在西宁举行的欢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东主（丹增嘉措）进藏的大会上，大师都分别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
为发展家乡民族教育，喜饶嘉措呈准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1942年在青海循化古雷寺成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并亲自任所长。这个讲习所，由于课程设置得当，且管理有方，曾造就了不少民族宗教人才。
1943年，喜饶嘉措受国民政府委派，率“赴西藏宣慰团”进藏，年底抵黑河，遭藏军阻拦，于次年返回重庆。1945年喜饶嘉措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其间，大师曾就国民党的边疆政策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他指出：“西藏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情况，却装出十分了解的样子，以致造成现在这种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大师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敬重和信任，应青海军政委员会之邀请，大师欣然从海南兴海县赛宗寺回到西宁，受到廖汉生、张仲良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开始了与我党合作、为人民服务的新生活。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大师出任第一届省政府副主席。1950年，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党的民族平等友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喜饶嘉措大师弘传民族宗教文化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50年，喜饶嘉措大师会同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界人士在北京成立现代佛学社并组织出版发行《现代佛学》月刊。1952年，他又作为发起之一在北京召开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会议。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喜饶嘉措大师任第一副会长。9月，圆瑛法师圆寂，喜饶嘉措大师出任代理会长。1955年8月，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他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经常到祖国内地名山圣地视察。每到一地都关心僧尼生活，重视对寺庙典籍文物的保护。他坚持“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求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号召佛教徒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中去。 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喜饶嘉措大师兼任院长。他亲自给藏语班授课，对僧俗学员除要求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外，更注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的教育。
为了广泛传播民族宗教文化，喜饶嘉措不顾高龄，多次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重要国际会议，成为国际交往的友好使者。1954年，喜饶嘉措应邀去缅甸送佛牙和佛事活动访问，受到该国总理吴努和佛教界人士的热情欢迎。一次，大师给一万多僧伽宣讲佛教文化，由于翻译不能流利准确地表达他的原义，大师便直接用梵语讲授，听众大为惊异，将大师尊为缅甸的比丘僧。1956年11月，喜饶嘉措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出席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副主席。会后又转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圆寂2500周年纪念大会。接着，又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佛教对文学、艺术、哲学的贡献”讨论会，大师以渊博的佛教经论，作了精辟的发言，使与会人士十分叹服和崇敬。1958年，喜饶喜措又率团参加在苏联举行的世界宗教理事大会和在瑞典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61年，前往斯里兰卡送佛牙。同年11月，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柬埔寨召开的第六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受到盛大欢迎。每次外事活动，喜饶嘉措都以大家风度谈笑风生，进退自如，处理得十分得体和圆满。因此，被时人誉为国际友好往来的和平使者。
另外，喜饶嘉措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发展新中国藏文翻译出版事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初，他校审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翻译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审订工作。同时，为组织、建设和培养新中国第一批藏语文翻译出版队伍浸注了大量的心血。
党和人民给这位佛学大师以很高的荣誉。喜饶嘉措先后当选为青海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
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老人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时，蒋介石曾动员喜饶嘉措去台湾。但大师不愿意离开故土，毅然决然地返回自己的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通过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看到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有一次，喜饶嘉措大师参加最高国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佛教的信念和宗旨是‘普度众生’，但我们的大多数人往往只是停留在内省静修和祝愿祈祷上面，很少做直接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事……。共产党并不信仰和宣传佛教，却讲为世界上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说到做到，我们应该为有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而引以自豪和坚定信心”。所以，他衷心地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
解放初期，喜饶嘉措大师利用他特殊的地位和威望，在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和平解放西藏和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2年前后，青海牧区的人民政权尚未全部建立，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多次前往牧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还率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民族慰问团青海分团赴黄南地区，把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温暖带到广大蒙藏群众中去。这对团结群众、安定人心，推动人民政权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贵德县囊拉部落头人项谦受马步芳残部军官的裹胁控制，企图负隅顽抗。喜饶嘉措大师受青海省委的派遣，先后四次前往囊拉劝导项谦头人，昭示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帮助其解除疑虑。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项谦头人终于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投向人民。黄南地区人民政权建立后，项谦还担任尖扎县县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
