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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无锡历史上,涌现出了一批文化世家。家族文化对于文化世家的延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无锡华氏家族源远流长,形成了“尚德乐善”的家族文化,影响着一代代的华氏族人。华氏家族形成的家族文化在当代的教育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无锡华氏;家族文化;尚德乐善;家风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专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8SJSZ256)。*为本文通讯作者
一
几千年来,在南北交融中,无锡不断发展,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形成了一批望族。洪亮吉在《储氏族谱序》中曾说过:“望族‘或占一乡,或占一镇,即小有迁徙,亦不出数百里之外’。”[1]华氏当然符合这个条件。无论是居于乡间还是城市,多累世同居,即使析居也相距不远,聚集在荡口、东亭等地。无锡地方的诸多望族,以诗书传家,涌现了无数俊杰。在诸望族中,华氏素以世代行善闻名,立足地方,效力乡里,做出贡献。
一个大家族能绵延繁盛,世代不衰,不单单是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精神支持。此种精神在数代之中不断积累,凝聚成家风,影响于后世。在漫长的历史中,华氏家族形成了尚德乐善、忠孝友悌、惠济乡里的良好家族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尚有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古代同样受到重视,为教育子弟为人处世,在社会上更好发展,家族中的长辈贤人,编写家训,传之子孙,熏陶家风。家训之中,既浓缩了长辈们的人生经验,更有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对思想的归纳。无锡华氏尤其注重子女学校教育,不管任何时代,都努力寻求良师,使子弟得有教育,有所成就。
望族的背后,更有着成熟家训、家规的约束、督促,有着良好家风的熏陶。华悰韦华总结人生经验,为后世子孙虑者,成《虑得集》。“虑得集者,华贞固先生所以训其子孙者也。”[2]
在《慮得集》中,华悰韦华对华氏子弟提出了系列要求,为后世子孙所遵从。华悰韦华在《虑得集》中就家族事务,从经济理财到为人处世,均做了详细陈述。“田地户产,该科税粮,须是从实。”“凡遇事,务需要明白恭问,具陈情实。”“凡闻见言是非,先究何从何来,即时明白。”“增拓田产,置买储物,宜使兄弟通知。”“处事接物,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
华氏自南宋回迁后,虽有出仕者,但多布衣终身,不慕荣华者。对于子孙,华悰韦华提出建议:“惟愿子孙勤耕纳赋,守分养亲,力行德义,以尽庶人之道尔。”[4]如果子孙确实德才兼备,科举顺达,则也可以出仕,但务必要忠君爱国,为民效命。
广为后世所知的华太师华察,其父华谨,“惇学训子,日延四方名士与居,丰其馆谷,令极意学。”[5]后来华察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要求极严,虽然宠爱幼子华叔阳,却从不骄纵,使华叔阳成为明代最年轻的进士。再如华恩,字承之,号愚坦,“生平笃于教子”[6]。
华氏家族文化,孝义并举。依照传统社会理念,爱有等差,先对身边亲人尽孝,一层层递延而开,扩展至家族、地方、社会,方为爱之本性。对血缘亲族的尽孝是一种担当,参与宗族、地方的各类公益事业,为地方效力,则是另一种担当,孝与义并存,两种担当系于一身,此乃人立于天地之道。华氏在无锡地方上乐善好施,惠济乡里,明清两代,有十三人被崇祀为乡贤,荣耀于地方,这是华氏良好家风的结果,也是华氏名望的标志。
二
华氏乡贤在各类地方事务中积极出力。无锡历史上遭遇过许多天灾,如干旱、雨灾、旱灾、地震、水患、瘟疫、冰雹等各类灾害。各类灾患频频发生,县志中载明代各类较大的天灾人祸有七十九起,清代各类灾患六十六起。在灾患之中,具备条件的华氏族人伸出援手,赈济地方。
