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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日渐趋冷，通胀也节节下滑。虽然中央政府早在5月就表明了“保增长”的态度，而且使用了包括减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快投资项目审批等在内的一系列促增长措施，但市场对经济的预期依然比较悲观。
针对这种局面，近几个月不断有人提出应放松对地方融资平台（下文简称融资平台）的政策限制，因为稳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融资平台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支柱。6月13日，媒体爆出消息称监管部门正在酝酿出台“稳增长”的具体信贷措施，其中就包括放松对融资平台的信贷政策。
从维持总需求稳定的角度来说，放松对融资平台的限制有一定道理，而且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表明，融资平台确实可对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市场逐渐认识到融资平台远非“免费的午餐”；相反，其未来可能代价高昂。
在2008年之后，数万亿元人民币贷款流向了融资平台，虽然各方目前声称贷款质量无忧，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假如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下称平台贷款）未来出现大范围违约，那么这可能给银行造成多大损失？
规模急剧膨胀
要分析平台贷款的代价，首先需要明确平台贷款的余额，这方面中国银监会做过一些统计（见表1）。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初到2009年末，平台贷款余额的净增量高达5.68万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初余额的3.3倍。
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上半年，中央的政策基调还是反通胀，而7月到10月经济虽然已经开始下滑，但政策转变依然较慢，因此直到11月之前，信贷政策一直较紧。11月5日，国务院宣布了“4万亿”投资计划，此后贷款闸门大开，11月和12月的人民币新增贷款分别为4769亿元和7718亿元，其同比增幅达到了惊人的446％和1491％。因此笔者认为2008年初至2008年10月末，平台贷款余额的增长很可能微乎其微。假如这一判断成立，那么5.68万亿元的平台贷款余额净增量很可能是2008年11月到2009年12月间投放的。从这点来看，平台贷款的急剧膨胀应该主要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果。
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幅反弹以及各方对平台贷款质量的日渐忧虑，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态度开始趋紧，但这仍然没有挡住平台贷款余额的扩张，从2010年6月末到11月末，平台贷款余额净增加1.43万亿元。在此之后，由于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平台贷款余额保持了稳定。
从这些数据来看，平台贷款有一种很明显的特点，即“易放难收”。目前银监会对平台贷款的总体目标是“降旧控新”，但在政策层层加码的情况下，政府只达到了“控新”的目标，并未实现“降旧”。从这点来看，对融资平台的放松应该谨慎行事，不然其可能再次急剧膨胀。
贷款质量存争议
比平台贷款余额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其质量，而这也是一个各方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在中央政府内部，发改委对平台贷款比较乐观，例如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认为很多融资平台公司有经营性资产，收入不错，如果真有偿债问题，变现也可以产生收入；银监会则比较悲观，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曾在2010年末直言，融资平台是中国银行业的首要风险因素。
在市场中，上市银行普遍对平台贷款不担心，从各上市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绝大多数平台贷款还款正常，不良率甚至低于整体不良率，但很多投资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担心平台贷款未来会出现大面积违约。
投资者的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2009年以来，上市银行的净利润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其估值却低迷不振，例如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2012年6月25日，上市银行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6.08倍和1.24倍，而全部A股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13.4倍和1.85倍。
平台贷款的质量到底如何？在短期内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相当多的平台贷款期限很长。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11月末，平台贷款中3年－10年期的占比为39％，而10年期以上的占比为28％。另据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2011年6月的讲话披露，平台贷款的最长贷款期限达35年，“贷款风险并未直接反映在贷款五级分类上，从而掩盖了银行信贷资产的真实风险”。
二是随着监管层对平台贷款的态度有所松动，平台贷款的风险暴露问题也相应延后。例如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2011年中曾表示，对于到期的平台贷款本息，“不得展期和贷新还旧”，但到2012年3月，银监会却发文表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平台贷款“可在原有贷款额度内进行再融资”。
从以上两点来看，平台贷款在短期内很难发生严重问题，但这实际上是将风险留给了未来，而且这也会使平台贷款质量的相关信息变得更加不透明。
潜藏的风险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银监会曾按现金流覆盖本息的情况将平台贷款分为四类，分别是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全覆盖指借款人自身现金流占其应还债本息的比例达100％（含）以上，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分别对应的比例是70％（含）-100％、30％（含）-70％和30％以下。一些上市银行也会在投资者见面会上按照这一标准公布其平台贷款的分类状况。