喜饶嘉措大师拥护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积极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1950年秋，大师曾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族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他的书信特别是广播讲话，在西藏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在上层贵族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解除种种疑虑、稳定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途径西安时，喜饶嘉措又语重心长地叮嘱他的学生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圆满成功。大师的努力，对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订，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抗美援朝时，喜饶嘉措大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他会同青海省民族宗教界一些上层人士，联名上书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大师作为一位年近古稀的出家人，决心参加志愿军，投身到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积极推动向前线捐献“佛教号”飞机的爱国举措，除自己带头捐出巨款外，还亲赴农村牧区和各个寺院，组织“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捐献活动，深入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大师的这些活动，对于弘杨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祖国各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深远的意义。
1959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公开背叛祖国，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乘机干涉我国内政。喜饶嘉措大师对此十分愤概，旗帜鲜明地反对制造民族分裂的种种论调。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表示坚持拥护中央平叛的决策。他先后两次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所谓“西藏独立”是白日说梦》一文，从历史上论证了自元代以来“西藏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组成祖国大家庭民族成员之一”。他还指出：达赖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来自中国清朝政府的册封任命，噶厦政权是钦命驻藏办事大臣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他愤怒谴责：“西藏地方政权的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可恶的事情。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佛教教规，为国法教规所不能容”。他在以《帝国主义休想复活西藏农奴制》为题的讲话中说：“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这是破坏联合国宪章、干涉我国内政的事件，全中国各族僧俗教徒一致表示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对……西藏的一切是我国的内政，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本无权干涉”。大师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对于喜饶嘉措大师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多次称誉他为“爱国老人”“藏族学者”。毛泽东主席还曾亲自写信，对大师予以慰问和勉励。中央特拨专款在北京雍和宫后面为大师修建一处禅院，并为大师配有秘书和汽车。1960年，周总理将北京龙华寺一口重达4000余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送给大师，青海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循化道帏修建一座钟楼，以示对大师功德的嘉勉。
高风亮节永留人间
喜饶嘉措大师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用藏文写了许多赞颂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诗歌。他常说：“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佛、法、僧）给我的恩情一样大，正是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才使我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党和人民政府信任并器重我，为了报答党的恩德，我要将一切献于众生的事业。”
大师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他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很关心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对成绩，他热情赞扬，对缺点错误，他敢于提出意见。上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倾向，以致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失误，曾一度出现某些错误的做法。对此，赋性善良、正直的喜饶嘉措大师深感痛心，他曾在一些会议上，在同党的负责同志接触中，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1958年在甘肃、青海藏族地区出现的一些违反党的宗教政策的错误做法。他说：“有些人不研究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视宗教活动为封建迷信，拆寺院、毁佛像、驱逐僧侣、禁止念经活动，更有甚者，将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一概加以禁止，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喜饶嘉措大师还坦率地指出：“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和干部长期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稍有成绩，便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他认为应该贯彻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让人民信任党、拥护党，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强调坚决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他还对“大跃进”期间在牧区盲目开荒，影响畜牧业生产的缺点和错误，也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他说：“我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宗教，也是为了各族人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共产党好，为了国家好”。大师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语，充分表现了他坦诚、开朗、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可贵品质。他信任党、爱护党、对党直言不讳，是我党值得钦佩的一位诤友。
喜饶嘉措大师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工作作风躬身从政。他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在宣传教育各族群众的同时，把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反馈到各级政府，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好各项工作。
喜饶嘉措大师十分关心自己的家乡。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曾亲自主持创办学校、维修寺院、绿化荒山、造福桑梓。故乡道帏的土地上浸注着大师殷切的期望和赤诚的爱。
