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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奖不到百年的历史上,苏联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恩怨情仇大约最为曲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如蒲宁、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遭遇几乎令人们认定苏联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交往永远是对抗性的,而获诺奖的苏联文人,其命运总是与“放逐”、“流亡”、“扼杀”等语词联系在一起。
当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得知自己荣膺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她正在法兰克福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呼吸钟摆》做推广。诺贝尔奖的魅力迅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新科诺贝尔奖得主的这本新书上。据说该书是以赫塔•米勒的母亲在前苏联劳动营的经历为基础写就的。作为“站错了队”的罗马尼亚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一分子,赫塔•米勒的母亲和许多其他族人一起被斯大林放逐到苏联做强制劳工,为苏联重建计划做“贡献”。
一瞬之间,冷战、东欧、集中营等等带有浓郁的前苏联气味的字眼成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话题的关键词,一如拉什迪的伊朗,库彻的南非,奈保尔的印度,帕慕克的土耳其。
这不是诺奖与苏联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集中营
说到跟苏联有关的集中营文学,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必然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赫塔•米勒的母亲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有着战后在苏联集中营的亲身经历。赫塔•米勒的母亲作为纳粹“附逆”受到惩罚,而索尔仁尼琴则是作为“不坚定”的胜利者而被从东普鲁士前线缉拿回国的——他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被捕,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
其时斯大林正处于新一轮怀疑偏执狂症候发作的高潮:那些在敌境内奋勇厮杀的士兵们会不会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习惯和思想的影响?当年那些打败了拿破仑的俄军将士们可是一下马就去拜谒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们,然后回国就发动了十二月党人革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在世人的眼中,《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最有名的作品,以至有人误认为索氏是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索尔仁尼琴是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古拉格群岛》是于1973年底面世的。
真正奠定索尔仁尼琴获奖基础的是他在1959年完成创作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虏后逃出来,却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进了自己人的劳改营。小说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揭露了劳改营的暴虐与苏联体制的荒诞。
《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
其实,在斯大林去世后出现的“解冻”浪潮中,著名作家肖霍洛夫在1956年也曾就类似的“非典型小人物”题材进行过探索。在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他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索科洛夫打过仗,曾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只不过没有像伊凡•杰尼索维奇那样倒霉地进了班房。肖霍洛夫没有拔高人物的行为和涂抹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是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家庭悲剧、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
在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前,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的秘书打了电话,请求赫鲁晓夫亲自审阅这部作品。赫鲁晓夫仔细看了这部作品,给出的评价是这部小说“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同意《新世界》杂志予以发表。这也是所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说法的由来。苏联文学中的“集中营题材”一派就此开始生长壮大。
拒奖
相对于索尔仁尼琴1959年的“幸运”,于此前一年凭借“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际遇就令人唏嘘不已——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其会籍,苏共主席团甚至还准备褫夺他的国籍。
迫于巨大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只好拒绝领奖。他在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报中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心碎的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摆脱了被驱逐出国的命运,却“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坦承自己并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主席团的其它成员也没有读过,但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该书是“反十月革命的”,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这样的作者颁奖显然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挑衅和进攻”。而这已经不是西方第一次“利用”诺贝尔文学奖给苏联抹黑了,之前他们于1933将该奖项颁给因“对十月革命过于滥用暴力不能接受”而流亡海外的著名诗人蒲宁就纯属“别有用心”。
赫鲁晓夫没有想到,自己“看了”还是“没看”一部作品会给作者的命运带来如此的天壤之别。
历史当然不会如此简约和随意。据俄罗斯研究人士指出,导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日瓦戈医生》命运殊同的真正要害在于前者是“反斯大林的”,符合破除偶像兴头正酣的赫鲁晓夫的“阅读预期”,而后者对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创痛的客观描述则是不可容忍的,否则会从根子上将苏联存在的基础予以解构。
索尔仁尼琴的“幸运”没有持续多久。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他自己一直汲汲于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令他在1965年开始遭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居然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此外,他还绕开苏联的审查制度,于1968年将自己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由友人带往西欧发表。
这种种“胆大包天”的行为终于导致索尔仁尼琴在1969年11月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不料,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却在次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种“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前苏联官方的恼羞成怒是不难想见的。
索尔仁尼琴没能前去领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采取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逆来顺受。相反,他继续“执迷不悟”进行非主流文学创作,并“变本加厉”——1971年,德国、法国同时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这部“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将苏联这个非正常国度的病根大大迁移,并给西方知识界已经“摇摇欲坠的关于苏联革命和制度的浪漫想象”以最后的致命一击。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把他驱逐出境。
