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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弗朗茨·卡夫卡诞生于布拉格。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卡夫卡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躯壳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它回荡于世界各地，其声誉之高为奇思异想的卡夫卡本人所想象不到。今天，它不仅代表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这种情况似乎证实了卡夫卡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上，后世往往比他的同代人更正确，因为人已经作古。只有在死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一个人才显露其本色。”
卡夫卡是与众不同的，他小说中的范畴结构难以重复。人的才智决无空前绝后之说，可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却往往是空前绝后的，任何模仿都很容易成为不得真谛的拙劣手笔。按中国人的说法，卡夫卡属于李贺一类的鬼才，其奇崛诡秘决非常人之思路所能及。他所有的代表作，无论是长篇《审判》，《城堡》，还是短篇《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绝食艺人》等，都把人逼进一个凄惶迷茫的梦魇世界。似乎悬在半空，既不能着地，又不能起飞。又仿佛在焦虑和绝望中“沿着一道没门的墙永远地走下去——但永远也进不了房子。”法的大门敞开着，可是纵使你努力一辈子，也休想进去。中国皇帝的圣旨从深宫传出，穿过无数道殿堂庭院，怎么也到不了接旨人的手中。一切都异化得令人窒息，怪诞得不可思议。人退化成虫，猿变成了人，艺人以绝食为生，狗在从事自我探索，精密的杀人机器正在显示其最后的威力，阴森森的法院和城堡以其神秘莫测控制着人们。何等令人战栗的文学！读卡夫卡的作品无论如何不是消遣。生活——由于太多的理想而加倍痛苦，由于太严肃的思考而越发荒诞。第一次大战的屠戮生灵，奥匈帝国的压抑沉闷，犹太人的命途多舛以及对恶运的敏感，个人生活的暗淡失意，这一切都构成了卡夫卡荒诞的痛苦文学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深刻的内涵，怪诞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正如“美丽的前额有什么用？要是后面没有脑子？”一部作品若凭怪诞两字便能取胜，那么读者不是太容易被愚弄了吗？
奉承是卡夫卡所无法容忍的，甚至议论他的作品也会使他促不安。当时出了本书叫《女士变狐》，有人便对卡夫卡说它是在模仿《变形记》。卡夫卡坚决否认：“不！他不是从我这儿受到启发的。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们都是从那儿抄来的。”卡夫卡一贯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视之为“个人弱点的见证”，“自身恐惧的幽灵”，“经验的死灰”，不一而足。他在遗愿中要求把他全部作品付之一炬。当然，勃洛德有理由认为这个遗愿不能过于认真地对待，不过卡夫卡这么说倒不大象出于虚荣。虚荣是浅薄的产物，四十来岁的卡夫卡已近迟暮，经过不断反省和自我否定，早在情趣上达到某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之所以对自己作品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主要是出于浓重的失败感和悲观。同时，他对这些未竟之作也感到矛盾重重，既怕别人不理解，又怕误人子弟，他明白一个作家的责任：“如果一个人不能提供帮助，那就应该沉默。任何人都不该以他的失望来恶化病人的处境，因此我的涂鸦应该销毁。我不是光明，我只是在自己的苦恼中迷了路。我是个死胡同。”
伟大人物不是没有矛盾，相反，他们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之尖锐往往远甚于常人，正是这些矛盾激烈的对抗和碰撞激发出了大智大勇的火花。卡夫卡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富于个人魅力。了解其人，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作品，也能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诸如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艺术的产生之类的问题。
