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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挺远。”陈道明说。
这时，我们跟他在豪雅（TAG Heuer）成为Formula E全球首届电动方程式锦标赛官方腕表的活动上碰上了。不过当他和Q先生聊天时，更像个住在隔壁的家长，认真，平和，“恨活”，还不忘教育教育年轻人。
GQ：看赛车比赛吗？
陈：没有。因为赛车比赛说实在的，离中国式的生活比较遥远，那是种特别个性化的爱好。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喜欢的运动还是街头巷尾式的吧，炊烟袅袅的感觉。到了这个年代，尽管现代化已经如此之深，但是我还是乐于过那种所谓的田园生活，或者是叫作居住性的生活吧。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挺远。也可能是因为爱好问题，比较远。
GQ：说到“速度”，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陈：那当然是子弹了。因为它代表了某种最原始的速度。对速度俩字的诠释，过去不就常说，哟，比子弹还快嘛。
GQ：有些人快，很快地成功、成名、成角，有些人慢，似乎永远在路上，快慢是个人能力的差异吗？
陈：这个陕，有很大运气成分吧。凡是快而得到的成就、财产等等，可能就是运气，包括很快得到的“不好”也是运气，就是霉运，快不意味着一种质量的必然，我觉得是这样。慢也未必是因为没有运气，但是过去讲所谓慢工出细活，这个慢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它来得比较自然，尽管也有运气成分，但是别人看起来好像他是经过了一个相当努力的过程。
GQ：于您而言，过去的生活中，哪些时候走得快一些，哪些时候又慢—些？陈：要像这么说，我觉得我—直属于不快不慢的人。
GQ：“不快不慢”，这是性格上的天赋吗？
陈：有性格的原因，也有后天对自己的一种制约。
GQ：为什么要制约？
陈：这就是生活态度，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存在其实就是对人性起制约作用的，最高的文化境界，我觉得，就是去功利化，去目的化。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文化就是对原生态的人性加以制约修饰，然后再提高，我觉得这是文化最大的本质。
GQ：日常生活的节奏，是快还是慢？
陈：快。就好像跟时间在抢着什么，但是每天像慢慢爬。我吃饭很快，打球也快，干活也快。我是属于不能慢的人，—干活我就停不下来，所以我也不敢轻易干活，过去老百姓管这叫“恨活”，但是有时候会影响生活质量。
GQ：有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吗？
陈：演员这个职业给予我的，不能比这个更好了，我很知足。所以我没有在这个职业本身上焦虑过。从来没有，因为我没觉得第一跟第十有什么差别？只要它能养活我，在我眼里它不过就是个营生。事业心不是很强。
GQ：不较劲？
陈：不会较劲，但是较劲跟工作认真是两回事。我可以不接工作，但是一旦这工作我接了，你让我不认真是不可以的。
GQ：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您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状态吗？
陈：相对我现在的生存环境和我心里所需要的，算是吧。因为我还是这句话，这个行业没有人强迫你去做什么，因为导演不选择你，你也可以不选择导演。你要想选择自由你可以成天什么都不干。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在这个行业的规律之内。我觉得还算不错。
我刚入行时的心态，比这还平静。70年代，我们这个工种是在舞台上演戏，学徒工都是拿17块，然后出了师以后都是拿32块，然后开始一级—级往上熬，32块，36块，38块，42块。那时候入行就是选择职业，而且那个职业还未必是—个你喜欢的职业，但是你可以不用上山下乡。所以你说心态是不是比现在还好？就是感到在城里有一个工作就很庆幸了，你已经是很幸福的人了，你还有什么焦虑？
GQ：如果生活是线性的，它是奔跑、登山，还是深潜？
陈：我现在肯定是要散步了。什么叫散步呢？就是随心所欲，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你觉得准确吗？
GQ：您现在还会等待一个好剧本吗？
陈：这是本能吧，但是我不强迫自己。演员应该有三个阶段，第—个阶段是职业性，就是你首先要干活，挣钱，养家。第二个就是作品性，就是说你对艺术的追求，你开始漫慢有品位了，开始不光是要挣钱了，还要拍好戏。到第三阶段我觉得就是文化感，就是人的文化性，就是说我要形成并完成我自己的—个文化观，形成我自己的对社会的人生态度。有些东西我是不接的，因为你这个本子写得再好，收视率再高，你给我钱再多，它不是我的文化形态，比如说像这些抗日神剧，不能拿着娱乐和现代人的所谓偶像幌子来对先人不敬，这不是理由。所以，我们可以去拍这些戏，但是基本上的形态要尊重，因为故事都是编的，我们都可以编，我们都可以解民族仇，可以释放民族恨，因为确实有这么一段历史。但是，你不能太误导，你起码要尊重历史。其实还有—个第四阶段，就是无为，就是不做，那更高级了，你什么也诱惑不了我。
GQ：除了演过的，您还渴望扮演哪个历史人物？
陈：李鸿章。因为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是李鸿章，就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史，比如说打开海禁、派留学生、招商局的建立、炮局、北洋舰队……他带出了一系列现在遗留给我们的疑问和历史的痕迹。
