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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丁玲作为一个书写在政治边缘的作家，她的作品经历了三个分期、两次转折。我们总是能在她早期作品中发现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佳作，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等等，她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来表现少女们的喜怒哀乐，表达女性的时代苦闷和感伤。然而，在转型时期的作品《韦护》中，虽然仍然沿袭青年男女的爱情套路，但却有着并不成熟革命倾向，众多矛盾涌现并且纷繁复杂地构成了《韦护》。本文旨在分析《韦护》中的各种矛盾纠葛，并站在时代大背景下去探讨这些矛盾的建构。
关键词：丁玲；个人心理；矛盾；多重性
作者简介：张佩瑶（1993.8-），女，汉族，河北邯郸人，沈阳师范大学15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韦护》发表于一九二九年末的《小说月报》，它改编自丁玲的好友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据考证，丁玲和挚友王剑虹到南京自学，经介绍与瞿秋白相识，继而相恋结婚，但是婚后不久王就病逝了，对此丁玲是颇有怨言的，曾经一度和瞿绝交。绝望的丁玲开始思考小资产阶级的出路，大革命的发展，让她看到了希望，于是创作了这篇著名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韦护》。丁玲曾坦言这部作品所有人物都是她所熟识的，她曾经说道：“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感受到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1]可见，丁玲的创作是想要说明的是革命和恋爱的最终取舍问题。那么小资产阶级的出路只有革命战胜本身才能获得自我救赎吗？显然丁玲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而《韦护》所体现的多重矛盾恰恰是丁玲疑惑的表现，这些复杂的矛盾最终衍生了不确定的主题。
一、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打击
有人评价丁玲的这部作品是陷入“光赤”革命陷阱之中的失败之作，然而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这样，丁玲在这里不仅仅在表达爱情和事业的冲突，她更多的是在描写一个个真实存在的变革时期的青年男女们。大革命的失败感染了那一代青年男女，他们勇敢地出走，却最终发现无路可走。《韦护》毋宁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一代青年男女的成长蜕变史，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搏斗，最终幼稚地战胜了现实，朝更为广阔的世界走去。
故事一开篇就诉说了韦护的惆怅，韦护的志向是革命，然而现实是他并不能完全被革命阵营所接纳，反而处处受到排挤。“他觉得中国的这般人，这所谓的同志，所谓的康敏尼斯特，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能固执。”[2]他是抱着十足的激情去参加革命的，现实却是他的处处不得志，没有人理解他，他自以为的说教也没有打动任何人，这让他失望透顶。可以說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冲突造成韦护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去逃避，压制了他内心“先驱者”的一面，转而向“士大夫”靠拢，甚至寻求于爱情的庇护。大革命的失败深深戕害了这一群有着革命理想的青年们，他们有的屈服于现实随波逐流，更多的则像韦护一样背负了时代的苦闷和创伤，怅于前行。值得一提的是，韦护并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反而以启蒙者自居，用俯瞰的姿态去看待他的被启蒙者们，这样就注定韦护的启蒙是失败的，韦护最深层次的苦闷恰恰来源于此。丽嘉无疑是《韦护》中最有感染力的角色，她用狂热的生命力去寻求爱情的纯真，去寻求思想的自由，也恰恰是这种生命力吸引了韦护，让韦护深陷其中。但随着文本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丽嘉内心有着传统女性的一面。她渴望在思想上寻求解放，但却认为无政府主义都将是徒劳的，于是她转而追求爱情，结果韦护抛弃了她。事业和爱情的现实真正击垮了丽嘉，迫使她明白一切都是虚无的，丽嘉最后说道：“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3]丽嘉离开韦护之后，能做的只有陪着姗姗读书罢了，丽嘉的各方面理想在现实的挤压下破碎，最后不得不陷入到自己的小圈子中。丽嘉面对残酷地现实选择了封闭，那么韦护的南下就是一种变相的逃离，他想要逃离这样一种现实，不过是救出来另一个软弱的自己，焉知广东不是另一个牢笼？现实和理想的双重对立，最终吞噬了这一个个有着青春朝气的青年们，它们的抉择就成为了道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其实还有一对夫妇，浮生和雯生活的困窘时时都在提醒我们爱情一旦失去金钱的附依，就会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附属品。如果将书比作理想的话，小孩子的摇床、太太的帽子就是现实，纵然浮生不顾妻子的反对买了书，但是这样的理想又能维持多久，最后恐怕都会变成小孩子的玩具。
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构成了《韦护》文本的多重性。丁玲在犹疑和不确定中去体会现实和理想的分量，无论是理想战胜了现实，还是现实战胜了理想，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人性的悲哀和无奈。
二、革命与爱欲的整体交缠
1927年，大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疯狂迷恋革命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一种普遍的绝望。这一时期的青年们纷纷被要求冲破爱情，由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于是，在革命与爱情的取舍中，青年们不得不痛苦地游离。
