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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教学评价的研究已有很漫长的历史，最早的教育学论著《学记》中就有关于“比年入学，中年考校”的记载，说明当时学校就已经存在教学评价的雏形。自语文独立设科至新中国成立，我国的语文课堂教学评价受到来自政治和国外的诸多影响，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却很少有学者涉足，本文将对建国前（1904年—1949年）我国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的状况做初步的探究。
一、教育目标具有时代性
任何事物的运作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与影响。语文教育同样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基础，它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1906年学部又拟定了一个新的教育宗旨。其内容第一类为“忠君”、“尊孔”，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学务纲要》也明确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教育的灵魂是“中体西用”，其核心是“忠君”。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民国政府颁发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制定了新学制，调整了课程设置 ，取消了“读经讲经”。1922年11月，教育部发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实行新学制，即“壬戌学制”。这个新学制列有七项标准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927年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并大力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先后共颁布并实施了四套课程标准，分别为“29课标”，“32课标”，“36课标”及“40课标”。其意图是为了强化思想控制，渗透独裁专制，实行“党化教育”。总体来说，在近代国语教育中，教育受整个社会宏观方面的需求和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制约，其目的是培养该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与教育真正的培养目的和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二、凸显儿童在课堂教学中的中心地位
自杜威实用主义传入中国后，赫尔巴特的教学模式就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评。1914年12月，《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指出“各学校宜注重学生之个性陶冶”，“学生享赋不同，个性各异，苟不审其短长，因材施教，则教育实效终不可期。”中国近代教育家也极力宣扬儿童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如陈鹤琴“活教育”的最著名的教学原则第一条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第二条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陶行知则提出了更加著名的“六大解放”，即应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双手、解放头脑、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这说明在这个时期，人们更加注重学生的心理特点，更加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
三、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新学制颁布以前，我国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在私塾和书院中进行的，教学方法以注入式为主，特别注重记忆和背诵。新学制颁布以后，教学组织变为班级授课制，传统的教授方法显得不切实际。到了1914年12月，《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规定“废除注入教授。” 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陈独秀在南开学校的演讲稿，他明确表明，用传统方法“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解释，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总之在中国近代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能打破传统，尝试各种教学方法，如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小先生制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四、教学内容由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古文和古诗等为主。五四时期引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其来势之迅猛，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废除读经。1912年到1913年间，教育部先后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凡各科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同年10月，颁布了《高等小学校令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二、提倡白话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黎锦熙也竭力主张“文言一致”。三、课程多样化。1923年至1928年间，中学试行分科制与选科制。各校国文科中所设课程，名目繁多，据阮真的调查统计，共有42种69项名目。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倾向，那就是“民主和科学”。国民政府于1923年前后颁布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都将读书、作文、写字等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语教学内容则注重语文能力的训练和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总体来说，在近代国语教学中，教学内容已由传授“圣贤之道”转向“练习常用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
五、师生关系逐步走向民主化
我国传统师生关系从总体来看，不重视“以学生为本”，师生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过于注重教师的作用，这些都符合封建专制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本位的时代精神。但从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课堂教学中师生的关系也逐步从教师权威转向了民主、平等。长期以来，教师在课堂中“目中无人”的现象正在改变，学生第一次被放到了“人”的位置上。同时，尊师重道、因材施教、启发自得、注重师生感情、注重教师自身修养等思想也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有所体现。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都强调营造民主、平等、合作的课堂氛围，以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
综上所述，对我国近代语文课堂教学的评价，就是要立足于时代，当教学目标和内容符合时代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能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能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营造出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这样的语文课就是大众能接受的课堂，就属于高质量的课堂。
参考文献：
[1]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M].正中书局.1936年版.
[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4]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一、教育目标具有时代性
任何事物的运作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与影响。语文教育同样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基础，它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1906年学部又拟定了一个新的教育宗旨。其内容第一类为“忠君”、“尊孔”，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学务纲要》也明确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教育的灵魂是“中体西用”，其核心是“忠君”。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民国政府颁发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制定了新学制，调整了课程设置 ，取消了“读经讲经”。1922年11月，教育部发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实行新学制，即“壬戌学制”。这个新学制列有七项标准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927年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并大力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先后共颁布并实施了四套课程标准，分别为“29课标”，“32课标”，“36课标”及“40课标”。其意图是为了强化思想控制，渗透独裁专制，实行“党化教育”。总体来说，在近代国语教育中，教育受整个社会宏观方面的需求和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制约，其目的是培养该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与教育真正的培养目的和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二、凸显儿童在课堂教学中的中心地位
自杜威实用主义传入中国后，赫尔巴特的教学模式就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评。1914年12月，《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指出“各学校宜注重学生之个性陶冶”，“学生享赋不同，个性各异，苟不审其短长，因材施教，则教育实效终不可期。”中国近代教育家也极力宣扬儿童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如陈鹤琴“活教育”的最著名的教学原则第一条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第二条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陶行知则提出了更加著名的“六大解放”，即应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双手、解放头脑、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这说明在这个时期，人们更加注重学生的心理特点，更加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
三、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新学制颁布以前，我国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在私塾和书院中进行的，教学方法以注入式为主，特别注重记忆和背诵。新学制颁布以后，教学组织变为班级授课制，传统的教授方法显得不切实际。到了1914年12月，《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规定“废除注入教授。” 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陈独秀在南开学校的演讲稿，他明确表明，用传统方法“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解释，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总之在中国近代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能打破传统，尝试各种教学方法，如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小先生制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四、教学内容由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古文和古诗等为主。五四时期引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其来势之迅猛，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废除读经。1912年到1913年间，教育部先后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凡各科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同年10月，颁布了《高等小学校令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二、提倡白话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黎锦熙也竭力主张“文言一致”。三、课程多样化。1923年至1928年间，中学试行分科制与选科制。各校国文科中所设课程，名目繁多，据阮真的调查统计，共有42种69项名目。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倾向，那就是“民主和科学”。国民政府于1923年前后颁布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都将读书、作文、写字等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语教学内容则注重语文能力的训练和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总体来说，在近代国语教学中，教学内容已由传授“圣贤之道”转向“练习常用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
五、师生关系逐步走向民主化
我国传统师生关系从总体来看，不重视“以学生为本”，师生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过于注重教师的作用，这些都符合封建专制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本位的时代精神。但从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课堂教学中师生的关系也逐步从教师权威转向了民主、平等。长期以来，教师在课堂中“目中无人”的现象正在改变，学生第一次被放到了“人”的位置上。同时，尊师重道、因材施教、启发自得、注重师生感情、注重教师自身修养等思想也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有所体现。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都强调营造民主、平等、合作的课堂氛围，以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
综上所述，对我国近代语文课堂教学的评价，就是要立足于时代，当教学目标和内容符合时代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能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能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营造出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这样的语文课就是大众能接受的课堂，就属于高质量的课堂。
参考文献：
[1]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M].正中书局.1936年版.
[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4]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