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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是欧亚地区安全的薄弱地带之一，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面蕴藏着各种风险与危机，很难预测这些风险与危机会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发生过内战、境外非法武装入侵、政治骚乱、民族冲突、恐怖袭击、边界冲突等一系列重大恶性安全事件。当前，中亚地区的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再次活跃，暴恐事件呈现出新一轮的高发态势。
中亚地区安全的脆弱性、综合性与复杂性
中亚地区近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 8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遇恐怖袭击;2. 6月?7月，哈萨克斯坦发生连环恐袭事件，阿克托别和阿拉木图两市进入反恐红色警戒状态，哈全国进入反恐黄色警戒状态;3. 继2015年塔吉克斯坦国防部副部长发动恐袭后，2016年5月，塔强力部门挫败一起“伊斯兰国”成员准备在首都杜尚别策划的恐袭行动;4. 继2015年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发生冲突后，2016年土加强边境防控，全国军队进入战备状态，接受突击检查;5.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形势几度紧张;6. 9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病逝，政权交接迫在眉睫;7. 哈萨克斯坦再次改组政府，总理、副总理、国安委主席等重要职位易人。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山脉纵横交错。
这些新情况主要涉及暴恐事件、边界冲突和政坛变化，反映出中亚地区安全的脆弱性、综合性与复杂性。中亚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存在，其中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毒品走私问题尤为突出。安全问题与政治、宗教、经济、领土、边界、水资源、民族关系、国家间关系等问题紧密相关。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中亚国家在安全方面可以独善其身，任何一国的安全威胁都很容易外溢到邻国，而中亚地区以外的威胁也很容易传导到地区内部。
中亚地区发生的诸多安全事件中，当属暴恐活动最为引人关注。近年来，中亚地区的暴恐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1. 暴恐事件的规模不大，但发生的频率很高。过去几年发生一件，现在一年发生几件。2. 暴恐活动的范围从个别国家扩散到中亚所有国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地区公害。3. 暴恐事件的原因复杂化，有的以建立“哈里发国家”为目标，有的源于政治斗争、针对当权者，有的针对外国使馆，有的源于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有的源于经济利益，还有的混合了多种因素。4. 暴恐活动的性质恶劣，后果严重。过去暴恐分子往往选择防控能力较弱的偏远地区行动，袭击目标以普通人和警察居多;现在暴恐分子经常选择防控能力较强、人群密集的首都和中心城市，袭击目标选择政府、议会、警察局、外国使馆、枪支商店、监狱、银行等，攻击的烈度上升，影响范围成倍扩大。5. 恐怖组织的类型多样化。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中亚安全问题专家塔林认为，中亚的恐怖组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在国外接受过武装培训，具有作战经验，有实施恐怖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专业性强，具有很大破坏性，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有效进攻的团体，如“乌伊运”。二是拥有宗教极端思想的团体，没有接受过武装培训，也没有热兵器，破坏力不如第一种类型，但也很危险。三是受到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犯罪团伙。2016年发生的阿克纠宾事件和阿拉木图事件都是第二类和第三类情况的混合版。
中亚安全“防火墙”哪里出了漏洞
中亚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亚国家各自内部的“防火墙”、彼此之间的“防火墙”以及中亚地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防火墙”都存在漏洞。具体原因如下：
一、政府治理和安全防控能力较弱，边界无法实现严密防控，腐败问题较突出。此外，有的国家不愿意承认本国存在三股势力或者不愿意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无法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打击。
二、宗教极端化具有较有利的环境。极端分子以宣传伊斯兰教为幌子和掩护，散布极端思想。
三、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问题增大了安全防控的难度。政治力量通过暴力谋求政权，如塔吉克斯坦的反对派。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经济停滞，导致赴俄务工人员大量回流，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民族关系复杂，既包括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边境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本土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的关系。随着中亚国家与外界交流的日益密切，一些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在中亚发展很快，但局部地区的宗教宽容度却有所下降。
四、中亚尚未形成有效的安全防护体系。由于彼此在领土、边界、水资源、能源、交通等方面存在分歧，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未能建立统一的安全合作体系。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界有300多公里五六十个地段未划界。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有93.82公里地段未划界。乌吉和乌塔边境经常发生误伤、误射和争端。而中亚国家参与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仅覆盖中亚局部地区和个别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在安全防控方面基本上要靠自己，这导致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趁机在中亚地区流窜作案，与政府“捉迷藏”。
五、外部环境恶化。俄罗斯与西方陷入所谓的“新冷战”。欧洲被难民、英国脱欧等问题所困。黑海和里海地区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平衡发生变化。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等国的局部地区处于战乱状态，土耳其政变未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发生冲突，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内部分离主义问题复杂化。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俄罗斯经济陷入停滞。
