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光绪，慈禧，日记，心态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2-0052-09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十月二十二日（11月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成为清宫历史上最后一桩重大悬案。关于光绪死亡之谜，百年来纷争不断。但是随着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成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对光绪遗骸化验结果的公布，光绪死亡之谜已经尘埃落定。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共同先后提取了光绪的两小缕头发、遗骨及衣物样品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砷，达2349微克/克，当代人正常值为0.14～0.59微克/克，换句话说，光绪头发砷含量为当代人最高正常含量的3915倍，光绪被慈禧在临终前毒死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光绪死因已不成问题，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光绪、慈禧驾崩事件对世人造成的影响这一更深层次问题。具体研究路径是从日记来看国人在光绪、慈禧去世时的心态。关于这个选题，学界此前只有一篇论文涉及，即刊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的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一文，但是该文写于光绪死因真相大白之前，因此是以病情为切入点来看光绪的死因问题。而本文要讨论的是士大夫官僚、革命党等各阶层在光绪、慈禧死亡时的反应，以及政治真空下风起的流言对各阶层的心态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利用《醇亲王载沣日记》《荣庆日记》等各界人士日记20种，对光绪、慈禧之死的记载进行爬梳，探析在大变革时代威权人物死后的各界人士的微妙心态。
亲历慈禧、光绪国丧的人当中，地位最高的是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恰恰留下了记录当时情况的日记。《醇亲王载沣日记·国恤哀记》：“孝钦显皇后暨德宗景皇帝连日上宾，国恤两遭，锥心泣血，本不如形诸笔墨，然忧患所经，不可不为笔记，俾事后平安之时，安不忘危，痛定思痛之用可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①在这一段后面，记载的就是各种公开发布的诏谕了。载沣日记的一大特点是过于简略，缺乏心理活动和细节。但是无论从载沣担任摄政王之前的政治经验，还是从担任摄政王后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说，载沣对于這一切都缺乏准备。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载沣才开始军机大臣学习行走，“行走”了不到一年半就要成为中国实际掌舵的最高领导人，显然难以胜任。其在国丧上之痛哭流涕、锥心泣血，既为兄长悲，亦为大清国运忧。
摄政王如此，那么军机大臣情况如何呢？此时的军机大臣按照排名先后顺序，依次为：庆亲王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其中只有鹿传霖有日记传世。《鹿传霖日记》记载，十月二十二日，“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复至直房。内外折仍照前三日奏拟进呈，交下摄政王代批。午后甫回饭，料理白袍褂，即得电催入直，到后时许即得凶耗。偕两邸入慈寝宫，已成殓，瞻仰遗容，举哀。兼祧皇太后在彼与两邸问答，耳聋不闻，退出。在船闻冰老言，皇后尚不知兼祧尊为皇太后，已奉懿旨说明，始惬心。撰拟遗诏，摄政王监国，派余充大行太皇太后总办丧礼大臣”。①此时鹿传霖已经73岁，再有两年就去世了，隆裕与庆亲王、摄政王的重要对话他已都听不清，足见老迈昏聩程度。但毕竟已经是年过古稀，早已惯看秋月春风，因此我们在他的日记中看不出慌乱。
除现任军机大臣外，此时已经被罢职的军机大臣、曾任管学大臣、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的荣庆也有日记传世。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月二十一日，“至学部小坐，心不定归。饭后七钟闻龙驭上宾，哀恸欲绝”。十月二十二日，“天容惨暗。寅起，至西苑门与那、铁、寿恭候，卯正大行皇帝吉祥轿入宫，随入步哭至乾清门外，门掩，复至景运门外久候，申初归。旋闻皇太后大渐，即驰入，吉祥轿已进宫，奉大行太皇太后哀诰”。②荣庆与体仁阁大学士那桐、陆军部尚书铁良、理藩部尚书寿耆一起恭候光绪的灵柩。荣庆其人，《清史稿·荣庆传》的“持躬谨慎”四字确为当语，既不精悍、也不凡庸的他知道自己只是执行角色，并不需要他去独当大任，因此虽然“哀恸欲绝”，但是并无惊慌失措。
真正感到惊慌失措、“心震手颤、莫知所主”的是负责写光绪、慈禧遗诏的军机章京许宝蘅。《许宝蘅日记》记载：“十月廿二日四时半起。五时半到东华门，已启，至西苑门见吉祥轿，始知大行皇帝于昨日酉刻龙驭上宾。……至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旋检查孝贞显皇后旧典。二时闻太皇太后换衣，摄政王与庆邸、各堂入宝光门敬视太皇太后升遐，即拟进太皇太后遗诰及哀诏。呜呼！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余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大行皇帝于巳时奉移入乾清宫，大行太皇太后于酉时奉移入皇极殿，皇太后率嗣皇帝立时还宫，余等于五时散出，归已六时矣。”③此时许宝蘅毕竟才34岁，两宫同时驾崩之事，显然在其心理承受限度之外。才进入军机处一年的许宝蘅因为文思敏捷而深得张之洞、袁世凯这两个军机大臣中的实力派器重，因此官运亨通，由他一人来起草光绪、慈禧两个人的遗诏，更可见对他才能的信任。
才来军机处一年的许宝蘅只是从君臣之义角度对慈禧、光绪的痛哭，不会有什么更深刻的感情，而担任晚清史官十九年的光绪帝起居注总办恽毓鼎在得知“二圣”驾崩后的真情流露则为他人所不及。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
十月二十二日，阴。晨兴惊悉大行皇帝于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今日辰初用吉祥轿（平日御乘之轿加长如民间驼轿）还宫，巳时升殓，阿哥即皇帝位于柩前，嗣为穆宗毅皇帝之子兼祧大行皇帝。臣敬泣思大行皇帝以四龄入承大统，临御三十四年，恭俭爱民，勤于听政。凡前代皇帝声色土木之好，上俱无之。兢兢业业，无一日自暇矣。当丁酉、戊戌间，鉴于辽东战败，国势日孱，毅然与天下更新，多所变革。庚子之事，上雅不欲以乱民横挑强敌，而迫于朝局，驯致播迁。五月间，臣与廷臣同对殿中，见上审顾迟回，形于辞色。事权不属，无可如何。终其身，处于艰虞之中。竟以抑郁，永弃朝野。鼎湖弓剑在，天有馀桐矣（闻内臣言，上自奉极薄，所御短布衫，屡经补缀，犹不肯弃之）。④ 恽毓鼎满怀深情的回忆了光绪皇帝的一生，身为起居注官，是除太监外与光绪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他是最懂光绪心理的。鲁滨逊是在真正的孤岛上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光绪却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孤岛——中南海瀛台上违心地生活。对岸并不遥远，但就是这一泓潭水却是阻隔着一国之君的励精图治之梦与高级囚徒的生不如死之辱的万丈深渊。
