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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在研究人的心理和思维习惯后发现，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有时只需稍作引导，人的行为就会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改变。
在公共场合，人们经常由于自私自利的行为损害社会利益乃至危害社会安全。我们总是相信，若是不改变制度，就无法改变人的行为。因此，一旦出现什么社会问题，政府总是很快制定一些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直接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信号灯制度——
防止事故还是引发事故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新交通规定开始施行。新交规里对机动车过人行道不减速避让行人、超速驾驶、开车接电话等常见违法行为均加大了处罚力度，而其中最引人争议的一条规定，非“闯黄灯记六分”莫属。
其实“闯黄灯”这个词汇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词汇”。按理来说，黄灯亮起来，就是在告诉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马上就要红灯了，该减速的减速，该等下个绿灯的就停住别动。因此，在黄灯亮起的状态下，所有人都应该进入“预备停止”的状态才对。然而，近20年来，黄灯所代表的意义却似乎慢慢变质了。当黄灯亮起来时，人们想的往往不是减速慢行，而是赶紧加速，趁红灯没亮时冲过路口，黄灯几乎变成了“加速提示器”。全国每天因“闯黄灯”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甚至比“闯红灯”还要多。
随着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我国的“闯黄灯”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政府在无奈之下，出台了“闯黄灯扣六分”的新政策，想要改善一下糟糕的交通现状。然而这一规定仅仅执行了六天，就在一片叫骂声中，被政府默默回收，“扣六分”也变成了“教育警示为主，暂不处罚”，这样一来，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使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造成“闯黄灯”制度改革的失败原因在于，人们长久以来的驾驶习惯已经形成，突然之间由制度要求强行改变，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害怕闯黄灯被扣分，司机们只好在距离路口近百米处就开始减速，造成非主干路和主干路不正常拥堵；同时在路口处，由于有的司机仍然抢灯，有的司机不敢抢灯，还有的司机为怕抢灯急踩刹车，导致场面一片混乱，事故频发。
因为有人闯黄灯，就直接把黄灯的缓冲作用给取消，对闯黄灯者实行与闯红灯者同样的处罚，那么要黄灯还干吗？这样的制度改变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红绿灯路口的事故更多。
控枪制度——抑制还是促销
美国是个枪支泛滥的国家，3亿多人拥有2.8亿多私人枪支，几乎人手一枪。最近几年，美国枪击案频发，死在枪下的无辜者成百上千，美国民间控制枪支的呼声逐渐高涨。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州纽顿市的桑迪·胡克小学里，连续不停地响起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枪声，一名身穿军装的男子携带着两支半自动手枪，枪杀了18名小学生，以及包括校长在内的6名成年人。然后，这个变态杀手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次枪击案给美国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奥巴马总统下令降半旗表示哀悼，在群众的抗议声中，“控枪”的议题，再一次被提上了议程。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奥巴马政府对加强控枪制度的态度似乎变得鲜明了起来，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了风雨欲来的势头。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强控枪制度只是稍有苗头，美国人就已经坐不住了。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后的第二天，美国共销售出近130万支枪，而杀人凶手在案中所使用的223口径“大毒蛇”步枪，最为抢手。随后的一个月中，美国购买枪支的民众数量骤增，一些商店甚至从早上开始就排起了长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什么大型超市在搞促销呢。
其实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当中，美国民众登记购买枪支的人数就超过了5000万，除了金融危机背景让民众担心犯罪率上升之外，另一大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害怕奥巴马上台后推行新的枪支管控措施，比如提高购枪的门槛等等，因此一旦大家开始讨论，尤其是有新闻报道之后，人们想到新制度或许会剥夺自己购枪的权利，因此便开始大量“囤枪”。这样一来，控枪制度相当于在免费给枪支做宣传，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顺势引导，解决难题
