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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就公布的中美公私医疗伙伴关系初步框架，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2012年6月26日，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卫生部相关机构签署协议，启动县级医院慢性病管理培训试点项目，为50所县级医院的1000名医师提供培训。
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是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建立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种理念可以让公共部门利用私营部门的力量，提高医疗服务的总体质量。”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总监周军对《财经》记者解释，“同时，私营部门在项目中可以推广新的医疗理念和医疗技术，为医疗改革提供能力建设。”
最初的框架是由中国卫生部、商务部，以及美国贸易发展署、卫生及公众服务部、商务部共同制定，并囊括强生、IBM、斯科、通用电气、中美互利医疗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以及中国美国商会等五家非政府机构和一所医疗研究机构。第一次将中美两国之间在医疗卫生领域，原本局限于政府主体的功能性外交，拓展到企业、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多主体的公共外交。
随后的2011年3月，中美双方公布了由中国美国商会主持的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作为落实初步框架的平台机构。在新近启动的培训试点项目之后，该合作项目还将在美国贸易发展署的资助下，开展中国卫生专业人士和相关政府机构的医疗专业人员赴美交流项目、医院管理定向访问、医疗信息技术定向访问和应急响应研讨会等项目。
以能力建设为主的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与作为政策探讨平台的中美商贸联委会药品与医疗器械小组，共同成为中美医疗外交的两大主要渠道。
政策拉动市场
李碧菁（Roberta Lipson）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她和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多张合影。作为中国境内第一家外资医疗服务机构和睦家医院的创始人和总裁，她深知政府政策对医疗产业的特殊作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美国医疗器械和医药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或项目推广，但是考虑到政策壁垒，除了通用电器等大型医疗设备提供商由于技术优势而获得垄断性市场之外，其他投资相对缓慢。
然而，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医疗改革的推进和财政投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增加，很快就触动了产业界和投资界的敏感嗅觉。
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认可私营医院在公立医院体系之外，在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与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随后，2011年12月颁布了国务院5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并且国务院在2010年，承诺加大对医疗领域的投资力度，扩大基本保险的社会福利覆盖面。
“58号文件为在中国进行医疗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制定了清晰的参数。”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驻华代表原福珍（Elizabeth Yuan）对《财经》记者表示，“它为中美两国在多项机构、部门以及地区的联合投资提供了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在增长和回报率上都具有潜力。”
与此同时，中国医疗市场也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而迅速扩容。根据6月25日国务院医疗改革办公室起草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截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比改革前增加了1.72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此外，全国财政也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三年内新增投入12409亿元，在既定的8500亿元基础上增加3909亿元。
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利好下，医疗产业正不断吸引来自境内外的资本。
根据清科数据库的统计，2011年风险投资与私募基金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案例共计158起，涉及金额达41.37亿美元，这一金额几乎与2006年至2010年的累积投资金额相当。而在已公布投资币种的项目中，有47起为外币投资，虽然在项目数量上少于人民币投资项目，但总金额达到33亿美元，是人民币投资的4.23倍。
“我们现在投资的一个大主题就是美国的团队、中国的市场。”运作三只人民币基金以及三只美元基金的北极光创投合伙人杨瑞荣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市场前景的驱动下，美国在中国医疗市场增加投资、人才往中国回流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
这些投资往往紧扣医疗改革的政策方向。由于医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增加乡村医院和社区医院的投资，因此小型的临床检测设备投资显得十分紧俏。当然，这与技术进步使小型医疗器材达到与大型医疗器材相似的检测效果也息息相关。
另一个方向是中国政府对自主创新药和设备国产化的鼓励，因此，医药行业的投资数目最多，占医疗产业投资的59%。美国Fidelity等著名投资机构都在该领域进行投资。“我们现在也十分关注首仿药和生物制药，因为它们也同时能够进入国际市场。”杨瑞荣说。
受医疗改革影响，即便是以往被认为外资禁区的医疗服务领域也释放出空间。不单单是58号文件中专门提到“放宽对外国投资的审批程序”，而且发改委与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行业指导目录》，已将医疗服务领域的民间投资从“限制类”中删除。
与此同时，“十二五”规划也承诺将增加私营部门对病床的提供。到2015年将公立医院的床位数控制在医疗机构总床位数的80%以内，换言之，将从目前私营部门所占的10%提高到20%，即：新增40万张病床。
“面对辽阔的市场，有大量中美两国的资本都在对中国的医疗产业进行观望，但是，毕竟找到合适的项目与合适的团队并不容易。”和睦家医院总裁李碧菁对《财经》记者说。
虽然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释放出逐步放开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信号，但是之后的医疗改革因各种问题时紧时松，直到2006年才正式确定下来。“医疗服务行业需要长期的谨慎经营，才能逐渐建立起名誉，赢得市场和政府的信任。”李碧菁说，“不能出于资本利益的盲目扩张而损害服务质量，否则会危害到医疗改革的未来。”
低政治外交