就在恽毓鼎沉浸在对光绪之死的悲痛中时，“闻太皇太后病大渐，不胜忧急。是日阴风凄惨，五点钟即瞑。夜半十二点钟，仆人敲门，传入邸抄，复惊悉太皇太后未刻升遐。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旁皇不复成寐”。在两天后的日记中，恽毓鼎也回忆了慈禧与自己打交道的几次故事，“太皇太后待臣最有恩，屡向左右称其忠爱可大用。去岁十一月间，臣兄毓嘉召见，温语及臣，极奖其忠爱敢言，论事明白。曾与庆亲王言，欲俟一二年大用之。迨臣误召见，恐其惶憟不安，特旨补召以安之，体恤周至，廷臣罕及。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①这里记载了慈禧有人情味的一面，不过这恐怕也并不全是恽毓鼎的心里话，身为见证光绪悲情人生的人，他怎能不痛恨慈禧对光绪的虐待，清朝灭亡后的1913年2月22日，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②此时清朝已不在，恽毓鼎不再有顾忌，下毒手害死光绪，最后导致大清朝覆亡的人正是慈禧，这才是恽毓鼎的真实看法，也是比较符合历史客观的一种看法。
在邮传部任职的孙宝瑄本来是可以跟恽毓鼎等人一样目睹“二圣”驾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然而当时他正在南京出差，所以只能通过报纸了解情况。他在《忘山庐日记》写道：“（十月二十三日）闻报纸载有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并传命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之谕。余闻而心动，不解其故。……幹廷先在大观楼待余，一见即闻幹廷言：沪宁铁路公司下半旗。……入夜，幹廷持报纸示余，则遗诏已宣布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以载沣监国，皆称奉慈宫懿旨，而慈圣即于次日亦崩。盖帝于二十一日酉时，而太后于二十二日未时，相去只一日也。呜呼痛哉！九年预备立宪之诏甫颁，母子二人竟携手同去，吾为神州一长哀也！”③在南京办完事后来到扬州大观楼的孙宝瑄听到吏部主事汪文枢（字幹廷）说上海的沪宁铁路公司降半旗了，再加上报纸所载（应该是《申报》，这是江浙沪士绅的第一信息有效来源），可以确定发生国丧了。慈禧之所以定“九年立宪”可以说是大有深意，她在晚年一方面推动预备立宪，另一方面又暂时不设责任内阁，一定要等到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把政治体制再彻底调整到最利于自己生前身后的位置。既要确保自己在生前大权独揽，又要确保自己死后皇帝无权，以无法翻案。然而她在临死时还是不放心，最终下毒手害死了光绪。
级别不够高的孙宝瑄根本看不出这层深意，而拥有复杂的北京朋友圈的张謇则通过对光绪、慈禧病情的公开情况，读出了内容。慈禧、光绪死时正在上海的实业家张謇在日记写道：十月二十二日“见报载，皇上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稍有知识者，无不疑眩哀痛。八月各省保荐医生南来，固言上无病，日进方三四纸，进药三四碗。太后病，服药，则不许人言也”。“二十三日，报言皇太后以二十二日未刻大行。”“二十七日，官绅学生同集议事会哭临，听宣哀诏。”④慈禧对于自己的病情严格保密，让臣民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以便继续大权独揽。对于光绪，则把他的药方都公开，营造光绪身体不行的舆论，如此，万一光绪死了，也好让臣民有心理准备。
与张謇一起负责兴办铁路的苏州著名学者王同愈在日记中写道，十月廿二日，“阅《时报》，惊悉皇上龙驭上宾”。廿三日，“惊悉皇太后仙驭升遐。两日内痛遭两宫先后大丧，地裂天崩，攀号何及？”⑤
只要不在北京，官员无论在职还是已经退休，无论低层高层，大多靠看报纸第一时间了解慈禧、光绪死讯。在广东老家退休的前安徽巡抚、山西巡抚、贵州巡抚邓华熙在日记中写道：
十月十九、二十数日，遍传上疾大渐，忧惧实深。二十一日下午报单云：“二十日奉懿旨，醇亲王著授为摄政王。”又奉旨：“醇王之子溥仪着入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忽于廿三日下午见报单云：“廿一日酉刻，皇上驾崩。廿二巳刻，大殓。遗诏以溥仪承大统，继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醇王摄政监国。”又报：“皇太后廿二日未刻驾崩，申刻乘吉祥轿回宫。廿三日大殓。”殊深骇噩。调姜军入京。⑥
“调姜军入京”指的是载沣下令调时任直隶提督的毅军统帅姜桂题率军进京。直隶提督驻扎在密云的古北口关城，两宫驾崩，北京人心浮动，于是载沣调姜桂题进京。之所以调姜桂题所部进京也是载沣精心斟酌的，载沣久有扳倒袁世凯之意，因此不可能再调北洋军队进京来加强袁世凯的势力，这样等于把自己置于险地。清末新政官制改革以來，原先满汉各半的局面被打破，汉人官员的生态位被挤占，革命党也因此煽动各种排满情绪。北京城内汉人人口略多于满人，而北京周围汉人则比满人多很多，此时如果再调满蒙军队进京，更会加重汉人的恐慌，给革命党以口实。因此载沣没有调满蒙军队进京。北京周围，非北洋系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姜桂题的毅军，这是原来四川提督宋庆的部队，绝对忠诚可靠，打过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的战争，于是载沣就把这支部队调进北京。
此时，北京附近编练的新军正在成长期，他们对于“二圣”驾崩之事惊慌失措，甚至因此引发了对人生的思考。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的童保喧在日记中写道，十月二十二日，“同乡诸君回堂，说皇上于二十一日酉刻晏驾。嗣皇是摄政亲王载沣之子云云”。二十三日，“晚间皇太后亦于是日薨”。二十四日，“停课，因奉督办传为大行皇上、大行皇太后服丧也。共停课三天，禁止百日剃头，并将服装红黄二色以素色布裹之”。二十五日，“全堂站队，至保定城行宫奉所哭临。……晚与诸友谈，每有事不逢时之叹，余勉谓英雄因时以成事，未尝执定在何如时方可为何如事，英雄应时事者也，处不得已之时，亦必有不得已之处置，虽不足达我之希望，然在最后之时用最后之手段，亦因时应用之一例也”。三十日，“是日因大行皇上遗诏及大行皇太后遗诰到堂，仍续停课三天。上午九点钟，各种陆军学堂员司学生等集合尚无堂前，拜受遗诏及遗诰，共叩首三十六”。①童保喧的同学因为“二圣”驾崩，时局动荡，产生了“事不逢时之叹”，童保喧劝他，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在晚清乱世，威权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后，造成巨大权力真空，这正是这些新军健儿大显身手的时候。 若说年轻人认为此时正是可以英雄施展之时，那么老年人对于两宫驾崩则只能有梁倾栋折，骤失倚恃之感。在苏州养老的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写道：十月廿二日，“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拔为摄政王，其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尚书房读书，钦此。又闻皇上便秘九日甫解，圣躬不豫。又有诏查登极典礼之说”。②廿四日，“北京专电，光绪皇帝廿一日酉刻崩，太皇太后廿二日未刻崩，京师震动，调姜桂题军入卫。仲侯见新闻报馆传单语亦同。噩耗已确，惶骇无地。大行皇帝病在弥留，薄诲臣民，尚不忍闻冯几之末命。至于太皇太后，初未闻圣躬不豫。不先不后，龙驭同时上宾，地坼天崩，杞人之忧奚极？小臣忝陈朝列，曾蒙圣恩，自放颠涯，擎鼎湖而莫及，北向长号，恸何能已？”③
从得知光绪九日未曾大解开始，叶昌炽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两天后就传来噩耗。在湖南老家的以经学为根底却到处兜售帝王学的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表达了与叶昌炽相同的心态，十月廿五日，“晴，晨得道台信，报国丧，云太后末命以醇王为摄政王。……不俟诏到，城中又闭市，不还门釐，登时匆匆无太平景象矣”。廿七日，“晴，至花药寺，适寺僧为大行荐福，请书神牌，不觉凄感，五十年威神，一旦如幻”。④十一月七日，王闿运作诗纪念慈禧，“先皇曾识女英名，再奠鳌枢靖海鲸。四纪尊荣天下养，深宫祈祷圣人生。瑶池遽返三清驾，嵩谷犹闻万岁声。匝地繁霜催落木，空山野哭暮猿惊”。⑤在自己日记中写诗悼念“二圣”的不多，依笔者所见，只有王闿运、孙宝瑄两个人这样做了。可以说慈禧、光绪同时驾崩的确震动非常，连在日记中几乎从来不记时事的正担任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总办的缪荃孙在《艺风老人日记》中都对此事写了几笔：“廿四日……得今上哀诏。廿五日丁丑，晴，复得太皇太后凶问，异哉！”⑥光绪年后期，就记载时政的详细程度而言，以缪荃孙之日记为最弱，几乎不记，以徐兆玮为最强，把在《申报》所见和各种见闻详加记载，要闻、趣闻几无遗漏。在常熟兴办新学堂的徐兆玮在慈禧、光绪死时正好来北京出差，《徐兆玮日记》写道：十月廿一日，“在车站读《中外日日新闻》，惊闻鼎湖仙去，岂料醉舞酣歌之顷，即为天崩地坼之时，虮虱小臣，怆念时艰，不禁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此次崇文门搜检极严，虽仅开一衣箱、一书箱，然见他人之物皆倾筐倒箧而出之，且闻颇有怨声，则行旅之受害者必多矣”。十月二十二日，“都中传闻颇恶，有鼎湖弓剑之悲。茫茫身世，不知作何结局？昨夜闻落叶声，疑为骤雨，黎明起视，但见干黄满地而已。感兹摇落，重以离忧，秋士情怀，何以自遣？”①徐兆玮亲眼目睹了在慈禧、光绪死后陡然升级的崇文门安检，更是听到了大量令人惶惑不安的传言，这是在本文后面要详谈的，在此暂不赘述。
