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传奇《游仙窟》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算是一篇奇文了。传奇系用第一人称写成，言主人公“仆”“奉使河源”“日晚途遥”，行至人迹罕至，鸟路才通的人称神仙窟处，遇一浣衣女子，遂被引至崔姓十娘舍。此十娘乃望族苗裔，华容阿娜，天上无俦，人间少匹。“仆”以诗传情，十娘遂为所动，并邀其五嫂，备华宴，设丝竹，三人欢宴戏谑，吟咏唱和。夜深五嫂请辞，“仆”拥十娘而眠，极尽缱绻，天晓“仆”与众女子依依惜别。
　　全篇传奇骈四骊六，铺张华丽，对男女欢会刻画细腻，并有露骨的床第描写，与唐时其它传奇风格迥异，这是《游仙窟》之一奇处。另一奇处是，《游仙窟》在中国佚失一千多年后才被清末曾做过驻日公使随员的杨守敬录于《日本访书志》，国人于是方知唐代还曾有这样一篇奇特文字。《游仙窟》被迎回故里后并未受到重视，汪辟疆论及《游仙窟》时说：“至其书辞旨浅鄙，文气卑下，了无足取。惟唐人口语，尚赖此略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非常推崇《游仙窟》。
　　《游仙窟》传到日本之后便受到日本文人的喜爱，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极大。时至今日，《游仙窟》仍受到重视和欢迎，仅在战后日本就出版了六种译本。一九九○年，岩波书店将今村与志雄翻译的《游仙窟》做为岩波文库的一种出版。书中收有译文、醍醐寺藏古钞本影印件全文、参考资料和解说及参考文献简介。今村与志雄在参考资料中引录了被认为是日本庆安五年(一六五二年)刊本的这样一段跋文：
　　
　　嵯峨天皇书卷之中撰得《游仙窟》。召纪传儒者欲传受也。诸家皆无传，学士伊时深愁叹。于时木岛社头林木郁郁之所。烧木结草有老翁闭两眼常诵之。问、读《游仙窟》云云也。伊时闻及洁斋七日。整理衣冠慎引陪从参诣翁所。谁来。答曰唯唯。跪申，为得《游仙窟》所参也云云。翁日。我幼少自吝受此书年阑倦事。仅所学诵而已。重申。愿教此书。仆苟候王家居学士之职少幼暗文无读。重哀矜。翁请读之。伊时付假名读一帙毕。还归之后送种种珍宝。迹异杳郁郁无其迹。其后感书。几乎大明神为化现耳。”
　　
　　这是一段用日本式汉文写成的跋文，不过意思还是清楚的。听老者讲授《游仙窟》竟要斋戒七日，这使人不禁想起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价。而持珍宝拜谢时，老者竟杳无踪迹，这又似神人赐与天书了。
　　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受《游仙窟》影响最早、最深的是成书于八世纪的《万叶集》。《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恰如《诗经》之于中国文学史。《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编者不详，共二十卷，收录了作于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的日本诗歌。《万叶集》中有不少和歌前有汉文序，在这些汉文序中可以找到不少源自《游仙窟》的词句。如在《万叶集》卷十八第四一三二首和歌前有大伴池主作汉文序，其中“乞水得酒、从来能口”“抱膝独、能蠲旅愁”是从《游仙窟》中“乞浆得酒、旧来伸口”“独眉而永结，空抱膝而长吟”句中演化而来的。
　　《万叶集》卷十七第三九七四首和歌前有大伴池主的汉文序，中有“巧遣愁人之重患，能除恋者之积思”句，这“巧……能”的用法也是从《游仙窟》中“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孙千回死”“巧将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句中而来的。
　　最引人注目的是《万叶集》第五卷录有山上忆良的一篇用汉文写成的“沉疴自哀文”，内有这样一段：
　　
　　大地之大德曰生，故死人不及生鼠。虽为王侯一旦绝气，积金如山，谁为富哉。威势如海，谁为贵哉。游仙窟曰，九泉下人，一钱不直。孔子曰，受之于天、不可变易者形也。受之于命，不可请益者寿也。(原文附小字注：见鬼谷先生相人书)
　　