韦护可以说是这些青年们的代表，丁玲后来回忆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4]丁玲希望用“韦护”这个角色来表达她对于革命的理想，但她并没有把韦护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她只是想写几个小人物，“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四前的几个人物’。”[5]观照整部作品，韦护本人的思想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出身于封建家庭所带有的浓重文人气息，另一方面是在国外接受过先进思想的革命者，是进步和落后的集合体。韦护作为一个革命者，他需要不断进取以保证他的先进性，这是他的阶级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生存的个体，他需要女性的情感慰藉，这也是人之常情。革命是作为一个时代大背景出现的，作者所展示的，并不是革命的复杂，而是在大革命环境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极具人道主义价值。
韦护和丽嘉的爱情是构成全文的一条主线，从相识、相恋到分离，丁玲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革命青年为了他的信仰而放弃了爱情。然而这份注定无疾而终的爱情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并不仅仅是革命战胜了爱情。从韦护革命与爱情的痛苦抉择中，又隐约透出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者自身的矛盾和困惑：革命的伟大之处必须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吗？答案显然不是作者能够说清楚的，文本的多层次性也恰恰呈现在这里。韦护说他自己是物质的，我们不如说他是政治的。原因在于从这份爱情的开始，他就抱有不纯粹的目的。他和丽嘉的初见是从政治话语开始的，他所谓的畅聊也是建立在说教的基础之上的，这和伤逝中的涓生有着相似之处，说教和受教在对话中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更遑论爱情。韦护总是在借爱的名义，来填满自己内心的空虚，他爱丽嘉却从来不关心丽嘉的社会生活，正如韦护自己所说：“我竟遇到了你，你喊醒了我曾有过的、和未敢梦想的一切热求。”[6]我们甚至可以在丽嘉和韦护的冲突中，看到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摩擦。丁玲在潜意识中依然保有前期作品中的情感倾诉，并用一种女性的视角去审视男性世界。革命意图在爱情故事中展开，用女性话语去倾诉一代革命青年的成长，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革命与爱欲的交缠，造成了作品的内在分裂性，我们很难在作品中理解到作者的意图，尤其是丽嘉最后的决心，恰恰是丁玲对于她的革命意图所做的一种补救。丁玲的目的是革命，却在潜意识中关注的依然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从某种程度来说，《韦护》并非是一部失败的作品，相反，它是丁玲转型时期的成功之作。
参考文献：
[1]丁玲：丁玲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P485.
[2]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45.
[3]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162.
[4]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J].文汇增刊，1980（2）.
[5]丁玲.《我的创作生活》[J].创作的经验，1933（6）.
[6]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36.
关键词：丁玲；个人心理；矛盾；多重性
作者简介：张佩瑶（1993.8-），女，汉族，河北邯郸人，沈阳师范大学15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韦护》发表于一九二九年末的《小说月报》，它改编自丁玲的好友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据考证，丁玲和挚友王剑虹到南京自学，经介绍与瞿秋白相识，继而相恋结婚，但是婚后不久王就病逝了，对此丁玲是颇有怨言的，曾经一度和瞿绝交。绝望的丁玲开始思考小资产阶级的出路，大革命的发展，让她看到了希望，于是创作了这篇著名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韦护》。丁玲曾坦言这部作品所有人物都是她所熟识的，她曾经说道：“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感受到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1]可见，丁玲的创作是想要说明的是革命和恋爱的最终取舍问题。那么小资产阶级的出路只有革命战胜本身才能获得自我救赎吗？显然丁玲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而《韦护》所体现的多重矛盾恰恰是丁玲疑惑的表现，这些复杂的矛盾最终衍生了不确定的主题。
一、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打击
有人评价丁玲的这部作品是陷入“光赤”革命陷阱之中的失败之作，然而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这样，丁玲在这里不仅仅在表达爱情和事业的冲突，她更多的是在描写一个个真实存在的变革时期的青年男女们。大革命的失败感染了那一代青年男女，他们勇敢地出走，却最终发现无路可走。《韦护》毋宁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一代青年男女的成长蜕变史，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搏斗，最终幼稚地战胜了现实，朝更为广阔的世界走去。