喜饶嘉措大师虽然身居高位，但生活十分简朴。他穿的衣服换来换去，总是那么几件。饮食以素食为主，最喜欢吃的是炒面和他老家常吃的豌豆面稀饭。他待人热情诚恳，不分上下尊卑，一律平等。如有客人来，碰到吃饭时间，就留客人一起吃。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因上级、贵客而加菜。大师非常注意勤俭节约。他说：国家建设“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因此，就要求我们在生活问题上不能脱离过渡时期的实际水平而过奢侈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辛勤刻苦，克勤克俭来建设国家”。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自己的表率来教育和影响干部和僧俗群众。
60年代初，随着全国性“左”的倾向滋长漫延，喜饶嘉措大师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北京遣返青海。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师更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造反派不顾大师年老体弱，进行批判游斗。这位学贯藏汉，才高八斗的佛学大家，终因不堪残酷的折磨于1968年11月1日含冤逝世，终年85岁。他的逝世是中国佛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得到恢复，过去强加在喜饶嘉措大师身上的一切罪名，全部予以纠正平反。1979年10月6日，在西宁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领导同志习仲勋、刘澜涛、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汪锋、扎喜旺徐等合写的长篇文章《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文中指出：“他是人民值得尊敬的一位爱国老人，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忠诚朋友，是全体宗教徒学习的楷模”，对大师的一生给予了公正、高度的评价和总结。同时，在中央和当地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喜饶嘉措的家乡循化县道帏乡古雷寺建造了大师的纪念馆。大师的遗著，已由青海省民族出版社编辑整理成《喜饶嘉措文集》，分上、中、下三集出版发行，它们将作做为大师的珍贵遗产连同大师的光辉风范永留人间。
民族宗教文化的弘传大师
喜饶嘉措（1884—1968），藏族，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贺卓庄人，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乳名多杰。5岁时，被送至古雷寺道帏扎仓学藏文和经文，7岁出家，起法名为喜饶嘉措（意为智慧的海洋）。11岁时已熟读一般经文，还能给俗家诵经说法。14岁到甘肃拉卜楞寺学习，以五年时间学完了一般学僧十二个春秋才能完成的课程，成绩斐然，深受四世嘉木样活佛的器重。1905年，21岁的喜铙嘉措又长途跋涉，赴西藏哲蚌寺廓莽学院深造。他潜心佛事，精研经典，系统地掌握了大小十明的深奥教义，并贯通五部大论及其历辈高僧的铨释。1916年，32岁的喜饶嘉措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仁巴（相当于博士学位）。但他深知学海无涯，艺无止境，旋即又转入上、下密院修习密法，精读了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使他的学问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自1918年开始，喜饶嘉措应十三世达赖之邀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古典藏籍的整理校勘工作。经过六年的辛勤工作，完成了《布敦全集》新版29函的校勘、编辑和刊刻工作，受到西藏各界僧俗的赞誉。接着又花了8年的时间，总纂、校勘并出版了卷帙浩翰的佛学经典《甘珠尔大藏经》，完成了功德无量的弘法事业。之后，他还重新校刊了西藏著名学者第司桑结嘉措著的《声律学》一书。
另外，喜饶嘉措在罗布林卡期间还积极从事著述，先后有《阐明疑义宝鉴》、《不朽金刚霹雳矢》、《功德本体论释》等十余种著作问世。这些论著，对于维护格鲁派（黄教）教义的纯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喜饶嘉措以其渊博学识，成为藏区学术界的泰斗，前来求教问难者，不可胜计。他先后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轮回讲授五部大论，著名学者如后来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师的赤江活佛、廓莽学院堪布曲丕嘉波、格西洋巴次成、藏族史学家更登群培、贡巴萨·土登吉札、更浪·洛桑坚赞等皆出自他的门下。俗家贵族也多送其子弟在喜饶嘉措座前求学，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江洛坚索南亚布、德格赛·索南旺堆、擦戎等都曾顶礼于他的座前。从此喜饶嘉措成为桃李遍藏区的大师，他的学生和僧徒中不少成为后来西藏政坛和宗教界的显赫要人。
1934年，以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黎丹为首的西藏巡礼团至拉萨，该团成员分散于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进修藏文，其中黎丹、杨质夫由喜饶嘉措亲自教授。大师还应邀审核、校订了杨质夫等编的《藏汉大辞典》。
1936年，喜饶嘉措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在黎丹等人陪同下，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经锡兰、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首脑人士的接见。并由杨质夫作翻译，在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举行报告会。喜饶嘉措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先后发表了关于宗喀巴大师传略、《圣道三要》教义、格鲁派发展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长篇讲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喜饶嘉措的大名传遍京沪。
1937年，为了沟通和增进汉藏文化交流，让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藏族及其悠久的藏文化有所了解，喜饶嘉措又应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立五大学开设西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大师在讲授过程中，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受到广大师生的热忱欢迎和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危难当头之际，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带领抗战宣传团走遍甘青广大蒙藏地区。他发表《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和《白螺的声音》，愤怒谴责日寇的侵略罪行。他还在各寺院发动僧尼发“救国十大弘愿”，讽诵护国经典。在青海湖畔举行的祭海大典和在西宁举行的欢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东主（丹增嘉措）进藏的大会上，大师都分别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
为发展家乡民族教育，喜饶嘉措呈准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1942年在青海循化古雷寺成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并亲自任所长。这个讲习所，由于课程设置得当，且管理有方，曾造就了不少民族宗教人才。
1943年，喜饶嘉措受国民政府委派，率“赴西藏宣慰团”进藏，年底抵黑河，遭藏军阻拦，于次年返回重庆。1945年喜饶嘉措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其间，大师曾就国民党的边疆政策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他指出：“西藏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情况，却装出十分了解的样子，以致造成现在这种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大师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敬重和信任，应青海军政委员会之邀请，大师欣然从海南兴海县赛宗寺回到西宁，受到廖汉生、张仲良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开始了与我党合作、为人民服务的新生活。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大师出任第一届省政府副主席。1950年，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党的民族平等友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喜饶嘉措大师弘传民族宗教文化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50年，喜饶嘉措大师会同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界人士在北京成立现代佛学社并组织出版发行《现代佛学》月刊。