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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的名篇。就人口结构而言，他在文中指责的“老大帝国”其实非常年轻。清末全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不过30多岁，“人活七十古来稀”到民国期间依然适用。
然而，在过去40年经历了人口转型的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梁启超的问题似乎更切合这个时代：“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
老龄化阻碍大国崛起
去年4月，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在《华盛顿邮报》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作出了悲观预测：由于一胎政策，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十年会达到顶峰，而后停止增长，到2040年将降至9％。据联合国人口机构预测，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12％升至2050年的33％。中国的未来如同1990年后的日本——规模缩小，人口老化，一幅夕阳晚景。
更有学者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国家竞争战略的高度。与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老于印度，而且在加速老龄化。所谓人口红利，即高比例劳动力导致的经济增长，会很快被中国分光吃净。而印度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一直增长到2030年。德国波恩大学埃里希·威德教授去年在《法兰克福时报》上撰文指出，“印度的王牌是其年轻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
中印“龙象”之争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看好哪国，比较者总喜欢强调某些因素，忽略另一些因素。就人口红利而言，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机会享受一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尽管印度的工作人口较为年轻，但占人口半边天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却远低于中国。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2009年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参加工作，而印度只有三分之一。此外，印度工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也逊于中国。除非印度提高劳工素质，扩大基础设施，并开发剩余劳力，否则其人口红利并不会在未来兑现。
对“老大中国”持悲观态度的人们则太看重人口因素了。中国经济过去并不仅仅因人口红利而增长，未来也不会因这一红利消失就衰退。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学者估算，人口红利只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16.5％。
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因人口老龄化而放缓，但并不妨碍它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学家萨勃拉曼尼亚在《大预测》一书中综合分析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种种估量，指出即使考虑老龄化因素，中国仍将在2030年取得类似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
中国像一部四引擎拉动的跑车，尽管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还有教育红利、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有待开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非人口数量，而在于人力资本。有人认为老龄社会不利于创新，因为年轻人的比例在持续下降。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高等教育普及，更多年轻人能接触先进知识，创新者的数量不降反增。比如，中国科研人员占全球的比例由2002年的14％升至2007年的20％，而在此期间美国和欧洲的份额均有所降低。
老龄社会，大势所趋
一个新问题出现后，人们往往首先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在有关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有一股强大的声音要求放松生育管制，恢复人口结构。对此我们首先应看到，老龄化属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发展倒退的问题。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双重下降，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到2050年，即使美国的老年人口也将接近30％。
应对老龄社会，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不外三条：鼓励生育、吸纳移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中，唯有美国能通过大规模吸纳外来移民，延缓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鉴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不可能采取这一策略。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很有限。即使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国人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
根据零点公司2010年进行的生育调查，在目前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居民中，有56.4％的人希望有两个孩子。而这些居民年龄偏大，出于健康等因素的考虑，不太可能生育二胎。在尚未生育的年轻居民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希望拥有两个子女。
有论者认为，解除生育管制有利于缓解“未富先老”的局面。其实，中国的人口老化模式也符合“先富而老”的西方国家经验。2010年，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已超过10％，而青海、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只及6％左右。老年人口较多的地区一般劳动生产率也较高，“未富先老”的状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根据上述分析，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唯一出路。依靠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
老龄化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国民经济问题，而未来老年人的生存境况却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中国老人的未来前景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曾撰写过一部研究老龄化问题的著作——《老龄与衰老》。老龄不等于衰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口走势不可逆转，我们需要防止国民的衰老化，而不是单纯的老龄化。人口学家曹树基建议中国建立一套老龄化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以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依据，而不是仅仅关注年龄。它将比目前的统计方式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老龄化状况。
健康而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不仅不会成为经济负担，还会对社会作出相当贡献。波斯纳做过“动态智力”和“固定智力”的区分。他指出，老年人记忆力虽然衰退，但处理纠纷的公正性却胜过年轻人，并非所有的工作他们都不能胜任。发达国家近年来纷纷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为了减少养老金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利用老龄劳力。
况且，老年人即使不工作，也不等于不劳动。老人们可以在家里为儿女照顾孩子，这样既减轻了儿女们的养育负担，也让老人们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目前中国劳动力流动越来越频繁，这自然有助于配置人力资源。可由于户籍制度不配套等原因，老年人常常不得不与子女分居两地，如此前者得不到照顾，后者又不得不忙于家务。进一步松动户籍政策，便利社会福利的异地转移，将有助于老年人口作出社会贡献。
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老年人多发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爱好，关注其晚年的生活质量。早在民国年间，社会学家潘光旦即强调老年人的经济问题固然重要，情绪问题也不可忽视。但目前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公众足够的重视，未来必须重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师
