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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介 语
为了让以阳明文化为代表的绍兴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活起来”，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计划在今天剧社基础上成立阳明剧社（阳明文化研究社），并以此为平台带动全校的大学生开展阳明文化研究与阳明文化传播实践。本期栏目，我们重点推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同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学习和研究“阳明戏”和王阳明题材小说的论文三篇。
（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 要： 明末通俗小说家冯梦龙创作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一部叙写王阳明传奇人生经历的传记小说，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王阳明生平事迹的历史小说。冯梦龙以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为依据，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笔法描述了王阳明明圣学、悟良知、讲知行的三段人生经历，不仅展现了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三不朽者”形象，同时也对后世的王阳明形象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冯梦龙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王阳明 形象塑造
王阳明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家，被誉为“真三不朽”者。在去世后，王阳明的人生传奇成为许多文人笔下戏曲和小说的创作素材。明末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所作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以下简称《靖乱录》）就是一部叙写王阳明传奇人生经历的传记小说，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王阳明生平事迹的历史小说。《靖乱录》以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为依据，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笔法描述了王阳明明圣学、悟良知、讲知行的三段人生经历，不仅展现了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三不朽者”形象，同时也对后世的王阳明形象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神奇圣人：王阳明身上的神异色彩
王阳明被他的许多弟子称为“全人”“完人”，明代小说和戏曲中的王阳明形象也出现被神异化和“三教化”的倾向，小说《靖乱录》可谓其中的代表。冯梦龙曾把《靖乱录》与自己所著佛教人物道济的小说《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和道教人物许逊的小说《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合编为《三教偶拈》。这不仅是因为冯梦龙本人倾心于三教合一，还因为他把王阳明也看成三教合一论的主要倡导者。显然，将王阳明、道济和许逊这三位奇人合体，冯梦龙有意彰显了王阳明身上的神异色彩。在《靖乱录》中，冯梦龙对王阳明形象的神异性刻画可谓是處处可见，几乎贯穿于王阳明一生的经历之中。
作为神奇圣人，王阳明的出生成长乃至许多人生经历都被附会了一些神异色彩。在小说中，王阳明因祖母岑夫人梦见神人于云中送子而生，故祖父为其取名为“云”，乡人也指其所生楼为“瑞云楼”。又如小说载：“云五岁，尚不能言。”a后有神僧路过，点明取名“王云”道破了仙人云中送子的出生秘密，于是王阳明的祖父为其更名为“守仁”后，王阳明立即开口说话了，并且能作精妙之诗。王阳明十二岁出游于市上，偶遇一相士，相士认为王阳明一生可分为胡须长到衣领、丹台上方、丹田下方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初入圣境、结成圣胎和证成圣果三境界。此后，此预测被一一验证：“须拂领”约略三十七岁“龙场悟道”，“须至上丹台”则是五十岁提出“致良知”，为平宸濠之乱后，而“须至下丹田”即五十七岁征思田逝世之时。又如，王阳明遭刘瑾陷害被贬至龙场途中，曾宿于一野庙却未入虎腹，僧大惊曰：“公非常人也！”b僧邀其至寺，王阳明遇到了曾经在铁柱宫认识的道士，道士示诗：“二十年前已识君，今来消息我先闻”，可见道士早就预知到了此次相见。
在《靖乱录》中，冯梦龙还描绘了许多神奇的梦境，更神奇的是这些梦境在王阳明后来的人生中都被逐一验证。如王阳明十五岁曾梦见伏波将军，当其五十七岁征思南时，“一日谒伏波庙，庙在梧州。拜其像，叹曰：吾十五岁梦谒马伏波，今日所见，宛如梦中。人生出处，岂偶然哉？”c并且，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两句。又如，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举浙江乡试，《靖乱录》载：“夜半，巡场者见二巨人：一衣绯，一衣绿，东西相向立，大声言曰：‘三人好做事。’言讫，忽不见。及发榜，先生与孙忠烈燧、胡尚书世宁同举。其后，宁王宸濠之变，胡发其奸，孙死其难，先生平其乱，人以为‘三人好做事’，此其验也。”d王阳明与孙燧、胡世宁三人同年中举，又共同经历了朱宸濠的叛乱，恰好验证了当年考场的仙人托梦。再如《靖乱录》记载，在王阳明二十六岁时，“一夕，梦威宁伯王越，解所佩宝剑为赠”e。后来，王阳明获得一个督造威宁伯王越之墓的机会，果然又得其家人所赠王越的佩剑，这显然又成为王阳明人生中的一件神奇之事。