勃洛德的《卡夫卡传》以朋友的深情厚意叙述了卡夫卡的生平和各时期的主要矛盾，他的思想行为，性格气质。卡夫卡的《日记》坦白地记录了自己的失眠，恶梦，烦恼，自责，其中穿插着一些作品片断的雏形和对朋友的回忆。《给米伦娜的信》属于当代最感人的情书，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卡夫卡是个多愁善感的恋人，尽管他们书信来往频繁得惊人，可是仍然不大有工夫讨论感情之外的东西。不同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卡夫卡的不同侧面，但是正面了解卡夫卡的最好材料莫过于G·扬努克的《卡夫卡谈话录》(中译本将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扬努克是一位喜欢写诗作曲的捷克青年，其人是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同事。从一九二○年他认识卡夫卡起，到一九二二年卡夫卡因病离职其间，他经常去办公室看望卡夫卡，陪他散步，趁机提出各种问题。扬努克对这位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导师怀有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崇拜，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卡夫卡的谈话。经过卡夫卡亲友的鉴定，认为内容确凿可靠，丰富生动。在勃洛德的帮助下，此材料选编成书后于一九五一年首次发表，一问世便受到极大重视，成为卡夫卡研究中的宝贵资料，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卡夫卡于一九二四年逝世，此时已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下。与米伦娜的热恋进入了悲剧，受挫的热情转向了《城堡》的创作。可是《谈话录》中的卡夫卡仍然头脑清晰，和蔼镇静，足见其自制能力之强。对待不断来访的年轻人，他耐心却不好为人师，谦虚而又认真负责。在扬努克忠诚的记录中，一个栩栩如生的卡夫卡跃然纸上。
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卡夫卡的音容笑貌：
“桌子后面坐着一位清癯的高个子，黑发往后梳，鼻子挺直，窄窄的前额下一双奇妙的灰蓝色眼睛，嘴角上挂着半苦半甜的微笑。”
“他的声音是迟疑而柔和的中音，极富音乐性，音量和音调始终保持在中档。无论声音，手势和眼神，全都闪耀着理解和善意的宁静。”
卡夫卡患有肺病，经常咳嗽。诗人的敏悟使他对一切习以为常的现象永远感到那么新鲜，那么痛苦。可是他很有幽默感，爱笑，并不终日愁眉不展。他为人容忍谦和，尊重理解每一个人。尽管他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十四年，从一个普通助手升到首席书记，深得上司和同事器重，但他生性不愿惹人注目，总是“来去悄悄，静得象只耗子”。
天天坐在办公室处理文牍使他感到受罪，尤其刺激他的是大量工人苦难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象他对勃洛德说下面这些话时怀着如何的悲愤之情：“这些人是多么谦恭啊！他们来向我们请求。他们没有冲进办公机构，没有把一切砸个稀烂，他们只是来请求。”有个老工人因为工伤残废了一条腿，只收到一笔很小的抚恤金，他不会写申诉，眼看官司就要输掉。这时一个有名的律师找到他，一文不取帮他打赢了官司。聘请这位律师的正是卡夫卡。在悄悄进行这类“正义之战”时，卡夫卡作为保险公司的律师光荣地失败了，这自然会遭人议论，他为此感到耻辱：“我们只能以最隐秘的方式来做好事和维护正义，就跟犯罪似的。”
《谈话录》最精彩的部分是卡夫卡对时代、社会、人生、真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所发的精辟见解，这些至理哲言往往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充分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洞察力。
自称不懂政治的卡夫卡敏感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考虑问题始终保持着全局观念。他憎恶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战争的恶果远远不止死尸与废墟。同时，他也看到了大战对人的启示：
“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类存在的支柱垮了。”
“大战把我们带到哈哈镜的迷宫里，我们从一种假象撞到另一种假象，成为那些预言家和骗子们手足无措的牺牲品。他们关于幸福的诀窍不过是闭目塞听。我们则穿过这活门板似的哈哈镜，从灾难走向灾难。”
“有多少次非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得以实行？有多少次毁灭扯起了启蒙的旗帜？有多少次衰落把自己打扮成兴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大战不仅焚毁和撕裂了世界，同时也照亮了它。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人自己制造出来的迷宫，一个冰凉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本身的快慰和明确意图正在日益削弱和侮辱我们。”
“没有人描绘过真正的战争。通常，他们只是显示其附带的方面，或附带的事件——例如这个骷髅堆成的金字塔。然而战争的可怕之处在于瓦解了现存的一切既定事物和常规习俗，动物性和肉欲恶性膨胀，窒息了所有精神的东西，和癌症一个样。人不再是几年，几个月，几天，几小时地活着，而只是活几个瞬间，即使在这几个瞬间里，他也不是真正地生活。人只是意识到活着，他仅仅是存在而已。”