与重臣和一些士大夫在得知“二圣”驾崩后震恸悲伤的表现截然相反，革命党则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慈禧一死，使得他们的革命难度降低了许多。此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会员钱玄同在日记写道：11月13日，“今日《每日电报》号外云，载湉于昨晚死了。然不得真消息，各国公使馆均四面探访”。11月14日，“午后二时顷得《报知新闻》号外，言载湉今日朝晨死，以载沣之子溥仪（八岁）为皇嗣，载沣摄政”。11月15日，“今日各报载载湉死事，纷纷不一，或言已死，或言未死。又《每日电报》谓那拉、阿哥亦死，亦未确否。晚七时顷，得《朝日》号外，言载湉于今日午前十一时死，载沣之子溥仪嗣位，此电想必确矣！（案：死期纷纷传说不一，余谓必是阴历十月十九日夜，因嗣立事，秘不发丧，兹立储已定始发，故诡言今日死耳）”11月16日，“晨阅《朝日新闻》，见载湉遗诏已出，知昨晚号外真的了。晨十时顷，又得《朝日新闻》号外，言西太后崩御”。②光绪在11月14日驾崩，而日本各媒体在11月13日就發出光绪在11月12日已死的消息，足见日本人在北京的情报网消息极为灵通。驾崩是真，只不过为了抢新闻而把时间提前了，但钱玄同自案的这句话则揣度错了，可见他并不了解清政府宣告大丧的程式。正在武汉上学的朱峙三在日记中所写的报国丧制度是符合清朝典制的，“盖朝廷制度，君主龙驭上宾时，先以继立者示各省长官，次日即发忧诏，所谓先喜后忧”。③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按照发生时间顺序，先发布皇帝驾崩消息，再发布继承人消息，在青黄不接之际很可能会给野心家觊觎的空间。而如果在确定新皇帝后先发布继位消息，断绝各阶层的谣言传播和遐想空间，然后再发布大行皇帝驾崩消息，则对安定人心大有好处。
朱峙三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慈禧和光绪的死讯：十月二十三日，“李有才以目示意，向予耳语云，君知昨夜北京有喜诏到督署否？恐光绪皇帝已薨矣。……予以汝何以知之？彼云昨夕适在本场总办公馆中闻之，时已十一时矣。再问数语遂归。偶与同寝室诸人言之，而堂中监督以下职员似未知消息也。下午二时，学堂管教员已知北京有喜诏到鄂，究竟死者系光绪抑皇太后，不能断定。黄昏时，城中喧传死者系光绪帝”。④朱峙三从在武汉劝业场站岗的警察李有才处，得知了光绪之死的消息。朱峙三虽然并不能算革命党，只能算与革命党有联系的外围人员，但是他对于慈禧光绪之死的确是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一天是他一直期盼的。
《朱峙三日记》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九，转天是慈禧生日，大家要去拜慈禧的生辰牌位来祝寿，结果赶上这天下大雪。“雨大衣不够，皮长筒靴仅百双，乃改为每寝室派室长一人，共三十二人，随同堂长、监督等，黎明时食稀饭毕，到紫阳桥皇殿中去拜牌。予室中轮到室长为谭凤藻，夜三时半即起，天寒风雪交加，当知其苦。谭甚懊悔。何自新来室冷笑曰：‘老淫妇何以不死耶？’谭未答。”十月初十这天是万寿节，“正午备酒席，添四菜，食面及饭，谓之庆寿。牟鸿勋、何自新均笑曰：‘此老妪不死，害汉人矣。’”⑤紫阳桥就是现在武汉首义公园南面的紫阳公园湖内的一座小桥，为慈禧祝寿、摆放其神牌的位置居然距离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所在地只有1公里，距离黎元洪为黄兴设立的拜将台连1公里都不到，不知慈禧九泉有知，当作何感想。光绪后期，清廷合法性丧尽，言论空前自由，“老淫妇”之说若在戊戌年必然会导致身首异处，而今则众人相视而笑矣。到光绪死前几个月，一颗流星坠地更是让革命党觉得光绪快完了，朱峙三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七时，有见大星从西北空际飞至东南方坠地而陨，其光烁烁照庭宇，其声如雷鸣。市人见者多，但予实未见之。二十二日，闻昨夕坠星，外间谣传为紫微星，应在光绪帝。革命党人闻之甚喜。今年革命暗潮甚烈，或者清败亡之征欤”。⑥ 由于《民报》在慈禧和光绪死前一个月被日本政府以鼓吹暗杀为借口查封，所以慈禧、光绪死时革命党高层的态度只能通过同盟会在新加坡的报纸《中兴日报》来观察，胡汉民在《中兴日报》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了《呜呼载湉死》一文，这篇文章就可视为革命党高层在第一时间对此事的态度。胡汉民写道：
路透电报言虏帝载湉以病身死，虏太后已命醇酋监国，并立其子为嗣。其始末至详，意者载湉之死确矣。从来为专制之君主者，外若拥无限权威，而内受无穷束缚，其不得自由之苦，已有生不如死之慨。至二十世纪已为此辈将次绝迹之时，则得以疾终而不为俄帝亚历山大、葡王加罗之续，亦未始非幸事也。况民族主义大明，中国革命风潮，日盛一日，载湉生当此际，以独夫为罗指目，纵不至如隋杨广揽镜自伤，不知头颈之谁属，而苟有一隙之明，若李嗣源自知胡人非类，不当为中国主，而祷天祈死者，此时亦可谓侥幸息肩，而当含笑瞑目，其又安足吊乎？①
将清朝官呼为酋长是革命党的习惯性称呼，胡汉民认为，光绪没有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那样被人民意志党成员炸断双腿而亡，也没有像几个月前葡萄牙卡洛斯一世被刺杀身亡（此事真相至今未曾查清）那样毙命，就已经很幸运了。根据《资治通鉴·后唐纪七》的记载，李嗣源说：“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结果不久赵匡胤出生，最终基本统一中国。胡汉民则对光绪提出更高要求，要他“祷天祈死”，显然这是站在革命党立场上盼望清政府高层发生动荡，革命党便更容易趁乱起事，从而胜利。
在光绪死后转天，慈禧驾崩，胡汉民也迅速在《中兴日报》发表《呜呼那拉氏又死》，以记其事。
载湉之为皇帝，不过以空名尸位，而专制无上之军权，实在那拉氏。载湉见制于母后，其权力视奕劻、载振之徒犹为微弱。其死也，在满族丧君有君，无大增损。且于那拉氏专制之日，已无复有所谓帝党者存，则于一班争权竞势之大奴，亦无所轻重。舍海外绝无势力之保皇党，开会追悼，发一二次之悲声外，殆无特别可纪之事。那拉氏则不然，盈庭之臣皆其所富贵者，满奴如端方、铁良，汉奸如张之洞、袁世凯，莫不仰其颐指。故其死可使满庭受非常之感动，如冰山之忽颓。新进者或更谋攀缘之术，而有所觊觎;旧为那拉氏所信用者，则又以患失之见，谋保其素日之位置，纷扰不已，内讧将生，此那拉氏之死，所为不可与载湉同日而语也。加以载湉与那拉氏，子母两日，先后俱殂，其事太巧，生人疑窦。②
字里行间，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胡汉民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威权人物倒下，需要多个实力派来填补真空，为争权夺利，清廷必然会有极大内耗，这正是革命党夺取政权、利用机会的大好良机。正因为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才会在辛亥革命的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使得革命党最终实现了推翻清廷的目标。
光绪、慈禧两日之内相继驾崩，人心惶惶，各种小道消息层出不穷，政局也变得扑朔迷离。谣言止于智者，然而越是信息不透明，越是真相越稀缺，谣言越会横行。因为真相不明，而许多人又想知道真相，所以才会有人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而编造谣言。
