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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先生离开我们了。噩耗传来，悲痛万分。我真不敢相信，他走得那么匆忙。
认识先生是在1990年8月的香山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主持我论文报告的正是王均先生。记得那天在书展厅里，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吴洁敏，我正找你呢。”问我发言准备得怎么样，嘱咐我抓主要问题讲清楚就行，得留点时间让人家提问。还说我在《语文建设》上发表的《停延初探》，读者反映不错。听说我打算系统研究汉语节律，分外高兴。还给我介绍参考资料。第一次见面就打消了我的紧张敬畏心理。我感激先生的仔细叮咛。
先生对我的关心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每当我有新的发现，都会先向先生汇报，得到他的肯定才放心大胆继续下去，有的论文先寄给先生请教。1991年春节发现了汉语节奏规律，就整理了二篇论文。先生收到《什么是语言的节奏》一文，问是否已外投？可否在《语文建设》发表？我受宠若惊。本来因对文中列举的几种辞书解释提出异议，其中有我一向尊敬的导师，所以这篇短文我是不想单独发表的。先生劝我打消这种顾忌。后来正如先生所料，写辞书的老师不但同意我的观点，还引用到了他的高校教材中。
先生知道我要做语音实验，让我去找吴宗济先生和林燕先生，说实验语音学他是外行。此外，又推荐我去北大参加现代语音学科研报告会，要我去学习新知识，结识新师友。会上我宣读了《汉语节奏的周期与层次》，还认识了许多实验语音学专家和语音识别合成专家。会内外的交流给我很大启发，仿佛把我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也更看到了节律研究的意义，坚定了我探索的决心。会议结束的当晚，接到吴宗济先生电话，说《中国语文》主编找我，索要我会上宣读的论文。先生得知该文在《中国语文》发表，很为我高兴。
1993年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节律研究完成，先生是课题鉴定组组长。他认为课题所揭示的停延规律、节奏规律和语调群组合规律等都“前所未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应用价值。
为了把节律理论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去，是年11月，在浙江省语委和语言学会支持下，召开了普通话节律和语文教学研讨会。因汽车中途抛锚，先生于26日晚才从外地赶到杭州，第二天一早就给我们作报告。他充分肯定课题研究的成果及其价值。当听到我们想编写《汉语节律操练丛书》时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因为语感是要从小孩儿开始培养的。”先生还不辞劳苦帮助修改节律符号，认为我们制作的“话谱”可行。第一个“话谱”就是经40多位大中小学语言教师讨论，听取先生意见后产生的。回京后他又寄来赵元任先生当年有关语调研究的论著目录索引，叫我们参考。94年丛书出版，先生和张志公先生任顾问。
随后，我们把研究重心放到节律应用上，延误了专著的写作。先生非常着急，每次见面总催促我们赶快整理专著。书稿写得很苦，根据先生意见改了又改，直到1996年才交出初稿。先生是带着《汉语节律学》书稿去澳洲探亲的，《序言》也在那里写就，同时附上两大张校审意见，除了排版错误，不少地方作了订正，乃至节律符号。那时他正在整理《罗常培文集》，并修改《普通语音学纲要》，重写其中的第七章《音位和音位学》。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师也经常去向他讨教汉语问题，还应邀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我不知道他那么繁忙，还不时打扰。他总是有问必答，有信必回，及时解答我的许多难题。当我画出基调的“九宫调模矩阵”，马上给远在重洋的先生发传真。他看了很高兴，说用“九宫”图示可以解释基调模式，但对用“八卦”分析基调阴阳一说，表示保留，要我另写文章论述，不必放进书中。
根据他的树叉型分析法，我们对语音链重新分析的结果，产生了停延的“内三层和外花层结构模型”，并在声学所吕士楠老师的语音合成器上试用，提高了合成的自然度和可懂度。先生来信说“那太棒了！”祝贺我们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太高兴了。”随着研究的深入，打算继续修改书稿。先生建议先出版，有新成果以后还可出修订本。在他心里只想着别人。
没有想到，那时病魔正在向他袭来，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好在手术顺利，恢复较快。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我们感到宽慰。但他一直关心着专著，让我给他清样，还校出了书中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2001年初，《汉语节律学》出版，先生高兴地说，这本书可以争取评奖。
先生对人非常和蔼可亲，做学问又非常严肃认真。记得2002年，在修订《新编普通话教程》（第三版）前，我寄去《教程》第二版，请他提意见。没想到他一页一页订正，看到拼音中有大小写错误及分词连写错误，非常生气，写了好长一段批评的话。我感到羞愧万千。虽然自己校对时做过记号，因最后没有检查样片，居然产生了那样严重的问题，自己还用做教材，教了几届学生都没发现。我常在上第一节课时就检查学生是否遵守拼写规则，可自己却在教材中违反了拼写规则。真是无地自容。
认识王均先生15年来，他的书信和对我的教诲，是留给我的宝贵财富。今天，当我翻阅他的来信和校样批语时，仿佛先生还在我的身边，指导着我，督促着我。先生的恩情，山高水长，涌泉难报。先生走了，他的学识风范，将永留后人。