时代变了，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卡夫卡对苦闷徨的时代感情具有独特的感受，因而成为现代人困惑的象征：
“我们正在毫无希望地没落下去。只要看看窗外，就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们在向何处去？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不再承认事物的形而上的秩序。尽管是一派喧闹，但人人沉默寡言，孤立其身。客观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相互关系已不再发挥作用。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象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帆缆，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
“我不是爱斯基摩人，可是和目前大多数人一样，我生活在一个寒气逼人的世界里。不过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毛皮，也没有他们其他的生存手段。与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一丝不挂。现在穿得最暖和的就数那些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混得不错，穿得可合适了。”
科技的发展在卡夫卡看来也带来了悲剧，加速了人的贬值：
“不仅布拉格——全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已经摧毁了所有的保护墙。”
“我们不再生活在切割成合乎人类尺寸的空间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迷失方向的小小星球上，被几百万个大大小小的世界所包围。……世界正在开发，而我们则被赶入文牍的窄谷中……办公室就是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可我们不是古代英雄。所以，不论我们有多么痛苦，我们都只是悲剧性的喜剧演员。”
卡夫卡最恨的莫过于官僚与权威，他一向同情无政府主义者，在他顺从的沉默中包含着激烈的叛逆因素：
“今天的刽子手就是受人尊敬的官僚，在行政人员的工资名单上排在相当前面。……他们能改变生活，把人变成死的号码，再不能有任何变化。”
“离开真理——人人都理解，因而人人都乐于服从的真理——一切权威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是只笼子，迟早要被对真理的需求碾得粉碎。”
然而，卡夫卡并不信奉改革，对资本主义体系和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使他不相信改革或者革命会带来任何真正的变化。他对生活抱着“不完美，毋宁无”的态度，从而否认了事物的辩证发展，这正是卡夫卡自己的悲剧：
“资本主义是一种关系网，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一切都是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既是世界的状态，又是精神的形态。”
“他们不明白世界图景的改变仅仅在于有的事物灭亡了，有的事物诞生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崛起了，于是就改变了万花筒里碎片的排列。只有娃娃才会相信他们把玩具重新造过了。”
“这些人是如此沉着，自信，愉快。他们控制了街道，便以为控制了世界。其实他们错了。在他们的后面，已经跟着秘书，官员，职业政客，全套现代统治者。他们就是为这些人的掌权在开路。……群众的力量就在我眼前，没有定形，显然很混乱，终将要求一种格局和纪律。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过后，都会出现一个拿破仑。……洪水愈是泛滥，水流就愈缓，愈混。革命的浪头过去了，留下的就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苦难人类带着的锁链是公文纸做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卡夫卡便对局势感到忧虑。表面的和平蒙不住他的眼睛。对当时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他很不以为然，并且预感到更大的恐怖已经为期不远(他的很多亲友后来都死于纳粹手中)：
“这些大规模政治会议的知识水平不过相当于一般咖啡馆谈话。人们发表慷慨而冗长的演说，为的是尽可能少谈实质性问题。真实和有趣的是幕后阴谋，关于它们却一字不提。”
“我相信反犹太主义将会抓住群众。”
“恐怖只是在聚集力量，以便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再一次进发出来。”
在如此混乱凶险的时代，个人要生存下去，必须寻找自己的生活真理，所以卡夫卡说法的大门是专为你开的：
“上帝、生活、真理——它们只是我们给予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
“上帝只能自己去理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上帝，自己的保护人和法官。牧师和宗教仪式只是供残缺灵魂使用的拐杖。”
