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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当代女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独创了居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社会自传体裁，以平白中性的笔调书写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变迁。在她的社会自传作品中杂糅了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公共与私人、外在与内心等多重对立空间。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依托，从空间的角度入手，剖析其社会自传中的叙事空间，以此揭露作者的内心流亡及无法消弭隔阂实现融合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安妮·埃尔诺；社会自传；叙事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2
引言：
安妮·埃尔诺在法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已逐步跨入经典行列。她的作品大多回忆个人的经历，将写作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作品，安妮·埃尔诺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吧”。[1]她1940年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Lillebonne），父母在诺曼底的小城伊沃托（Yvetot）开了一家咖啡食品杂货店。尽管家境贫寒，但她刻苦学习，成绩斐然。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后，她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中学教授现代文学，后与一位良好出身的男人结婚，成功地跻身于上流社会阶层。1974年，安妮·埃尔诺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创作了《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位置》（La Place）《一个女人》（Une femme）《耻辱》（La Honte）《悠悠岁月》（Les Années）等一系列作品。她的作品由始自终都摈弃了虚构与幻想，以自己及身边人为主题，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融合了社会进程与个人经历，开创了极具特色的社会自传。安妮·埃尔诺在其社会自传作品中剖析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学业、婚姻、工作等，用一种尽量还原事实本身的中性口吻书写她及她所代表的“阶层变节者”的困惑与迷茫。
叙事学（narratologie）一词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T.Todorov）1969年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首次提出，“用以指研究叙事结构的学问”[2]。它在法国兴起，随后迅速扩展到其它国家。虽然根基较浅，但叙事学理论方兴未艾，且不断向纵深发展。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提出的故事（récit）与话语（discours）这一对概念，美国著名的叙事学家查特曼（S. Chatman）把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空间也区分为“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则是叙事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3]其中，“‘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除了为人物提供了必需的活动场所，‘故事空间’也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题旨的重要方式”。[4]安妮·埃尔诺在她的社会自传中打造了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连的“故事空间”，既包含了下层社会与上流社会的迥异，又囊括了男女家庭内外角色的分歧，还涉及到外在与内心的抗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故事空间”使一位出身低微，通过奋发努力实现阶层跨越，却依然找不到归属感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她的心路历程。
一、“我们那儿”（chez nous）与“在那边”（par là-bas）
安妮·埃尔诺社会自传中最明显的“故事空间”是她所来源的下层社会与她所跨入的上流社会，这两个对立的阶层在她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安妮·埃尔诺的父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早早辍学进入工厂工作。但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开了一家咖啡食品杂货店，成为了小商人。他们把所有的愿望和抱负都寄托在女儿的学业上，希望她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文化人，可以过得比他们好。安妮·埃尔诺在小城伊沃托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生活在她家的咖啡食品杂货店所在的“我们那儿”。这里是穷人们的聚居地，到处是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的房前带着夹着篱笆的小院和菜园子。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他们的‘经济实力’比较差”[5]，说着夹杂着方言土语的法语。而人人讲着标准法语的“在那边”有宽阔的人行道，漂亮的私人住宅，是富人们的领地。“我们那儿”的人们无比羡慕“在那边”的生活，二者几乎没有交集。安妮·埃尔诺从小就感受到了这两个空间的对立，“我们那儿”代表了她极力想要逃离的下层社会，“在那边”则是她梦想进入的上流知识分子阶层。
“我们那儿”出身的安妮·埃尔诺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考取了中学教师资格证，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后来与一位出身良好的男人组建家庭，真正地成为“在那边”的一员。然而“培养哺育过我的学校、家庭和我住过的省份都曾对我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造就了我今天的性格特征”。[6]由下层社会跨越至上流社会的安妮·埃尔诺始终感受到这两个对立阶层的隔膜，她无法抹去“我们那儿”的痕迹，内心深处无休止地重复着“耻辱感”，无法真正地融合进“在那边”的世界中。这种挣扎与斗争有力地塑造了作为“阶层變节者”安妮·埃尔诺的形象。