安徽桐城学者、担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校长）的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十月二十三日，“至自治所，谒沈公始闻皇上廿一日酉刻、太后廿二日未刻大行，迭遭大故，惊心动魄”。③姚永概的“惊心动魄”说的不是二人之死，而是二人之死引发的各种消息和政坛地震。
《邓华熙日记》记载，“（十月二十七日）张安圃制军接京电。直督杨来电，‘京津人心甚安，报纸谣传皆未足信，骧’。外务部来电：‘……现在宫府均安，京师地面亦安。’”④直隶总督杨世骧给两广总督张人骏发电报，由于邓华熙原来也是巡抚级官员，所以张人骏也把电报内容告知了邓华熙。所谓“人心甚安”之下，实则危机四伏。
那么当时都有哪些谣传呢？《郑孝胥日记》记载，十月廿六日，“《时报》言，庆亲王于廿五日未刻咯血薨”。⑤中国近代各种时报很多，郑孝胥在慈禧和光绪死时正在上海，而当时上海只有一份时报，就是康有为弟子狄葆贤和罗普分任该报经理和主笔的《时报》，代表了保皇党立场，而军机大臣中排名最靠前的后党就是庆亲王。当时北京并无任何消息说庆亲王死了，保皇派捏造庆亲王之死无非是想搞乱人心，让自己讨厌的人先死。
庆亲王之死的消息不值一驳，而张之洞遇刺的消息却传到了张之洞曾经长期为官的湖北。《朱峙三日记》载：十月二十三日，“义斋同学晏凯来云，北京有急电到鄂，云张公被刺，袁公幸免，诸王争立，速调北洋兵入京以备不虞云云。同学以晏语不足信，恐系革命党趁机造谣图起事也。于是有同学自外回堂者云，军警戒严。予外出至西街沈师处探讯，因沈师原为张相国幕宾，张为予学堂之前监督。理应走访问。至则沈师适抱病二日，闻予来颇悲感，曰张公已被刺，甚为感伤。予谓尚未证实，可勿忧虑。谈片刻辞归。九时堂中点名后，各室同学纷纷议论。各省军、学界必从此动摇，革命军可以起矣”。①还是朱峙三的同学有见识，认为张之洞遇刺“恐系革命党趁机造谣图起事”，根本不足为信，果不其然，过几天消息传到湖北，张之洞安然无恙。
有说庆亲王病死，张之洞遇刺的，还有说隆裕皇后服毒，袁世凯自杀的。《徐兆玮日记》记载，十一月初一，“张美叔廿四日函云：此间廿一日东报即有两宫升遐之消息……廿五日在中华会馆举哀哭临，廿三日起下半旗二十七天。盛得私电，太皇太后系生背疽，午帅带兵赴京。东报有皇后服毒，项城自尽，国事岌岌可虑”。②张美叔是常熟县商会副会长，徐兆玮的好朋友，当时正跟着盛宣怀一起东渡日本考察，他能看到日本的中华会馆举行的哀悼仪式。经他转述，说盛宣怀接到消息說慈禧是因为后背生疽而死，端方带兵进京，隆裕皇后服毒自杀，袁世凯也自杀了。盛宣怀虽然在庚子年手眼通天，在他串联下有了东南互保，但此次他得到的这些消息也的确太过离谱，慈禧是得痢疾死的，与痈疽无任何关系。端方此时正在南京，他来当直隶总督是不久以后的事，带兵进京的是姜桂题。至于隆裕皇后和袁世凯，也都活得好好的。 连盛宣怀都能得到这么多假消息，普通百姓就更是听不到真相了。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内幕，所以这段时间报纸价格猛涨，卖小报的都发财了。《徐兆玮日记》记载十一月初二：“沪上自廿一日起报纸陡增数倍，其晚每报一份卖小洋一角，此亦千载一时之遇。外间谣言甚多，谓项城遇险，两邸冲突，近畿蠢动，此等无稽之语，虽不之信，然人心未免惶惑。支此危局，视各督抚之力量何如耳？”③
《徐兆玮日记》生动记录了人人自危的朝局，十月二十三日，“廿一入都，惊闻大行上宾，尧母仙去，京师安堵如恒。惟小钱铺以钱票红印不能取钱之谣言，以至受挤。奸民乘机煽惑，虽巡警竭力镇压，然余焰尚未已也。……朝中有无变更，尚在未定之天，政党中人未免自危，万不如闲散之得坦然安卧也”。④百姓其实只是生活上不能用红色，不能有娱乐活动，并无性命之忧，官员们才是因为害怕站错队伍而惶惶不可终日。
两日内皇帝太后相继驾崩，假消息自然不少，不过也有一些捕风捉影得来的真消息。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十月二十九日，“闻有某亲贵，当宫闱变作，颇蒙觊觎之志，顾才不足济之，遂所如辄沮。摄政王谦德过人，诸臣皆服，余尚望其有担荷之勇也”。⑤这个“某亲贵”究竟是谁呢？孙宝瑄给出的信息太少，然而《徐兆玮日记》给出了答案。十一月初三，“袁项城哀毁过甚，入朝须人扶掖。此间二十二、三、四日亦复市虎谣传，近日已大定矣。二十七日懿亲宗族之严旨，闻为恭邸而发，宫廷事秘，未由知其详也。康梁碌碌，更何能为？摄政王素以谦退为怀，惟盼宫府一心，俾宪政得早日成立，未始非国家之福”。⑥“入朝须人扶掖”或许就是载沣数日后以“足疾”为由把袁世凯罢免的灵感来源，而这个蠢蠢欲动的“某亲贵”就是恭亲王溥伟，即此前赫赫有名的恭亲王奕讠斤的孙子。
在《宣統朝政纪》第1卷，我们就能找到这封“懿亲宗族之严旨”，“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傥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⑦这封谕旨就是针对蠢蠢欲动的恭亲王溥伟的。溥伟一生中先后三次与皇位擦肩而过，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庚子国变慈禧“西狩”回銮后将大阿哥溥儁革除爵位，废掉其太子头衔，溥伟不知是从哪听说的，说有人向慈禧建议让自己接大阿哥的班，成为光绪接班人，但被慈禧否决。此番慈禧、光绪同时死亡，慈禧临终前把载沣叫来，让他当摄政王，载沣叩头力辞，慈禧说：“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汝恐一人之力不能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①溥伟得知这段对话后，内心起了化学反应：论功绩，自己的祖父奕讠斤为大清股肱之臣，可谓居功至伟;论血缘，自己是道光皇帝嫡孙，光绪皇帝的堂侄，绝对的天潢贵胄;论年龄，皇族近支溥字辈中自己年纪最长，溥伟29岁了，溥仪才3岁。根据《国闻备乘》卷3“溥伟争位”一条，在慈禧“夜半定策”的那个晚上，溥伟利用宫廷行走之职的便利，在宫中苦苦守候了一个晚上，却只等到了3岁孩童承继大统的结果。
溥伟本来想着因为慈禧的这句话，遗诏上会有自己的名字，可是张之洞列提纲，许宝蘅执笔的慈禧懿旨公布后，只有说载沣任摄政王，此外别无其他。溥伟便对张之洞愤然相责，问为何懿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在张之洞眼中，乳臭未干的溥伟不成气候，便轻描淡写地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②事已至此，溥伟仍心有不甘，又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于是便有了《忘山庐日记》和《徐兆玮日记》所说的内容。24年后，1932年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要立皇帝，溥伟又蠢蠢欲动，但还是失败了，那是溥伟第三次要当皇帝，当然，这也不在本文范围内了。
关于溥伟此事的详情，《徐兆玮日记》也有补充，十一月初十，“此次庆邸、世中堂皆主立长之说，而慈意不欲，南皮亦力诤，议始定。并闻世中堂曾言载振，出后为醇邸所呵责，观此似庆有站不住之意。又传言庆曾密电澜公，不知意欲何居？至于定嗣之日，据云皇上病莫能兴，即传皇后预议，而外间谣言大行早已宾天，事秘莫能详也。两宫仙去之事已宣布后，忽又谣言宫中尚有一丧，或云皇后，或云瑾妃，四五日而后定。又襄办丧礼大臣内无恭邸，恭王昌言欲得一总办，迨二十三日添派恭邸与溥廷页会同原派王大臣恭办丧礼。于是恭邸大怒，遂有唆皇太后垂帘之谣言，并谕内务府大臣腾出房屋，欲住居于内。此二十七日懿亲宗族犹应秉守国法、矜式群僚之旨所由来也。窃意恭邸素以贤明称，此次何浅露若此？且今太后亦断非慈禧之比，多见其不知量耳。朝局目下尚无变动，南皮最得醇邸意，而向来无党，所最宜注意者项城耳。此百日中庆、袁恐必有一蹶，若庆蹶而袁仍自如，则运动之力真不可测矣。但监国闻持谦让主义，未知能裁断大事、一无摇惑否？”③
这一段还是通过《国闻备乘》第3卷可以找到旁证。慈禧把张之洞和世续叫来，二人都表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立载沣。”慈禧说：“爱卿所言有道理，但如果不为穆宗（同治皇帝）立嗣，恐怕对不起穆宗。”慈禧还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绝后，说着便话锋一转，“哀家想立溥仪，由载沣主持国政，这样于公义和私情都无憾”。张之洞于是说：“皇帝在位三十多年，不可无后，古有兼祧之制，可以仿行。”张之洞的意思是，溥仪既可以过继给同治做嗣子，也可以同时过继给光绪做嗣子。慈禧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