除了描绘王阳明神奇梦境的应验，《靖乱录》还叙写了王阳明深得道家预知未来的导引之术。在小说中，王阳明曾筑室于阳明洞：“思铁柱宫道者之言，乃行神仙导引之术。月余，觉阳神自能出入，未来之事，便能前知。一日静坐，谓童子曰：‘有四位相公来此相访，汝可往五云门迎之。’”f也就是说，他拥有足不出户便可预先知晓外面即将发生之事的非凡能力。此外，更神奇的当属在遭遇朱宸濠叛乱时王阳明版的“借东风”了。《靖乱录》载：“先生命取瓣香，亲至船头焚香，望北再拜，曰：‘皇天若哀悯生灵，许王守仁匡扶社稷，愿即反风。若天心助逆，生民合遭涂炭，守仁愿先溺水中，不望余生矣。’言与泪下，从者俱感动。祝罢，南风渐息。须臾，樯竿上小旗飘扬，已转北风。”g显然，小说《靖乱录》对王阳明的描写已神似《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作法借东风了，这显然是将王阳明形象进行神异化的虚构。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有关王阳明的神异之事很多并非是冯梦龙杜撰出来的，而是其依据相关史传和年谱的记载改写而来。王阳明弟子钱德洪在编辑《阳明全书》时声明“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删而去之”h，故保留下来的都是王门弟子公认的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阳明先生年谱》更是由其门人集数年之功多人分工合作而成，王门上下对《阳明先生年谱》真实性的认可度极高，故而《靖乱录》对这些材料直接拿来采用。当然，小说《靖乱录》中冯梦龙对王阳明诸种神异之事的描绘也离不开“三教合一”的时代背景。自南宋起“三教合一”的影响已略有规模，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社会影响更胜往昔，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高度发达的通俗小说、通俗戏曲等民间文艺更是将“三教合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开来。如佛教题材的小说《西游记》、道教题材的小说《封神榜》就大力宣扬因果报应和神通法力等，以至于一些传统儒家题材的小说，如描写上层精英的《三国演义》和描写下层草莽的《水浒传》也都深受影响，并将许多人物都描述成具有神仙法力的道教式人物，甚至到了“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i的程度。在此时代背景下，宋代那种激烈排斥佛道二教的风气已不复存在，三教合一成为明季思想发展的主流，因而小说戏曲中的儒士文人受到仙释的影响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二、“三不朽者”：王阳明的文学形象塑造
冯梦龙创作《靖乱录》的过程虽然以相关史传和年谱为依据，但当时毕竟距王阳明去世已有百年，因而其对王阳明形象的塑造，自然会与真实的历史形象有着一定的出入。在小说中，冯梦龙通过艺术想象和小说笔法对王阳明进行了多面向的刻画。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道：“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按此标准，王阳明是毫无争议的“三不朽者”。在冯梦龙笔下，王阳明作为“三不朽者”的文学形象也正表现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
首先，在立德方面，王阳明从小立志成为有德之圣人，入仕后在多处为官的过程中一直注重考察民情，重振纲纪，移风易俗，兴建学堂，使天下学子拜服。
生而不凡的王阳明在幼年便显现出特殊气质和才智。十二岁的王阳明在京城就读私塾时，就提出了“惟为圣贤方是第一”的人生见解。在《靖乱录》中，冯梦龙将《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加以改编，将史笔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塑造了少年王阳明不服规矩，无心读经，乐做“孩儿王”的形象。在创作过程中，冯梦龙还刻意突出了王阳明性格的发展变化，使其形象更加饱满丰富。如《靖乱录》增加了王阳明少时读书的经历，“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帜，付群儿持立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j，充分展现了少年王阳明聪明好动的性格。王阳明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年纪轻轻就开始纵观塞外，有经略四方之志，这也昭示着王阳明后来令人叹服的军事才华和治理才干。
在入仕之后，王陽明每到一处任职，他都会为当地的社会治理和民众生活的改善而殚精竭虑。在尚未开化的贵州龙场，王阳明根据当地的现实情状，兴建书院以培植后进，开化教导当地百姓，激发百姓身上本来就有的“善”，用尊重百姓的方式进行治理，受到百姓的爱戴。在贵州时期，王阳明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之种，以仁德感化四方。在回乡守制期间，王阳明还受邀到稽山书院讲学。在嘉靖四年（1525），他又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同弟子们一同讲学论道，身体力行地传播“圣学”。对王阳明而言，他十分推崇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认为任何事业需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正因如此，在创作《靖乱录》的过程中，冯梦龙非常重视王阳明成长过程中“立德”这一主线，注重对他精神人格与道德境界的刻画描绘。
其次，在立功方面，王阳明自幼喜欢排兵布阵，非凡的军事才能使他轻而易举就平定了多场叛乱，拯朝廷之困厄，除地方之苦难，建立了巨大功业。