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作为法国当代女性，安妮·埃尔诺的社会自传是女性成长与发展的缩影，反映了自二战以来女性在法国社会中的处境与遭遇。她以自身的经历为蓝本，展现了男女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即家庭内外扮演的不同角色，通过这两重对立的“故事空间”揭露了两性之间依然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安妮·埃尔诺描写了若干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女性亲人，包括她的奶奶、外婆、妈妈、婆婆等。奶奶是一名女工，在鲁昂的工厂里加工布料；外公很早就去世了，外婆一个人纺布织线、洗衣熨衣，支撑整个家庭；妈妈先是工厂女工，后来成为一家勉强维持生计的咖啡食品杂货店的女老板。她们都来源于下层社会，既要照料家庭、养育儿女，又要辛勤劳作、贴补家用，家庭内外都需兼顾。而她的婆婆是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女性，“和我的母亲同岁，但人家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面色滋润，双手细腻。她还会弹钢琴，随便什么曲子拿起来便弹，并且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7]她只需照顾好丈夫和孩子，完全不用出去工作，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家庭内外两重“故事空间”的不同遭遇反映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安妮·埃爾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是中学教师，丈夫是公务员，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下层社会进入到知识分子阶层，然而她却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资产阶级女性被男权凌驾、禁锢的地位。婚后的生活恍若密封于斗室中，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照料家庭上，她每天忙得团团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继续追逐文学梦想。而她的丈夫结束工作回到家中，依然可以继续自己的爱好，彻底放松身心，家中的琐事理所当然归属于妻子。这是布迪厄的“男性统治”理论在两性间的真实写照。男性只需完成公共空间的使命，而女性不论多高的学识水平，始终需要协调好家庭内外的关系，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被称为“女版布迪厄”的安妮·埃尔诺对“男性统治”深有体会，男女两性在公共与私人空间的不对等更加加深了二者之间的不公平地位。
结语：
安妮·埃尔诺虽然由贫苦的下层社会上升至上流社会，然而她出身的阶层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使她的内心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冲突中。一方面她已经回不去她所来源的下层社会，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融入上流社会。因此，寻找失去的自我是她的社会自传作品中隐藏的主题。她代表着所有的“阶层变节者”们，代表着被男权压制的女性们，她的个人回忆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共鸣，事实上书写了整个社会的集体回忆，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与时代的变迁。
注释：
[1]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28.
[2]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p.1.
[3]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p.129.
[4]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p.132.
[5]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54.
[6]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48.
[7]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07.
参考文献：
[1]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2]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关键词：安妮·埃尔诺；社会自传；叙事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2
引言：
安妮·埃尔诺在法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已逐步跨入经典行列。她的作品大多回忆个人的经历，将写作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作品，安妮·埃尔诺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吧”。[1]她1940年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Lillebonne），父母在诺曼底的小城伊沃托（Yvetot）开了一家咖啡食品杂货店。尽管家境贫寒，但她刻苦学习，成绩斐然。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后，她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中学教授现代文学，后与一位良好出身的男人结婚，成功地跻身于上流社会阶层。1974年，安妮·埃尔诺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创作了《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位置》（La Place）《一个女人》（Une femme）《耻辱》（La Honte）《悠悠岁月》（Les Années）等一系列作品。她的作品由始自终都摈弃了虚构与幻想，以自己及身边人为主题，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融合了社会进程与个人经历，开创了极具特色的社会自传。安妮·埃尔诺在其社会自传作品中剖析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学业、婚姻、工作等，用一种尽量还原事实本身的中性口吻书写她及她所代表的“阶层变节者”的困惑与迷茫。
叙事学（narratologie）一词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T.Todorov）1969年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首次提出，“用以指研究叙事结构的学问”[2]。它在法国兴起，随后迅速扩展到其它国家。虽然根基较浅，但叙事学理论方兴未艾，且不断向纵深发展。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提出的故事（récit）与话语（discours）这一对概念，美国著名的叙事学家查特曼（S. Chatman）把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空间也区分为“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则是叙事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3]其中，“‘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除了为人物提供了必需的活动场所，‘故事空间’也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题旨的重要方式”。[4]安妮·埃尔诺在她的社会自传中打造了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连的“故事空间”，既包含了下层社会与上流社会的迥异，又囊括了男女家庭内外角色的分歧，还涉及到外在与内心的抗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故事空间”使一位出身低微，通过奋发努力实现阶层跨越，却依然找不到归属感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她的心路历程。