这时，我们跟他在豪雅（TAG Heuer）成为Formula E全球首届电动方程式锦标赛官方腕表的活动上碰上了。不过当他和Q先生聊天时，更像个住在隔壁的家长，认真，平和，“恨活”，还不忘教育教育年轻人。
GQ：看赛车比赛吗？
陈：没有。因为赛车比赛说实在的，离中国式的生活比较遥远，那是种特别个性化的爱好。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喜欢的运动还是街头巷尾式的吧，炊烟袅袅的感觉。到了这个年代，尽管现代化已经如此之深，但是我还是乐于过那种所谓的田园生活，或者是叫作居住性的生活吧。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挺远。也可能是因为爱好问题，比较远。
GQ：说到“速度”，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陈：那当然是子弹了。因为它代表了某种最原始的速度。对速度俩字的诠释，过去不就常说，哟，比子弹还快嘛。
GQ：有些人快，很快地成功、成名、成角，有些人慢，似乎永远在路上，快慢是个人能力的差异吗？
陈：这个陕，有很大运气成分吧。凡是快而得到的成就、财产等等，可能就是运气，包括很快得到的“不好”也是运气，就是霉运，快不意味着一种质量的必然，我觉得是这样。慢也未必是因为没有运气，但是过去讲所谓慢工出细活，这个慢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它来得比较自然，尽管也有运气成分，但是别人看起来好像他是经过了一个相当努力的过程。
GQ：于您而言，过去的生活中，哪些时候走得快一些，哪些时候又慢—些？陈：要像这么说，我觉得我—直属于不快不慢的人。
GQ：“不快不慢”，这是性格上的天赋吗？
陈：有性格的原因，也有后天对自己的一种制约。
GQ：为什么要制约？
陈：这就是生活态度，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存在其实就是对人性起制约作用的，最高的文化境界，我觉得，就是去功利化，去目的化。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文化就是对原生态的人性加以制约修饰，然后再提高，我觉得这是文化最大的本质。
GQ：日常生活的节奏，是快还是慢？
陈：快。就好像跟时间在抢着什么，但是每天像慢慢爬。我吃饭很快，打球也快，干活也快。我是属于不能慢的人，—干活我就停不下来，所以我也不敢轻易干活，过去老百姓管这叫“恨活”，但是有时候会影响生活质量。
GQ：有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吗？
陈：演员这个职业给予我的，不能比这个更好了，我很知足。所以我没有在这个职业本身上焦虑过。从来没有，因为我没觉得第一跟第十有什么差别？只要它能养活我，在我眼里它不过就是个营生。事业心不是很强。
GQ：不较劲？
陈：不会较劲，但是较劲跟工作认真是两回事。我可以不接工作，但是一旦这工作我接了，你让我不认真是不可以的。
GQ：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您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状态吗？
陈：相对我现在的生存环境和我心里所需要的，算是吧。因为我还是这句话，这个行业没有人强迫你去做什么，因为导演不选择你，你也可以不选择导演。你要想选择自由你可以成天什么都不干。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在这个行业的规律之内。我觉得还算不错。
我刚入行时的心态，比这还平静。70年代，我们这个工种是在舞台上演戏，学徒工都是拿17块，然后出了师以后都是拿32块，然后开始一级—级往上熬，32块，36块，38块，42块。那时候入行就是选择职业，而且那个职业还未必是—个你喜欢的职业，但是你可以不用上山下乡。所以你说心态是不是比现在还好？就是感到在城里有一个工作就很庆幸了，你已经是很幸福的人了，你还有什么焦虑？
GQ：如果生活是线性的，它是奔跑、登山，还是深潜？
陈：我现在肯定是要散步了。什么叫散步呢？就是随心所欲，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你觉得准确吗？
GQ：您现在还会等待一个好剧本吗？
陈：这是本能吧，但是我不强迫自己。演员应该有三个阶段，第—个阶段是职业性，就是你首先要干活，挣钱，养家。第二个就是作品性，就是说你对艺术的追求，你开始漫慢有品位了，开始不光是要挣钱了，还要拍好戏。到第三阶段我觉得就是文化感，就是人的文化性，就是说我要形成并完成我自己的—个文化观，形成我自己的对社会的人生态度。有些东西我是不接的，因为你这个本子写得再好，收视率再高，你给我钱再多，它不是我的文化形态，比如说像这些抗日神剧，不能拿着娱乐和现代人的所谓偶像幌子来对先人不敬，这不是理由。所以，我们可以去拍这些戏，但是基本上的形态要尊重，因为故事都是编的，我们都可以编，我们都可以解民族仇，可以释放民族恨，因为确实有这么一段历史。但是，你不能太误导，你起码要尊重历史。其实还有—个第四阶段，就是无为，就是不做，那更高级了，你什么也诱惑不了我。
GQ：除了演过的，您还渴望扮演哪个历史人物？
陈：李鸿章。因为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是李鸿章，就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史，比如说打开海禁、派留学生、招商局的建立、炮局、北洋舰队……他带出了一系列现在遗留给我们的疑问和历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