卡夫卡博览群书，沉溺于梦幻，可是他向往和肯定的却是现实欢乐的生活：
“欢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没有欢乐，生活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死亡。”
“现实永远是决定世界和人类的最强大的力量，它真正地改变事物……人是无法逃避现实的。梦只是条迂回的路，人们在这条路上走到头，总是回到最直接的现实世界中去。”
“书本不能取代世界，决不可能。在生活中，每件事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目的，这些是不会有永久的替代品的。”
“相对说来，一个人能从生活中吸取那么多书本，可是从书本中只能吸取那么少，少极了的生活。”
“一个人隐藏到自己的所谓私生活中去，是因为他缺乏把握世界的力量。他逃离奇迹般的世界，投入自己有限的自我。这是退却。存在，首先是与物共存，是对话。一个人不应该对此退缩。”
对卡夫卡说来，文学便是他的全部生活。他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对一系列文学问题有独到的见解。首先，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文学必须反映世界的本质：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文献，是证人的声明。”
“你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那么动人地年轻。你讲的大都是事物在你心中引起的印象，而不是事情和对象本身，那是抒情诗。你在抚爱世界，而不是领会世界。”
“个人主观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根本问题。”
卡夫卡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着辩证的看法。他赞赏中国木刻的风格：清晰，纯净，真实。他主张形象的艺术，认为“正是隐喻的幅度和广度造就了诗人”。他反对作者在作品中跑到前台吵吵嚷嚷。他自己在处理惨与怪的场面时一概不动声色，让形象本身来刺激读者的想象力：
“形式不是内容的表现，而仅仅是它的魅力，是通向内容的门户和途径。如果形式成功了，那么隐蔽的幕后也就自己暴露了。”
“我不懂这些诗。它们噪声很大，溢于言表，以至使人无法自拔。这些词构成的不是桥，而是高不可攀的墙。读者不断被形式所惹恼，以至永远也不能进入内容。这些词永远凝不成语言，它们只是一声尖叫罢了。”
卡夫卡推崇古典作家。对歌德、泰戈尔、叔本华、波德莱尔、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等大家都有自己的评价：
对毕加索：“他只是记录下了至今尚未渗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艺术是面镜子，有时候，它象块表，走得很‘快’。”
对爱伦坡：“坡有病，他是一个面对世界而无力自卫的可怜虫。于是他以酗酒来逃避。想象不过是他的拐杖。他写神秘故事，好让自己在世上安身。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想象不象现实有那么多陷阱。”
对克莱斯特：“他的全部生活都处于人与命运幻觉式紧张关系的重压之下，他以清晰的人人都懂的语言来阐明和把握这种关系。他的幻觉必将成为人人皆可理解的一般生存价值。”
在卡夫卡这样短暂生命的业余时间中，要完成那么多寓意深刻，闪耀着时代精神而又别具一格的作品，不倾注全部精力是不可设想的，哪怕是天才。激励卡夫卡的是虔诚的艺术激情：
“在每种艺术背后都有激情……一个人必须抛弃自己的生活去得到它。”
“唯一强烈而深刻的激情是经得住理智考验的激情。”
“我想着，并且想紧紧抓住我所看到的，这就是我的激情。”
可是，尽管具备对事物的洞察力和艺术的激情，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化为一个艺术世界奉献于世仍然是漫长而艰巨的事业：“我脑子里有一个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才能把我自己以及这个世界解放出来而不被撕成碎片呢？”
这个折磨卡夫卡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创作《判决》时得到了突破。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兴奋地写道：
“我一口气写完了《判决》这个故事，……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可怕的紧张和欢乐，故事在我心中油然而起，我仿佛在水面上行进。……一切全都可以说出来，一切，哪怕最古怪的奇想，在一股火样的热情中，一个个念头消失了又冒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这样一气呵成，这样把整个身心彻底打开才能写作。”
锲而不舍的努力导致了飞跃，卡夫卡终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他构思古怪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竭力想以创造性的形象来同时说明事物的各个方面，而这些不同的方面又必须成功地融成一体。只要看看《法的门前》这样一个小故事，它包含了多少不同的方面，可以对它进行多少不同的理解，生活本身不就是这么复杂和多方面的吗？