徐兆玮所说的“庆有站不住之意”“若庆蹶而袁仍自如”，这一点还真判断失误。数日后的结果说明袁世凯被罢官，而长袖善舞的庆亲王却依旧屹立不倒。载沣始终拿庆亲王没有办法，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写道，载泽经常跟载沣说各种庆亲王的坏话，要拿掉庆亲王的职位，“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载沣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④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庆亲王的每次胜利，就意味着袁世凯的胜利，最终清朝灭亡。
皇帝在专制社会被称为天子，而太后则母仪天下，晚清光绪、慈禧二人主宰着中国这片天地的命运。根据各种晚清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对忠于朝廷的士大夫和高层官僚而言，“二圣”驾崩让他们呼天抢地、昏天黑地;对处于旁观者的百姓而言，“二圣”驾崩可谓惊天动地、坼天裂地;而对于革命党和同情革命者而言，“二圣”驾崩后他们的表现则是欢天喜地、谢天谢地，革命难度由此大大降低。总之，随着慈禧和光绪之死，清朝的天地乱了。
“光绪”这个年号成为历史，而“宣统”这个年号刚启用，各种民间舆论就做出了负面回应，比如有民谣说：“宣统宣统，无水下种;要想栽秧，拿刀弄枪;要想割稻，重换国号。”《中国歌谣资料》第1集收录的歌谣就有“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①的谶语。最后，宣统只不过比“二年半”多了五个多月而已。
在晚清以前的历次国丧，由于日记资料保存的不完善，我们只能通过实录、正史、笔记等资料来看时人在国丧时的心态，但实录和正史中一片哀毁骨立的“官话”掩盖了内心的各怀鬼胎，远不能真实反映各界心态。野史则往往有各种道听途说，亦难称信史。相比之下，光绪、慈禧之死因为有大量日记的详细记载，便为我们廓清这一历史事件下各界人士的心灵百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桑兵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说：“不要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应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证，以求近真;不要简单地以日记即第一手资料，应将各类文献比勘印证，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记所记即为全部事实，应掌握基本事实来看日记所记;不要仅仅从日记中各取所需的寻找自己要的材料，而要了解记日记的之人的为人行事及其记日记的习惯方式。”②
笔者本文就尽力以桑兵先生的方法为圭臬，从而尽己所能描述分析国人在“二圣”驾崩时的微妙心态，抛砖引玉，期为方家指正。
An Analysis of the Ment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Time of Emperor Guangxu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s Death：
Taking the Dia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Entry Point
Abstract： Emperor Guangxu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 died in two days ，it became the last major court suspens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diaries of “two holy” victims such as Prince Regent， the Military Minister， the military Zhang Jing， the Guangxu living official， etc.， we can directly hit by the scene. The diaries of officials from various ministries， commercial tycoons， retired bureaucrats， military academies， revolutionaries，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have recorded the market conditions of authoritarian figures after the collapse. In addition， it further analyzed the various political rumors recorded in the diary of the people， such as the death of the Qing prince， the assassination of Zhang Zhidong， the poison of Longyu， the suicide of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2-0052-09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十月二十二日（11月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成为清宫历史上最后一桩重大悬案。关于光绪死亡之谜，百年来纷争不断。但是随着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成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对光绪遗骸化验结果的公布，光绪死亡之谜已经尘埃落定。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共同先后提取了光绪的两小缕头发、遗骨及衣物样品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砷，达2349微克/克，当代人正常值为0.14～0.59微克/克，换句话说，光绪头发砷含量为当代人最高正常含量的3915倍，光绪被慈禧在临终前毒死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光绪死因已不成问题，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光绪、慈禧驾崩事件对世人造成的影响这一更深层次问题。具体研究路径是从日记来看国人在光绪、慈禧去世时的心态。关于这个选题，学界此前只有一篇论文涉及，即刊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的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一文，但是该文写于光绪死因真相大白之前，因此是以病情为切入点来看光绪的死因问题。而本文要讨论的是士大夫官僚、革命党等各阶层在光绪、慈禧死亡时的反应，以及政治真空下风起的流言对各阶层的心态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利用《醇亲王载沣日记》《荣庆日记》等各界人士日记20种，对光绪、慈禧之死的记载进行爬梳，探析在大变革时代威权人物死后的各界人士的微妙心态。
一、亲历光绪、慈禧驾崩者悲恸欲绝
亲历慈禧、光绪国丧的人当中，地位最高的是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恰恰留下了记录当时情况的日记。《醇亲王载沣日记·国恤哀记》：“孝钦显皇后暨德宗景皇帝连日上宾，国恤两遭，锥心泣血，本不如形诸笔墨，然忧患所经，不可不为笔记，俾事后平安之时，安不忘危，痛定思痛之用可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①在这一段后面，记载的就是各种公开发布的诏谕了。载沣日记的一大特点是过于简略，缺乏心理活动和细节。但是无论从载沣担任摄政王之前的政治经验，还是从担任摄政王后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说，载沣对于這一切都缺乏准备。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载沣才开始军机大臣学习行走，“行走”了不到一年半就要成为中国实际掌舵的最高领导人，显然难以胜任。其在国丧上之痛哭流涕、锥心泣血，既为兄长悲，亦为大清国运忧。
