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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史与外交史过去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在国人的印象中，北洋时期就是一个内战不断，军阀对内祸国殃民、对外丧权辱国的动荡时期。外交史在强烈民族主义背景下，主要的任务是培养爱国精神，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交史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
过去的近代史诠释，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及西方中心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不一定能贴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其实，当时北洋外交有许多专业化与国际化的趋势，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崛起，在中外交涉及国际会议中颇有建树。
要了解清末以来中国职业外交官团体的形成与演变及他们如何在险恶局势中维护国家利益，须由研究陆徵祥入手。
初露头角
陆徵祥是清末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的新式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出任外交总长的职业外交官。陆氏的外交表现，可谓清末民初外交的缩影。
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1883年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语。1891年入北京同文馆，旋由出使俄、德大臣许景澄调充驻俄使馆翻译。陆氏原以学会法语到邮局工作为满足，许景澄则鼓励他立志学习外交，陆氏遂拜许氏为师，潜心学习外交礼仪体例。
陆徵祥早期的外交生涯并不顺遂。1891年－1905年，他在圣彼得堡任翻译官。其间于1899年随驻俄公使杨儒参加第一次海牙保和会（下称保和会）。庚子拳乱之后俄军占领东北，杨儒受命与俄商议收回事宜。俄方提出苛刻条件，杨儒于交涉期间摔伤右腿，仍抱病携陆徵祥继续谈判，后又因下车滑倒病死俄京，由参赞胡惟德继任公使。陆氏辅佐胡惟德之际，拒受俄国左右，遭俄方猜忌，在俄方屡向外务部施压下，于1903年被迫以葬亲为名返国。不久日俄开战，胡惟德急召陆氏回俄。战争期间，胡惟德以密集函电向北京详报俄国政情，陆氏帮助甚多。1905年初，胡惟德奏请将陆氏升为二等参赞。同年底，陆受命出使荷兰，此后仕途才一帆风顺，屡受超擢，短短六年之间成为清廷驻外使节之首。辛亥革命后，他更以41岁之英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升迁之速固因陆氏个人表现优异，也与清末外交官职业化的大趋势密切相关。
清政府与西方各国往来后，办理涉外事务的官员多属兼职。广方言馆及同文馆只是翻译人员的训练所，并非培养外交官的机构。1901年清廷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且赋予其中央外交机构之法定地位，尚书、侍郎以至主事等，均设专缺成为正式官职，外务部逐渐趋于专业化。
驻外使节与使领馆员设置实缺较晚，直到1907年初外务部才将驻外公使定为二品实官，使领馆员定为实缺，成为正式外交官，并与外务部官员互相迁调，国内外联成一气，让外交官升迁有专途，走向职业化。外交官选拔标准也逐渐脱离传统科举，入选者必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及政治、法律、商务、理财等。受过西式教育者或留学生逐渐成为主流。此趋势开启了使馆参随晋升的管道，一批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者出任驻外公使，陆徵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6年初，陆徵祥抵达荷都海牙，呈递国书开办使馆，旋奉命赴瑞士参与修改红十字会公约会议，开会近月议定新约，陆氏建议清廷签署并速予批准。1907年，清廷派陆徵祥为第二次保和会全权专使，该会于6月至10月在海牙召开，共有44国派代表出席。陆徵祥在会中表现优异，为维护国权与列强代表抗争，赢得国际声誉。陆氏会后将保和会通过的各公约整理翻译，建议清政府签署，借加入国际组织承担国际义务，成为国际社会一员以受公法之保护。
执掌外务
1908年陆氏回任驻荷公使，主要工作是参与《中荷领约》交涉。清末华人大量侨居南洋，清政府在英属领地陆续设立领事保护侨民。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华侨经济实力雄厚又心向祖国，遭殖民当局猜忌，设定种种苛刻待遇，加以中、荷对华侨国籍之认定标准不同，使问题更加复杂。