仔细地观察生活，力图透过纷纭变幻的表面现象抓住其本质，再借助富于创造性的想象，把生活升华为艺术，这就是卡夫卡的创作过程，也是一般艺术的产生过程。不完成这样一种艺术概括和现象典型化，不经过脱颖而出的艺术转化过程，还谈得上什么艺术呢？作品与作者贵在神似，而非貌似。有的作品本来可以写成很好的自传，却偏要乔装成小说，结果犹如涂脂抹粉的少女，反倒显得虚假了。
伟大的作品必须蕴涵深刻的思想，思想又必须化为艺术的形象，而且“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卡夫卡的作品以对生活的巨大洞察力为后盾，其形式之怪诞表现了艺术的独创。用他自己的语言说，他——“不是玩杂耍的，也不是感情贩子。”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卡夫卡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躯壳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它回荡于世界各地，其声誉之高为奇思异想的卡夫卡本人所想象不到。今天，它不仅代表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这种情况似乎证实了卡夫卡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上，后世往往比他的同代人更正确，因为人已经作古。只有在死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一个人才显露其本色。”
卡夫卡是与众不同的，他小说中的范畴结构难以重复。人的才智决无空前绝后之说，可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却往往是空前绝后的，任何模仿都很容易成为不得真谛的拙劣手笔。按中国人的说法，卡夫卡属于李贺一类的鬼才，其奇崛诡秘决非常人之思路所能及。他所有的代表作，无论是长篇《审判》，《城堡》，还是短篇《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绝食艺人》等，都把人逼进一个凄惶迷茫的梦魇世界。似乎悬在半空，既不能着地，又不能起飞。又仿佛在焦虑和绝望中“沿着一道没门的墙永远地走下去——但永远也进不了房子。”法的大门敞开着，可是纵使你努力一辈子，也休想进去。中国皇帝的圣旨从深宫传出，穿过无数道殿堂庭院，怎么也到不了接旨人的手中。一切都异化得令人窒息，怪诞得不可思议。人退化成虫，猿变成了人，艺人以绝食为生，狗在从事自我探索，精密的杀人机器正在显示其最后的威力，阴森森的法院和城堡以其神秘莫测控制着人们。何等令人战栗的文学！读卡夫卡的作品无论如何不是消遣。生活——由于太多的理想而加倍痛苦，由于太严肃的思考而越发荒诞。第一次大战的屠戮生灵，奥匈帝国的压抑沉闷，犹太人的命途多舛以及对恶运的敏感，个人生活的暗淡失意，这一切都构成了卡夫卡荒诞的痛苦文学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深刻的内涵，怪诞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正如“美丽的前额有什么用？要是后面没有脑子？”一部作品若凭怪诞两字便能取胜，那么读者不是太容易被愚弄了吗？
奉承是卡夫卡所无法容忍的，甚至议论他的作品也会使他
伟大人物不是没有矛盾，相反，他们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之尖锐往往远甚于常人，正是这些矛盾激烈的对抗和碰撞激发出了大智大勇的火花。卡夫卡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富于个人魅力。了解其人，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作品，也能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诸如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艺术的产生之类的问题。
勃洛德的《卡夫卡传》以朋友的深情厚意叙述了卡夫卡的生平和各时期的主要矛盾，他的思想行为，性格气质。卡夫卡的《日记》坦白地记录了自己的失眠，恶梦，烦恼，自责，其中穿插着一些作品片断的雏形和对朋友的回忆。《给米伦娜的信》属于当代最感人的情书，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卡夫卡是个多愁善感的恋人，尽管他们书信来往频繁得惊人，可是仍然不大有工夫讨论感情之外的东西。不同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卡夫卡的不同侧面，但是正面了解卡夫卡的最好材料莫过于G·扬努克的《卡夫卡谈话录》(中译本将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扬努克是一位喜欢写诗作曲的捷克青年，其人是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同事。从一九二○年他认识卡夫卡起，到一九二二年卡夫卡因病离职其间，他经常去办公室看望卡夫卡，陪他散步，趁机提出各种问题。扬努克对这位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导师怀有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崇拜，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卡夫卡的谈话。