就王阳明的一生而言，他有三次重大的靖乱军事行动：第一次是正德十三年（1518）平江西“匪患之乱”；第二次是正德十四年（1519）平南昌“宸濠之乱”；第三次是嘉靖七年（1528）平广西“土著之乱”。相比于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冯梦龙《靖乱录》的关注点侧重于展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而不是没有轻重之分地叙述一生经历，故在《靖乱录》中对王阳明平乱事功做了重点描绘，包括与不同奸党集团作斗争时所运用的各种政治谋略。其中，关于“宸濠之乱”的描绘最为精彩，冯梦龙用了占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这段传奇经历，王阳明率临时拼凑的地方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仅以三十五天就平息了宁王朱宸濠蓄谋多年的军事叛乱。对于平乱后的治理以及百姓的安抚工作，王阳明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平乱本身不是目的，平乱的目的就是为使百姓安居乐业。
为了突出王阳明的军事家形象，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冯梦龙也多次用王阳明属下人物的言行作衬托，凸显王阳明的足智多谋、举重若轻。在《靖乱录》中，冯梦龙还非常传神地描述了王阳明与奸党张忠、许泰之流“校场比箭”的场景。作家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一方面用大量文字描写张忠、许泰等奸党目空一切、气焰嚣张的神态；另一方面则凸显王阳明神闲气定、后发制人的计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等细节描绘为王阳明的“帅才”形象增色不少。冯梦龙还着重表现了王阳明在应对张忠、许泰等奸党刁难的政治智慧，王阳明对北军将士以情动人，以礼相待的细节中，他用真情感染了北军士兵，挫败了张忠、许泰奸党等的阴谋。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王阳明不管处于何种险境，都能凭借自己的超群之智，运筹帷幄，力挫群奸，立于不败之地。究其根源，是其忧国忧民，良知本性的道德自觉。冯梦龙之所以能鲜明地刻画出王阳明的大智大勇与大仁大义，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了王阳明一生追求圣贤的精神内质，其形象特征被细腻巧妙地反映在点滴之处，达到了无须用过多艺术手法便能使人物形象达到深入人心的境地。
再次，在立言方面，王阳明构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明言“心外无理”，力行“知行合一”，昭明“致良知”，并致力于将心学思想传于后世。
在《靖乱录》中，冯梦龙采用了双线的叙事结构，明线主要表现王阳明的出身与靖乱事功，暗线则是展现王阳明一生投身于思想探索，创设心学，传道论学，努力成为圣人的精神历程。这种复合式的双线表现手法，很好地刻画了王阳明一代心学宗师的形象。就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内涵而言，其主要体现在“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个命题上。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宇宙即是吾心”的思想，认为心是宇宙之主宰与本源。“心外无理”是建立在“惟为圣贤方是第一”这一人生追求的基点上的，“理”是规范行为的道德意识与原则，所以他认为有怎样的心就会生发怎样的理。由此可见，王阳明强化了“理”的道德力量，“心者，身之主宰”此句可见他将心的强大统摄力进一步凸显。“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提出的重要命题，对主体的能动作用加以肯定。他认为真正的“知行合一”是去除心中不善的杂念，在自律自省后进行实践。在之后的讲学论道中，王阳明不断完善了此观点，实现了与其整个哲学系统的互相印证乃至融合，尤其是与“致良知”的观点进行了统一。良知即是不分老幼与贤愚的是非之心，其具有道德判断的功能，王阳明指出为了去恶存善，在理欲得纠葛中存理去欲，就需要自发善念，这是顺应良知本体的自然发因。王阳明留给后世的四句教更是对其心学的精辟总结，即在心中建立“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世界观、“有善有恶意之动”的人生观、“知善知恶是良知”的价值观，并用“为善去恶是格物”的方法论一以贯之。 在《靖乱录》中，冯梦龙以史实为基，进行了诸多的渲染，运用“文所本无，事所必有”的虚实相间的艺术笔调，将《阳明先生年谱》中不少平铺直叙的叙述性文字改为对话，并在其中增加了悬念和曲折的情节，对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等描写使原本单一枯燥的史实年谱更具有可读性。冯梦龙对王阳明作为“三不朽者”文学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对明代通俗小说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贡献。
三、“实干家”：王阳明的价值体认
由于冯梦龙在写作需求、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所以小说《靖乱录》不可能完全根据《阳明先生年谱》编撰者的意图进行铺叙。实际上，小说《靖乱录》是冯梦龙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在年谱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中蕴含着冯梦龙主观性很强的创作意图。结合冯梦龙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现实可知，冯梦龙对王阳明形象的塑造饱含着鲜明的价值体认的。《靖乱录》中的王阳明被塑造为一位有济世情怀，能够为百姓做事的“实干家”在当时无疑是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的。