如明代华山,字仁甫,号静庵,成化乙未进士。在各地为官时,清廉自好,不畏豪强,惩戒不法之徒。当饥荒之时,他从各地调集粮草,赈济民众,安抚流民。华山去世之后,经地方上公举,崇祀为乡贤。华金,字子宣,号嵩峰,在通州、云南等地为官时,“严整慎密,不以烦民”。为官多年后辞职返乡,家居二十年,“不轻入城府,邑大夫或就见,言不及私。”他友爱二弟,雍睦无间,于族属孤鳏贫苦,多所赈济,“生平不殖货,家居不治垣屋。”[7]华金去世之后,经士绅公举,崇祀乡贤。
除了被推为乡贤者之外,众多华氏族人在地方上从事于公益慈善,践行华氏家训。元代华诠,乐善好施,设义学、义仓,乡人赖之。华璞“岁饥输粟千石,以赈而不秩”。明代如华守吉“敦本尚义,出粟赈饥”,华守方“湖决堤,出粟二千斛,募垦以苏民困”,华芝“成化间出谷二千斛赈贫者,大宪旌奖”。再如明代华炯、华芝,在灾荒中出力赈济。“华炯,字文熙,父守方,遗财巨万。炯无他好,惟以散财为乐,凡助边赈饥,下及捐衣施药,其门如市。”[8]如华芝,字楚英,性谨厚,巡抚周忱举为万石长,成化十八年,“饥出谷二千石,赈贫民,有司以闻,锡冠带奖之。”[9]
清代华汝修“力行善事,割田以供祠祭”,华昶曾“建义塾,置鹅湖祖坟祭田,倡建同仁堂,邑中善举,实力仔肩”[10]。华昶与地方上士绅秦震钧联合倡导创建同仁堂,以帮助贫病无力问医者,地方上好义者纷纷出力,以广义行。华昶又设栖流所三处,收容行旅之病者。[11]清代华瑞清,国子生,能为乡里任事,每有大役,邑令必就询利弊,捐资建望亭丰乐桥,修鸿山泰伯墓,皆瑞清为之,享年八十八。[12]
家境富裕,拥有较多田亩的华氏族人,往往予佃户以减免。明正统年间华焲,字文高,号东郊,行事必考虑是否符合于“义”,对于租种田地的佃农,“岁减什一”[13]。明成化年间,华佑,字文吉,号东洋,“及一切义所当为,加惠佃氓,减租十之二。”[14]正统年间华德,字文润,“取逋租二千石捐之,曰使吾乡之人得少免于贫困。”[15]“逋租”是某时某地因各种因素,佃农无法按时按量缴纳田租的情况。嘉靖年间华谨,字企容,“喜赴义,振人之急,岁减田租十之二。”[16] 对于地方上各类公共工程如修桥、修路之类,华氏积极参与。如无锡有北仓桥,本是木桥,系元皇庆中期所建。至元初年,经邑人华珪出资,改建为石桥。明正统中期,华德可建沿塘桥、显祖桥,华启兹建高家尖桥。华察捐资修建江陂桥(又名江溪桥),位于伯渎塘转北口,华察修建的桥梁,被地方上尊称为“学士桥”。
清代,无锡有青云桥,本为青云渡,后地方人士出资建为木桥。乾隆二十六年,经华希闵捐资改建为石桥。[17]明代华仲谆曾捐资建有杨巷桥,到了清乾隆年间,后人华启槐再次重建。清代华进思,在鹅湖肫捐建新桥。华进思之子华公弼,在乾隆五十年捐建延祥河桥。咸丰四年,华翼纶等人捐资重建至德桥。
除了从事公共工程外,对于教育事业,华氏族人也颇为热衷。通过科举获得更多发展的空间,自然是无数农民改变命运的机缘所在。然而,对于众多底层民众来说,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每日里的艰辛劳作,使得他们很难负担起子女的教育。华氏族人通过创办书院、义塾,为族内及地方子弟提供教育机会。清嘉庆六年华昶集资创建华氏书塾,位于城中第四箭河上,凡家中贫困者均可入学。荡口镇建有华氏书塾,系同治十年华廷植捐田二百余亩创办,书塾有房屋一所。华廷植又捐钱二千五百,存典生息,以供给无力读书及无财力参加科举考试者。[18]
三
明清两代,无锡华氏家族于科举上取得巨大突破,在仕宦上也有较多成就。一批族人担任文武要职。在官场之上,华氏族人承袭先人的厚德与家风,基于共同的认知,为国为民,造福于各地,为华氏博取了巨大的声望。
《华氏文献略》中所载较为简略,后人在《华氏本书补编》中对华氏宦望有详细记载,本文扼要择取明代华氏族人仕宦事迹加以介绍。
华氏族人为官,洁身自好,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敢于抗上。如华士宏,字任之,先后担任浙江宁波府通判,云南盐课提举司正提举等职务。云南地方上旧例,每年有盐规几千金,华士宏“却之不受,洁己奉职,商民靡不爱戴”[20]。
华氏族人出仕者,至各地为官时,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减轻民众负担,推行公共工程,造福于地方。如华文甫,字显甫,号西桥,年少聪慧,成年后“才敏而志坚”。在担任昌化知县时,于地方上有诸多贡献。至昌化,华文甫见学宫失修,捐资修葺,又建“敬一亭”,与诸生讲学其中。为振兴文教,修县志,“循名责实,取足征信”。昌化地方上的田地,入籍者仅六百亩,一般民众负担严重。在华文甫主持下,进行丈量田工作亩,“得新田二倍,赋役益轻”。在地方上,华文甫推行了诸多惠民政策,不可殚述。不过,华文甫在官场之上,既不讨好上司,又打击豪强,不为各方所喜,“以刚正不阿,不得久于其职”[21]。官场不得意,华文甫返乡养老母,著史书,万历丙申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