经过卡夫卡亲友的鉴定，认为内容确凿可靠，丰富生动。在勃洛德的帮助下，此材料选编成书后于一九五一年首次发表，一问世便受到极大重视，成为卡夫卡研究中的宝贵资料，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卡夫卡于一九二四年逝世，此时已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下。与米伦娜的热恋进入了悲剧，受挫的热情转向了《城堡》的创作。可是《谈话录》中的卡夫卡仍然头脑清晰，和蔼镇静，足见其自制能力之强。对待不断来访的年轻人，他耐心却不好为人师，谦虚而又认真负责。在扬努克忠诚的记录中，一个栩栩如生的卡夫卡跃然纸上。
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卡夫卡的音容笑貌：
“桌子后面坐着一位清癯的高个子，黑发往后梳，鼻子挺直，窄窄的前额下一双奇妙的灰蓝色眼睛，嘴角上挂着半苦半甜的微笑。”
“他的声音是迟疑而柔和的中音，极富音乐性，音量和音调始终保持在中档。无论声音，手势和眼神，全都闪耀着理解和善意的宁静。”
卡夫卡患有肺病，经常咳嗽。诗人的敏悟使他对一切习以为常的现象永远感到那么新鲜，那么痛苦。可是他很有幽默感，爱笑，并不终日愁眉不展。他为人容忍谦和，尊重理解每一个人。尽管他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十四年，从一个普通助手升到首席书记，深得上司和同事器重，但他生性不愿惹人注目，总是“来去悄悄，静得象只耗子”。
天天坐在办公室处理文牍使他感到受罪，尤其刺激他的是大量工人苦难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象他对勃洛德说下面这些话时怀着如何的悲愤之情：“这些人是多么谦恭啊！他们来向我们请求。他们没有冲进办公机构，没有把一切砸个稀烂，他们只是来请求。”有个老工人因为工伤残废了一条腿，只收到一笔很小的抚恤金，他不会写申诉，眼看官司就要输掉。这时一个有名的律师找到他，一文不取帮他打赢了官司。聘请这位律师的正是卡夫卡。在悄悄进行这类“正义之战”时，卡夫卡作为保险公司的律师光荣地失败了，这自然会遭人议论，他为此感到耻辱：“我们只能以最隐秘的方式来做好事和维护正义，就跟犯罪似的。”
《谈话录》最精彩的部分是卡夫卡对时代、社会、人生、真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所发的精辟见解，这些至理哲言往往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充分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洞察力。
自称不懂政治的卡夫卡敏感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考虑问题始终保持着全局观念。他憎恶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战争的恶果远远不止死尸与废墟。同时，他也看到了大战对人的启示：
“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类存在的支柱垮了。”
“大战把我们带到哈哈镜的迷宫里，我们从一种假象撞到另一种假象，成为那些预言家和骗子们手足无措的牺牲品。他们关于幸福的诀窍不过是闭目塞听。我们则穿过这活门板似的哈哈镜，从灾难走向灾难。”
“有多少次非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得以实行？有多少次毁灭扯起了启蒙的旗帜？有多少次衰落把自己打扮成兴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大战不仅焚毁和撕裂了世界，同时也照亮了它。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人自己制造出来的迷宫，一个冰凉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本身的快慰和明确意图正在日益削弱和侮辱我们。”
“没有人描绘过真正的战争。通常，他们只是显示其附带的方面，或附带的事件——例如这个骷髅堆成的金字塔。然而战争的可怕之处在于瓦解了现存的一切既定事物和常规习俗，动物性和肉欲恶性膨胀，窒息了所有精神的东西，和癌症一个样。人不再是几年，几个月，几天，几小时地活着，而只是活几个瞬间，即使在这几个瞬间里，他也不是真正地生活。人只是意识到活着，他仅仅是存在而已。”
时代变了，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卡夫卡对苦闷
“我们正在毫无希望地没落下去。只要看看窗外，就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们在向何处去？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不再承认事物的形而上的秩序。尽管是一派喧闹，但人人沉默寡言，孤立其身。客观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相互关系已不再发挥作用。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象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帆缆，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