首先，《靖乱录》中的王阳明形象寄托了冯梦龙改变世风的内心诉求。冯梦龙主要活动于晚明时期，此时的大明王朝正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内有宦官扰政，加之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外则有满洲铁骑侵境，而朝廷无安邦定国之良将，社稷在风雨中飘摇。冯梦龙一生为考科举耗尽心血，抱负高远却不得志，目睹国家危亡却无能为力，故将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寄托于笔下神勇无比的王阳明形象上，在他身上倾注自己对救世英雄的渴求，借此排解郁结之情，反映出当时士人积极拯救国计民生的真切期盼。《靖乱录》文末有一首冯梦龙署名自作的诗，其中“平蛮定乱奏奇功，只在先生掌握中”两句，鲜明地概括了冯梦龙对王阳明的景仰之情。在明代作家中，冯梦龙应该说独具慧眼，紧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注意到王阳明精神思想的救世意义。
其次，《靖乱录》中的王阳明形象寄托了冯梦龙净化朝政的责任担当。在《靖乱录》中，冯梦龙对明代朝政的腐败与黑暗有相当深刻的揭露。面對朝纲紊乱，吏制崩塌，他认为朝廷执政者还不如“盗贼”。当王阳明叛乱平定之后，一些朝廷佞臣要将平叛据为己功，鼓动“好玩耍”的正德皇帝“御驾亲征”，趁机南行取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笔锋直指当时的皇帝了。关于农民暴动的描写，实际上揭示了官逼民反的事实。如《靖乱录》揭露了浰头的贼首池仲容行恶的根源就是“因被仇家告害，官府不明”而“落草”……联系明末政治的种种弊病，冯梦龙对王阳明的崇敬与赞颂也就不难理解了。像王阳明这样有济世情怀，能够为百姓做事的能臣干将，何尝不是冯梦龙在国家危难时强烈呼唤的忠臣能将呢？冯梦龙通过塑造王阳明展现孝忠等儒家核心价值，从而劝善止恶。在儒家的角度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亲很容易转化成爱国爱君，这种爱是一种积极而深刻的责任担当。王阳明的思孝之心既不会因为刘瑾等奸佞的迫害而屈服，反而经过死里逃生的磨炼而在龙场悟道，同时也不会因为妒贤嫉功的江彬、许泰等小人的猜忌而减损，反而使学问修养更加纯熟。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之所以施政有效并受到爱戴，全在于其明德亲民的为政之道，在于忠于内心的责任担当，在于不因外界风云变化而忘却“致良知”的信条。冯梦龙通过塑造王阳明的形象希望政治者同样能够在把握人心、权衡利弊的条件下，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应对不同情况，以知行合一的思想意识将安定民心与治理国家很好地结合起来。
再次，冯梦龙笔下的王阳明形象寄托了他教化世人的精神追求。在小说的创作中，冯梦龙重视“小说作品的教化作用，以警世、劝诫为主要创作宗旨，以小说作为挽救世风、教化人心的工具”k。冯梦龙对王阳明形象的塑造，基于很强的社会现实性，即以下层社会生活场景为依托，表述了平民化的伦理道德，实质上是为了通过提升百姓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平来协调社会人际关系，传播良知之学以教化世人，从而促使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在《靖乱录》有限的表现空间中，冯梦龙尽可能地选取了最能体现王阳明形象特性的生平事迹，并将这些生平事迹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刻画表现，让各个阶层的读者都能轻而易举地感知到王阳明的精神思想，从中汲取抗击浊世的力量。可以说，在匡正时弊方面，冯梦龙的写作意图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一脉相承的。
明中后期兴起的关于人性觉醒的思潮对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思想多元并存的局面。冯梦龙在《靖乱录》中通过对王阳明的形象塑造，将道德伦常化、日常化，将修身齐家的理念放到了世俗语境中，昭明了通过道德的修养可以构筑个体幸福，将现实利益提升为日常的自觉理念，从而将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扭转了僵硬的理教和纵情的时代风气所带来的流弊，实现了将教化寓于日常生活的初衷，因而具有较强的社会感染力，可以引导人们在迷失沉沦时找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破开生命的桎梏，从而获得行动的智慧，在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中到达一个既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又可以内心“不动如山”的境界。事实上，在冯梦龙“情教”理论的影响下，以“教化”为中心的小说创作价值观念，在明末小说界及小说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对“新儒学”的接受与在艺术创作上的积极呼应，体现了冯梦龙等作为儒士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abcdefgj〔明〕冯梦龙、邹守益原著，张昭炜编注：《王阳明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第54页，第204页，第16页，第18页，第21页，第143页，第12页。
h 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3页。