　　在这段文章里明确地点出了出自《游仙窟》的词句，并说明在作者心目中，《游仙窟》竟有与孔子同等的地位。《游仙窟》的原文是这样的，“少府谓言儿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处，谈道儿一钱不直。”山上忆良(六六○年——七三三年？)是《万叶集》有代表性的和歌作者之一。七○二年山上忆良作为第八次遣唐使的少录即负责文案的随员到过中国。“沉疴自哀文”作于七三三年，山上忆良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游仙窟》的词句，说明张在世时《游仙窟》已传到日本。如果山上忆良是日本庆云二年(七○五)年回国的话，很可能就是他将《游仙窟》带到日本的。
　　日本从古到今不少《万叶集》研究家认为除汉文序之外，《万叶集》中至少有十几首和歌是将《游仙窟》的词句加以演化而作的。至于万叶假名中被认为源于《游仙窟》个别汉语词汇的词就更多了。如：“梦中相聚甚为苦，醒来伸手寻不得。”(第七四一首)这首和歌据认为是源于《游仙窟》中的“少时坐睡，则梦见十娘，惊觉揽之，忽然空手，心中怅快，复何可论。”又如：“天将暮时敞门户，待入梦中人儿来。”(第七四四首)这首和歌被认为是据《游仙窟》中的“今宵莫闭户，梦里向渠边”而作的。
　　小岛宪之在《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中还举出了另外几首他认为也是模仿《游仙窟》中词句的万叶和歌。如：“倘不相见尚无事，一见奈何如此情”。(第五八八首)小岛宪之认为这首和歌系模仿了《游仙窟》中的“元来不见，他自寻常，无事相逢，却交烦恼。”
　　日本的第一部诗歌总集竟会受到唐代不入流的传奇的极大影响，中国人大概会对此感到大惑不解，然似乎日本人对这种现象却不以为意。日本学者一般只对《游仙窟》对《万叶集》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直接影响作实证性的研究，而较少探讨日本古代文人何以如此偏爱《游仙窟》的问题。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一书中接触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说“日本人对《游仙窟》的尊敬已超过了限度。”“《游仙窟》在中国佚失的原因可以说在于中国未将其作为一流的文学加以尊敬。而日本自奈良时代以来《游仙窟》总是受到特别的评价和尊敬。《游仙窟》在日本作为秘藏书是应受尊敬的、特殊的书。但是不久‘秘藏书’的价值转变，似乎被看成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书籍了。”
　　这种推断似乎不甚有说服力，至少没说明在《万叶集》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里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游仙窟》的痕迹。
　　由于万叶时代日本的历史记载极少，所以只有从《万叶集》中寻找当时接受《游仙窟》的时代的社会、文化的背景线索。如果把《游仙窟》和《万叶集》的一些和歌加以比较，不难找到解释。
　　在《万叶集》里相闻歌和杂歌占了绝大部分，挽歌仅有二百多首，而相闻歌和杂歌的大部分又是情歌。这些情歌一般都是仅有三十一个音的短歌，大胆地抒发了思念情人，盼与情人相会的急切心情，感情十分质朴、真挚。在《万叶集》的创作年代，日本的婚姻制度尚处于“妻问婚”即“访婚”制时代。当时的男子平时住母家，夜晚到自己的女伴那里，与其共寝，天将明时便离去。从《万叶集》的和歌里还可以看出，男、女的婚姻伙伴可不止一个，这样，当时的男女不仅会为能否再和同一婚姻伙伴欢会而焦虑；也会因有机会得到新的伴侣而企盼。另一方面，《万叶集》的和歌创作年代正是日本大力引进唐朝制度的时代，一夫一妻制已被定为法律，但“妻问婚”似乎还占婚姻形式的主流。不过，一夫一妻制对“妻问婚”的限制已使习惯于“妻问婚”的男女自由婚恋受到了压抑，这可以从《万叶集》后期的情歌中频频出现畏惧、顾虑“人言”这一点上看出端倪来。可以想像，男女婚姻关系的不稳定；男女都有机会寻找新的婚姻伙伴；一夫一妻制对“妻问婚”的限制；这些因素都使得万叶时代的男女相互思念之情更加炽烈。男女相会时可互赠和歌，相思甚苦时以和歌寄托自己的感情，适合表达男女恋情的和歌创作也就因此而更加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