短期内安全形势可控，但长期看不确定性在增强
既然中亚的“防火墙”存在漏洞，那么是否意味着中亚安全形势会继续恶化甚至“阿富汗化”？可以预见的是，短期内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可控，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动荡，但长期看中亚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在增强。 乌兹别克斯坦有望顺利举行总统选举，实现政权平稳交接。理由主要是：
首先，卡里莫夫总统生前对于权力交接已经做好法律上的准备和人事安排。2015年12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降低了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为权力交接铺平道路。卡里莫夫总统逝世后，乌选举委员会根据宪法宣布2016年12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乌权力核心稳定，警察和军队忠于政权，为政权顺利交接提供了有力保障。总理米尔济约耶夫与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伊纳亚托夫长期跟随卡里莫夫总统，二人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配合默契。米尔济约耶夫目前是代总统，并被自由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胜算较大。米尔济约耶夫长期主管农业，处事低调，善于与俄罗斯打交道。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济莫夫个性鲜明，善于与西方打交道。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代总统后，任命了新的总理，副总理阿济莫夫的职权范围增加了教育和科研领域。二人表现出相互配合的姿态。
其次，乌国内不存在反对派，境外反对派在乌基本没有号召力。而且，乌社会比较传统，民心思定，对政治运动不热心。乌传统的自治机制——“马哈拉”遍布全国各地，对于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第三，俄罗斯和中国都积极致力于乌兹别克斯坦及中亚稳定。俄罗斯不仅了解乌政局，而且拥有影响乌政局的手段。2015年以来，俄乌关系进一步拉近。双方在政治上相互配合，俄方帮助乌政府维护政权安全，乌方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对俄方倡议做出积极回应。2016年俄免除乌8.65亿美元债务。卡里莫夫总统逝世后，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和总统普京先后访乌，通过葬礼外交显示俄方对于乌方的重视和影响力。中国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支持为乌政权顺利交接提供了有利条件。欧美对于中亚采取观望姿态，贸然采取行动干预中亚形势的可能性很小。
乌兹别克斯坦新一代领导人很可能继续卡里莫夫总统提出的发展模式，坚持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通过与各方周旋争取最大利益，与中亚邻国的关系可能向缓和方向发展。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和社会问题（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外汇短缺）是新政权面临的主要挑战。
哈萨克斯坦有望在3年?5年内平稳实现政权交接。在政府重组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大女儿纳扎尔巴耶娃担任议会国际关系、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外界猜测她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接班人人选之一。部族关系、“颜色革命”、三股势力、经济增长降速等问题是哈政权交接面临的主要挑战。哈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纳扎尔巴耶夫威望高，干部政策和教育政策卓有成效，反对派较弱，社会舆论倾向于安定发展，这些因素有利于哈顺利实现政权交接。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安全保障能力相对较弱。塔吉克斯坦把反对派——“伊斯兰复兴党”定性为“极端恐怖组织”，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吉尔吉斯斯坦2017年将举行总统选举，现总统阿坦巴耶夫表示依据宪法不再谋求连任。由于吉内部各派力量势均力敌，届时将出现激烈的角逐。土库曼斯坦对信息和人员交流控制较严，关于土阿边界形势以及土内部形势信息芜杂，难辨真伪。
中亚的基本问题会否出现新解
从历史纵深看，中亚国家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期，代际更替将对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新一代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世界观、对于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权衡方式，以及维护利益的方式方法与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官僚不同，他们可能尝试对内外政策做出适度调整。传统的“家族—部族—同乡—其他”利益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
随着代际更替的到来，中亚的基本问题会否出现新解，甚至不再成为问题？理想的图景是：大国和周边国家在中亚加强合作，与中亚国家一道致力于中亚的稳定与发展;中亚国家之间相互协作，从而建立有效的统一安全防护体系;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地区政治中不再“掰手腕”，两国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乌兹别克斯坦与两个邻国——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握手言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两个上游国家提供天然气，回归中亚统一电力系统，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和飞地问题，清除边界布雷，保障边境人员和货物的流动畅通，而两个上游国家放弃在跨境河流（阿姆河和锡尔河）上建设大型水电站的计划，接受米尔济约耶夫的建议，通过建设中小型水电站解决电力供给问题，并在夏季放水给下游国家，保证其农业灌溉;乌兹别克族与吉尔吉斯族化干戈为玉帛，不再记恨1990年和2000年发生的悲剧;土库曼斯坦推行开放政策，与中亚邻国共同致力于维护边界安全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中亚国家在经济结构改革方面取得成绩，逐渐摆脱对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侨汇收入、国际贷款和援助的依赖。
