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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英国文学巨匠威廉·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世界各地的文学、戏剧爱好者组织了大量纪念莎翁的文学活动，莎翁的诸多戏剧在各地轮番演出。这股文学与戏剧的热潮同时席卷中国大地。英国文化协会于今年年初正式启动了以“永恒的莎士比亚”为主题的纪念活动，作为对莎翁文学成就及其人文主义精神的致敬，以期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走近并了解这位世界文坛巨擘。
在莎士比亚的众多戏剧中，《哈姆雷特》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曾在美国、英国、波兰、土耳其等国家多次上演的戏剧，《哈姆雷特》的戏剧海报所呈现的艺术样式也可以算是“一千个戏剧理念，就有一千种海报形式”。
戏剧海报是我们重新认识文本的一个重要方式，它是空间、色彩以及能够带给我们视觉冲击的图像之间的排列组合，甚至还会与文本产生互动。设计者们通过海报来实现从文本叙事到视觉叙事的转变，而在叙事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融入设计者对经典文本的独特解读，从而使文本的意义侧重也发生相应的“倾斜”。因此，对戏剧海报图像、文字背后深层意义的挖掘，也是我们解读《哈姆雷特》的重要途径。
作为莎翁剧作中最经典的戏剧，《哈姆雷特》每在一个国家被重新演绎一次，就会随之推出一张全新风格的戏剧海报——
这个阶段的海报多以人物和场景为着眼点，意在凸显主人公哈姆雷特的精神和气质。在剧本中，莎翁曾借奥菲利娅之口说道：“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是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最高的赞美——因为他拥有人所具有的美好品质。这两幅海报抓住了戏剧的核心和精髓，将发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选择、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传递给观众。
英国（1894）：身着黑衣的男子手捧骷髅
英国（1894）：身着黑衣的男子手捧人头
1894年的这两张海报为我们呈现的是穿着黑衣的男子手捧骷髅（人头），陷入深深的哀思无法自拔的画面。在《哈姆雷特》的第一幕第二场中，丧父不久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刚一上场便身着黑衣，以尽为子之孝道。表面观之，这两幅海报所展示的都是哈姆雷特捧着自己父王的头骨悼念、哀思，但是哈姆雷特曾对自己的母亲说：“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而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哈姆雷特将自己“郁结的心事”即灼烧的复仇之心掩藏在外套之下（这里头骨的意指也可能是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劳狄斯），而其冷峻的审视又将自己急切的复仇心理表现出来。
从这两幅画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哈姆雷特那种想要隐藏却又难以平复的矛盾心理。他审视头骨的同时，也是在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这条复仇之路上，哈姆雷特似乎一直在思考。他在戏剧的第一幕就已经知道杀害父王的是自己的叔父克劳狄斯，但是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他在鬼魂消失之后便怀疑它的真实性；当得知克劳狄斯正为自己的罪恶忏悔时，他在最适宜的时机却放下了正义之剑。戏剧的延宕性同时也反映在他的性格上——复仇的过程中，这个总是在思考的丹麦王子不断审问着自己关于生死的意义以及人存在的本质……
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思想意识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开始思考自身，思考自己与世界、命运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站在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哈姆雷特》，那么这部戏剧本身就是一个对人进行研究的哲学命题。哈姆雷特回到丹麦伊始，便发现“世道已经支离破碎，可恨的敌意/我竟生来以整乾坤”。他带着反抗命运、扭转时局的主宰者精神，呼唤时代的正义。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摒弃了书本中关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的认知，而去探寻人的本质：造化玩弄的愚人——乞丐的实体——泥土塑成的生命——没有心肝、逆来顺受的怯汉——尸骨的虚无和灵魂的永恒。他将对今生与来世、生存还是毁灭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贯穿在对自身及他人的认识中。 美国（1989）：骷髅表现一喜一悲的小丑面具
荷兰（2012）：骷髅戴着象征小丑的“红鼻头”
这两张海报的主体都是骷髅，与骷髅搭配的分别是代表小丑形象的面具和“红鼻头”。在莎翁的剧作中，小丑形象向来为他所钟爱。虽然这些小丑多是粗俗可笑之人，但莎翁却往往将一些严肃的哲理论断以及对生命深度思考的台词交给他们，并试图用小丑滑稽荒诞的性格和言语来消解严肃与沉重的主题氛围。在《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中，充当掘墓人的两个小丑，一边唱着歌一边掷掉挖出来的骷髅。这个场景给躲在暗处的哈姆雷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说：“（这些骷髅）现在却让蛆虫伴寝，他的下巴也掉了，一柄工役的锄头可以在他头上敲来敲去。从这种变化上，我们大可看透生命的无常。难道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么多的教养，死后却只好给人家当木块一般抛着玩吗？”每个人的肉体都将腐烂在泥土里，纵使是亚历山大和凯撒最终也会沦为一摊烂泥，被人用来塞啤酒桶的口。哈姆雷特在墓园感受到生命最为真实的荒凉和虚无，他看不到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