看来，制度的改变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改变人们的不理性行为，反而还会导致更加糟糕的状况发生。那么对于人们的不理性行为，我们就真的放任不管，随波逐流了吗？其实，一切根本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难，只要稍加引导，小小的举措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
如果你去过印度的孟买，一定会对当地的火车印象深刻。每天，成千上万的上班族都要搭乘火车上下班，由于人数过多，为了方便大家上下车，孟买的火车是不装车门的。这样一来，在火车尚未停稳时就跳上、跳下，以及在火车开动后还追赶跳上车的人屡见不鲜。特别是还有人在火车进站或出站前后毫无顾忌地横穿铁路，因为这个危险行为，孟买地区每年有6000人死在铁路上。
但是，如果要求火车必须安装车门，或者在站台上搭建安全围栏，由于孟买车站的人流量实在是太多了，很可能个把小时也不能让火车顺利离站。面对这个让人左右为难的问题，政府究竟该怎么办呢？
孟买政府请来的一批行为经济学家考察了孟买火车站后，提出了两个举措。第一，在乘客走到月台的必经之路上悬挂醒目的乘客被火车撞倒的图片，提醒乘客横穿铁路的危险性，但收效甚微。第二，改变火车进站鸣笛的时间。因为那些考察的经济学家发现，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危险，火车司机总是在火车尚未进站、仍有相当距离时就鸣笛。乘客很快就形成预期，鸣笛之后，火车仍有一小段时间才会进站，这段时间足以横穿铁路。多数死在铁路上的乘客，就是过于自信，以至于错误地估计了火车鸣笛到进站的间隔时间。
于是，经济学家们要求司机们不要过早鸣笛，要在火车即将进站时才鸣笛，让乘客们强制性地改变预期，即火车鸣笛后，乘客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横穿铁路。同时，他们让汽笛声音变得强烈、刺耳，从而可以在嘈杂的背景中凸显出来。这样，乘客在平时横穿铁路时就会加倍注意，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中，一旦听到汽笛声音，就必须放弃横穿铁路的计划。通过这个微不足道的举措，行为经济学家将孟买铁路上的死亡率减少了75%。
由此看出，分析人的心理和行为再加以引导，能够轻松解决制度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我们的“闯黄灯”问题完全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比如缩短黄灯的时间，让司机知道只要看到黄灯亮了，肯定没有时间冲过线了，同时又给了他们减速的机会，不会发生突然换成红灯来不及刹车的情况，简单又好用，何乐而不为呢？
在公共场合，人们经常由于自私自利的行为损害社会利益乃至危害社会安全。我们总是相信，若是不改变制度，就无法改变人的行为。因此，一旦出现什么社会问题，政府总是很快制定一些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直接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信号灯制度——
防止事故还是引发事故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新交通规定开始施行。新交规里对机动车过人行道不减速避让行人、超速驾驶、开车接电话等常见违法行为均加大了处罚力度，而其中最引人争议的一条规定，非“闯黄灯记六分”莫属。
其实“闯黄灯”这个词汇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词汇”。按理来说，黄灯亮起来，就是在告诉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马上就要红灯了，该减速的减速，该等下个绿灯的就停住别动。因此，在黄灯亮起的状态下，所有人都应该进入“预备停止”的状态才对。然而，近20年来，黄灯所代表的意义却似乎慢慢变质了。当黄灯亮起来时，人们想的往往不是减速慢行，而是赶紧加速，趁红灯没亮时冲过路口，黄灯几乎变成了“加速提示器”。全国每天因“闯黄灯”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甚至比“闯红灯”还要多。
随着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我国的“闯黄灯”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政府在无奈之下，出台了“闯黄灯扣六分”的新政策，想要改善一下糟糕的交通现状。然而这一规定仅仅执行了六天，就在一片叫骂声中，被政府默默回收，“扣六分”也变成了“教育警示为主，暂不处罚”，这样一来，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使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造成“闯黄灯”制度改革的失败原因在于，人们长久以来的驾驶习惯已经形成，突然之间由制度要求强行改变，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害怕闯黄灯被扣分，司机们只好在距离路口近百米处就开始减速，造成非主干路和主干路不正常拥堵；同时在路口处，由于有的司机仍然抢灯，有的司机不敢抢灯，还有的司机为怕抢灯急踩刹车，导致场面一片混乱，事故频发。
