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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善政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话题，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创立者之一，对新中国的政治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影响，他对“善”政治的构建作为新中国政治建设的奠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从毛泽东“善”政治的目标、价值体系、维善路径等方面做了论述，并阐述了毛泽东“善”政治思想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善”政治； 构建；评析
政治的道德性亦即政治的“善恶”争论是人类最悠久的历史话题之一，“政治道德是人类社会道德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它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以一定的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道德现象的总和。”［1］从这个角度讲，政治与道德的结合是人们对政治寄以美好愿景的必然逻辑，人类既然离不开政治，就希望政治是“善”的，“善”政治就是能够充分实现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政治。我国古代对“善”政治的有过很多经典论述，《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后汉书•臧宫传》：“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南史•垣护之传》：“木连理，上有光如烛，咸以善政所致。”《廷试策》：“要之，官得其人，则善政行而天下蒙其福。”古人对善政的理解就是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要让天下人都可得到福泽，西方对善政的讨论也历史久远，古希腊柏拉图向往的理想国的最高原则就是至善，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来阐述一百五十八个雅典城邦的政体演变及其道德生活的变迁。他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2］
毛泽东的“善”政思想深受我国古代善政思想和马列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善”政治包涵政治目标的设定、政治价值体系的创建、政治制度的设计及政治伦理关系的规范等。
1立意高远的政治伦理观及“善”政治的构建
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定的政治伦理思想的体现，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批评地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思想和马列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在政治伦理理念上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马列主义色彩。毛泽东的“善”政治的核心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并由这个核心内容引发出一套思想和政治体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为准入机制，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判断标准，以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保障，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体系。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放慢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经济领域的成就没有让毛泽东放松政治领域的警惕，政治道德领域的丝毫杂质都能引起毛泽东关注，可以说，对绝对善的政治的追求贯穿毛泽东的一生，他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多的得失，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到晚年，他一直在寻求打开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钥匙。
他本人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曾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带给毛泽东的除了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之外，还有确立了他的政治伦理观，经过中国化后就具体为 “为人民服务”，其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自由人联合体而奋斗这一伟大目标在思想上的表现。
毛泽东立意高远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对“善”政治的追求，在建国后具体就体现在了对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宗旨设定：为人民服务；政治价值观的创建：集体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准入：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善”政治的保障机制：人民民主专政。
2对毛泽东“善”政治构成的评析
毛泽东“善”政治的构成是由“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内容引出的包括政治价值观、政治权利体系准入机制、维善保障机制等共同构成的一个系统，本文以此为逻辑线索展开评析。
2.1“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历史意义及评述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一个新政权要在一穷二白、千疮百孔中兴盛起来，一定要消除前代体制和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弊病。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完全适合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这一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生产力维度。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为人民服务”口号的历史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之初，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经过近代中国百年的战乱，社会的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几近崩溃，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让民众从政治的胜利看到的祖国强盛的希望，全国人民上下欢腾，政治热情洋溢，新时期赋予了“为人民服务”新的意义，其成为党员干部的普遍政治道德要求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它不仅无限地升华着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同时也使全国人民对这种崇高的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基于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才获得了民众基础和法理基础，才能调动广大民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工业体系得以初步建立。
第二，合理的政治与合法的政权维度。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必定要寻找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里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或者说是为了谁的政权。“为人民服务”思想从核心内涵上来说完全符合这个基本概念，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政治就合乎历史发展的要求，这个合情合理的政治逻辑构成了新兴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试想，还有比人民的认同更具有权威的认同吗？当然没有。“为人民服务”思想从逻辑上解决了合理的政治与合法的政权问题。
第三，政治道德文化维度。中国的政治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为人民服务”思想批判地继承了我国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我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为人民服务”依然是我党的宗旨，对整个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伦理道德的提高，完全超越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破除我国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毒素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对于新政治道德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
2.2“善”政治包涵“人善”与“制度善”
在说这个问题时，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就是重“人善”轻“制度善”不是说制度不善，而是说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对人的问题关注得多，对制度关注不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从人的角度进行着一系列的政治伦理实践，发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一时期，毛泽东把人善作为制度善的前提和构建善制度的重要力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意义非常重大，避免了苏东剧变悲剧在新中国的发生。可以说，“人善”的问题是毛泽东着手解决的善政治的重要方面，“制度善”的問题则在一定程度上留给了未来的接班人。
对“人善”的问题，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提了很多要求。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倡议：“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4］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表明了他对人的思想改造的重视：“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5］
毛泽东对“人善”的要求使人们保持了艰苦奋斗精神和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社会动员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构建“善”政治的角度看，“人善”从面上讲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追求，是善政的基础，是制度善不能脱离人善的文化积淀，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人善”是基于个体层面的思想道德建设，而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个人思想道德是相对易变的，所以，没有制度善的最终建立，是不能最终实现政治道德的完善的。
2.3以党员干部自律和人民监督为主的“维善”思想
维护善政是一个政党必须长期面临的问题，脱离善政就意味着失去合法性，最终必然走向灭亡。毛泽东维护善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党员干部自律和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都强调共产党员应该遵循的操守，要求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在党内以“内省”式教育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党外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在认为形势严峻的时候，甚至发动群众运动来维护善政不被破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都与群众运动结下不解之缘，人民群众成为毛泽东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逻辑。
1955年7月在关于《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7］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和客观存在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事件时，总是首先考虑把群众运动作为维善的重要路径。所以，在维善方面，毛泽东更加强调干部自律和人民监督，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
3小结
毛泽东“善”政治的构建是在新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善政作为人类悠久的话题，过去、现今和未来都必将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在我国当前经济政治文化语境下，毛泽东的“善”政治构建没有过时，甚至提供了一种长远视角和目标，我辈必将沿着先辈的足迹，继续共产主义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吴灿新：《政治伦理学新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3］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7頁。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6—329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8—169页。
