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商人，他养了一头驴，赶着驴走村串户做各种买卖。他有时贩卖布匹和珠子，有时贩卖水果和新鲜蔬菜。只要能赚钱的东西，他都卖。
　　有一天，他听说海边的盐很便宜，就想：“我何不将盐贩到山村，那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于是，他赶着驴去了海边。
　　盐果然很便宜，商人买了许多盐，驮在驴背上。回来的路上要经过一座狭窄的石桥，桥下有条很深的小溪流过。商人牵着驴，在滑溜的石桥上小心翼翼地走着，驴忽然滑倒，一下子掉进小溪。驴挣扎着逆水而行，溪水把它驮的盐溶化冲走了，只剩几条空口袋还系在鞍上。驴身上没有了重东西，很容易就上了岸，轻松愉快地继续赶路。
　　不久，商人决定再去贩一次盐。于是他又带着驴到海边去，让驴驮上盐往山里走。一到那座狭窄的石桥，驴就想起它曾多么轻易地甩掉重担，不驮东西走路是多么舒服。这一回它故意跌进溪里，直到盐溶化得一干二净。
　　商人很懊恼，他损失了整整两驮盐，他怀疑驴在跟他捣鬼。商人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个办法来捉弄驴。
　　这一回，商人来到海边，买了一大包棉花。驴高高兴兴地出发了，驴想：“这口袋真轻，一到了那座石桥就会更轻了。”不久，他们来到石桥，驴又故意滚到水里去，倒在那儿挣扎，等待驮的东西像前两次一样溶化掉。但这次棉花不但没有溶化掉，反而很快吸满了水。驴感到背上的口袋越来越重，心想：“这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儿呀！”一会儿，它觉得自己在溪里直往下沉，就大叫道：“救命呀！主人，救命呀！”
　　由“事”喻“理”，首先要说说“人性”的问题。“人性”，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辩题，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告子则以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其实，从事实来看，人本质上是存在一定的“自私性”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少干一些，多得一些。基于人性的这一面，一些人经常会钻制度的空子，因为任何时候、任何单位，制度都不可能百密无疏、无懈可击，存心要“钻空子”其实是不难的事情。比如，现在实行绩效工资，理论上说，30%要根据工作“绩效”即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来发放，但事实上，一些人觉得，这30%的“份额”就应该是我的，没有拿足30%我就亏大了，你拿的超过30%就占便宜了，你就是拿走我的钱。所以，在很多学校，收入分配拉不开多大差距，于是一些人就开始“消极怠工”。
　　制度有漏洞是正常的，有人“钻空子”也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当制度出现漏洞的时候，管理者一定要及时、果断地出台“补丁程序”——为相关的管理制度制定补充规定，这样才能使管理制度逐渐趋于完善，真正起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之功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还需要分析具体情况，“无心错，视为过;有心错，视为恶”，有些违反制度的行为可能是无意的，像驴第一次滑下石桥掉进水里，情有可原，这个时候提醒提醒就可以了，但有意“钻空子”，像驴第二次掉进水中，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就需要让其知道“恶意”的代价，所以，就有了商人对制度的“打补丁”——由运易溶化的盐改运遇水更重的棉花。一些管理者或碍于情面，或缺乏果断，总觉得对“钻制度空子”的人和事“下不了手”——“何必呢？做官是暂时的，做人是长久的，大家同事一场，低头不见抬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殊不知，如果对既有制度的漏洞听之任之，对“钻空子”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动制度的脑筋，通过迂回的方式在制度规则中找到缝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就一定会形成，组织发展的动因自然就会削弱，“千里之堤”必定会“毁于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