按照银监会的标准，平台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覆盖本息的比例越低，其贷款风险就越高。笔者沿用银监会对平台贷款质量的判定标准，并在假定银行拨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按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假设来评估平台贷款可能给银行造成的损失。
乐观假设：目前上市银行公布的平台贷款中，全覆盖和基本覆盖的大约占90％左右，那么笔者假设在平台贷款余额中最终有10％出现违约，而这些贷款的资产回收率为80％。
中性假设：根据银监会的数据，2010年11月末，半覆盖和无覆盖的平台贷款余额占总余额的比例为19.5％，那么笔者假设在平台贷款余额中最终有19.5％出现违约，而这些贷款的资产回收率为50％。
悲观假设：2005年，时任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透露，1999年四大行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比率为50％，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不良资产，截至2006年的资产回收率为21％。假设类似情况再次出现，那么笔者假设40％的平台贷款违约，而这些贷款的资产回收率为20％（三种假设对应的结果参见表 2）。
由于资料所限，上述估算仅是一个粗略的结果，而且笔者并未计算银行通过非信贷途径借给融资平台的资金，例如银行购买的城投债。但从以上估算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未来的情况更接近于笔者的中性假设，那么银行所受到的冲击也是不容小觑的。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11月末，9.09万亿元的平台贷款余额中有37.5％为地方相关机构提供担保，剩下的62.5％为土地及土地出让收入的抵质押贷款，假如19.5％的平台贷款违约，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土地价格的疲软，甚至大幅下滑。由于平台贷款以外的很多银行贷款也是以土地为抵押品，比如房地产开发贷款，因此假如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银行所面临的恐怕将远不止是平台贷款的违约。
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即使不考虑融资平台自身的问题，信贷量的短期大幅上升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焦点。
根据惠誉评级朱夏莲的计算，中国包含信托公司融资额等在内的广义信贷量占GDP的比例在2008年为122％，2010年时该比例已升至171％，其增长率超过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前五年这些国家广义信贷量占GDP比例的增长率。
当前银行的各项指标均表现良好，但曾严重困扰过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已开始重新浮现，以四大行的浙江分支机构为例，截至4月末的不良贷款率与2011年末相比均有上升，其中建行从1.33％上升至1.78％，近期这一数据已达2％。
假如未来真出现中性假设的冲击，那么其所产生的不良贷款可能会让银行业的上述优异指标一夜归零，甚至在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一串窟窿。从这点出发，现在那些支持对融资平台放松的人，是否应该“三思而后行”呢？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MBA学术主任、资产定价研究中心主任
针对这种局面，近几个月不断有人提出应放松对地方融资平台（下文简称融资平台）的政策限制，因为稳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融资平台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支柱。6月13日，媒体爆出消息称监管部门正在酝酿出台“稳增长”的具体信贷措施，其中就包括放松对融资平台的信贷政策。
从维持总需求稳定的角度来说，放松对融资平台的限制有一定道理，而且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表明，融资平台确实可对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市场逐渐认识到融资平台远非“免费的午餐”；相反，其未来可能代价高昂。
在2008年之后，数万亿元人民币贷款流向了融资平台，虽然各方目前声称贷款质量无忧，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假如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下称平台贷款）未来出现大范围违约，那么这可能给银行造成多大损失？
规模急剧膨胀
要分析平台贷款的代价，首先需要明确平台贷款的余额，这方面中国银监会做过一些统计（见表1）。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初到2009年末，平台贷款余额的净增量高达5.68万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初余额的3.3倍。
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上半年，中央的政策基调还是反通胀，而7月到10月经济虽然已经开始下滑，但政策转变依然较慢，因此直到11月之前，信贷政策一直较紧。11月5日，国务院宣布了“4万亿”投资计划，此后贷款闸门大开，11月和12月的人民币新增贷款分别为4769亿元和7718亿元，其同比增幅达到了惊人的446％和1491％。因此笔者认为2008年初至2008年10月末，平台贷款余额的增长很可能微乎其微。假如这一判断成立，那么5.68万亿元的平台贷款余额净增量很可能是2008年11月到2009年12月间投放的。从这点来看，平台贷款的急剧膨胀应该主要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果。
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幅反弹以及各方对平台贷款质量的日渐忧虑，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态度开始趋紧，但这仍然没有挡住平台贷款余额的扩张，从2010年6月末到11月末，平台贷款余额净增加1.43万亿元。在此之后，由于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平台贷款余额保持了稳定。
从这些数据来看，平台贷款有一种很明显的特点，即“易放难收”。目前银监会对平台贷款的总体目标是“降旧控新”，但在政策层层加码的情况下，政府只达到了“控新”的目标，并未实现“降旧”。从这点来看，对融资平台的放松应该谨慎行事，不然其可能再次急剧膨胀。
贷款质量存争议