（吴洁敏，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
认识先生是在1990年8月的香山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主持我论文报告的正是王均先生。记得那天在书展厅里，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吴洁敏，我正找你呢。”问我发言准备得怎么样，嘱咐我抓主要问题讲清楚就行，得留点时间让人家提问。还说我在《语文建设》上发表的《停延初探》，读者反映不错。听说我打算系统研究汉语节律，分外高兴。还给我介绍参考资料。第一次见面就打消了我的紧张敬畏心理。我感激先生的仔细叮咛。
先生对我的关心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每当我有新的发现，都会先向先生汇报，得到他的肯定才放心大胆继续下去，有的论文先寄给先生请教。1991年春节发现了汉语节奏规律，就整理了二篇论文。先生收到《什么是语言的节奏》一文，问是否已外投？可否在《语文建设》发表？我受宠若惊。本来因对文中列举的几种辞书解释提出异议，其中有我一向尊敬的导师，所以这篇短文我是不想单独发表的。先生劝我打消这种顾忌。后来正如先生所料，写辞书的老师不但同意我的观点，还引用到了他的高校教材中。
先生知道我要做语音实验，让我去找吴宗济先生和林燕先生，说实验语音学他是外行。此外，又推荐我去北大参加现代语音学科研报告会，要我去学习新知识，结识新师友。会上我宣读了《汉语节奏的周期与层次》，还认识了许多实验语音学专家和语音识别合成专家。会内外的交流给我很大启发，仿佛把我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也更看到了节律研究的意义，坚定了我探索的决心。会议结束的当晚，接到吴宗济先生电话，说《中国语文》主编找我，索要我会上宣读的论文。先生得知该文在《中国语文》发表，很为我高兴。
1993年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节律研究完成，先生是课题鉴定组组长。他认为课题所揭示的停延规律、节奏规律和语调群组合规律等都“前所未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应用价值。
为了把节律理论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去，是年11月，在浙江省语委和语言学会支持下，召开了普通话节律和语文教学研讨会。因汽车中途抛锚，先生于26日晚才从外地赶到杭州，第二天一早就给我们作报告。他充分肯定课题研究的成果及其价值。当听到我们想编写《汉语节律操练丛书》时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因为语感是要从小孩儿开始培养的。”先生还不辞劳苦帮助修改节律符号，认为我们制作的“话谱”可行。第一个“话谱”就是经40多位大中小学语言教师讨论，听取先生意见后产生的。回京后他又寄来赵元任先生当年有关语调研究的论著目录索引，叫我们参考。94年丛书出版，先生和张志公先生任顾问。
随后，我们把研究重心放到节律应用上，延误了专著的写作。先生非常着急，每次见面总催促我们赶快整理专著。书稿写得很苦，根据先生意见改了又改，直到1996年才交出初稿。先生是带着《汉语节律学》书稿去澳洲探亲的，《序言》也在那里写就，同时附上两大张校审意见，除了排版错误，不少地方作了订正，乃至节律符号。那时他正在整理《罗常培文集》，并修改《普通语音学纲要》，重写其中的第七章《音位和音位学》。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师也经常去向他讨教汉语问题，还应邀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我不知道他那么繁忙，还不时打扰。他总是有问必答，有信必回，及时解答我的许多难题。当我画出基调的“九宫调模矩阵”，马上给远在重洋的先生发传真。他看了很高兴，说用“九宫”图示可以解释基调模式，但对用“八卦”分析基调阴阳一说，表示保留，要我另写文章论述，不必放进书中。
根据他的树叉型分析法，我们对语音链重新分析的结果，产生了停延的“内三层和外花层结构模型”，并在声学所吕士楠老师的语音合成器上试用，提高了合成的自然度和可懂度。先生来信说“那太棒了！”祝贺我们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太高兴了。”随着研究的深入，打算继续修改书稿。先生建议先出版，有新成果以后还可出修订本。在他心里只想着别人。
没有想到，那时病魔正在向他袭来，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好在手术顺利，恢复较快。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我们感到宽慰。但他一直关心着专著，让我给他清样，还校出了书中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2001年初，《汉语节律学》出版，先生高兴地说，这本书可以争取评奖。
先生对人非常和蔼可亲，做学问又非常严肃认真。记得2002年，在修订《新编普通话教程》（第三版）前，我寄去《教程》第二版，请他提意见。没想到他一页一页订正，看到拼音中有大小写错误及分词连写错误，非常生气，写了好长一段批评的话。我感到羞愧万千。虽然自己校对时做过记号，因最后没有检查样片，居然产生了那样严重的问题，自己还用做教材，教了几届学生都没发现。我常在上第一节课时就检查学生是否遵守拼写规则，可自己却在教材中违反了拼写规则。真是无地自容。
认识王均先生15年来，他的书信和对我的教诲，是留给我的宝贵财富。今天，当我翻阅他的来信和校样批语时，仿佛先生还在我的身边，指导着我，督促着我。先生的恩情，山高水长，涌泉难报。先生走了，他的学识风范，将永留后人。
（吴洁敏，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