i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k 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作 者： 马逸聃，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为了让以阳明文化为代表的绍兴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活起来”，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计划在今天剧社基础上成立阳明剧社（阳明文化研究社），并以此为平台带动全校的大学生开展阳明文化研究与阳明文化传播实践。本期栏目，我们重点推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同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学习和研究“阳明戏”和王阳明题材小说的论文三篇。
（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 要： 明末通俗小说家冯梦龙创作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一部叙写王阳明传奇人生经历的传记小说，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王阳明生平事迹的历史小说。冯梦龙以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为依据，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笔法描述了王阳明明圣学、悟良知、讲知行的三段人生经历，不仅展现了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三不朽者”形象，同时也对后世的王阳明形象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冯梦龙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王阳明 形象塑造
王阳明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家，被誉为“真三不朽”者。在去世后，王阳明的人生传奇成为许多文人笔下戏曲和小说的创作素材。明末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所作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以下简称《靖乱录》）就是一部叙写王阳明传奇人生经历的传记小说，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王阳明生平事迹的历史小说。《靖乱录》以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为依据，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笔法描述了王阳明明圣学、悟良知、讲知行的三段人生经历，不仅展现了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三不朽者”形象，同时也对后世的王阳明形象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神奇圣人：王阳明身上的神异色彩
王阳明被他的许多弟子称为“全人”“完人”，明代小说和戏曲中的王阳明形象也出现被神异化和“三教化”的倾向，小说《靖乱录》可谓其中的代表。冯梦龙曾把《靖乱录》与自己所著佛教人物道济的小说《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和道教人物许逊的小说《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合编为《三教偶拈》。这不仅是因为冯梦龙本人倾心于三教合一，还因为他把王阳明也看成三教合一论的主要倡导者。显然，将王阳明、道济和许逊这三位奇人合体，冯梦龙有意彰显了王阳明身上的神异色彩。在《靖乱录》中，冯梦龙对王阳明形象的神异性刻画可谓是處处可见，几乎贯穿于王阳明一生的经历之中。
作为神奇圣人，王阳明的出生成长乃至许多人生经历都被附会了一些神异色彩。在小说中，王阳明因祖母岑夫人梦见神人于云中送子而生，故祖父为其取名为“云”，乡人也指其所生楼为“瑞云楼”。又如小说载：“云五岁，尚不能言。”a后有神僧路过，点明取名“王云”道破了仙人云中送子的出生秘密，于是王阳明的祖父为其更名为“守仁”后，王阳明立即开口说话了，并且能作精妙之诗。王阳明十二岁出游于市上，偶遇一相士，相士认为王阳明一生可分为胡须长到衣领、丹台上方、丹田下方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初入圣境、结成圣胎和证成圣果三境界。此后，此预测被一一验证：“须拂领”约略三十七岁“龙场悟道”，“须至上丹台”则是五十岁提出“致良知”，为平宸濠之乱后，而“须至下丹田”即五十七岁征思田逝世之时。又如，王阳明遭刘瑾陷害被贬至龙场途中，曾宿于一野庙却未入虎腹，僧大惊曰：“公非常人也！”b僧邀其至寺，王阳明遇到了曾经在铁柱宫认识的道士，道士示诗：“二十年前已识君，今来消息我先闻”，可见道士早就预知到了此次相见。
在《靖乱录》中，冯梦龙还描绘了许多神奇的梦境，更神奇的是这些梦境在王阳明后来的人生中都被逐一验证。如王阳明十五岁曾梦见伏波将军，当其五十七岁征思南时，“一日谒伏波庙，庙在梧州。拜其像，叹曰：吾十五岁梦谒马伏波，今日所见，宛如梦中。人生出处，岂偶然哉？”c并且，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两句。又如，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举浙江乡试，《靖乱录》载：“夜半，巡场者见二巨人：一衣绯，一衣绿，东西相向立，大声言曰：‘三人好做事。’言讫，忽不见。及发榜，先生与孙忠烈燧、胡尚书世宁同举。其后，宁王宸濠之变，胡发其奸，孙死其难，先生平其乱，人以为‘三人好做事’，此其验也。”d王阳明与孙燧、胡世宁三人同年中举，又共同经历了朱宸濠的叛乱，恰好验证了当年考场的仙人托梦。再如《靖乱录》记载，在王阳明二十六岁时，“一夕，梦威宁伯王越，解所佩宝剑为赠”e。后来，王阳明获得一个督造威宁伯王越之墓的机会，果然又得其家人所赠王越的佩剑，这显然又成为王阳明人生中的一件神奇之事。