比平台贷款余额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其质量，而这也是一个各方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在中央政府内部，发改委对平台贷款比较乐观，例如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认为很多融资平台公司有经营性资产，收入不错，如果真有偿债问题，变现也可以产生收入；银监会则比较悲观，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曾在2010年末直言，融资平台是中国银行业的首要风险因素。
在市场中，上市银行普遍对平台贷款不担心，从各上市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绝大多数平台贷款还款正常，不良率甚至低于整体不良率，但很多投资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担心平台贷款未来会出现大面积违约。
投资者的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2009年以来，上市银行的净利润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其估值却低迷不振，例如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2012年6月25日，上市银行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6.08倍和1.24倍，而全部A股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13.4倍和1.85倍。
平台贷款的质量到底如何？在短期内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相当多的平台贷款期限很长。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11月末，平台贷款中3年－10年期的占比为39％，而10年期以上的占比为28％。另据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2011年6月的讲话披露，平台贷款的最长贷款期限达35年，“贷款风险并未直接反映在贷款五级分类上，从而掩盖了银行信贷资产的真实风险”。
二是随着监管层对平台贷款的态度有所松动，平台贷款的风险暴露问题也相应延后。例如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2011年中曾表示，对于到期的平台贷款本息，“不得展期和贷新还旧”，但到2012年3月，银监会却发文表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平台贷款“可在原有贷款额度内进行再融资”。
从以上两点来看，平台贷款在短期内很难发生严重问题，但这实际上是将风险留给了未来，而且这也会使平台贷款质量的相关信息变得更加不透明。
潜藏的风险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银监会曾按现金流覆盖本息的情况将平台贷款分为四类，分别是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全覆盖指借款人自身现金流占其应还债本息的比例达100％（含）以上，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分别对应的比例是70％（含）-100％、30％（含）-70％和30％以下。一些上市银行也会在投资者见面会上按照这一标准公布其平台贷款的分类状况。
按照银监会的标准，平台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覆盖本息的比例越低，其贷款风险就越高。笔者沿用银监会对平台贷款质量的判定标准，并在假定银行拨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按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假设来评估平台贷款可能给银行造成的损失。
乐观假设：目前上市银行公布的平台贷款中，全覆盖和基本覆盖的大约占90％左右，那么笔者假设在平台贷款余额中最终有10％出现违约，而这些贷款的资产回收率为80％。
中性假设：根据银监会的数据，2010年11月末，半覆盖和无覆盖的平台贷款余额占总余额的比例为19.5％，那么笔者假设在平台贷款余额中最终有19.5％出现违约，而这些贷款的资产回收率为50％。
悲观假设：2005年，时任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透露，1999年四大行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比率为50％，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不良资产，截至2006年的资产回收率为21％。假设类似情况再次出现，那么笔者假设40％的平台贷款违约，而这些贷款的资产回收率为20％（三种假设对应的结果参见表 2）。
由于资料所限，上述估算仅是一个粗略的结果，而且笔者并未计算银行通过非信贷途径借给融资平台的资金，例如银行购买的城投债。但从以上估算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未来的情况更接近于笔者的中性假设，那么银行所受到的冲击也是不容小觑的。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11月末，9.09万亿元的平台贷款余额中有37.5％为地方相关机构提供担保，剩下的62.5％为土地及土地出让收入的抵质押贷款，假如19.5％的平台贷款违约，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土地价格的疲软，甚至大幅下滑。由于平台贷款以外的很多银行贷款也是以土地为抵押品，比如房地产开发贷款，因此假如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银行所面临的恐怕将远不止是平台贷款的违约。
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即使不考虑融资平台自身的问题，信贷量的短期大幅上升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焦点。
根据惠誉评级朱夏莲的计算，中国包含信托公司融资额等在内的广义信贷量占GDP的比例在2008年为122％，2010年时该比例已升至171％，其增长率超过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前五年这些国家广义信贷量占GDP比例的增长率。
当前银行的各项指标均表现良好，但曾严重困扰过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已开始重新浮现，以四大行的浙江分支机构为例，截至4月末的不良贷款率与2011年末相比均有上升，其中建行从1.33％上升至1.78％，近期这一数据已达2％。
假如未来真出现中性假设的冲击，那么其所产生的不良贷款可能会让银行业的上述优异指标一夜归零，甚至在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一串窟窿。从这点出发，现在那些支持对融资平台放松的人，是否应该“三思而后行”呢？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MBA学术主任、资产定价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