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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世界经济才能走出金融危机带来的低谷，中国经济才能完成转型。
2012年，全球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这种低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2010和2011年，全球经济有了短暂的恢复，但只是世界各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动用大量资源，使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虚假繁荣。当刺激政策的效应过去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只有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世界经济才能走出金融危机带来的低谷，中国经济才能完成转型。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美国家庭过度借债、过度消费，欧洲政府过度赤字，中国居民过度储蓄和政府、企业过度投资。
为了看清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美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制造泡沫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过度借债和过度消费达到了顶峰，美国人平均家庭储蓄率已经接近于零。
与此同时，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大量发放信贷。2008年前后，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度把基准利率降到了史无前例的1％左右，此后甚至进一步降为零。
在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大量放贷，贷款以次级按揭的形式，进入房地产部门。同时，华尔街又做了很多金融创新。一时间，美国市场上流动性严重过剩。
超发的货币超过了实体经济需要，在房地产市场制造了美国战后最大的泡沫。这个资产泡沫再由华尔街以金融衍生品的方式，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扩散到了全球。
真正的危机始于2008年10月雷曼兄弟破产，此后金融海啸排山倒海般冲击着美国及整个发达世界的金融体系。
而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也是结构性失衡的表现。欧洲各国一直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政府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债务不断积累。危机前，希腊政府的赤字甚至占GDP的14％，本就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3％。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又一次天量发债，并最终把财政压垮。
中国：过度投资造就产能过剩大国
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问题在于居民过度储蓄和政府、企业过度投资。
金融危机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只有2％～3％，而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是30％左右。大量资金存入银行，银行又将其放贷给企业用于投资，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十几年依赖投资，投资增长率达20％甚至以上的景象。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一直远远落后于投资的增长，购买力落后于生产能力。但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过剩的产能都销到了海外，这一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也由此被延长了生命。
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的需求萎缩，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随之水落石出。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不是简单的外汇需求暂时疲软，而是对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挑战，这不是咬紧牙关熬个一两年就能过去的，需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性变革。
而结构的调整、模式的转换，不是一项政策能够实现的，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是至今并未成功，就是因为市场压力还不够大。
美欧经济复苏的快慢取决于债务清理速度，中国经济转型则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
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均取决于经济失衡的调整。不改变这种失衡，可持续的复苏就没有希望。
清理债务是美欧经济复苏的前提
美欧经济的复苏，前提是将过去积累下来的过多债务进行清理。这个过程，即去杠杆化。
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目前，美国的家庭债务正在下降，储蓄率也上升到了5％，接近历史平均水平。再加上政府有比较稳定的财政收入，去杠杆化进展较快，因此美国经济也会首先缓慢复苏。
欧洲的去杠杆化过程比较痛苦，因为债务在政府身上，市场力量难以发挥作用，而民众又不愿意接受会损害自身利益的“治疗方案”，所以其削减债务进展非常缓慢。
现在，要看欧洲经济什么时候能复苏，只需要先看它的债务削减能不能取得进展，这是经济复苏的前提。
中国要让居民“敢花钱”
美国和欧洲是中国三大贸易伙伴中的两个，这两大贸易伙伴经济低迷，必然导致中国出口锐减，中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能依靠的，只能是消费。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30％，投资占50％，美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70％，投资占20％，中国消费拉动GDP增长的潜力巨大。
中国应该如何刺激消费?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人之所以敢花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不需担心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花费。
这种转型不是一个号召就能实现的，而要切实去做许多结构性的改革。比如减税，将更多财政收入投入社会保障体系等。
目前，中国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幅超过了GDP的增长，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非常不利。
货币政策难以影响复苏进程
在解决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少研究人员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货币政策上。实际上，货币政策对改善全球经济的帮助很微弱。
美联储现在虽然在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投放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数据显示，美联储投放货币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不放贷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企业和家庭还没有清理完此前的债务，商业银行不敢继续放贷。所以，无论美联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这些钱都不能通过商业银行进入实体经济。
在中国，我们曾经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是投放“四万亿”，结果却加速了产能过剩，使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加剧。现在，中国的钢铁、化工十几个行业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甚至连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过剩了。
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过剩的产能，而不是一些人呼唤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问题并非企业缺乏资金，而是缺乏投资机会，即使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企业拿到了银行的贷款，也找不到投资渠道。而与之相对，只要货币政策放松，通胀马上就会到来。
城镇化和服务业将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中速增长10年
那么，是不是应该就此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持悲观态度?绝非如此。因为中国国内的需求足够支撑中国经济以中等速度持续增长10年。
这些需求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城镇化，二是服务业。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城镇化率是50％，但真正的城镇化率是35％左右。因为在统计中，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居民都算作了城镇人口。但1亿多农民工并非城镇的一部分，他们的消费不在城镇，甚至储蓄也不在城镇。
35％的城镇化率，还不到日本和韩国的一半。随着更多的人进城，中国还要盖更多房子，开更多商店，建更多医院、学校，需要更多水电气等配套服务设施，这些都是拉动GDP增长的力量。
目前的问题是，僵化的经济体制，使得这些潜力不能转化为真实的购买力来支撑中国经的发展。这些体制的问题包括造成高房价的土地制度、财税政策以及具有歧视意义的户籍制度等。
地价不降低，城镇化就难以提高。所以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不能再拖了。
当然，政府肯定不愿意照方抓药，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奶酪被人动了。所以，中国的问题在于，医生知道药方，但是不愿意给病人开药。
服务业方面，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收入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国是80％。由此看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空间还很大。
比如金融服务，全国有80％的中小企业还未接受金融服务，而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没有金融服务，这都是未来的增长空间。