华氏族人,出仕入宦者,其政风体现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之上。为地方民众谋利益,为弱势群体发声,面对豪强,面对上司的阻力,丝毫不惧,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步入浑浊官场后,祖先的言传身教,圣贤的谆谆教诲,让他们保持着傲骨清风,实践着个人的认知。可一旦步入官场,自由将受限,心灵更难以自适,圣贤的教训往往与现实相冲突。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一些华氏族人选择离开官场,遁世离俗,隐遁于乡野。出则为国为民,退则独善其身,有余力则兼济地方,此为华氏族人的传统。诚如明代华察所云:“吾华在江南为望族,代多隐君子。”[22]
结语
元代陈旅在诗文中称赞无锡华氏:“泰伯当年处锡山,身辞大利远人安。至今邑里髙风在,散粟千锺不受官。”[23]明清两代,无锡华氏人才辈出,居乡有贤名,为官有官声,成为经久不衰的大族世家,正因为他们有着“尚德乐善”的良好家族文化。古人认为“家正国清”,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历史上,无锡华氏重通过良好家风的熏陶,促使子弟向善,进而能为国家、为社会奉献力量。华氏家族所具有的家风文化,历经了千百年的沉淀,融汇于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对华氏家族家风文化加以扬弃,吸收挖掘其优良内容,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洪亮吉:《诸氏族谱序》,《更生斋集》文甲集卷一,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增修本.
[2][明]高攀龙:《虑得集序》,《高子遗书》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十六至十八.
[4][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一三.
[5]《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华公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六,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三一.
[6]《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7]文征明:《中顺大夫嵩峰华公志略》,《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二十六.
[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五.
[9]《(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六.
[10][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页四至六.
[11]《(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二右.
[12]《(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三右.
[13]《东郊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四.
[14]《东洋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五.
[15]《西野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六.
[16]《一桂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十一.
[17]《(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五《桥梁》,页七.
[1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六《学校》,页二十二右.
[19][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20]《宁波府通判毅庵公》,《华氏本书补编》三十九卷,页三.
[21]《昌化县知县西桥公》,《华氏本书补编》二十九卷,页二.