摄政王如此，那么军机大臣情况如何呢？此时的军机大臣按照排名先后顺序，依次为：庆亲王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其中只有鹿传霖有日记传世。《鹿传霖日记》记载，十月二十二日，“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复至直房。内外折仍照前三日奏拟进呈，交下摄政王代批。午后甫回饭，料理白袍褂，即得电催入直，到后时许即得凶耗。偕两邸入慈寝宫，已成殓，瞻仰遗容，举哀。兼祧皇太后在彼与两邸问答，耳聋不闻，退出。在船闻冰老言，皇后尚不知兼祧尊为皇太后，已奉懿旨说明，始惬心。撰拟遗诏，摄政王监国，派余充大行太皇太后总办丧礼大臣”。①此时鹿传霖已经73岁，再有两年就去世了，隆裕与庆亲王、摄政王的重要对话他已都听不清，足见老迈昏聩程度。但毕竟已经是年过古稀，早已惯看秋月春风，因此我们在他的日记中看不出慌乱。
除现任军机大臣外，此时已经被罢职的军机大臣、曾任管学大臣、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的荣庆也有日记传世。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月二十一日，“至学部小坐，心不定归。饭后七钟闻龙驭上宾，哀恸欲绝”。十月二十二日，“天容惨暗。寅起，至西苑门与那、铁、寿恭候，卯正大行皇帝吉祥轿入宫，随入步哭至乾清门外，门掩，复至景运门外久候，申初归。旋闻皇太后大渐，即驰入，吉祥轿已进宫，奉大行太皇太后哀诰”。②荣庆与体仁阁大学士那桐、陆军部尚书铁良、理藩部尚书寿耆一起恭候光绪的灵柩。荣庆其人，《清史稿·荣庆传》的“持躬谨慎”四字确为当语，既不精悍、也不凡庸的他知道自己只是执行角色，并不需要他去独当大任，因此虽然“哀恸欲绝”，但是并无惊慌失措。
真正感到惊慌失措、“心震手颤、莫知所主”的是负责写光绪、慈禧遗诏的军机章京许宝蘅。《许宝蘅日记》记载：“十月廿二日四时半起。五时半到东华门，已启，至西苑门见吉祥轿，始知大行皇帝于昨日酉刻龙驭上宾。……至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旋检查孝贞显皇后旧典。二时闻太皇太后换衣，摄政王与庆邸、各堂入宝光门敬视太皇太后升遐，即拟进太皇太后遗诰及哀诏。呜呼！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余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大行皇帝于巳时奉移入乾清宫，大行太皇太后于酉时奉移入皇极殿，皇太后率嗣皇帝立时还宫，余等于五时散出，归已六时矣。”③此时许宝蘅毕竟才34岁，两宫同时驾崩之事，显然在其心理承受限度之外。才进入军机处一年的许宝蘅因为文思敏捷而深得张之洞、袁世凯这两个军机大臣中的实力派器重，因此官运亨通，由他一人来起草光绪、慈禧两个人的遗诏，更可见对他才能的信任。
才来军机处一年的许宝蘅只是从君臣之义角度对慈禧、光绪的痛哭，不会有什么更深刻的感情，而担任晚清史官十九年的光绪帝起居注总办恽毓鼎在得知“二圣”驾崩后的真情流露则为他人所不及。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
十月二十二日，阴。晨兴惊悉大行皇帝于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今日辰初用吉祥轿（平日御乘之轿加长如民间驼轿）还宫，巳时升殓，阿哥即皇帝位于柩前，嗣为穆宗毅皇帝之子兼祧大行皇帝。臣敬泣思大行皇帝以四龄入承大统，临御三十四年，恭俭爱民，勤于听政。凡前代皇帝声色土木之好，上俱无之。兢兢业业，无一日自暇矣。当丁酉、戊戌间，鉴于辽东战败，国势日孱，毅然与天下更新，多所变革。庚子之事，上雅不欲以乱民横挑强敌，而迫于朝局，驯致播迁。五月间，臣与廷臣同对殿中，见上审顾迟回，形于辞色。事权不属，无可如何。终其身，处于艰虞之中。竟以抑郁，永弃朝野。鼎湖弓剑在，天有馀桐矣（闻内臣言，上自奉极薄，所御短布衫，屡经补缀，犹不肯弃之）。④ 恽毓鼎满怀深情的回忆了光绪皇帝的一生，身为起居注官，是除太监外与光绪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他是最懂光绪心理的。鲁滨逊是在真正的孤岛上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光绪却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孤岛——中南海瀛台上违心地生活。对岸并不遥远，但就是这一泓潭水却是阻隔着一国之君的励精图治之梦与高级囚徒的生不如死之辱的万丈深渊。
就在恽毓鼎沉浸在对光绪之死的悲痛中时，“闻太皇太后病大渐，不胜忧急。是日阴风凄惨，五点钟即瞑。夜半十二点钟，仆人敲门，传入邸抄，复惊悉太皇太后未刻升遐。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旁皇不复成寐”。在两天后的日记中，恽毓鼎也回忆了慈禧与自己打交道的几次故事，“太皇太后待臣最有恩，屡向左右称其忠爱可大用。去岁十一月间，臣兄毓嘉召见，温语及臣，极奖其忠爱敢言，论事明白。曾与庆亲王言，欲俟一二年大用之。迨臣误召见，恐其惶憟不安，特旨补召以安之，体恤周至，廷臣罕及。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①这里记载了慈禧有人情味的一面，不过这恐怕也并不全是恽毓鼎的心里话，身为见证光绪悲情人生的人，他怎能不痛恨慈禧对光绪的虐待，清朝灭亡后的1913年2月22日，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②此时清朝已不在，恽毓鼎不再有顾忌，下毒手害死光绪，最后导致大清朝覆亡的人正是慈禧，这才是恽毓鼎的真实看法，也是比较符合历史客观的一种看法。
二、惊悉噩耗时士大夫的复杂心态
在邮传部任职的孙宝瑄本来是可以跟恽毓鼎等人一样目睹“二圣”驾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然而当时他正在南京出差，所以只能通过报纸了解情况。他在《忘山庐日记》写道：“（十月二十三日）闻报纸载有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并传命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之谕。余闻而心动，不解其故。……幹廷先在大观楼待余，一见即闻幹廷言：沪宁铁路公司下半旗。……入夜，幹廷持报纸示余，则遗诏已宣布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以载沣监国，皆称奉慈宫懿旨，而慈圣即于次日亦崩。盖帝于二十一日酉时，而太后于二十二日未时，相去只一日也。呜呼痛哉！九年预备立宪之诏甫颁，母子二人竟携手同去，吾为神州一长哀也！”③在南京办完事后来到扬州大观楼的孙宝瑄听到吏部主事汪文枢（字幹廷）说上海的沪宁铁路公司降半旗了，再加上报纸所载（应该是《申报》，这是江浙沪士绅的第一信息有效来源），可以确定发生国丧了。慈禧之所以定“九年立宪”可以说是大有深意，她在晚年一方面推动预备立宪，另一方面又暂时不设责任内阁，一定要等到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把政治体制再彻底调整到最利于自己生前身后的位置。既要确保自己在生前大权独揽，又要确保自己死后皇帝无权，以无法翻案。然而她在临死时还是不放心，最终下毒手害死了光绪。
级别不够高的孙宝瑄根本看不出这层深意，而拥有复杂的北京朋友圈的张謇则通过对光绪、慈禧病情的公开情况，读出了内容。慈禧、光绪死时正在上海的实业家张謇在日记写道：十月二十二日“见报载，皇上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稍有知识者，无不疑眩哀痛。八月各省保荐医生南来，固言上无病，日进方三四纸，进药三四碗。太后病，服药，则不许人言也”。“二十三日，报言皇太后以二十二日未刻大行。”“二十七日，官绅学生同集议事会哭临，听宣哀诏。”④慈禧对于自己的病情严格保密，让臣民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以便继续大权独揽。对于光绪，则把他的药方都公开，营造光绪身体不行的舆论，如此，万一光绪死了，也好让臣民有心理准备。