“政治正确”的肖洛霍夫
蒲宁、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遭遇几乎令人们认定苏联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交往永远是对抗性的,而获诺奖的苏联文人也注定是厄运连连的,其命运总是会与“放逐”、“流亡”、“扼杀”等令人扼腕的语词联系起来。
然而凭借《静静的顿河》获得196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却颠覆了这一成见。苏联官方对他的获奖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他的个人际遇也堪称顺风顺水,一生中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各个时代的苏共高层周旋裕如,成为苏联历史不世出的一个“和谐诺贝尔奖”代言人。
在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词中,肖洛霍夫是因为“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而获奖的。“艺术力量”毋庸置疑,然而多年以来人们对其“正直品格”却颇有微词。在苏联的作家群中,肖洛霍夫是罕有的一贯“政治正确”的人物。在1919年至1922年这段时间里,肖洛霍夫不仅是革命的目击者,而且直接参与了红色政权组建时的一些工作,如担任办事员和扫盲教师,参加武装征粮队等。
1922年,肖洛霍夫去莫斯科,加入了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成为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一员。1930年肖洛霍夫见到了斯大林,1932年他成为一名正式的苏共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洛霍夫两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39年他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获得斯大林奖金,1960年获得列宁文学奖金,并获其他多种荣誉。
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肖洛霍夫总是与苏共高调保持高度的一致,甚至有过火之嫌。比如在1938年,连以“揪辫子”、“打棍子”而令文学界人士闻风丧胆的苏共意识形态旗手日丹诺夫也在回忆中承认,在过去的大清洗中有过火行为,使不少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可是肖洛霍夫却在同一次会上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认为前苏联文学的队伍中由于清除了“敌人”,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健康了。而当时他本人正受到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迫害,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帮助而幸免于难。
后来当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日瓦戈医生》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会籍,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并认为“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生活中的党员肖洛霍夫与那个在作品中尽情展示“在严峻而复杂的社会斗争中触目惊心的悲剧情景和众多的悲剧人物”的作家肖洛霍夫形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巨大反差。
不过近年来也有“翻案文章”指出,肖洛霍夫所作所为只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智慧”而已,其目的是为了不中断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并尽可能地“保护无辜”。有文件称,肖洛霍夫曾两次利用自己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在1930年代救助过遭受饥荒和政治清洗的顿河人民——如此解释倒也不难理解。
诺贝尔奖的苏联记忆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流亡中的索尔仁尼琴曾如此鞭挞苏联的“文学暴政”。
事过境迁,如今所谓的苏联记忆抑或遗产更像是一层挥之不去的底色,无论是言说者还是被言说者,都能以一种相对超脱的态度来回望这段已经属于全人类的过去式经验,之前几次缠斗中正面交锋的烟火气和悲情已然消解,虽然赫塔•米勒说起母亲当年的遭遇还会忍不住落泪。
然而一个国族的命运在“被诺贝尔奖”的文学中如何被呈现,及其如何对待这种呈现和呈现者,则注定继续会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
当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得知自己荣膺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她正在法兰克福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呼吸钟摆》做推广。诺贝尔奖的魅力迅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新科诺贝尔奖得主的这本新书上。据说该书是以赫塔•米勒的母亲在前苏联劳动营的经历为基础写就的。作为“站错了队”的罗马尼亚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一分子,赫塔•米勒的母亲和许多其他族人一起被斯大林放逐到苏联做强制劳工,为苏联重建计划做“贡献”。
一瞬之间,冷战、东欧、集中营等等带有浓郁的前苏联气味的字眼成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话题的关键词,一如拉什迪的伊朗,库彻的南非,奈保尔的印度,帕慕克的土耳其。
这不是诺奖与苏联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集中营
说到跟苏联有关的集中营文学,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必然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赫塔•米勒的母亲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有着战后在苏联集中营的亲身经历。赫塔•米勒的母亲作为纳粹“附逆”受到惩罚,而索尔仁尼琴则是作为“不坚定”的胜利者而被从东普鲁士前线缉拿回国的——他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被捕,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
其时斯大林正处于新一轮怀疑偏执狂症候发作的高潮:那些在敌境内奋勇厮杀的士兵们会不会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习惯和思想的影响?当年那些打败了拿破仑的俄军将士们可是一下马就去拜谒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们,然后回国就发动了十二月党人革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在世人的眼中,《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最有名的作品,以至有人误认为索氏是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索尔仁尼琴是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古拉格群岛》是于1973年底面世的。
真正奠定索尔仁尼琴获奖基础的是他在1959年完成创作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虏后逃出来,却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进了自己人的劳改营。小说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揭露了劳改营的暴虐与苏联体制的荒诞。
《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
其实,在斯大林去世后出现的“解冻”浪潮中,著名作家肖霍洛夫在1956年也曾就类似的“非典型小人物”题材进行过探索。在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他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索科洛夫打过仗,曾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只不过没有像伊凡•杰尼索维奇那样倒霉地进了班房。肖霍洛夫没有拔高人物的行为和涂抹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是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家庭悲剧、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