1907年荷兰修订国籍法，确立出生地主义原则，荷印华侨呈请清政府订定血统主义的国籍法，以解决国籍问题。清政府除了制定国籍法，对荷属设领问题也趋于积极，命陆徵祥与荷兰当局交涉。
陆使谈判三年余，先派人到实地进行调查，再以坚毅精神与荷兰外相议约，最后于1911年5月在北京签署。中国所得为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设领事馆照管侨民，此约内容虽不完全理想，但争取到荷兰政府改良部分对华侨不公正的待遇，并在换文中取得荷兰政府同意，土生华人返回中国后可被视为中国臣民，这样的结果应属难能可贵。
中荷谈判刚结束，清政府又任命陆徵祥为谈判修订中俄商约大臣。1881年，曾纪泽与俄议定《改订返还伊犁条约》及《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当时为收回伊犁，让与俄国在新疆、蒙古许多通商特权，条约规定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其后1891年和1901年，清政府两次皆未要求修改，到1910年，外务部以将届第三次十年限满为由，提前六个月照会俄使提议修约。
俄国对中国提议颇为疑忌，乃先发制人，借蒙疆等处历年交涉未结各案，谴责中国不遵守约章，提出多项要求，逼迫清政府于改约前先行议结。1911年陆徵祥赴俄谈判修约，旋接任驻俄公使。俄方对中国态度强硬，不但不让步，反而提出更苛刻的条件，致使谈判艰难。不久，因辛亥革命爆发，陆氏顺势搁置中俄修约谈判。
陆徵祥虽然大半时间在国外，但对国内的改革相当重视。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前后，陆使及驻欧使节受到列强及日本种种刺激，对国际局势及中国处境了解更深，纷纷建议清廷加速立宪，改革法制，以在弱肉强食的局势中自处。辛亥革命期间，陆徵祥受袁世凯之托，至少两次电请清廷考虑退位，主要理由是担心内乱招致外侮，南北相持则列强干预，甚至有亡国危险。其余驻外各使稍后跟进。驻外使节纷纷如此电请，对清廷退位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其外交部组织接近法国制，设有秘书处、外政司、商务司、庶政司、编译司等。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氏向参议院提名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将外务部改为外交部。唐氏提名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并获通过。
过去的近代史诠释，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及西方中心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不一定能贴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其实，当时北洋外交有许多专业化与国际化的趋势，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崛起，在中外交涉及国际会议中颇有建树。
要了解清末以来中国职业外交官团体的形成与演变及他们如何在险恶局势中维护国家利益，须由研究陆徵祥入手。
初露头角
陆徵祥是清末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的新式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出任外交总长的职业外交官。陆氏的外交表现，可谓清末民初外交的缩影。
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1883年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语。1891年入北京同文馆，旋由出使俄、德大臣许景澄调充驻俄使馆翻译。陆氏原以学会法语到邮局工作为满足，许景澄则鼓励他立志学习外交，陆氏遂拜许氏为师，潜心学习外交礼仪体例。
陆徵祥早期的外交生涯并不顺遂。1891年－1905年，他在圣彼得堡任翻译官。其间于1899年随驻俄公使杨儒参加第一次海牙保和会（下称保和会）。庚子拳乱之后俄军占领东北，杨儒受命与俄商议收回事宜。俄方提出苛刻条件，杨儒于交涉期间摔伤右腿，仍抱病携陆徵祥继续谈判，后又因下车滑倒病死俄京，由参赞胡惟德继任公使。陆氏辅佐胡惟德之际，拒受俄国左右，遭俄方猜忌，在俄方屡向外务部施压下，于1903年被迫以葬亲为名返国。不久日俄开战，胡惟德急召陆氏回俄。战争期间，胡惟德以密集函电向北京详报俄国政情，陆氏帮助甚多。1905年初，胡惟德奏请将陆氏升为二等参赞。同年底，陆受命出使荷兰，此后仕途才一帆风顺，屡受超擢，短短六年之间成为清廷驻外使节之首。辛亥革命后，他更以41岁之英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升迁之速固因陆氏个人表现优异，也与清末外交官职业化的大趋势密切相关。