除了描绘王阳明神奇梦境的应验，《靖乱录》还叙写了王阳明深得道家预知未来的导引之术。在小说中，王阳明曾筑室于阳明洞：“思铁柱宫道者之言，乃行神仙导引之术。月余，觉阳神自能出入，未来之事，便能前知。一日静坐，谓童子曰：‘有四位相公来此相访，汝可往五云门迎之。’”f也就是说，他拥有足不出户便可预先知晓外面即将发生之事的非凡能力。此外，更神奇的当属在遭遇朱宸濠叛乱时王阳明版的“借东风”了。《靖乱录》载：“先生命取瓣香，亲至船头焚香，望北再拜，曰：‘皇天若哀悯生灵，许王守仁匡扶社稷，愿即反风。若天心助逆，生民合遭涂炭，守仁愿先溺水中，不望余生矣。’言与泪下，从者俱感动。祝罢，南风渐息。须臾，樯竿上小旗飘扬，已转北风。”g显然，小说《靖乱录》对王阳明的描写已神似《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作法借东风了，这显然是将王阳明形象进行神异化的虚构。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有关王阳明的神异之事很多并非是冯梦龙杜撰出来的，而是其依据相关史传和年谱的记载改写而来。王阳明弟子钱德洪在编辑《阳明全书》时声明“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删而去之”h，故保留下来的都是王门弟子公认的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阳明先生年谱》更是由其门人集数年之功多人分工合作而成，王门上下对《阳明先生年谱》真实性的认可度极高，故而《靖乱录》对这些材料直接拿来采用。当然，小说《靖乱录》中冯梦龙对王阳明诸种神异之事的描绘也离不开“三教合一”的时代背景。自南宋起“三教合一”的影响已略有规模，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社会影响更胜往昔，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高度发达的通俗小说、通俗戏曲等民间文艺更是将“三教合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开来。如佛教题材的小说《西游记》、道教题材的小说《封神榜》就大力宣扬因果报应和神通法力等，以至于一些传统儒家题材的小说，如描写上层精英的《三国演义》和描写下层草莽的《水浒传》也都深受影响，并将许多人物都描述成具有神仙法力的道教式人物，甚至到了“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i的程度。在此时代背景下，宋代那种激烈排斥佛道二教的风气已不复存在，三教合一成为明季思想发展的主流，因而小说戏曲中的儒士文人受到仙释的影响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二、“三不朽者”：王阳明的文学形象塑造
冯梦龙创作《靖乱录》的过程虽然以相关史传和年谱为依据，但当时毕竟距王阳明去世已有百年，因而其对王阳明形象的塑造，自然会与真实的历史形象有着一定的出入。在小说中，冯梦龙通过艺术想象和小说笔法对王阳明进行了多面向的刻画。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道：“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按此标准，王阳明是毫无争议的“三不朽者”。在冯梦龙笔下，王阳明作为“三不朽者”的文学形象也正表现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
首先，在立德方面，王阳明从小立志成为有德之圣人，入仕后在多处为官的过程中一直注重考察民情，重振纲纪，移风易俗，兴建学堂，使天下学子拜服。
生而不凡的王阳明在幼年便显现出特殊气质和才智。十二岁的王阳明在京城就读私塾时，就提出了“惟为圣贤方是第一”的人生见解。在《靖乱录》中，冯梦龙将《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加以改编，将史笔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塑造了少年王阳明不服规矩，无心读经，乐做“孩儿王”的形象。在创作过程中，冯梦龙还刻意突出了王阳明性格的发展变化，使其形象更加饱满丰富。如《靖乱录》增加了王阳明少时读书的经历，“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帜，付群儿持立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j，充分展现了少年王阳明聪明好动的性格。王阳明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年纪轻轻就开始纵观塞外，有经略四方之志，这也昭示着王阳明后来令人叹服的军事才华和治理才干。
在入仕之后，王陽明每到一处任职，他都会为当地的社会治理和民众生活的改善而殚精竭虑。在尚未开化的贵州龙场，王阳明根据当地的现实情状，兴建书院以培植后进，开化教导当地百姓，激发百姓身上本来就有的“善”，用尊重百姓的方式进行治理，受到百姓的爱戴。在贵州时期，王阳明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之种，以仁德感化四方。在回乡守制期间，王阳明还受邀到稽山书院讲学。在嘉靖四年（1525），他又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同弟子们一同讲学论道，身体力行地传播“圣学”。对王阳明而言，他十分推崇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认为任何事业需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正因如此，在创作《靖乱录》的过程中，冯梦龙非常重视王阳明成长过程中“立德”这一主线，注重对他精神人格与道德境界的刻画描绘。
其次，在立功方面，王阳明自幼喜欢排兵布阵，非凡的军事才能使他轻而易举就平定了多场叛乱，拯朝廷之困厄，除地方之苦难，建立了巨大功业。