1952年，他又作为发起之一在北京召开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会议。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喜饶嘉措大师任第一副会长。9月，圆瑛法师圆寂，喜饶嘉措大师出任代理会长。1955年8月，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他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经常到祖国内地名山圣地视察。每到一地都关心僧尼生活，重视对寺庙典籍文物的保护。他坚持“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求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号召佛教徒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中去。 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喜饶嘉措大师兼任院长。他亲自给藏语班授课，对僧俗学员除要求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外，更注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的教育。
为了广泛传播民族宗教文化，喜饶嘉措不顾高龄，多次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重要国际会议，成为国际交往的友好使者。1954年，喜饶嘉措应邀去缅甸送佛牙和佛事活动访问，受到该国总理吴努和佛教界人士的热情欢迎。一次，大师给一万多僧伽宣讲佛教文化，由于翻译不能流利准确地表达他的原义，大师便直接用梵语讲授，听众大为惊异，将大师尊为缅甸的比丘僧。1956年11月，喜饶嘉措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出席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副主席。会后又转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圆寂2500周年纪念大会。接着，又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佛教对文学、艺术、哲学的贡献”讨论会，大师以渊博的佛教经论，作了精辟的发言，使与会人士十分叹服和崇敬。1958年，喜饶喜措又率团参加在苏联举行的世界宗教理事大会和在瑞典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61年，前往斯里兰卡送佛牙。同年11月，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柬埔寨召开的第六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受到盛大欢迎。每次外事活动，喜饶嘉措都以大家风度谈笑风生，进退自如，处理得十分得体和圆满。因此，被时人誉为国际友好往来的和平使者。
另外，喜饶嘉措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发展新中国藏文翻译出版事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初，他校审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翻译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审订工作。同时，为组织、建设和培养新中国第一批藏语文翻译出版队伍浸注了大量的心血。
党和人民给这位佛学大师以很高的荣誉。喜饶嘉措先后当选为青海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
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老人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时，蒋介石曾动员喜饶嘉措去台湾。但大师不愿意离开故土，毅然决然地返回自己的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通过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看到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有一次，喜饶嘉措大师参加最高国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佛教的信念和宗旨是‘普度众生’，但我们的大多数人往往只是停留在内省静修和祝愿祈祷上面，很少做直接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事……。共产党并不信仰和宣传佛教，却讲为世界上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说到做到，我们应该为有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而引以自豪和坚定信心”。所以，他衷心地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
解放初期，喜饶嘉措大师利用他特殊的地位和威望，在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和平解放西藏和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2年前后，青海牧区的人民政权尚未全部建立，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多次前往牧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还率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民族慰问团青海分团赴黄南地区，把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温暖带到广大蒙藏群众中去。这对团结群众、安定人心，推动人民政权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贵德县囊拉部落头人项谦受马步芳残部军官的裹胁控制，企图负隅顽抗。喜饶嘉措大师受青海省委的派遣，先后四次前往囊拉劝导项谦头人，昭示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帮助其解除疑虑。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项谦头人终于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投向人民。黄南地区人民政权建立后，项谦还担任尖扎县县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
喜饶嘉措大师拥护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积极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1950年秋，大师曾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族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他的书信特别是广播讲话，在西藏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在上层贵族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解除种种疑虑、稳定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途径西安时，喜饶嘉措又语重心长地叮嘱他的学生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圆满成功。大师的努力，对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订，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抗美援朝时，喜饶嘉措大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他会同青海省民族宗教界一些上层人士，联名上书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大师作为一位年近古稀的出家人，决心参加志愿军，投身到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积极推动向前线捐献“佛教号”飞机的爱国举措，除自己带头捐出巨款外，还亲赴农村牧区和各个寺院，组织“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捐献活动，深入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大师的这些活动，对于弘杨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祖国各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深远的意义。