清政府与西方各国往来后，办理涉外事务的官员多属兼职。广方言馆及同文馆只是翻译人员的训练所，并非培养外交官的机构。1901年清廷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且赋予其中央外交机构之法定地位，尚书、侍郎以至主事等，均设专缺成为正式官职，外务部逐渐趋于专业化。
驻外使节与使领馆员设置实缺较晚，直到1907年初外务部才将驻外公使定为二品实官，使领馆员定为实缺，成为正式外交官，并与外务部官员互相迁调，国内外联成一气，让外交官升迁有专途，走向职业化。外交官选拔标准也逐渐脱离传统科举，入选者必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及政治、法律、商务、理财等。受过西式教育者或留学生逐渐成为主流。此趋势开启了使馆参随晋升的管道，一批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者出任驻外公使，陆徵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6年初，陆徵祥抵达荷都海牙，呈递国书开办使馆，旋奉命赴瑞士参与修改红十字会公约会议，开会近月议定新约，陆氏建议清廷签署并速予批准。1907年，清廷派陆徵祥为第二次保和会全权专使，该会于6月至10月在海牙召开，共有44国派代表出席。陆徵祥在会中表现优异，为维护国权与列强代表抗争，赢得国际声誉。陆氏会后将保和会通过的各公约整理翻译，建议清政府签署，借加入国际组织承担国际义务，成为国际社会一员以受公法之保护。
执掌外务
1908年陆氏回任驻荷公使，主要工作是参与《中荷领约》交涉。清末华人大量侨居南洋，清政府在英属领地陆续设立领事保护侨民。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华侨经济实力雄厚又心向祖国，遭殖民当局猜忌，设定种种苛刻待遇，加以中、荷对华侨国籍之认定标准不同，使问题更加复杂。
1907年荷兰修订国籍法，确立出生地主义原则，荷印华侨呈请清政府订定血统主义的国籍法，以解决国籍问题。清政府除了制定国籍法，对荷属设领问题也趋于积极，命陆徵祥与荷兰当局交涉。
陆使谈判三年余，先派人到实地进行调查，再以坚毅精神与荷兰外相议约，最后于1911年5月在北京签署。中国所得为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设领事馆照管侨民，此约内容虽不完全理想，但争取到荷兰政府改良部分对华侨不公正的待遇，并在换文中取得荷兰政府同意，土生华人返回中国后可被视为中国臣民，这样的结果应属难能可贵。
中荷谈判刚结束，清政府又任命陆徵祥为谈判修订中俄商约大臣。1881年，曾纪泽与俄议定《改订返还伊犁条约》及《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当时为收回伊犁，让与俄国在新疆、蒙古许多通商特权，条约规定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其后1891年和1901年，清政府两次皆未要求修改，到1910年，外务部以将届第三次十年限满为由，提前六个月照会俄使提议修约。
俄国对中国提议颇为疑忌，乃先发制人，借蒙疆等处历年交涉未结各案，谴责中国不遵守约章，提出多项要求，逼迫清政府于改约前先行议结。1911年陆徵祥赴俄谈判修约，旋接任驻俄公使。俄方对中国态度强硬，不但不让步，反而提出更苛刻的条件，致使谈判艰难。不久，因辛亥革命爆发，陆氏顺势搁置中俄修约谈判。
陆徵祥虽然大半时间在国外，但对国内的改革相当重视。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前后，陆使及驻欧使节受到列强及日本种种刺激，对国际局势及中国处境了解更深，纷纷建议清廷加速立宪，改革法制，以在弱肉强食的局势中自处。辛亥革命期间，陆徵祥受袁世凯之托，至少两次电请清廷考虑退位，主要理由是担心内乱招致外侮，南北相持则列强干预，甚至有亡国危险。其余驻外各使稍后跟进。驻外使节纷纷如此电请，对清廷退位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其外交部组织接近法国制，设有秘书处、外政司、商务司、庶政司、编译司等。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氏向参议院提名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将外务部改为外交部。唐氏提名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并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