“我不是爱斯基摩人，可是和目前大多数人一样，我生活在一个寒气逼人的世界里。不过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毛皮，也没有他们其他的生存手段。与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一丝不挂。现在穿得最暖和的就数那些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混得不错，穿得可合适了。”
科技的发展在卡夫卡看来也带来了悲剧，加速了人的贬值：
“不仅布拉格——全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已经摧毁了所有的保护墙。”
“我们不再生活在切割成合乎人类尺寸的空间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迷失方向的小小星球上，被几百万个大大小小的世界所包围。……世界正在开发，而我们则被赶入文牍的窄谷中……办公室就是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可我们不是古代英雄。所以，不论我们有多么痛苦，我们都只是悲剧性的喜剧演员。”
卡夫卡最恨的莫过于官僚与权威，他一向同情无政府主义者，在他顺从的沉默中包含着激烈的叛逆因素：
“今天的刽子手就是受人尊敬的官僚，在行政人员的工资名单上排在相当前面。……他们能改变生活，把人变成死的号码，再不能有任何变化。”
“离开真理——人人都理解，因而人人都乐于服从的真理——一切权威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是只笼子，迟早要被对真理的需求碾得粉碎。”
然而，卡夫卡并不信奉改革，对资本主义体系和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使他不相信改革或者革命会带来任何真正的变化。他对生活抱着“不完美，毋宁无”的态度，从而否认了事物的辩证发展，这正是卡夫卡自己的悲剧：
“资本主义是一种关系网，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一切都是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既是世界的状态，又是精神的形态。”
“他们不明白世界图景的改变仅仅在于有的事物灭亡了，有的事物诞生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崛起了，于是就改变了万花筒里碎片的排列。只有娃娃才会相信他们把玩具重新造过了。”
“这些人是如此沉着，自信，愉快。他们控制了街道，便以为控制了世界。其实他们错了。在他们的后面，已经跟着秘书，官员，职业政客，全套现代统治者。他们就是为这些人的掌权在开路。……群众的力量就在我眼前，没有定形，显然很混乱，终将要求一种格局和纪律。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过后，都会出现一个拿破仑。……洪水愈是泛滥，水流就愈缓，愈混。革命的浪头过去了，留下的就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苦难人类带着的锁链是公文纸做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卡夫卡便对局势感到忧虑。表面的和平蒙不住他的眼睛。对当时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他很不以为然，并且预感到更大的恐怖已经为期不远(他的很多亲友后来都死于纳粹手中)：
“这些大规模政治会议的知识水平不过相当于一般咖啡馆谈话。人们发表慷慨而冗长的演说，为的是尽可能少谈实质性问题。真实和有趣的是幕后阴谋，关于它们却一字不提。”
“我相信反犹太主义将会抓住群众。”
“恐怖只是在聚集力量，以便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再一次进发出来。”
在如此混乱凶险的时代，个人要生存下去，必须寻找自己的生活真理，所以卡夫卡说法的大门是专为你开的：
“上帝、生活、真理——它们只是我们给予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
“上帝只能自己去理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上帝，自己的保护人和法官。牧师和宗教仪式只是供残缺灵魂使用的拐杖。”
卡夫卡博览群书，沉溺于梦幻，可是他向往和肯定的却是现实欢乐的生活：
“欢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没有欢乐，生活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死亡。”
“现实永远是决定世界和人类的最强大的力量，它真正地改变事物……人是无法逃避现实的。梦只是条迂回的路，人们在这条路上走到头，总是回到最直接的现实世界中去。”
“书本不能取代世界，决不可能。在生活中，每件事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目的，这些是不会有永久的替代品的。”
“相对说来，一个人能从生活中吸取那么多书本，可是从书本中只能吸取那么少，少极了的生活。”