与许多其他产业一样，中美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与贸易也存在许多分歧。例如，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2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就对私立医院纳税税率、医疗保险涵盖范围、医疗器械价格加成、产品注册与检测重复、行政审批的数据保护等问题提出异议。 对于这些政策层面的沟通，中美商贸联委会承担信息交流、意见反馈的作用。其下属药品与医疗器械小组每半年定期举行会议，在医疗卫生领域达成核心共识，并对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调整产生影响。
2011年11月的小组会议确认，对一些医疗器械进行再分类等政策目标，以更好地与国际规则接轨。随后，这一目标在2012年3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医疗器械分类推广法规中得以体现。
然而，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整体性提升中，能力建设较为滞后。因此，公私伙伴关系理念下成立的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应运而生，为公共服务项目提供资源整合的平台。
“在医疗融资、医疗质量评估与提高、保险机制、医护培训、新型医疗团队建设以及医疗专业化等问题上，中美两国在医疗体系中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议题。”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考普兰博士（Jeffrey Koplan）对《财经》记者表示。
虽然不少美国医疗公司已经与中国地方政府达成合作项目，提供上述公共服务，特别是一些制药公司在非传染性疾病的知识普及和医师培训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这些项目之间缺少沟通，无法产生协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Ted Dean）向《财经》记者介绍：“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就是整合会员公司的资源，与会员机构共同策划并实施项目，这样可以让原来零散的项目，发展为具有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项目。”
根据医疗改革的大方向，合作项目设立了医疗信息技术、农村医疗、医院管理系统、应急响应、疾病防止及医疗管理、医疗融资、传统中医、质量与安全等八个领域设立工作小组，成为公私伙伴关系的主要平台。
随着中美两国在医疗领域的投资、交流越来越多，这一领域的议题已不仅仅局限在商业领域，更成为包括政策制定和公众参与的公共话题。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医疗卫生问题都至关重要，不但需要大规模投资和广泛研究，而且两国之间也需要功能性交往的轨道与机制，以保障两国政府可以在该领域增强互信，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原福珍对《财经》记者指出，医疗卫生是美国巧实力中重要的外交工具之一。“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联合工作，可以使得中美两国政府在处理复杂的健康问题时，建立彼此的关系，有助于加强双方的伙伴关系，并在政策发展、项目实施和公私伙伴关系上达成双方的共识。”
通常，在医疗卫生等非政治领域的政府间合作，可以超越传统外交领域的挑战，在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等多个层面搭建交流与对话的渠道。与此同时，专业领域对话的深入，也可以延伸到两国在更广泛问题上的互动，以及加深对双方政府机构运作机制的理解，并为其他领域的互动建立认知基础。
“中美在诸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环境保护等低政治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两国政府展开更广泛的功能性交流，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涉及领土与国家安全等高政治问题上的分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损害，还可以增强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David Lampton）对《财经》记者解释。
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是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建立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种理念可以让公共部门利用私营部门的力量，提高医疗服务的总体质量。”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总监周军对《财经》记者解释，“同时，私营部门在项目中可以推广新的医疗理念和医疗技术，为医疗改革提供能力建设。”
最初的框架是由中国卫生部、商务部，以及美国贸易发展署、卫生及公众服务部、商务部共同制定，并囊括强生、IBM、斯科、通用电气、中美互利医疗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以及中国美国商会等五家非政府机构和一所医疗研究机构。第一次将中美两国之间在医疗卫生领域，原本局限于政府主体的功能性外交，拓展到企业、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多主体的公共外交。
随后的2011年3月，中美双方公布了由中国美国商会主持的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作为落实初步框架的平台机构。在新近启动的培训试点项目之后，该合作项目还将在美国贸易发展署的资助下，开展中国卫生专业人士和相关政府机构的医疗专业人员赴美交流项目、医院管理定向访问、医疗信息技术定向访问和应急响应研讨会等项目。
以能力建设为主的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与作为政策探讨平台的中美商贸联委会药品与医疗器械小组，共同成为中美医疗外交的两大主要渠道。
政策拉动市场
李碧菁（Roberta Lipson）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她和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多张合影。作为中国境内第一家外资医疗服务机构和睦家医院的创始人和总裁，她深知政府政策对医疗产业的特殊作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美国医疗器械和医药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或项目推广，但是考虑到政策壁垒，除了通用电器等大型医疗设备提供商由于技术优势而获得垄断性市场之外，其他投资相对缓慢。
然而，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医疗改革的推进和财政投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增加，很快就触动了产业界和投资界的敏感嗅觉。
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认可私营医院在公立医院体系之外，在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与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随后，2011年12月颁布了国务院5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并且国务院在2010年，承诺加大对医疗领域的投资力度，扩大基本保险的社会福利覆盖面。
“58号文件为在中国进行医疗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制定了清晰的参数。”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驻华代表原福珍（Elizabeth Yuan）对《财经》记者表示，“它为中美两国在多项机构、部门以及地区的联合投资提供了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在增长和回报率上都具有潜力。”