故事一开篇就诉说了韦护的惆怅，韦护的志向是革命，然而现实是他并不能完全被革命阵营所接纳，反而处处受到排挤。“他觉得中国的这般人，这所谓的同志，所谓的康敏尼斯特，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能固执。”[2]他是抱着十足的激情去参加革命的，现实却是他的处处不得志，没有人理解他，他自以为的说教也没有打动任何人，这让他失望透顶。可以說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冲突造成韦护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去逃避，压制了他内心“先驱者”的一面，转而向“士大夫”靠拢，甚至寻求于爱情的庇护。大革命的失败深深戕害了这一群有着革命理想的青年们，他们有的屈服于现实随波逐流，更多的则像韦护一样背负了时代的苦闷和创伤，怅于前行。值得一提的是，韦护并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反而以启蒙者自居，用俯瞰的姿态去看待他的被启蒙者们，这样就注定韦护的启蒙是失败的，韦护最深层次的苦闷恰恰来源于此。丽嘉无疑是《韦护》中最有感染力的角色，她用狂热的生命力去寻求爱情的纯真，去寻求思想的自由，也恰恰是这种生命力吸引了韦护，让韦护深陷其中。但随着文本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丽嘉内心有着传统女性的一面。她渴望在思想上寻求解放，但却认为无政府主义都将是徒劳的，于是她转而追求爱情，结果韦护抛弃了她。事业和爱情的现实真正击垮了丽嘉，迫使她明白一切都是虚无的，丽嘉最后说道：“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3]丽嘉离开韦护之后，能做的只有陪着姗姗读书罢了，丽嘉的各方面理想在现实的挤压下破碎，最后不得不陷入到自己的小圈子中。丽嘉面对残酷地现实选择了封闭，那么韦护的南下就是一种变相的逃离，他想要逃离这样一种现实，不过是救出来另一个软弱的自己，焉知广东不是另一个牢笼？现实和理想的双重对立，最终吞噬了这一个个有着青春朝气的青年们，它们的抉择就成为了道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其实还有一对夫妇，浮生和雯生活的困窘时时都在提醒我们爱情一旦失去金钱的附依，就会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附属品。如果将书比作理想的话，小孩子的摇床、太太的帽子就是现实，纵然浮生不顾妻子的反对买了书，但是这样的理想又能维持多久，最后恐怕都会变成小孩子的玩具。
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构成了《韦护》文本的多重性。丁玲在犹疑和不确定中去体会现实和理想的分量，无论是理想战胜了现实，还是现实战胜了理想，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人性的悲哀和无奈。
二、革命与爱欲的整体交缠
1927年，大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疯狂迷恋革命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一种普遍的绝望。这一时期的青年们纷纷被要求冲破爱情，由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于是，在革命与爱情的取舍中，青年们不得不痛苦地游离。
韦护可以说是这些青年们的代表，丁玲后来回忆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4]丁玲希望用“韦护”这个角色来表达她对于革命的理想，但她并没有把韦护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她只是想写几个小人物，“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四前的几个人物’。”[5]观照整部作品，韦护本人的思想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出身于封建家庭所带有的浓重文人气息，另一方面是在国外接受过先进思想的革命者，是进步和落后的集合体。韦护作为一个革命者，他需要不断进取以保证他的先进性，这是他的阶级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生存的个体，他需要女性的情感慰藉，这也是人之常情。革命是作为一个时代大背景出现的，作者所展示的，并不是革命的复杂，而是在大革命环境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极具人道主义价值。
韦护和丽嘉的爱情是构成全文的一条主线，从相识、相恋到分离，丁玲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革命青年为了他的信仰而放弃了爱情。然而这份注定无疾而终的爱情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并不仅仅是革命战胜了爱情。从韦护革命与爱情的痛苦抉择中，又隐约透出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者自身的矛盾和困惑：革命的伟大之处必须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吗？答案显然不是作者能够说清楚的，文本的多层次性也恰恰呈现在这里。韦护说他自己是物质的，我们不如说他是政治的。原因在于从这份爱情的开始，他就抱有不纯粹的目的。他和丽嘉的初见是从政治话语开始的，他所谓的畅聊也是建立在说教的基础之上的，这和伤逝中的涓生有着相似之处，说教和受教在对话中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更遑论爱情。韦护总是在借爱的名义，来填满自己内心的空虚，他爱丽嘉却从来不关心丽嘉的社会生活，正如韦护自己所说：“我竟遇到了你，你喊醒了我曾有过的、和未敢梦想的一切热求。”[6]我们甚至可以在丽嘉和韦护的冲突中，看到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摩擦。丁玲在潜意识中依然保有前期作品中的情感倾诉，并用一种女性的视角去审视男性世界。革命意图在爱情故事中展开，用女性话语去倾诉一代革命青年的成长，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革命与爱欲的交缠，造成了作品的内在分裂性，我们很难在作品中理解到作者的意图，尤其是丽嘉最后的决心，恰恰是丁玲对于她的革命意图所做的一种补救。丁玲的目的是革命，却在潜意识中关注的依然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从某种程度来说，《韦护》并非是一部失败的作品，相反，它是丁玲转型时期的成功之作。
参考文献：
[1]丁玲：丁玲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P485.
[2]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45.
[3]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162.
[4]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J].文汇增刊，1980（2）.
[5]丁玲.《我的创作生活》[J].创作的经验，1933（6）.
[6]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