“一个人隐藏到自己的所谓私生活中去，是因为他缺乏把握世界的力量。他逃离奇迹般的世界，投入自己有限的自我。这是退却。存在，首先是与物共存，是对话。一个人不应该对此退缩。”
对卡夫卡说来，文学便是他的全部生活。他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对一系列文学问题有独到的见解。首先，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文学必须反映世界的本质：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文献，是证人的声明。”
“你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那么动人地年轻。你讲的大都是事物在你心中引起的印象，而不是事情和对象本身，那是抒情诗。你在抚爱世界，而不是领会世界。”
“个人主观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根本问题。”
卡夫卡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着辩证的看法。他赞赏中国木刻的风格：清晰，纯净，真实。他主张形象的艺术，认为“正是隐喻的幅度和广度造就了诗人”。他反对作者在作品中跑到前台吵吵嚷嚷。他自己在处理惨与怪的场面时一概不动声色，让形象本身来刺激读者的想象力：
“形式不是内容的表现，而仅仅是它的魅力，是通向内容的门户和途径。如果形式成功了，那么隐蔽的幕后也就自己暴露了。”
“我不懂这些诗。它们噪声很大，溢于言表，以至使人无法自拔。这些词构成的不是桥，而是高不可攀的墙。读者不断被形式所惹恼，以至永远也不能进入内容。这些词永远凝不成语言，它们只是一声尖叫罢了。”
卡夫卡推崇古典作家。对歌德、泰戈尔、叔本华、波德莱尔、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等大家都有自己的评价：
对毕加索：“他只是记录下了至今尚未渗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艺术是面镜子，有时候，它象块表，走得很‘快’。”
对爱伦坡：“坡有病，他是一个面对世界而无力自卫的可怜虫。于是他以酗酒来逃避。想象不过是他的拐杖。他写神秘故事，好让自己在世上安身。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想象不象现实有那么多陷阱。”
对克莱斯特：“他的全部生活都处于人与命运幻觉式紧张关系的重压之下，他以清晰的人人都懂的语言来阐明和把握这种关系。他的幻觉必将成为人人皆可理解的一般生存价值。”
在卡夫卡这样短暂生命的业余时间中，要完成那么多寓意深刻，闪耀着时代精神而又别具一格的作品，不倾注全部精力是不可设想的，哪怕是天才。激励卡夫卡的是虔诚的艺术激情：
“在每种艺术背后都有激情……一个人必须抛弃自己的生活去得到它。”
“唯一强烈而深刻的激情是经得住理智考验的激情。”
“我想着，并且想紧紧抓住我所看到的，这就是我的激情。”
可是，尽管具备对事物的洞察力和艺术的激情，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化为一个艺术世界奉献于世仍然是漫长而艰巨的事业：“我脑子里有一个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才能把我自己以及这个世界解放出来而不被撕成碎片呢？”
这个折磨卡夫卡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创作《判决》时得到了突破。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兴奋地写道：
“我一口气写完了《判决》这个故事，……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可怕的紧张和欢乐，故事在我心中油然而起，我仿佛在水面上行进。……一切全都可以说出来，一切，哪怕最古怪的奇想，在一股火样的热情中，一个个念头消失了又冒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这样一气呵成，这样把整个身心彻底打开才能写作。”
锲而不舍的努力导致了飞跃，卡夫卡终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他构思古怪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竭力想以创造性的形象来同时说明事物的各个方面，而这些不同的方面又必须成功地融成一体。只要看看《法的门前》这样一个小故事，它包含了多少不同的方面，可以对它进行多少不同的理解，生活本身不就是这么复杂和多方面的吗？
仔细地观察生活，力图透过纷纭变幻的表面现象抓住其本质，再借助富于创造性的想象，把生活升华为艺术，这就是卡夫卡的创作过程，也是一般艺术的产生过程。不完成这样一种艺术概括和现象典型化，不经过脱颖而出的艺术转化过程，还谈得上什么艺术呢？作品与作者贵在神似，而非貌似。有的作品本来可以写成很好的自传，却偏要乔装成小说，结果犹如涂脂抹粉的少女，反倒显得虚假了。
伟大的作品必须蕴涵深刻的思想，思想又必须化为艺术的形象，而且“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卡夫卡的作品以对生活的巨大洞察力为后盾，其形式之怪诞表现了艺术的独创。用他自己的语言说，他——“不是玩杂耍的，也不是感情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