2012年，全球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这种低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2010和2011年，全球经济有了短暂的恢复，但只是世界各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动用大量资源，使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虚假繁荣。当刺激政策的效应过去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只有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世界经济才能走出金融危机带来的低谷，中国经济才能完成转型。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美国家庭过度借债、过度消费，欧洲政府过度赤字，中国居民过度储蓄和政府、企业过度投资。
为了看清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美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制造泡沫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过度借债和过度消费达到了顶峰，美国人平均家庭储蓄率已经接近于零。
与此同时，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大量发放信贷。2008年前后，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度把基准利率降到了史无前例的1％左右，此后甚至进一步降为零。
在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大量放贷，贷款以次级按揭的形式，进入房地产部门。同时，华尔街又做了很多金融创新。一时间，美国市场上流动性严重过剩。
超发的货币超过了实体经济需要，在房地产市场制造了美国战后最大的泡沫。这个资产泡沫再由华尔街以金融衍生品的方式，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扩散到了全球。
真正的危机始于2008年10月雷曼兄弟破产，此后金融海啸排山倒海般冲击着美国及整个发达世界的金融体系。
而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也是结构性失衡的表现。欧洲各国一直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政府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债务不断积累。危机前，希腊政府的赤字甚至占GDP的14％，本就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3％。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又一次天量发债，并最终把财政压垮。
中国：过度投资造就产能过剩大国
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问题在于居民过度储蓄和政府、企业过度投资。
金融危机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只有2％～3％，而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是30％左右。大量资金存入银行，银行又将其放贷给企业用于投资，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十几年依赖投资，投资增长率达20％甚至以上的景象。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一直远远落后于投资的增长，购买力落后于生产能力。但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过剩的产能都销到了海外，这一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也由此被延长了生命。
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的需求萎缩，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随之水落石出。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不是简单的外汇需求暂时疲软，而是对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挑战，这不是咬紧牙关熬个一两年就能过去的，需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性变革。
而结构的调整、模式的转换，不是一项政策能够实现的，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是至今并未成功，就是因为市场压力还不够大。
美欧经济复苏的快慢取决于债务清理速度，中国经济转型则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
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均取决于经济失衡的调整。不改变这种失衡，可持续的复苏就没有希望。
清理债务是美欧经济复苏的前提
美欧经济的复苏，前提是将过去积累下来的过多债务进行清理。这个过程，即去杠杆化。
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目前，美国的家庭债务正在下降，储蓄率也上升到了5％，接近历史平均水平。再加上政府有比较稳定的财政收入，去杠杆化进展较快，因此美国经济也会首先缓慢复苏。
欧洲的去杠杆化过程比较痛苦，因为债务在政府身上，市场力量难以发挥作用，而民众又不愿意接受会损害自身利益的“治疗方案”，所以其削减债务进展非常缓慢。
现在，要看欧洲经济什么时候能复苏，只需要先看它的债务削减能不能取得进展，这是经济复苏的前提。
中国要让居民“敢花钱”
美国和欧洲是中国三大贸易伙伴中的两个，这两大贸易伙伴经济低迷，必然导致中国出口锐减，中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能依靠的，只能是消费。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30％，投资占50％，美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70％，投资占20％，中国消费拉动GDP增长的潜力巨大。
中国应该如何刺激消费?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人之所以敢花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不需担心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花费。
这种转型不是一个号召就能实现的，而要切实去做许多结构性的改革。比如减税，将更多财政收入投入社会保障体系等。
目前，中国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幅超过了GDP的增长，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非常不利。
货币政策难以影响复苏进程
在解决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少研究人员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货币政策上。实际上，货币政策对改善全球经济的帮助很微弱。
美联储现在虽然在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投放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数据显示，美联储投放货币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不放贷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企业和家庭还没有清理完此前的债务，商业银行不敢继续放贷。所以，无论美联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这些钱都不能通过商业银行进入实体经济。
在中国，我们曾经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是投放“四万亿”，结果却加速了产能过剩，使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加剧。现在，中国的钢铁、化工十几个行业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甚至连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过剩了。
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过剩的产能，而不是一些人呼唤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问题并非企业缺乏资金，而是缺乏投资机会，即使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企业拿到了银行的贷款，也找不到投资渠道。而与之相对，只要货币政策放松，通胀马上就会到来。
城镇化和服务业将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中速增长10年
那么，是不是应该就此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持悲观态度?绝非如此。因为中国国内的需求足够支撑中国经济以中等速度持续增长10年。
这些需求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城镇化，二是服务业。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城镇化率是50％，但真正的城镇化率是35％左右。因为在统计中，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居民都算作了城镇人口。但1亿多农民工并非城镇的一部分，他们的消费不在城镇，甚至储蓄也不在城镇。
35％的城镇化率，还不到日本和韩国的一半。随着更多的人进城，中国还要盖更多房子，开更多商店，建更多医院、学校，需要更多水电气等配套服务设施，这些都是拉动GDP增长的力量。
目前的问题是，僵化的经济体制，使得这些潜力不能转化为真实的购买力来支撑中国经的发展。这些体制的问题包括造成高房价的土地制度、财税政策以及具有歧视意义的户籍制度等。
地价不降低，城镇化就难以提高。所以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不能再拖了。
当然，政府肯定不愿意照方抓药，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奶酪被人动了。所以，中国的问题在于，医生知道药方，但是不愿意给病人开药。
服务业方面，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收入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国是80％。由此看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空间还很大。
比如金融服务，全国有80％的中小企业还未接受金融服务，而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没有金融服务，这都是未来的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