因为有人闯黄灯，就直接把黄灯的缓冲作用给取消，对闯黄灯者实行与闯红灯者同样的处罚，那么要黄灯还干吗？这样的制度改变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红绿灯路口的事故更多。
控枪制度——抑制还是促销
美国是个枪支泛滥的国家，3亿多人拥有2.8亿多私人枪支，几乎人手一枪。最近几年，美国枪击案频发，死在枪下的无辜者成百上千，美国民间控制枪支的呼声逐渐高涨。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州纽顿市的桑迪·胡克小学里，连续不停地响起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枪声，一名身穿军装的男子携带着两支半自动手枪，枪杀了18名小学生，以及包括校长在内的6名成年人。然后，这个变态杀手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次枪击案给美国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奥巴马总统下令降半旗表示哀悼，在群众的抗议声中，“控枪”的议题，再一次被提上了议程。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奥巴马政府对加强控枪制度的态度似乎变得鲜明了起来，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了风雨欲来的势头。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强控枪制度只是稍有苗头，美国人就已经坐不住了。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后的第二天，美国共销售出近130万支枪，而杀人凶手在案中所使用的223口径“大毒蛇”步枪，最为抢手。随后的一个月中，美国购买枪支的民众数量骤增，一些商店甚至从早上开始就排起了长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什么大型超市在搞促销呢。
其实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当中，美国民众登记购买枪支的人数就超过了5000万，除了金融危机背景让民众担心犯罪率上升之外，另一大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害怕奥巴马上台后推行新的枪支管控措施，比如提高购枪的门槛等等，因此一旦大家开始讨论，尤其是有新闻报道之后，人们想到新制度或许会剥夺自己购枪的权利，因此便开始大量“囤枪”。这样一来，控枪制度相当于在免费给枪支做宣传，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顺势引导，解决难题
看来，制度的改变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改变人们的不理性行为，反而还会导致更加糟糕的状况发生。那么对于人们的不理性行为，我们就真的放任不管，随波逐流了吗？其实，一切根本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难，只要稍加引导，小小的举措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
如果你去过印度的孟买，一定会对当地的火车印象深刻。每天，成千上万的上班族都要搭乘火车上下班，由于人数过多，为了方便大家上下车，孟买的火车是不装车门的。这样一来，在火车尚未停稳时就跳上、跳下，以及在火车开动后还追赶跳上车的人屡见不鲜。特别是还有人在火车进站或出站前后毫无顾忌地横穿铁路，因为这个危险行为，孟买地区每年有6000人死在铁路上。
但是，如果要求火车必须安装车门，或者在站台上搭建安全围栏，由于孟买车站的人流量实在是太多了，很可能个把小时也不能让火车顺利离站。面对这个让人左右为难的问题，政府究竟该怎么办呢？
孟买政府请来的一批行为经济学家考察了孟买火车站后，提出了两个举措。第一，在乘客走到月台的必经之路上悬挂醒目的乘客被火车撞倒的图片，提醒乘客横穿铁路的危险性，但收效甚微。第二，改变火车进站鸣笛的时间。因为那些考察的经济学家发现，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危险，火车司机总是在火车尚未进站、仍有相当距离时就鸣笛。乘客很快就形成预期，鸣笛之后，火车仍有一小段时间才会进站，这段时间足以横穿铁路。多数死在铁路上的乘客，就是过于自信，以至于错误地估计了火车鸣笛到进站的间隔时间。
于是，经济学家们要求司机们不要过早鸣笛，要在火车即将进站时才鸣笛，让乘客们强制性地改变预期，即火车鸣笛后，乘客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横穿铁路。同时，他们让汽笛声音变得强烈、刺耳，从而可以在嘈杂的背景中凸显出来。这样，乘客在平时横穿铁路时就会加倍注意，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中，一旦听到汽笛声音，就必须放弃横穿铁路的计划。通过这个微不足道的举措，行为经济学家将孟买铁路上的死亡率减少了75%。
由此看出，分析人的心理和行为再加以引导，能够轻松解决制度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我们的“闯黄灯”问题完全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比如缩短黄灯的时间，让司机知道只要看到黄灯亮了，肯定没有时间冲过线了，同时又给了他们减速的机会，不会发生突然换成红灯来不及刹车的情况，简单又好用，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