与张謇一起负责兴办铁路的苏州著名学者王同愈在日记中写道，十月廿二日，“阅《时报》，惊悉皇上龙驭上宾”。廿三日，“惊悉皇太后仙驭升遐。两日内痛遭两宫先后大丧，地裂天崩，攀号何及？”⑤
只要不在北京，官员无论在职还是已经退休，无论低层高层，大多靠看报纸第一时间了解慈禧、光绪死讯。在广东老家退休的前安徽巡抚、山西巡抚、贵州巡抚邓华熙在日记中写道：
十月十九、二十数日，遍传上疾大渐，忧惧实深。二十一日下午报单云：“二十日奉懿旨，醇亲王著授为摄政王。”又奉旨：“醇王之子溥仪着入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忽于廿三日下午见报单云：“廿一日酉刻，皇上驾崩。廿二巳刻，大殓。遗诏以溥仪承大统，继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醇王摄政监国。”又报：“皇太后廿二日未刻驾崩，申刻乘吉祥轿回宫。廿三日大殓。”殊深骇噩。调姜军入京。⑥
“调姜军入京”指的是载沣下令调时任直隶提督的毅军统帅姜桂题率军进京。直隶提督驻扎在密云的古北口关城，两宫驾崩，北京人心浮动，于是载沣调姜桂题进京。之所以调姜桂题所部进京也是载沣精心斟酌的，载沣久有扳倒袁世凯之意，因此不可能再调北洋军队进京来加强袁世凯的势力，这样等于把自己置于险地。清末新政官制改革以來，原先满汉各半的局面被打破，汉人官员的生态位被挤占，革命党也因此煽动各种排满情绪。北京城内汉人人口略多于满人，而北京周围汉人则比满人多很多，此时如果再调满蒙军队进京，更会加重汉人的恐慌，给革命党以口实。因此载沣没有调满蒙军队进京。北京周围，非北洋系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姜桂题的毅军，这是原来四川提督宋庆的部队，绝对忠诚可靠，打过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的战争，于是载沣就把这支部队调进北京。
此时，北京附近编练的新军正在成长期，他们对于“二圣”驾崩之事惊慌失措，甚至因此引发了对人生的思考。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的童保喧在日记中写道，十月二十二日，“同乡诸君回堂，说皇上于二十一日酉刻晏驾。嗣皇是摄政亲王载沣之子云云”。二十三日，“晚间皇太后亦于是日薨”。二十四日，“停课，因奉督办传为大行皇上、大行皇太后服丧也。共停课三天，禁止百日剃头，并将服装红黄二色以素色布裹之”。二十五日，“全堂站队，至保定城行宫奉所哭临。……晚与诸友谈，每有事不逢时之叹，余勉谓英雄因时以成事，未尝执定在何如时方可为何如事，英雄应时事者也，处不得已之时，亦必有不得已之处置，虽不足达我之希望，然在最后之时用最后之手段，亦因时应用之一例也”。三十日，“是日因大行皇上遗诏及大行皇太后遗诰到堂，仍续停课三天。上午九点钟，各种陆军学堂员司学生等集合尚无堂前，拜受遗诏及遗诰，共叩首三十六”。①童保喧的同学因为“二圣”驾崩，时局动荡，产生了“事不逢时之叹”，童保喧劝他，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在晚清乱世，威权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后，造成巨大权力真空，这正是这些新军健儿大显身手的时候。 若说年轻人认为此时正是可以英雄施展之时，那么老年人对于两宫驾崩则只能有梁倾栋折，骤失倚恃之感。在苏州养老的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写道：十月廿二日，“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拔为摄政王，其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尚书房读书，钦此。又闻皇上便秘九日甫解，圣躬不豫。又有诏查登极典礼之说”。②廿四日，“北京专电，光绪皇帝廿一日酉刻崩，太皇太后廿二日未刻崩，京师震动，调姜桂题军入卫。仲侯见新闻报馆传单语亦同。噩耗已确，惶骇无地。大行皇帝病在弥留，薄诲臣民，尚不忍闻冯几之末命。至于太皇太后，初未闻圣躬不豫。不先不后，龙驭同时上宾，地坼天崩，杞人之忧奚极？小臣忝陈朝列，曾蒙圣恩，自放颠涯，擎鼎湖而莫及，北向长号，恸何能已？”③
从得知光绪九日未曾大解开始，叶昌炽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两天后就传来噩耗。在湖南老家的以经学为根底却到处兜售帝王学的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表达了与叶昌炽相同的心态，十月廿五日，“晴，晨得道台信，报国丧，云太后末命以醇王为摄政王。……不俟诏到，城中又闭市，不还门釐，登时匆匆无太平景象矣”。廿七日，“晴，至花药寺，适寺僧为大行荐福，请书神牌，不觉凄感，五十年威神，一旦如幻”。④十一月七日，王闿运作诗纪念慈禧，“先皇曾识女英名，再奠鳌枢靖海鲸。四纪尊荣天下养，深宫祈祷圣人生。瑶池遽返三清驾，嵩谷犹闻万岁声。匝地繁霜催落木，空山野哭暮猿惊”。⑤在自己日记中写诗悼念“二圣”的不多，依笔者所见，只有王闿运、孙宝瑄两个人这样做了。可以说慈禧、光绪同时驾崩的确震动非常，连在日记中几乎从来不记时事的正担任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总办的缪荃孙在《艺风老人日记》中都对此事写了几笔：“廿四日……得今上哀诏。廿五日丁丑，晴，复得太皇太后凶问，异哉！”⑥光绪年后期，就记载时政的详细程度而言，以缪荃孙之日记为最弱，几乎不记，以徐兆玮为最强，把在《申报》所见和各种见闻详加记载，要闻、趣闻几无遗漏。在常熟兴办新学堂的徐兆玮在慈禧、光绪死时正好来北京出差，《徐兆玮日记》写道：十月廿一日，“在车站读《中外日日新闻》，惊闻鼎湖仙去，岂料醉舞酣歌之顷，即为天崩地坼之时，虮虱小臣，怆念时艰，不禁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此次崇文门搜检极严，虽仅开一衣箱、一书箱，然见他人之物皆倾筐倒箧而出之，且闻颇有怨声，则行旅之受害者必多矣”。十月二十二日，“都中传闻颇恶，有鼎湖弓剑之悲。茫茫身世，不知作何结局？昨夜闻落叶声，疑为骤雨，黎明起视，但见干黄满地而已。感兹摇落，重以离忧，秋士情怀，何以自遣？”①徐兆玮亲眼目睹了在慈禧、光绪死后陡然升级的崇文门安检，更是听到了大量令人惶惑不安的传言，这是在本文后面要详谈的，在此暂不赘述。
三、期待死讯已久的革命党欢欣鼓舞
与重臣和一些士大夫在得知“二圣”驾崩后震恸悲伤的表现截然相反，革命党则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慈禧一死，使得他们的革命难度降低了许多。此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会员钱玄同在日记写道：11月13日，“今日《每日电报》号外云，载湉于昨晚死了。然不得真消息，各国公使馆均四面探访”。11月14日，“午后二时顷得《报知新闻》号外，言载湉今日朝晨死，以载沣之子溥仪（八岁）为皇嗣，载沣摄政”。11月15日，“今日各报载载湉死事，纷纷不一，或言已死，或言未死。又《每日电报》谓那拉、阿哥亦死，亦未确否。晚七时顷，得《朝日》号外，言载湉于今日午前十一时死，载沣之子溥仪嗣位，此电想必确矣！（案：死期纷纷传说不一，余谓必是阴历十月十九日夜，因嗣立事，秘不发丧，兹立储已定始发，故诡言今日死耳）”11月16日，“晨阅《朝日新闻》，见载湉遗诏已出，知昨晚号外真的了。晨十时顷，又得《朝日新闻》号外，言西太后崩御”。②光绪在11月14日驾崩，而日本各媒体在11月13日就發出光绪在11月12日已死的消息，足见日本人在北京的情报网消息极为灵通。驾崩是真，只不过为了抢新闻而把时间提前了，但钱玄同自案的这句话则揣度错了，可见他并不了解清政府宣告大丧的程式。正在武汉上学的朱峙三在日记中所写的报国丧制度是符合清朝典制的，“盖朝廷制度，君主龙驭上宾时，先以继立者示各省长官，次日即发忧诏，所谓先喜后忧”。③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按照发生时间顺序，先发布皇帝驾崩消息，再发布继承人消息，在青黄不接之际很可能会给野心家觊觎的空间。而如果在确定新皇帝后先发布继位消息，断绝各阶层的谣言传播和遐想空间，然后再发布大行皇帝驾崩消息，则对安定人心大有好处。
朱峙三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慈禧和光绪的死讯：十月二十三日，“李有才以目示意，向予耳语云，君知昨夜北京有喜诏到督署否？恐光绪皇帝已薨矣。……予以汝何以知之？彼云昨夕适在本场总办公馆中闻之，时已十一时矣。再问数语遂归。偶与同寝室诸人言之，而堂中监督以下职员似未知消息也。下午二时，学堂管教员已知北京有喜诏到鄂，究竟死者系光绪抑皇太后，不能断定。黄昏时，城中喧传死者系光绪帝”。④朱峙三从在武汉劝业场站岗的警察李有才处，得知了光绪之死的消息。朱峙三虽然并不能算革命党，只能算与革命党有联系的外围人员，但是他对于慈禧光绪之死的确是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一天是他一直期盼的。