与此同时，中国医疗市场也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而迅速扩容。根据6月25日国务院医疗改革办公室起草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截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比改革前增加了1.72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此外，全国财政也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三年内新增投入12409亿元，在既定的8500亿元基础上增加3909亿元。
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利好下，医疗产业正不断吸引来自境内外的资本。
根据清科数据库的统计，2011年风险投资与私募基金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案例共计158起，涉及金额达41.37亿美元，这一金额几乎与2006年至2010年的累积投资金额相当。而在已公布投资币种的项目中，有47起为外币投资，虽然在项目数量上少于人民币投资项目，但总金额达到33亿美元，是人民币投资的4.23倍。
“我们现在投资的一个大主题就是美国的团队、中国的市场。”运作三只人民币基金以及三只美元基金的北极光创投合伙人杨瑞荣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市场前景的驱动下，美国在中国医疗市场增加投资、人才往中国回流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
这些投资往往紧扣医疗改革的政策方向。由于医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增加乡村医院和社区医院的投资，因此小型的临床检测设备投资显得十分紧俏。当然，这与技术进步使小型医疗器材达到与大型医疗器材相似的检测效果也息息相关。
另一个方向是中国政府对自主创新药和设备国产化的鼓励，因此，医药行业的投资数目最多，占医疗产业投资的59%。美国Fidelity等著名投资机构都在该领域进行投资。“我们现在也十分关注首仿药和生物制药，因为它们也同时能够进入国际市场。”杨瑞荣说。
受医疗改革影响，即便是以往被认为外资禁区的医疗服务领域也释放出空间。不单单是58号文件中专门提到“放宽对外国投资的审批程序”，而且发改委与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行业指导目录》，已将医疗服务领域的民间投资从“限制类”中删除。
与此同时，“十二五”规划也承诺将增加私营部门对病床的提供。到2015年将公立医院的床位数控制在医疗机构总床位数的80%以内，换言之，将从目前私营部门所占的10%提高到20%，即：新增40万张病床。
“面对辽阔的市场，有大量中美两国的资本都在对中国的医疗产业进行观望，但是，毕竟找到合适的项目与合适的团队并不容易。”和睦家医院总裁李碧菁对《财经》记者说。
虽然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释放出逐步放开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信号，但是之后的医疗改革因各种问题时紧时松，直到2006年才正式确定下来。“医疗服务行业需要长期的谨慎经营，才能逐渐建立起名誉，赢得市场和政府的信任。”李碧菁说，“不能出于资本利益的盲目扩张而损害服务质量，否则会危害到医疗改革的未来。”
低政治外交
与许多其他产业一样，中美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与贸易也存在许多分歧。例如，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2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就对私立医院纳税税率、医疗保险涵盖范围、医疗器械价格加成、产品注册与检测重复、行政审批的数据保护等问题提出异议。 对于这些政策层面的沟通，中美商贸联委会承担信息交流、意见反馈的作用。其下属药品与医疗器械小组每半年定期举行会议，在医疗卫生领域达成核心共识，并对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调整产生影响。
2011年11月的小组会议确认，对一些医疗器械进行再分类等政策目标，以更好地与国际规则接轨。随后，这一目标在2012年3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医疗器械分类推广法规中得以体现。
然而，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整体性提升中，能力建设较为滞后。因此，公私伙伴关系理念下成立的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应运而生，为公共服务项目提供资源整合的平台。
“在医疗融资、医疗质量评估与提高、保险机制、医护培训、新型医疗团队建设以及医疗专业化等问题上，中美两国在医疗体系中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议题。”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考普兰博士（Jeffrey Koplan）对《财经》记者表示。
虽然不少美国医疗公司已经与中国地方政府达成合作项目，提供上述公共服务，特别是一些制药公司在非传染性疾病的知识普及和医师培训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这些项目之间缺少沟通，无法产生协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Ted Dean）向《财经》记者介绍：“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就是整合会员公司的资源，与会员机构共同策划并实施项目，这样可以让原来零散的项目，发展为具有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项目。”
根据医疗改革的大方向，合作项目设立了医疗信息技术、农村医疗、医院管理系统、应急响应、疾病防止及医疗管理、医疗融资、传统中医、质量与安全等八个领域设立工作小组，成为公私伙伴关系的主要平台。
随着中美两国在医疗领域的投资、交流越来越多，这一领域的议题已不仅仅局限在商业领域，更成为包括政策制定和公众参与的公共话题。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医疗卫生问题都至关重要，不但需要大规模投资和广泛研究，而且两国之间也需要功能性交往的轨道与机制，以保障两国政府可以在该领域增强互信，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原福珍对《财经》记者指出，医疗卫生是美国巧实力中重要的外交工具之一。“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联合工作，可以使得中美两国政府在处理复杂的健康问题时，建立彼此的关系，有助于加强双方的伙伴关系，并在政策发展、项目实施和公私伙伴关系上达成双方的共识。”
通常，在医疗卫生等非政治领域的政府间合作，可以超越传统外交领域的挑战，在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等多个层面搭建交流与对话的渠道。与此同时，专业领域对话的深入，也可以延伸到两国在更广泛问题上的互动，以及加深对双方政府机构运作机制的理解，并为其他领域的互动建立认知基础。
“中美在诸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环境保护等低政治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两国政府展开更广泛的功能性交流，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涉及领土与国家安全等高政治问题上的分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损害，还可以增强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David Lampton）对《财经》记者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