[22]《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23][元]陈旅:《无锡华氏散粟赈饥不受赏二首》,《安雅堂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徐群征,(1978-),男,漢族,江苏新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刘雪光(1984-),男,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
【关键词】无锡华氏;家族文化;尚德乐善;家风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专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8SJSZ256)。*为本文通讯作者
一
几千年来,在南北交融中,无锡不断发展,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形成了一批望族。洪亮吉在《储氏族谱序》中曾说过:“望族‘或占一乡,或占一镇,即小有迁徙,亦不出数百里之外’。”[1]华氏当然符合这个条件。无论是居于乡间还是城市,多累世同居,即使析居也相距不远,聚集在荡口、东亭等地。无锡地方的诸多望族,以诗书传家,涌现了无数俊杰。在诸望族中,华氏素以世代行善闻名,立足地方,效力乡里,做出贡献。
一个大家族能绵延繁盛,世代不衰,不单单是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精神支持。此种精神在数代之中不断积累,凝聚成家风,影响于后世。在漫长的历史中,华氏家族形成了尚德乐善、忠孝友悌、惠济乡里的良好家族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尚有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古代同样受到重视,为教育子弟为人处世,在社会上更好发展,家族中的长辈贤人,编写家训,传之子孙,熏陶家风。家训之中,既浓缩了长辈们的人生经验,更有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对思想的归纳。无锡华氏尤其注重子女学校教育,不管任何时代,都努力寻求良师,使子弟得有教育,有所成就。
望族的背后,更有着成熟家训、家规的约束、督促,有着良好家风的熏陶。华悰韦华总结人生经验,为后世子孙虑者,成《虑得集》。“虑得集者,华贞固先生所以训其子孙者也。”[2]
在《慮得集》中,华悰韦华对华氏子弟提出了系列要求,为后世子孙所遵从。华悰韦华在《虑得集》中就家族事务,从经济理财到为人处世,均做了详细陈述。“田地户产,该科税粮,须是从实。”“凡遇事,务需要明白恭问,具陈情实。”“凡闻见言是非,先究何从何来,即时明白。”“增拓田产,置买储物,宜使兄弟通知。”“处事接物,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
华氏自南宋回迁后,虽有出仕者,但多布衣终身,不慕荣华者。对于子孙,华悰韦华提出建议:“惟愿子孙勤耕纳赋,守分养亲,力行德义,以尽庶人之道尔。”[4]如果子孙确实德才兼备,科举顺达,则也可以出仕,但务必要忠君爱国,为民效命。
广为后世所知的华太师华察,其父华谨,“惇学训子,日延四方名士与居,丰其馆谷,令极意学。”[5]后来华察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要求极严,虽然宠爱幼子华叔阳,却从不骄纵,使华叔阳成为明代最年轻的进士。再如华恩,字承之,号愚坦,“生平笃于教子”[6]。
华氏家族文化,孝义并举。依照传统社会理念,爱有等差,先对身边亲人尽孝,一层层递延而开,扩展至家族、地方、社会,方为爱之本性。对血缘亲族的尽孝是一种担当,参与宗族、地方的各类公益事业,为地方效力,则是另一种担当,孝与义并存,两种担当系于一身,此乃人立于天地之道。华氏在无锡地方上乐善好施,惠济乡里,明清两代,有十三人被崇祀为乡贤,荣耀于地方,这是华氏良好家风的结果,也是华氏名望的标志。
二
华氏乡贤在各类地方事务中积极出力。无锡历史上遭遇过许多天灾,如干旱、雨灾、旱灾、地震、水患、瘟疫、冰雹等各类灾害。各类灾患频频发生,县志中载明代各类较大的天灾人祸有七十九起,清代各类灾患六十六起。在灾患之中,具备条件的华氏族人伸出援手,赈济地方。
如明代华山,字仁甫,号静庵,成化乙未进士。在各地为官时,清廉自好,不畏豪强,惩戒不法之徒。当饥荒之时,他从各地调集粮草,赈济民众,安抚流民。华山去世之后,经地方上公举,崇祀为乡贤。华金,字子宣,号嵩峰,在通州、云南等地为官时,“严整慎密,不以烦民”。为官多年后辞职返乡,家居二十年,“不轻入城府,邑大夫或就见,言不及私。”他友爱二弟,雍睦无间,于族属孤鳏贫苦,多所赈济,“生平不殖货,家居不治垣屋。”[7]华金去世之后,经士绅公举,崇祀乡贤。