然而，在过去40年经历了人口转型的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梁启超的问题似乎更切合这个时代：“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
老龄化阻碍大国崛起
去年4月，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在《华盛顿邮报》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作出了悲观预测：由于一胎政策，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十年会达到顶峰，而后停止增长，到2040年将降至9％。据联合国人口机构预测，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12％升至2050年的33％。中国的未来如同1990年后的日本——规模缩小，人口老化，一幅夕阳晚景。
更有学者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国家竞争战略的高度。与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老于印度，而且在加速老龄化。所谓人口红利，即高比例劳动力导致的经济增长，会很快被中国分光吃净。而印度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一直增长到2030年。德国波恩大学埃里希·威德教授去年在《法兰克福时报》上撰文指出，“印度的王牌是其年轻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
中印“龙象”之争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看好哪国，比较者总喜欢强调某些因素，忽略另一些因素。就人口红利而言，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机会享受一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尽管印度的工作人口较为年轻，但占人口半边天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却远低于中国。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2009年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参加工作，而印度只有三分之一。此外，印度工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也逊于中国。除非印度提高劳工素质，扩大基础设施，并开发剩余劳力，否则其人口红利并不会在未来兑现。
对“老大中国”持悲观态度的人们则太看重人口因素了。中国经济过去并不仅仅因人口红利而增长，未来也不会因这一红利消失就衰退。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学者估算，人口红利只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16.5％。
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因人口老龄化而放缓，但并不妨碍它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学家萨勃拉曼尼亚在《大预测》一书中综合分析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种种估量，指出即使考虑老龄化因素，中国仍将在2030年取得类似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
中国像一部四引擎拉动的跑车，尽管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还有教育红利、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有待开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非人口数量，而在于人力资本。有人认为老龄社会不利于创新，因为年轻人的比例在持续下降。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高等教育普及，更多年轻人能接触先进知识，创新者的数量不降反增。比如，中国科研人员占全球的比例由2002年的14％升至2007年的20％，而在此期间美国和欧洲的份额均有所降低。
老龄社会，大势所趋
一个新问题出现后，人们往往首先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在有关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有一股强大的声音要求放松生育管制，恢复人口结构。对此我们首先应看到，老龄化属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发展倒退的问题。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双重下降，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到2050年，即使美国的老年人口也将接近30％。
应对老龄社会，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不外三条：鼓励生育、吸纳移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中，唯有美国能通过大规模吸纳外来移民，延缓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鉴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不可能采取这一策略。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很有限。即使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国人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
根据零点公司2010年进行的生育调查，在目前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居民中，有56.4％的人希望有两个孩子。而这些居民年龄偏大，出于健康等因素的考虑，不太可能生育二胎。在尚未生育的年轻居民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希望拥有两个子女。
有论者认为，解除生育管制有利于缓解“未富先老”的局面。其实，中国的人口老化模式也符合“先富而老”的西方国家经验。2010年，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已超过10％，而青海、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只及6％左右。老年人口较多的地区一般劳动生产率也较高，“未富先老”的状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根据上述分析，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唯一出路。依靠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
老龄化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国民经济问题，而未来老年人的生存境况却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中国老人的未来前景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曾撰写过一部研究老龄化问题的著作——《老龄与衰老》。老龄不等于衰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口走势不可逆转，我们需要防止国民的衰老化，而不是单纯的老龄化。人口学家曹树基建议中国建立一套老龄化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以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依据，而不是仅仅关注年龄。它将比目前的统计方式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老龄化状况。
健康而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不仅不会成为经济负担，还会对社会作出相当贡献。波斯纳做过“动态智力”和“固定智力”的区分。他指出，老年人记忆力虽然衰退，但处理纠纷的公正性却胜过年轻人，并非所有的工作他们都不能胜任。发达国家近年来纷纷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为了减少养老金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利用老龄劳力。
况且，老年人即使不工作，也不等于不劳动。老人们可以在家里为儿女照顾孩子，这样既减轻了儿女们的养育负担，也让老人们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目前中国劳动力流动越来越频繁，这自然有助于配置人力资源。可由于户籍制度不配套等原因，老年人常常不得不与子女分居两地，如此前者得不到照顾，后者又不得不忙于家务。进一步松动户籍政策，便利社会福利的异地转移，将有助于老年人口作出社会贡献。
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老年人多发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爱好，关注其晚年的生活质量。早在民国年间，社会学家潘光旦即强调老年人的经济问题固然重要，情绪问题也不可忽视。但目前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公众足够的重视，未来必须重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