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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美国和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比较数据,试图对导致制度变迁的三类因素的普遍性和运行机制进行评价。这些因素是:机遇(或外因)、内因以及理性的人类预见。其中理性预见是引起制度变迁的因素当中最少出现的,笔者例举了制度创立者和政府对制度变迁的干预来加以说明,并讨论了这些干预的相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