在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前,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的秘书打了电话,请求赫鲁晓夫亲自审阅这部作品。赫鲁晓夫仔细看了这部作品,给出的评价是这部小说“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同意《新世界》杂志予以发表。这也是所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说法的由来。苏联文学中的“集中营题材”一派就此开始生长壮大。
拒奖
相对于索尔仁尼琴1959年的“幸运”,于此前一年凭借“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际遇就令人唏嘘不已——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其会籍,苏共主席团甚至还准备褫夺他的国籍。
迫于巨大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只好拒绝领奖。他在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报中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心碎的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摆脱了被驱逐出国的命运,却“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坦承自己并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主席团的其它成员也没有读过,但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该书是“反十月革命的”,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这样的作者颁奖显然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挑衅和进攻”。而这已经不是西方第一次“利用”诺贝尔文学奖给苏联抹黑了,之前他们于1933将该奖项颁给因“对十月革命过于滥用暴力不能接受”而流亡海外的著名诗人蒲宁就纯属“别有用心”。
赫鲁晓夫没有想到,自己“看了”还是“没看”一部作品会给作者的命运带来如此的天壤之别。
历史当然不会如此简约和随意。据俄罗斯研究人士指出,导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日瓦戈医生》命运殊同的真正要害在于前者是“反斯大林的”,符合破除偶像兴头正酣的赫鲁晓夫的“阅读预期”,而后者对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创痛的客观描述则是不可容忍的,否则会从根子上将苏联存在的基础予以解构。
索尔仁尼琴的“幸运”没有持续多久。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他自己一直汲汲于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令他在1965年开始遭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居然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此外,他还绕开苏联的审查制度,于1968年将自己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由友人带往西欧发表。
这种种“胆大包天”的行为终于导致索尔仁尼琴在1969年11月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不料,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却在次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种“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前苏联官方的恼羞成怒是不难想见的。
索尔仁尼琴没能前去领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采取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逆来顺受。相反,他继续“执迷不悟”进行非主流文学创作,并“变本加厉”——1971年,德国、法国同时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这部“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将苏联这个非正常国度的病根大大迁移,并给西方知识界已经“摇摇欲坠的关于苏联革命和制度的浪漫想象”以最后的致命一击。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把他驱逐出境。
“政治正确”的肖洛霍夫
蒲宁、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遭遇几乎令人们认定苏联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交往永远是对抗性的,而获诺奖的苏联文人也注定是厄运连连的,其命运总是会与“放逐”、“流亡”、“扼杀”等令人扼腕的语词联系起来。
然而凭借《静静的顿河》获得196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却颠覆了这一成见。苏联官方对他的获奖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他的个人际遇也堪称顺风顺水,一生中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各个时代的苏共高层周旋裕如,成为苏联历史不世出的一个“和谐诺贝尔奖”代言人。
在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词中,肖洛霍夫是因为“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而获奖的。“艺术力量”毋庸置疑,然而多年以来人们对其“正直品格”却颇有微词。在苏联的作家群中,肖洛霍夫是罕有的一贯“政治正确”的人物。在1919年至1922年这段时间里,肖洛霍夫不仅是革命的目击者,而且直接参与了红色政权组建时的一些工作,如担任办事员和扫盲教师,参加武装征粮队等。
1922年,肖洛霍夫去莫斯科,加入了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成为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一员。1930年肖洛霍夫见到了斯大林,1932年他成为一名正式的苏共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洛霍夫两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39年他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获得斯大林奖金,1960年获得列宁文学奖金,并获其他多种荣誉。
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肖洛霍夫总是与苏共高调保持高度的一致,甚至有过火之嫌。比如在1938年,连以“揪辫子”、“打棍子”而令文学界人士闻风丧胆的苏共意识形态旗手日丹诺夫也在回忆中承认,在过去的大清洗中有过火行为,使不少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可是肖洛霍夫却在同一次会上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认为前苏联文学的队伍中由于清除了“敌人”,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健康了。而当时他本人正受到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迫害,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帮助而幸免于难。
后来当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日瓦戈医生》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会籍,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并认为“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生活中的党员肖洛霍夫与那个在作品中尽情展示“在严峻而复杂的社会斗争中触目惊心的悲剧情景和众多的悲剧人物”的作家肖洛霍夫形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巨大反差。
不过近年来也有“翻案文章”指出,肖洛霍夫所作所为只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智慧”而已,其目的是为了不中断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并尽可能地“保护无辜”。有文件称,肖洛霍夫曾两次利用自己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在1930年代救助过遭受饥荒和政治清洗的顿河人民——如此解释倒也不难理解。
诺贝尔奖的苏联记忆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流亡中的索尔仁尼琴曾如此鞭挞苏联的“文学暴政”。
事过境迁,如今所谓的苏联记忆抑或遗产更像是一层挥之不去的底色,无论是言说者还是被言说者,都能以一种相对超脱的态度来回望这段已经属于全人类的过去式经验,之前几次缠斗中正面交锋的烟火气和悲情已然消解,虽然赫塔•米勒说起母亲当年的遭遇还会忍不住落泪。
然而一个国族的命运在“被诺贝尔奖”的文学中如何被呈现,及其如何对待这种呈现和呈现者,则注定继续会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