一、“我们那儿”（chez nous）与“在那边”（par là-bas）
安妮·埃尔诺社会自传中最明显的“故事空间”是她所来源的下层社会与她所跨入的上流社会，这两个对立的阶层在她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安妮·埃尔诺的父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早早辍学进入工厂工作。但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开了一家咖啡食品杂货店，成为了小商人。他们把所有的愿望和抱负都寄托在女儿的学业上，希望她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文化人，可以过得比他们好。安妮·埃尔诺在小城伊沃托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生活在她家的咖啡食品杂货店所在的“我们那儿”。这里是穷人们的聚居地，到处是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的房前带着夹着篱笆的小院和菜园子。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他们的‘经济实力’比较差”[5]，说着夹杂着方言土语的法语。而人人讲着标准法语的“在那边”有宽阔的人行道，漂亮的私人住宅，是富人们的领地。“我们那儿”的人们无比羡慕“在那边”的生活，二者几乎没有交集。安妮·埃尔诺从小就感受到了这两个空间的对立，“我们那儿”代表了她极力想要逃离的下层社会，“在那边”则是她梦想进入的上流知识分子阶层。
“我们那儿”出身的安妮·埃尔诺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考取了中学教师资格证，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后来与一位出身良好的男人组建家庭，真正地成为“在那边”的一员。然而“培养哺育过我的学校、家庭和我住过的省份都曾对我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造就了我今天的性格特征”。[6]由下层社会跨越至上流社会的安妮·埃尔诺始终感受到这两个对立阶层的隔膜，她无法抹去“我们那儿”的痕迹，内心深处无休止地重复着“耻辱感”，无法真正地融合进“在那边”的世界中。这种挣扎与斗争有力地塑造了作为“阶层變节者”安妮·埃尔诺的形象。
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作为法国当代女性，安妮·埃尔诺的社会自传是女性成长与发展的缩影，反映了自二战以来女性在法国社会中的处境与遭遇。她以自身的经历为蓝本，展现了男女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即家庭内外扮演的不同角色，通过这两重对立的“故事空间”揭露了两性之间依然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安妮·埃尔诺描写了若干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女性亲人，包括她的奶奶、外婆、妈妈、婆婆等。奶奶是一名女工，在鲁昂的工厂里加工布料；外公很早就去世了，外婆一个人纺布织线、洗衣熨衣，支撑整个家庭；妈妈先是工厂女工，后来成为一家勉强维持生计的咖啡食品杂货店的女老板。她们都来源于下层社会，既要照料家庭、养育儿女，又要辛勤劳作、贴补家用，家庭内外都需兼顾。而她的婆婆是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女性，“和我的母亲同岁，但人家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面色滋润，双手细腻。她还会弹钢琴，随便什么曲子拿起来便弹，并且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7]她只需照顾好丈夫和孩子，完全不用出去工作，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家庭内外两重“故事空间”的不同遭遇反映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安妮·埃爾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是中学教师，丈夫是公务员，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下层社会进入到知识分子阶层，然而她却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资产阶级女性被男权凌驾、禁锢的地位。婚后的生活恍若密封于斗室中，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照料家庭上，她每天忙得团团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继续追逐文学梦想。而她的丈夫结束工作回到家中，依然可以继续自己的爱好，彻底放松身心，家中的琐事理所当然归属于妻子。这是布迪厄的“男性统治”理论在两性间的真实写照。男性只需完成公共空间的使命，而女性不论多高的学识水平，始终需要协调好家庭内外的关系，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被称为“女版布迪厄”的安妮·埃尔诺对“男性统治”深有体会，男女两性在公共与私人空间的不对等更加加深了二者之间的不公平地位。
结语：
安妮·埃尔诺虽然由贫苦的下层社会上升至上流社会，然而她出身的阶层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使她的内心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冲突中。一方面她已经回不去她所来源的下层社会，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融入上流社会。因此，寻找失去的自我是她的社会自传作品中隐藏的主题。她代表着所有的“阶层变节者”们，代表着被男权压制的女性们，她的个人回忆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共鸣，事实上书写了整个社会的集体回忆，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与时代的变迁。
注释：
[1]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28.
[2]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p.1.
[3]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p.129.
[4]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p.132.
[5]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54.
[6]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48.
[7]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p.107.
参考文献：
[1]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一个女人.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2]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