【关键词】毛泽东；“善”政治； 构建；评析
政治的道德性亦即政治的“善恶”争论是人类最悠久的历史话题之一，“政治道德是人类社会道德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它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以一定的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道德现象的总和。”［1］从这个角度讲，政治与道德的结合是人们对政治寄以美好愿景的必然逻辑，人类既然离不开政治，就希望政治是“善”的，“善”政治就是能够充分实现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政治。我国古代对“善”政治的有过很多经典论述，《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后汉书•臧宫传》：“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南史•垣护之传》：“木连理，上有光如烛，咸以善政所致。”《廷试策》：“要之，官得其人，则善政行而天下蒙其福。”古人对善政的理解就是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要让天下人都可得到福泽，西方对善政的讨论也历史久远，古希腊柏拉图向往的理想国的最高原则就是至善，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来阐述一百五十八个雅典城邦的政体演变及其道德生活的变迁。他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2］
毛泽东的“善”政思想深受我国古代善政思想和马列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善”政治包涵政治目标的设定、政治价值体系的创建、政治制度的设计及政治伦理关系的规范等。
1立意高远的政治伦理观及“善”政治的构建
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定的政治伦理思想的体现，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批评地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思想和马列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在政治伦理理念上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马列主义色彩。毛泽东的“善”政治的核心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并由这个核心内容引发出一套思想和政治体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为准入机制，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判断标准，以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保障，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体系。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放慢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经济领域的成就没有让毛泽东放松政治领域的警惕，政治道德领域的丝毫杂质都能引起毛泽东关注，可以说，对绝对善的政治的追求贯穿毛泽东的一生，他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多的得失，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到晚年，他一直在寻求打开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钥匙。
他本人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曾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带给毛泽东的除了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之外，还有确立了他的政治伦理观，经过中国化后就具体为 “为人民服务”，其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自由人联合体而奋斗这一伟大目标在思想上的表现。
毛泽东立意高远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对“善”政治的追求，在建国后具体就体现在了对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宗旨设定：为人民服务；政治价值观的创建：集体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准入：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善”政治的保障机制：人民民主专政。
2对毛泽东“善”政治构成的评析
毛泽东“善”政治的构成是由“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内容引出的包括政治价值观、政治权利体系准入机制、维善保障机制等共同构成的一个系统，本文以此为逻辑线索展开评析。
2.1“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历史意义及评述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一个新政权要在一穷二白、千疮百孔中兴盛起来，一定要消除前代体制和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弊病。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完全适合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这一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生产力维度。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为人民服务”口号的历史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之初，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经过近代中国百年的战乱，社会的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几近崩溃，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让民众从政治的胜利看到的祖国强盛的希望，全国人民上下欢腾，政治热情洋溢，新时期赋予了“为人民服务”新的意义，其成为党员干部的普遍政治道德要求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它不仅无限地升华着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同时也使全国人民对这种崇高的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基于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才获得了民众基础和法理基础，才能调动广大民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工业体系得以初步建立。
第二，合理的政治与合法的政权维度。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必定要寻找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里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或者说是为了谁的政权。“为人民服务”思想从核心内涵上来说完全符合这个基本概念，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政治就合乎历史发展的要求，这个合情合理的政治逻辑构成了新兴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试想，还有比人民的认同更具有权威的认同吗？当然没有。“为人民服务”思想从逻辑上解决了合理的政治与合法的政权问题。
第三，政治道德文化维度。中国的政治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为人民服务”思想批判地继承了我国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我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为人民服务”依然是我党的宗旨，对整个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伦理道德的提高，完全超越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破除我国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毒素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对于新政治道德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
2.2“善”政治包涵“人善”与“制度善”
在说这个问题时，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就是重“人善”轻“制度善”不是说制度不善，而是说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对人的问题关注得多，对制度关注不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从人的角度进行着一系列的政治伦理实践，发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一时期，毛泽东把人善作为制度善的前提和构建善制度的重要力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意义非常重大，避免了苏东剧变悲剧在新中国的发生。可以说，“人善”的问题是毛泽东着手解决的善政治的重要方面，“制度善”的問题则在一定程度上留给了未来的接班人。
对“人善”的问题，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提了很多要求。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倡议：“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4］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表明了他对人的思想改造的重视：“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5］
毛泽东对“人善”的要求使人们保持了艰苦奋斗精神和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社会动员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构建“善”政治的角度看，“人善”从面上讲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追求，是善政的基础，是制度善不能脱离人善的文化积淀，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人善”是基于个体层面的思想道德建设，而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个人思想道德是相对易变的，所以，没有制度善的最终建立，是不能最终实现政治道德的完善的。
2.3以党员干部自律和人民监督为主的“维善”思想
维护善政是一个政党必须长期面临的问题，脱离善政就意味着失去合法性，最终必然走向灭亡。毛泽东维护善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党员干部自律和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都强调共产党员应该遵循的操守，要求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在党内以“内省”式教育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党外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在认为形势严峻的时候，甚至发动群众运动来维护善政不被破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都与群众运动结下不解之缘，人民群众成为毛泽东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逻辑。
1955年7月在关于《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7］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和客观存在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事件时，总是首先考虑把群众运动作为维善的重要路径。所以，在维善方面，毛泽东更加强调干部自律和人民监督，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
3小结
毛泽东“善”政治的构建是在新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善政作为人类悠久的话题，过去、现今和未来都必将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在我国当前经济政治文化语境下，毛泽东的“善”政治构建没有过时，甚至提供了一种长远视角和目标，我辈必将沿着先辈的足迹，继续共产主义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吴灿新：《政治伦理学新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3］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7頁。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6—329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