除了被推为乡贤者之外,众多华氏族人在地方上从事于公益慈善,践行华氏家训。元代华诠,乐善好施,设义学、义仓,乡人赖之。华璞“岁饥输粟千石,以赈而不秩”。明代如华守吉“敦本尚义,出粟赈饥”,华守方“湖决堤,出粟二千斛,募垦以苏民困”,华芝“成化间出谷二千斛赈贫者,大宪旌奖”。再如明代华炯、华芝,在灾荒中出力赈济。“华炯,字文熙,父守方,遗财巨万。炯无他好,惟以散财为乐,凡助边赈饥,下及捐衣施药,其门如市。”[8]如华芝,字楚英,性谨厚,巡抚周忱举为万石长,成化十八年,“饥出谷二千石,赈贫民,有司以闻,锡冠带奖之。”[9]
清代华汝修“力行善事,割田以供祠祭”,华昶曾“建义塾,置鹅湖祖坟祭田,倡建同仁堂,邑中善举,实力仔肩”[10]。华昶与地方上士绅秦震钧联合倡导创建同仁堂,以帮助贫病无力问医者,地方上好义者纷纷出力,以广义行。华昶又设栖流所三处,收容行旅之病者。[11]清代华瑞清,国子生,能为乡里任事,每有大役,邑令必就询利弊,捐资建望亭丰乐桥,修鸿山泰伯墓,皆瑞清为之,享年八十八。[12]
家境富裕,拥有较多田亩的华氏族人,往往予佃户以减免。明正统年间华焲,字文高,号东郊,行事必考虑是否符合于“义”,对于租种田地的佃农,“岁减什一”[13]。明成化年间,华佑,字文吉,号东洋,“及一切义所当为,加惠佃氓,减租十之二。”[14]正统年间华德,字文润,“取逋租二千石捐之,曰使吾乡之人得少免于贫困。”[15]“逋租”是某时某地因各种因素,佃农无法按时按量缴纳田租的情况。嘉靖年间华谨,字企容,“喜赴义,振人之急,岁减田租十之二。”[16] 对于地方上各类公共工程如修桥、修路之类,华氏积极参与。如无锡有北仓桥,本是木桥,系元皇庆中期所建。至元初年,经邑人华珪出资,改建为石桥。明正统中期,华德可建沿塘桥、显祖桥,华启兹建高家尖桥。华察捐资修建江陂桥(又名江溪桥),位于伯渎塘转北口,华察修建的桥梁,被地方上尊称为“学士桥”。
清代,无锡有青云桥,本为青云渡,后地方人士出资建为木桥。乾隆二十六年,经华希闵捐资改建为石桥。[17]明代华仲谆曾捐资建有杨巷桥,到了清乾隆年间,后人华启槐再次重建。清代华进思,在鹅湖肫捐建新桥。华进思之子华公弼,在乾隆五十年捐建延祥河桥。咸丰四年,华翼纶等人捐资重建至德桥。
除了从事公共工程外,对于教育事业,华氏族人也颇为热衷。通过科举获得更多发展的空间,自然是无数农民改变命运的机缘所在。然而,对于众多底层民众来说,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每日里的艰辛劳作,使得他们很难负担起子女的教育。华氏族人通过创办书院、义塾,为族内及地方子弟提供教育机会。清嘉庆六年华昶集资创建华氏书塾,位于城中第四箭河上,凡家中贫困者均可入学。荡口镇建有华氏书塾,系同治十年华廷植捐田二百余亩创办,书塾有房屋一所。华廷植又捐钱二千五百,存典生息,以供给无力读书及无财力参加科举考试者。[18]
三
明清两代,无锡华氏家族于科举上取得巨大突破,在仕宦上也有较多成就。一批族人担任文武要职。在官场之上,华氏族人承袭先人的厚德与家风,基于共同的认知,为国为民,造福于各地,为华氏博取了巨大的声望。
《华氏文献略》中所载较为简略,后人在《华氏本书补编》中对华氏宦望有详细记载,本文扼要择取明代华氏族人仕宦事迹加以介绍。
华氏族人为官,洁身自好,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敢于抗上。如华士宏,字任之,先后担任浙江宁波府通判,云南盐课提举司正提举等职务。云南地方上旧例,每年有盐规几千金,华士宏“却之不受,洁己奉职,商民靡不爱戴”[20]。
华氏族人出仕者,至各地为官时,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减轻民众负担,推行公共工程,造福于地方。如华文甫,字显甫,号西桥,年少聪慧,成年后“才敏而志坚”。在担任昌化知县时,于地方上有诸多贡献。至昌化,华文甫见学宫失修,捐资修葺,又建“敬一亭”,与诸生讲学其中。为振兴文教,修县志,“循名责实,取足征信”。昌化地方上的田地,入籍者仅六百亩,一般民众负担严重。在华文甫主持下,进行丈量田工作亩,“得新田二倍,赋役益轻”。在地方上,华文甫推行了诸多惠民政策,不可殚述。不过,华文甫在官场之上,既不讨好上司,又打击豪强,不为各方所喜,“以刚正不阿,不得久于其职”[21]。官场不得意,华文甫返乡养老母,著史书,万历丙申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
华氏族人,出仕入宦者,其政风体现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之上。为地方民众谋利益,为弱势群体发声,面对豪强,面对上司的阻力,丝毫不惧,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步入浑浊官场后,祖先的言传身教,圣贤的谆谆教诲,让他们保持着傲骨清风,实践着个人的认知。可一旦步入官场,自由将受限,心灵更难以自适,圣贤的教训往往与现实相冲突。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一些华氏族人选择离开官场,遁世离俗,隐遁于乡野。出则为国为民,退则独善其身,有余力则兼济地方,此为华氏族人的传统。诚如明代华察所云:“吾华在江南为望族,代多隐君子。”[22]
