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本期起，本刊开辟一个人专栏“扉页故事”，请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侯军命笔，将他以往的一些与扉页题款有关的书人书事娓娓道来，虽无关新书，却可为读者阅读生活增添一些可读、有趣的亮色，多一个阅书阅人阅社会的侧面。
　　
　　喜欢读书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姜德明先生的。不过我对姜先生的认知却很晚，当然，这只能说明我在读书方面确实开化得很晚。
　　第一次跟我讲起姜德明这个名字的，是孙犁先生。我在80年代前期编过一段报告文学专版，其间还写过一篇《孙犁与报告文学》的论文。我在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一段孙犁先生对进城初期“倚马激情，发为文字”的情形的描述，而这段描述恰恰出自孙老1981年为姜德明所藏《津门小集》所写的题记。我那会儿曾向孙老问起这姜德明是何许人也，孙老说，这个人可不得了，专门收藏现代文学方面的书籍，是个藏书家。“我过去出的书，有的版本我自己都没有了，他那儿还有。人家这才叫有心人呐!”孙犁先生说。
　　既知其人，便开始搜求他的书，先是读了他的《余时书话》、《书边草》，接着读了他的《绿窗集》、《书叶集》，都是些清新舒缓、充满书卷气的散文小品。我至今还记得他写天津旧书摊的那段文字：“当年我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宁愿整个下午旷课，也愿泡在天祥商场的旧书摊前。那个商场的一楼是花花绿绿的老爷太太们的世界，一上二楼却非常冷清、灰暗，转一个大圈儿全是旧书摊。旧时代的天津真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就在这灯红酒绿的繁华天地中，却存在这么一小片少人问津的文化绿洲。我简直把这些旧书摊，当作是一座开架的新文学的图书馆，它引我走进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正是按照这段文字的指引，我也跑到天祥商场去找旧书摊，但此时已是文革浩劫之后，天祥的二楼只怕比当年还要冷清和灰暗了。哪里还有“转一个大圈儿”的旧书摊，找了半天，只见到一处店面挂着个不起眼的“古籍书店”的招牌，卖一些特价旧书和新版古籍，其门庭之冷落应是远比几十年前姜先生所见的景象更甚一层了。不过。这里毕竟还保存着一丝文化的气息，使我辈后来者得以吸吮到些许前人书卷的余香。在我的书架上，就有相当一部分文革前乃至建国前的旧书，是从天祥那间硕果仅存的旧书摊上淘来的。为此，真该谢谢姜德明先生。
　　1999年，我在北京参与一部电视片的后期制作，前后住了两个多月。有一次去人民日报看望方成先生。一进门，方老就说：“不巧，我刚刚约了一位老朋友吃饭，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一起见个面，聊一聊。”我问是哪一位?方老说是姜德明。我当时觉得真像中了一个头彩——我跟方老说：“姜先生是我一直想见而无缘相见的人，今天的饭局，我作东啦!”
　　那天与姜先生谈得非常开心，饭后还意犹未尽，被姜先生拉到他家看书——我立即被姜府的那个“书阵”惊呆了，几乎所有空间都被新旧书籍占满了，十几个书柜分置于书房里、客厅里、卧室里，井然有序，阵线分明。那淡淡的旧书所特有的纸霉味儿，简直令人心醉。我与姜先生挤坐在被书包围的一对旧沙发上，谈书人书事，谈津门掌故，谈他新近读到的老友新著，谈他前不久应邀到一家监狱去采访的新鲜感受……那年，姜先生已经70岁了，但精神矍烁，思维敏捷，一直谈锋甚健，没睡午觉也毫无倦意。从他的谈话中，我还能依稀辨别出一丝天津口音，这让人尤其感到一种久违的亲近。他问我这一次到北方来，回没回过天津?我说，回去看了看，天津的变化很大。他接着就问：“你去过天祥商场的旧书店吗?”我说：“从前老去，现在想去也没有了。”天祥早就改建了，改建后的商场就不设书店了，倒是在马路对面开了个门脸儿，把“古籍书店”搬到那儿去了。姜先生默然良久，忽然苦笑一声，说：“我现在跟你这个岁数的人说说天祥，你们还能知道；再过几年，跟更年轻的人说起天祥，他们就会不知所云啦!”我从姜先生的语气中，分明感受到一种对文化失落的隐忧。
　　那次会面，我得到姜先生的签名本《不寂寞集》。其“沽上梦影”一辑专写童年在天津的往事，读来格外有味儿。2002年春天，收到姜先生寄来的两本新著，一为《猎书偶记》，一为《守望冷摊》。在后者的《小引》里，我读到这样几行文字：“时代奔跑得也真快，想不到多年来风来雨去地探觅进步书刊，落得满室丛残，竟成为冷摊的看守者，已近于抱残守阙了。……明知冷摊无光华，看客已渐稀，守望故纸没有出息，却积习难改，又涂抹了些书话之类的散礼，特呈请读者指正。如蒙不弃则幸甚感甚。”
　　读罢，有些悲凉。我现在特别想告诉姜德明先生：没有您老人家当年的指引，我辈晚生何以得书门而入?没有您老人家们对冷摊的坚守，中国的文化薪火又何以代代相传?我相信，所有读过您的书并由此步入各式各样的“天祥商场”的人们，都会对您“幸甚感甚”的——姜先生，晚生这厢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