1959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公开背叛祖国，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乘机干涉我国内政。喜饶嘉措大师对此十分愤概，旗帜鲜明地反对制造民族分裂的种种论调。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表示坚持拥护中央平叛的决策。他先后两次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所谓“西藏独立”是白日说梦》一文，从历史上论证了自元代以来“西藏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组成祖国大家庭民族成员之一”。他还指出：达赖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来自中国清朝政府的册封任命，噶厦政权是钦命驻藏办事大臣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他愤怒谴责：“西藏地方政权的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可恶的事情。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佛教教规，为国法教规所不能容”。他在以《帝国主义休想复活西藏农奴制》为题的讲话中说：“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这是破坏联合国宪章、干涉我国内政的事件，全中国各族僧俗教徒一致表示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对……西藏的一切是我国的内政，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本无权干涉”。大师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对于喜饶嘉措大师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多次称誉他为“爱国老人”“藏族学者”。毛泽东主席还曾亲自写信，对大师予以慰问和勉励。中央特拨专款在北京雍和宫后面为大师修建一处禅院，并为大师配有秘书和汽车。1960年，周总理将北京龙华寺一口重达4000余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送给大师，青海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循化道帏修建一座钟楼，以示对大师功德的嘉勉。
高风亮节永留人间
喜饶嘉措大师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用藏文写了许多赞颂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诗歌。他常说：“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佛、法、僧）给我的恩情一样大，正是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才使我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党和人民政府信任并器重我，为了报答党的恩德，我要将一切献于众生的事业。”
大师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他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很关心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对成绩，他热情赞扬，对缺点错误，他敢于提出意见。上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倾向，以致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失误，曾一度出现某些错误的做法。对此，赋性善良、正直的喜饶嘉措大师深感痛心，他曾在一些会议上，在同党的负责同志接触中，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1958年在甘肃、青海藏族地区出现的一些违反党的宗教政策的错误做法。他说：“有些人不研究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视宗教活动为封建迷信，拆寺院、毁佛像、驱逐僧侣、禁止念经活动，更有甚者，将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一概加以禁止，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喜饶嘉措大师还坦率地指出：“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和干部长期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稍有成绩，便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他认为应该贯彻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让人民信任党、拥护党，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强调坚决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他还对“大跃进”期间在牧区盲目开荒，影响畜牧业生产的缺点和错误，也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他说：“我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宗教，也是为了各族人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共产党好，为了国家好”。大师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语，充分表现了他坦诚、开朗、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可贵品质。他信任党、爱护党、对党直言不讳，是我党值得钦佩的一位诤友。
喜饶嘉措大师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工作作风躬身从政。他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在宣传教育各族群众的同时，把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反馈到各级政府，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好各项工作。
喜饶嘉措大师十分关心自己的家乡。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曾亲自主持创办学校、维修寺院、绿化荒山、造福桑梓。故乡道帏的土地上浸注着大师殷切的期望和赤诚的爱。
喜饶嘉措大师虽然身居高位，但生活十分简朴。他穿的衣服换来换去，总是那么几件。饮食以素食为主，最喜欢吃的是炒面和他老家常吃的豌豆面稀饭。他待人热情诚恳，不分上下尊卑，一律平等。如有客人来，碰到吃饭时间，就留客人一起吃。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因上级、贵客而加菜。大师非常注意勤俭节约。他说：国家建设“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因此，就要求我们在生活问题上不能脱离过渡时期的实际水平而过奢侈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辛勤刻苦，克勤克俭来建设国家”。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自己的表率来教育和影响干部和僧俗群众。
60年代初，随着全国性“左”的倾向滋长漫延，喜饶嘉措大师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北京遣返青海。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师更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造反派不顾大师年老体弱，进行批判游斗。这位学贯藏汉，才高八斗的佛学大家，终因不堪残酷的折磨于1968年11月1日含冤逝世，终年85岁。他的逝世是中国佛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得到恢复，过去强加在喜饶嘉措大师身上的一切罪名，全部予以纠正平反。1979年10月6日，在西宁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领导同志习仲勋、刘澜涛、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汪锋、扎喜旺徐等合写的长篇文章《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文中指出：“他是人民值得尊敬的一位爱国老人，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忠诚朋友，是全体宗教徒学习的楷模”，对大师的一生给予了公正、高度的评价和总结。同时，在中央和当地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喜饶嘉措的家乡循化县道帏乡古雷寺建造了大师的纪念馆。大师的遗著，已由青海省民族出版社编辑整理成《喜饶嘉措文集》，分上、中、下三集出版发行，它们将作做为大师的珍贵遗产连同大师的光辉风范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