就王阳明的一生而言，他有三次重大的靖乱军事行动：第一次是正德十三年（1518）平江西“匪患之乱”；第二次是正德十四年（1519）平南昌“宸濠之乱”；第三次是嘉靖七年（1528）平广西“土著之乱”。相比于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冯梦龙《靖乱录》的关注点侧重于展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而不是没有轻重之分地叙述一生经历，故在《靖乱录》中对王阳明平乱事功做了重点描绘，包括与不同奸党集团作斗争时所运用的各种政治谋略。其中，关于“宸濠之乱”的描绘最为精彩，冯梦龙用了占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这段传奇经历，王阳明率临时拼凑的地方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仅以三十五天就平息了宁王朱宸濠蓄谋多年的军事叛乱。对于平乱后的治理以及百姓的安抚工作，王阳明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平乱本身不是目的，平乱的目的就是为使百姓安居乐业。
为了突出王阳明的军事家形象，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冯梦龙也多次用王阳明属下人物的言行作衬托，凸显王阳明的足智多谋、举重若轻。在《靖乱录》中，冯梦龙还非常传神地描述了王阳明与奸党张忠、许泰之流“校场比箭”的场景。作家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一方面用大量文字描写张忠、许泰等奸党目空一切、气焰嚣张的神态；另一方面则凸显王阳明神闲气定、后发制人的计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等细节描绘为王阳明的“帅才”形象增色不少。冯梦龙还着重表现了王阳明在应对张忠、许泰等奸党刁难的政治智慧，王阳明对北军将士以情动人，以礼相待的细节中，他用真情感染了北军士兵，挫败了张忠、许泰奸党等的阴谋。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王阳明不管处于何种险境，都能凭借自己的超群之智，运筹帷幄，力挫群奸，立于不败之地。究其根源，是其忧国忧民，良知本性的道德自觉。冯梦龙之所以能鲜明地刻画出王阳明的大智大勇与大仁大义，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了王阳明一生追求圣贤的精神内质，其形象特征被细腻巧妙地反映在点滴之处，达到了无须用过多艺术手法便能使人物形象达到深入人心的境地。
再次，在立言方面，王阳明构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明言“心外无理”，力行“知行合一”，昭明“致良知”，并致力于将心学思想传于后世。
在《靖乱录》中，冯梦龙采用了双线的叙事结构，明线主要表现王阳明的出身与靖乱事功，暗线则是展现王阳明一生投身于思想探索，创设心学，传道论学，努力成为圣人的精神历程。这种复合式的双线表现手法，很好地刻画了王阳明一代心学宗师的形象。就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内涵而言，其主要体现在“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个命题上。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宇宙即是吾心”的思想，认为心是宇宙之主宰与本源。“心外无理”是建立在“惟为圣贤方是第一”这一人生追求的基点上的，“理”是规范行为的道德意识与原则，所以他认为有怎样的心就会生发怎样的理。由此可见，王阳明强化了“理”的道德力量，“心者，身之主宰”此句可见他将心的强大统摄力进一步凸显。“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提出的重要命题，对主体的能动作用加以肯定。他认为真正的“知行合一”是去除心中不善的杂念，在自律自省后进行实践。在之后的讲学论道中，王阳明不断完善了此观点，实现了与其整个哲学系统的互相印证乃至融合，尤其是与“致良知”的观点进行了统一。良知即是不分老幼与贤愚的是非之心，其具有道德判断的功能，王阳明指出为了去恶存善，在理欲得纠葛中存理去欲，就需要自发善念，这是顺应良知本体的自然发因。王阳明留给后世的四句教更是对其心学的精辟总结，即在心中建立“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世界观、“有善有恶意之动”的人生观、“知善知恶是良知”的价值观，并用“为善去恶是格物”的方法论一以贯之。 在《靖乱录》中，冯梦龙以史实为基，进行了诸多的渲染，运用“文所本无，事所必有”的虚实相间的艺术笔调，将《阳明先生年谱》中不少平铺直叙的叙述性文字改为对话，并在其中增加了悬念和曲折的情节，对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等描写使原本单一枯燥的史实年谱更具有可读性。冯梦龙对王阳明作为“三不朽者”文学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对明代通俗小说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贡献。
三、“实干家”：王阳明的价值体认
由于冯梦龙在写作需求、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所以小说《靖乱录》不可能完全根据《阳明先生年谱》编撰者的意图进行铺叙。实际上，小说《靖乱录》是冯梦龙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在年谱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中蕴含着冯梦龙主观性很强的创作意图。结合冯梦龙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现实可知，冯梦龙对王阳明形象的塑造饱含着鲜明的价值体认的。《靖乱录》中的王阳明被塑造为一位有济世情怀，能够为百姓做事的“实干家”在当时无疑是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的。