结语
元代陈旅在诗文中称赞无锡华氏:“泰伯当年处锡山,身辞大利远人安。至今邑里髙风在,散粟千锺不受官。”[23]明清两代,无锡华氏人才辈出,居乡有贤名,为官有官声,成为经久不衰的大族世家,正因为他们有着“尚德乐善”的良好家族文化。古人认为“家正国清”,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历史上,无锡华氏重通过良好家风的熏陶,促使子弟向善,进而能为国家、为社会奉献力量。华氏家族所具有的家风文化,历经了千百年的沉淀,融汇于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对华氏家族家风文化加以扬弃,吸收挖掘其优良内容,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洪亮吉:《诸氏族谱序》,《更生斋集》文甲集卷一,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增修本.
[2][明]高攀龙:《虑得集序》,《高子遗书》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十六至十八.
[4][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一三.
[5]《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华公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六,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三一.
[6]《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7]文征明:《中顺大夫嵩峰华公志略》,《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二十六.
[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五.
[9]《(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六.
[10][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页四至六.
[11]《(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二右.
[12]《(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三右.
[13]《东郊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四.
[14]《东洋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五.
[15]《西野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六.
[16]《一桂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十一.
[17]《(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五《桥梁》,页七.
[1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六《学校》,页二十二右.
[19][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20]《宁波府通判毅庵公》,《华氏本书补编》三十九卷,页三.
[21]《昌化县知县西桥公》,《华氏本书补编》二十九卷,页二.
[22]《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23][元]陈旅:《无锡华氏散粟赈饥不受赏二首》,《安雅堂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徐群征,(1978-),男,漢族,江苏新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刘雪光(1984-),男,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