纵观《哈姆雷特》戏剧海报的“语言”，它经历了由“情节人物展现——图形意象叠加——文字变形拼贴”几个阶段的设计重心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作为戏剧文本的《哈姆雷特》在被解读的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倾斜”——从单一的剧情及对人物性格、命运的解读，到趋于多元化的哲学意味的思考，给观众以更自由的领悟与解读空间，这当然是来自莎翁的《哈姆雷特》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在莎士比亚的众多戏剧中，《哈姆雷特》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曾在美国、英国、波兰、土耳其等国家多次上演的戏剧，《哈姆雷特》的戏剧海报所呈现的艺术样式也可以算是“一千个戏剧理念，就有一千种海报形式”。
戏剧海报是我们重新认识文本的一个重要方式，它是空间、色彩以及能够带给我们视觉冲击的图像之间的排列组合，甚至还会与文本产生互动。设计者们通过海报来实现从文本叙事到视觉叙事的转变，而在叙事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融入设计者对经典文本的独特解读，从而使文本的意义侧重也发生相应的“倾斜”。因此，对戏剧海报图像、文字背后深层意义的挖掘，也是我们解读《哈姆雷特》的重要途径。
作为莎翁剧作中最经典的戏剧，《哈姆雷特》每在一个国家被重新演绎一次，就会随之推出一张全新风格的戏剧海报——
这个阶段的海报多以人物和场景为着眼点，意在凸显主人公哈姆雷特的精神和气质。在剧本中，莎翁曾借奥菲利娅之口说道：“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是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最高的赞美——因为他拥有人所具有的美好品质。这两幅海报抓住了戏剧的核心和精髓，将发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选择、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传递给观众。
英国（1894）：身着黑衣的男子手捧骷髅
英国（1894）：身着黑衣的男子手捧人头
1894年的这两张海报为我们呈现的是穿着黑衣的男子手捧骷髅（人头），陷入深深的哀思无法自拔的画面。在《哈姆雷特》的第一幕第二场中，丧父不久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刚一上场便身着黑衣，以尽为子之孝道。表面观之，这两幅海报所展示的都是哈姆雷特捧着自己父王的头骨悼念、哀思，但是哈姆雷特曾对自己的母亲说：“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而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哈姆雷特将自己“郁结的心事”即灼烧的复仇之心掩藏在外套之下（这里头骨的意指也可能是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劳狄斯），而其冷峻的审视又将自己急切的复仇心理表现出来。
从这两幅画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哈姆雷特那种想要隐藏却又难以平复的矛盾心理。他审视头骨的同时，也是在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这条复仇之路上，哈姆雷特似乎一直在思考。他在戏剧的第一幕就已经知道杀害父王的是自己的叔父克劳狄斯，但是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他在鬼魂消失之后便怀疑它的真实性；当得知克劳狄斯正为自己的罪恶忏悔时，他在最适宜的时机却放下了正义之剑。戏剧的延宕性同时也反映在他的性格上——复仇的过程中，这个总是在思考的丹麦王子不断审问着自己关于生死的意义以及人存在的本质……
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思想意识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开始思考自身，思考自己与世界、命运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站在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哈姆雷特》，那么这部戏剧本身就是一个对人进行研究的哲学命题。哈姆雷特回到丹麦伊始，便发现“世道已经支离破碎，可恨的敌意/我竟生来以整乾坤”。他带着反抗命运、扭转时局的主宰者精神，呼唤时代的正义。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摒弃了书本中关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的认知，而去探寻人的本质：造化玩弄的愚人——乞丐的实体——泥土塑成的生命——没有心肝、逆来顺受的怯汉——尸骨的虚无和灵魂的永恒。他将对今生与来世、生存还是毁灭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贯穿在对自身及他人的认识中。 美国（1989）：骷髅表现一喜一悲的小丑面具
荷兰（2012）：骷髅戴着象征小丑的“红鼻头”
这两张海报的主体都是骷髅，与骷髅搭配的分别是代表小丑形象的面具和“红鼻头”。在莎翁的剧作中，小丑形象向来为他所钟爱。虽然这些小丑多是粗俗可笑之人，但莎翁却往往将一些严肃的哲理论断以及对生命深度思考的台词交给他们，并试图用小丑滑稽荒诞的性格和言语来消解严肃与沉重的主题氛围。在《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中，充当掘墓人的两个小丑，一边唱着歌一边掷掉挖出来的骷髅。这个场景给躲在暗处的哈姆雷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说：“（这些骷髅）现在却让蛆虫伴寝，他的下巴也掉了，一柄工役的锄头可以在他头上敲来敲去。从这种变化上，我们大可看透生命的无常。难道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么多的教养，死后却只好给人家当木块一般抛着玩吗？”每个人的肉体都将腐烂在泥土里，纵使是亚历山大和凯撒最终也会沦为一摊烂泥，被人用来塞啤酒桶的口。哈姆雷特在墓园感受到生命最为真实的荒凉和虚无，他看不到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
纵观《哈姆雷特》戏剧海报的“语言”，它经历了由“情节人物展现——图形意象叠加——文字变形拼贴”几个阶段的设计重心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作为戏剧文本的《哈姆雷特》在被解读的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倾斜”——从单一的剧情及对人物性格、命运的解读，到趋于多元化的哲学意味的思考，给观众以更自由的领悟与解读空间，这当然是来自莎翁的《哈姆雷特》所具有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