首先，《靖乱录》中的王阳明形象寄托了冯梦龙改变世风的内心诉求。冯梦龙主要活动于晚明时期，此时的大明王朝正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内有宦官扰政，加之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外则有满洲铁骑侵境，而朝廷无安邦定国之良将，社稷在风雨中飘摇。冯梦龙一生为考科举耗尽心血，抱负高远却不得志，目睹国家危亡却无能为力，故将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寄托于笔下神勇无比的王阳明形象上，在他身上倾注自己对救世英雄的渴求，借此排解郁结之情，反映出当时士人积极拯救国计民生的真切期盼。《靖乱录》文末有一首冯梦龙署名自作的诗，其中“平蛮定乱奏奇功，只在先生掌握中”两句，鲜明地概括了冯梦龙对王阳明的景仰之情。在明代作家中，冯梦龙应该说独具慧眼，紧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注意到王阳明精神思想的救世意义。
其次，《靖乱录》中的王阳明形象寄托了冯梦龙净化朝政的责任担当。在《靖乱录》中，冯梦龙对明代朝政的腐败与黑暗有相当深刻的揭露。面對朝纲紊乱，吏制崩塌，他认为朝廷执政者还不如“盗贼”。当王阳明叛乱平定之后，一些朝廷佞臣要将平叛据为己功，鼓动“好玩耍”的正德皇帝“御驾亲征”，趁机南行取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笔锋直指当时的皇帝了。关于农民暴动的描写，实际上揭示了官逼民反的事实。如《靖乱录》揭露了浰头的贼首池仲容行恶的根源就是“因被仇家告害，官府不明”而“落草”……联系明末政治的种种弊病，冯梦龙对王阳明的崇敬与赞颂也就不难理解了。像王阳明这样有济世情怀，能够为百姓做事的能臣干将，何尝不是冯梦龙在国家危难时强烈呼唤的忠臣能将呢？冯梦龙通过塑造王阳明展现孝忠等儒家核心价值，从而劝善止恶。在儒家的角度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亲很容易转化成爱国爱君，这种爱是一种积极而深刻的责任担当。王阳明的思孝之心既不会因为刘瑾等奸佞的迫害而屈服，反而经过死里逃生的磨炼而在龙场悟道，同时也不会因为妒贤嫉功的江彬、许泰等小人的猜忌而减损，反而使学问修养更加纯熟。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之所以施政有效并受到爱戴，全在于其明德亲民的为政之道，在于忠于内心的责任担当，在于不因外界风云变化而忘却“致良知”的信条。冯梦龙通过塑造王阳明的形象希望政治者同样能够在把握人心、权衡利弊的条件下，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应对不同情况，以知行合一的思想意识将安定民心与治理国家很好地结合起来。
再次，冯梦龙笔下的王阳明形象寄托了他教化世人的精神追求。在小说的创作中，冯梦龙重视“小说作品的教化作用，以警世、劝诫为主要创作宗旨，以小说作为挽救世风、教化人心的工具”k。冯梦龙对王阳明形象的塑造，基于很强的社会现实性，即以下层社会生活场景为依托，表述了平民化的伦理道德，实质上是为了通过提升百姓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平来协调社会人际关系，传播良知之学以教化世人，从而促使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在《靖乱录》有限的表现空间中，冯梦龙尽可能地选取了最能体现王阳明形象特性的生平事迹，并将这些生平事迹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刻画表现，让各个阶层的读者都能轻而易举地感知到王阳明的精神思想，从中汲取抗击浊世的力量。可以说，在匡正时弊方面，冯梦龙的写作意图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一脉相承的。
明中后期兴起的关于人性觉醒的思潮对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思想多元并存的局面。冯梦龙在《靖乱录》中通过对王阳明的形象塑造，将道德伦常化、日常化，将修身齐家的理念放到了世俗语境中，昭明了通过道德的修养可以构筑个体幸福，将现实利益提升为日常的自觉理念，从而将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扭转了僵硬的理教和纵情的时代风气所带来的流弊，实现了将教化寓于日常生活的初衷，因而具有较强的社会感染力，可以引导人们在迷失沉沦时找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破开生命的桎梏，从而获得行动的智慧，在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中到达一个既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又可以内心“不动如山”的境界。事实上，在冯梦龙“情教”理论的影响下，以“教化”为中心的小说创作价值观念，在明末小说界及小说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对“新儒学”的接受与在艺术创作上的积极呼应，体现了冯梦龙等作为儒士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abcdefgj〔明〕冯梦龙、邹守益原著，张昭炜编注：《王阳明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第54页，第204页，第16页，第18页，第21页，第143页，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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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k 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作 者： 马逸聃，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