对于中国来说，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在中亚日益增长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中亚的投入增长很快，已成为中亚国家重要的投资国和经济贸易伙伴。中亚稳定与否对于中国国内稳定与发展的影响在逐步上升。然而，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安保机制还很弱。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互信是一项长期任务。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
中亚地区安全的脆弱性、综合性与复杂性
中亚地区近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 8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遇恐怖袭击;2. 6月?7月，哈萨克斯坦发生连环恐袭事件，阿克托别和阿拉木图两市进入反恐红色警戒状态，哈全国进入反恐黄色警戒状态;3. 继2015年塔吉克斯坦国防部副部长发动恐袭后，2016年5月，塔强力部门挫败一起“伊斯兰国”成员准备在首都杜尚别策划的恐袭行动;4. 继2015年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发生冲突后，2016年土加强边境防控，全国军队进入战备状态，接受突击检查;5.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形势几度紧张;6. 9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病逝，政权交接迫在眉睫;7. 哈萨克斯坦再次改组政府，总理、副总理、国安委主席等重要职位易人。
这些新情况主要涉及暴恐事件、边界冲突和政坛变化，反映出中亚地区安全的脆弱性、综合性与复杂性。中亚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存在，其中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毒品走私问题尤为突出。安全问题与政治、宗教、经济、领土、边界、水资源、民族关系、国家间关系等问题紧密相关。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中亚国家在安全方面可以独善其身，任何一国的安全威胁都很容易外溢到邻国，而中亚地区以外的威胁也很容易传导到地区内部。
中亚地区发生的诸多安全事件中，当属暴恐活动最为引人关注。近年来，中亚地区的暴恐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1. 暴恐事件的规模不大，但发生的频率很高。过去几年发生一件，现在一年发生几件。2. 暴恐活动的范围从个别国家扩散到中亚所有国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地区公害。3. 暴恐事件的原因复杂化，有的以建立“哈里发国家”为目标，有的源于政治斗争、针对当权者，有的针对外国使馆，有的源于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有的源于经济利益，还有的混合了多种因素。4. 暴恐活动的性质恶劣，后果严重。过去暴恐分子往往选择防控能力较弱的偏远地区行动，袭击目标以普通人和警察居多;现在暴恐分子经常选择防控能力较强、人群密集的首都和中心城市，袭击目标选择政府、议会、警察局、外国使馆、枪支商店、监狱、银行等，攻击的烈度上升，影响范围成倍扩大。5. 恐怖组织的类型多样化。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中亚安全问题专家塔林认为，中亚的恐怖组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在国外接受过武装培训，具有作战经验，有实施恐怖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专业性强，具有很大破坏性，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有效进攻的团体，如“乌伊运”。二是拥有宗教极端思想的团体，没有接受过武装培训，也没有热兵器，破坏力不如第一种类型，但也很危险。三是受到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犯罪团伙。2016年发生的阿克纠宾事件和阿拉木图事件都是第二类和第三类情况的混合版。
中亚安全“防火墙”哪里出了漏洞
中亚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亚国家各自内部的“防火墙”、彼此之间的“防火墙”以及中亚地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防火墙”都存在漏洞。具体原因如下：
一、政府治理和安全防控能力较弱，边界无法实现严密防控，腐败问题较突出。此外，有的国家不愿意承认本国存在三股势力或者不愿意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无法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打击。
二、宗教极端化具有较有利的环境。极端分子以宣传伊斯兰教为幌子和掩护，散布极端思想。
三、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问题增大了安全防控的难度。政治力量通过暴力谋求政权，如塔吉克斯坦的反对派。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经济停滞，导致赴俄务工人员大量回流，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民族关系复杂，既包括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边境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本土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的关系。随着中亚国家与外界交流的日益密切，一些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在中亚发展很快，但局部地区的宗教宽容度却有所下降。
四、中亚尚未形成有效的安全防护体系。由于彼此在领土、边界、水资源、能源、交通等方面存在分歧，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未能建立统一的安全合作体系。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界有300多公里五六十个地段未划界。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有93.82公里地段未划界。乌吉和乌塔边境经常发生误伤、误射和争端。而中亚国家参与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仅覆盖中亚局部地区和个别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在安全防控方面基本上要靠自己，这导致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趁机在中亚地区流窜作案，与政府“捉迷藏”。
五、外部环境恶化。俄罗斯与西方陷入所谓的“新冷战”。欧洲被难民、英国脱欧等问题所困。黑海和里海地区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平衡发生变化。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等国的局部地区处于战乱状态，土耳其政变未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发生冲突，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内部分离主义问题复杂化。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俄罗斯经济陷入停滞。
短期内安全形势可控，但长期看不确定性在增强
