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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临潼区斜口镇有位农民,名叫杨金星,已年过半百。此人因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一直在为生存而奔波着。但杨金星一直爱好新闻报道,即使在夏天卖冰棍时,也是一边卖冰棍,一边买一张报纸看着,有时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光看报纸,却把卖冰棍给忘了。在这么多年中,他为当地的广播电台、报纸,写了不少稿子,也小有名氣,当地农民都把他称为“土记者”。
我和杨金星,认识已有多年了,最近他向我谈了这样一件事:有天,他到西安一家报社去找一位副总编,他和这位副总编多年前就认识,但却不知在哪个办公室办公。于是,他便在该报社的编辑室询问,可惜都因他穿着过时,是个土里土气的农民,连走了几个编辑室,询问了多名编辑、记者,人家都以“不知道”把他拒之门外,而且态度粗暴,非常冷漠,令他只好愤愤然离开了报社。
说到此处,又使我想起了我国著名作家孙犁的一件往事:解放后,孙犁在担任《天津日报》副刊编辑时,无论他工作多忙,只要有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来访,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他都要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地接待他们,和他们长谈,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帮他们改稿子,对于耽误的工作,他就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补上。孙犁说:“来自基层的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他们从乡下进一趟城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冷落他们呢?”
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都能用这样平等的态度,热情地接待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与他们长谈,帮他们改稿,而我们当今的一些报社编辑、记者,却对前来报社的业余通讯员如此冷落,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业余通讯员,这就太不应该了。作为报社的编辑、记者,有些人也来自农村、有些人也来自业余通讯员,应该多点换位思考,如果自己还是农民,自己还是业余通讯员,报社的编辑、记者,也如此对待自己,自己将会有何感想呢?
我和杨金星,认识已有多年了,最近他向我谈了这样一件事:有天,他到西安一家报社去找一位副总编,他和这位副总编多年前就认识,但却不知在哪个办公室办公。于是,他便在该报社的编辑室询问,可惜都因他穿着过时,是个土里土气的农民,连走了几个编辑室,询问了多名编辑、记者,人家都以“不知道”把他拒之门外,而且态度粗暴,非常冷漠,令他只好愤愤然离开了报社。
说到此处,又使我想起了我国著名作家孙犁的一件往事:解放后,孙犁在担任《天津日报》副刊编辑时,无论他工作多忙,只要有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来访,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他都要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地接待他们,和他们长谈,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帮他们改稿子,对于耽误的工作,他就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补上。孙犁说:“来自基层的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他们从乡下进一趟城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冷落他们呢?”
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都能用这样平等的态度,热情地接待业余通讯员和业余作者,与他们长谈,帮他们改稿,而我们当今的一些报社编辑、记者,却对前来报社的业余通讯员如此冷落,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业余通讯员,这就太不应该了。作为报社的编辑、记者,有些人也来自农村、有些人也来自业余通讯员,应该多点换位思考,如果自己还是农民,自己还是业余通讯员,报社的编辑、记者,也如此对待自己,自己将会有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