既然中亚的“防火墙”存在漏洞，那么是否意味着中亚安全形势会继续恶化甚至“阿富汗化”？可以预见的是，短期内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可控，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动荡，但长期看中亚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在增强。 乌兹别克斯坦有望顺利举行总统选举，实现政权平稳交接。理由主要是：
首先，卡里莫夫总统生前对于权力交接已经做好法律上的准备和人事安排。2015年12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降低了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为权力交接铺平道路。卡里莫夫总统逝世后，乌选举委员会根据宪法宣布2016年12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乌权力核心稳定，警察和军队忠于政权，为政权顺利交接提供了有力保障。总理米尔济约耶夫与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伊纳亚托夫长期跟随卡里莫夫总统，二人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配合默契。米尔济约耶夫目前是代总统，并被自由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胜算较大。米尔济约耶夫长期主管农业，处事低调，善于与俄罗斯打交道。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济莫夫个性鲜明，善于与西方打交道。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代总统后，任命了新的总理，副总理阿济莫夫的职权范围增加了教育和科研领域。二人表现出相互配合的姿态。
其次，乌国内不存在反对派，境外反对派在乌基本没有号召力。而且，乌社会比较传统，民心思定，对政治运动不热心。乌传统的自治机制——“马哈拉”遍布全国各地，对于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第三，俄罗斯和中国都积极致力于乌兹别克斯坦及中亚稳定。俄罗斯不仅了解乌政局，而且拥有影响乌政局的手段。2015年以来，俄乌关系进一步拉近。双方在政治上相互配合，俄方帮助乌政府维护政权安全，乌方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对俄方倡议做出积极回应。2016年俄免除乌8.65亿美元债务。卡里莫夫总统逝世后，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和总统普京先后访乌，通过葬礼外交显示俄方对于乌方的重视和影响力。中国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支持为乌政权顺利交接提供了有利条件。欧美对于中亚采取观望姿态，贸然采取行动干预中亚形势的可能性很小。
乌兹别克斯坦新一代领导人很可能继续卡里莫夫总统提出的发展模式，坚持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通过与各方周旋争取最大利益，与中亚邻国的关系可能向缓和方向发展。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和社会问题（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外汇短缺）是新政权面临的主要挑战。
哈萨克斯坦有望在3年?5年内平稳实现政权交接。在政府重组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大女儿纳扎尔巴耶娃担任议会国际关系、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外界猜测她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接班人人选之一。部族关系、“颜色革命”、三股势力、经济增长降速等问题是哈政权交接面临的主要挑战。哈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纳扎尔巴耶夫威望高，干部政策和教育政策卓有成效，反对派较弱，社会舆论倾向于安定发展，这些因素有利于哈顺利实现政权交接。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安全保障能力相对较弱。塔吉克斯坦把反对派——“伊斯兰复兴党”定性为“极端恐怖组织”，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吉尔吉斯斯坦2017年将举行总统选举，现总统阿坦巴耶夫表示依据宪法不再谋求连任。由于吉内部各派力量势均力敌，届时将出现激烈的角逐。土库曼斯坦对信息和人员交流控制较严，关于土阿边界形势以及土内部形势信息芜杂，难辨真伪。
中亚的基本问题会否出现新解
从历史纵深看，中亚国家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期，代际更替将对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新一代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世界观、对于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权衡方式，以及维护利益的方式方法与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官僚不同，他们可能尝试对内外政策做出适度调整。传统的“家族—部族—同乡—其他”利益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
随着代际更替的到来，中亚的基本问题会否出现新解，甚至不再成为问题？理想的图景是：大国和周边国家在中亚加强合作，与中亚国家一道致力于中亚的稳定与发展;中亚国家之间相互协作，从而建立有效的统一安全防护体系;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地区政治中不再“掰手腕”，两国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乌兹别克斯坦与两个邻国——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握手言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两个上游国家提供天然气，回归中亚统一电力系统，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和飞地问题，清除边界布雷，保障边境人员和货物的流动畅通，而两个上游国家放弃在跨境河流（阿姆河和锡尔河）上建设大型水电站的计划，接受米尔济约耶夫的建议，通过建设中小型水电站解决电力供给问题，并在夏季放水给下游国家，保证其农业灌溉;乌兹别克族与吉尔吉斯族化干戈为玉帛，不再记恨1990年和2000年发生的悲剧;土库曼斯坦推行开放政策，与中亚邻国共同致力于维护边界安全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中亚国家在经济结构改革方面取得成绩，逐渐摆脱对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侨汇收入、国际贷款和援助的依赖。
对于中国来说，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在中亚日益增长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中亚的投入增长很快，已成为中亚国家重要的投资国和经济贸易伙伴。中亚稳定与否对于中国国内稳定与发展的影响在逐步上升。然而，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安保机制还很弱。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互信是一项长期任务。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