《朱峙三日记》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九，转天是慈禧生日，大家要去拜慈禧的生辰牌位来祝寿，结果赶上这天下大雪。“雨大衣不够，皮长筒靴仅百双，乃改为每寝室派室长一人，共三十二人，随同堂长、监督等，黎明时食稀饭毕，到紫阳桥皇殿中去拜牌。予室中轮到室长为谭凤藻，夜三时半即起，天寒风雪交加，当知其苦。谭甚懊悔。何自新来室冷笑曰：‘老淫妇何以不死耶？’谭未答。”十月初十这天是万寿节，“正午备酒席，添四菜，食面及饭，谓之庆寿。牟鸿勋、何自新均笑曰：‘此老妪不死，害汉人矣。’”⑤紫阳桥就是现在武汉首义公园南面的紫阳公园湖内的一座小桥，为慈禧祝寿、摆放其神牌的位置居然距离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所在地只有1公里，距离黎元洪为黄兴设立的拜将台连1公里都不到，不知慈禧九泉有知，当作何感想。光绪后期，清廷合法性丧尽，言论空前自由，“老淫妇”之说若在戊戌年必然会导致身首异处，而今则众人相视而笑矣。到光绪死前几个月，一颗流星坠地更是让革命党觉得光绪快完了，朱峙三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七时，有见大星从西北空际飞至东南方坠地而陨，其光烁烁照庭宇，其声如雷鸣。市人见者多，但予实未见之。二十二日，闻昨夕坠星，外间谣传为紫微星，应在光绪帝。革命党人闻之甚喜。今年革命暗潮甚烈，或者清败亡之征欤”。⑥ 由于《民报》在慈禧和光绪死前一个月被日本政府以鼓吹暗杀为借口查封，所以慈禧、光绪死时革命党高层的态度只能通过同盟会在新加坡的报纸《中兴日报》来观察，胡汉民在《中兴日报》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了《呜呼载湉死》一文，这篇文章就可视为革命党高层在第一时间对此事的态度。胡汉民写道：
路透电报言虏帝载湉以病身死，虏太后已命醇酋监国，并立其子为嗣。其始末至详，意者载湉之死确矣。从来为专制之君主者，外若拥无限权威，而内受无穷束缚，其不得自由之苦，已有生不如死之慨。至二十世纪已为此辈将次绝迹之时，则得以疾终而不为俄帝亚历山大、葡王加罗之续，亦未始非幸事也。况民族主义大明，中国革命风潮，日盛一日，载湉生当此际，以独夫为罗指目，纵不至如隋杨广揽镜自伤，不知头颈之谁属，而苟有一隙之明，若李嗣源自知胡人非类，不当为中国主，而祷天祈死者，此时亦可谓侥幸息肩，而当含笑瞑目，其又安足吊乎？①
将清朝官呼为酋长是革命党的习惯性称呼，胡汉民认为，光绪没有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那样被人民意志党成员炸断双腿而亡，也没有像几个月前葡萄牙卡洛斯一世被刺杀身亡（此事真相至今未曾查清）那样毙命，就已经很幸运了。根据《资治通鉴·后唐纪七》的记载，李嗣源说：“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结果不久赵匡胤出生，最终基本统一中国。胡汉民则对光绪提出更高要求，要他“祷天祈死”，显然这是站在革命党立场上盼望清政府高层发生动荡，革命党便更容易趁乱起事，从而胜利。
在光绪死后转天，慈禧驾崩，胡汉民也迅速在《中兴日报》发表《呜呼那拉氏又死》，以记其事。
载湉之为皇帝，不过以空名尸位，而专制无上之军权，实在那拉氏。载湉见制于母后，其权力视奕劻、载振之徒犹为微弱。其死也，在满族丧君有君，无大增损。且于那拉氏专制之日，已无复有所谓帝党者存，则于一班争权竞势之大奴，亦无所轻重。舍海外绝无势力之保皇党，开会追悼，发一二次之悲声外，殆无特别可纪之事。那拉氏则不然，盈庭之臣皆其所富贵者，满奴如端方、铁良，汉奸如张之洞、袁世凯，莫不仰其颐指。故其死可使满庭受非常之感动，如冰山之忽颓。新进者或更谋攀缘之术，而有所觊觎;旧为那拉氏所信用者，则又以患失之见，谋保其素日之位置，纷扰不已，内讧将生，此那拉氏之死，所为不可与载湉同日而语也。加以载湉与那拉氏，子母两日，先后俱殂，其事太巧，生人疑窦。②
字里行间，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胡汉民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威权人物倒下，需要多个实力派来填补真空，为争权夺利，清廷必然会有极大内耗，这正是革命党夺取政权、利用机会的大好良机。正因为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才会在辛亥革命的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使得革命党最终实现了推翻清廷的目标。
四、小道消息引发人心惶惶
光绪、慈禧两日之内相继驾崩，人心惶惶，各种小道消息层出不穷，政局也变得扑朔迷离。谣言止于智者，然而越是信息不透明，越是真相越稀缺，谣言越会横行。因为真相不明，而许多人又想知道真相，所以才会有人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而编造谣言。
安徽桐城学者、担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校长）的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十月二十三日，“至自治所，谒沈公始闻皇上廿一日酉刻、太后廿二日未刻大行，迭遭大故，惊心动魄”。③姚永概的“惊心动魄”说的不是二人之死，而是二人之死引发的各种消息和政坛地震。
《邓华熙日记》记载，“（十月二十七日）张安圃制军接京电。直督杨来电，‘京津人心甚安，报纸谣传皆未足信，骧’。外务部来电：‘……现在宫府均安，京师地面亦安。’”④直隶总督杨世骧给两广总督张人骏发电报，由于邓华熙原来也是巡抚级官员，所以张人骏也把电报内容告知了邓华熙。所谓“人心甚安”之下，实则危机四伏。
那么当时都有哪些谣传呢？《郑孝胥日记》记载，十月廿六日，“《时报》言，庆亲王于廿五日未刻咯血薨”。⑤中国近代各种时报很多，郑孝胥在慈禧和光绪死时正在上海，而当时上海只有一份时报，就是康有为弟子狄葆贤和罗普分任该报经理和主笔的《时报》，代表了保皇党立场，而军机大臣中排名最靠前的后党就是庆亲王。当时北京并无任何消息说庆亲王死了，保皇派捏造庆亲王之死无非是想搞乱人心，让自己讨厌的人先死。
庆亲王之死的消息不值一驳，而张之洞遇刺的消息却传到了张之洞曾经长期为官的湖北。《朱峙三日记》载：十月二十三日，“义斋同学晏凯来云，北京有急电到鄂，云张公被刺，袁公幸免，诸王争立，速调北洋兵入京以备不虞云云。同学以晏语不足信，恐系革命党趁机造谣图起事也。于是有同学自外回堂者云，军警戒严。予外出至西街沈师处探讯，因沈师原为张相国幕宾，张为予学堂之前监督。理应走访问。至则沈师适抱病二日，闻予来颇悲感，曰张公已被刺，甚为感伤。予谓尚未证实，可勿忧虑。谈片刻辞归。九时堂中点名后，各室同学纷纷议论。各省军、学界必从此动摇，革命军可以起矣”。①还是朱峙三的同学有见识，认为张之洞遇刺“恐系革命党趁机造谣图起事”，根本不足为信，果不其然，过几天消息传到湖北，张之洞安然无恙。
有说庆亲王病死，张之洞遇刺的，还有说隆裕皇后服毒，袁世凯自杀的。《徐兆玮日记》记载，十一月初一，“张美叔廿四日函云：此间廿一日东报即有两宫升遐之消息……廿五日在中华会馆举哀哭临，廿三日起下半旗二十七天。盛得私电，太皇太后系生背疽，午帅带兵赴京。东报有皇后服毒，项城自尽，国事岌岌可虑”。②张美叔是常熟县商会副会长，徐兆玮的好朋友，当时正跟着盛宣怀一起东渡日本考察，他能看到日本的中华会馆举行的哀悼仪式。经他转述，说盛宣怀接到消息說慈禧是因为后背生疽而死，端方带兵进京，隆裕皇后服毒自杀，袁世凯也自杀了。盛宣怀虽然在庚子年手眼通天，在他串联下有了东南互保，但此次他得到的这些消息也的确太过离谱，慈禧是得痢疾死的，与痈疽无任何关系。端方此时正在南京，他来当直隶总督是不久以后的事，带兵进京的是姜桂题。至于隆裕皇后和袁世凯，也都活得好好的。 连盛宣怀都能得到这么多假消息，普通百姓就更是听不到真相了。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内幕，所以这段时间报纸价格猛涨，卖小报的都发财了。《徐兆玮日记》记载十一月初二：“沪上自廿一日起报纸陡增数倍，其晚每报一份卖小洋一角，此亦千载一时之遇。外间谣言甚多，谓项城遇险，两邸冲突，近畿蠢动，此等无稽之语，虽不之信，然人心未免惶惑。支此危局，视各督抚之力量何如耳？”③
《徐兆玮日记》生动记录了人人自危的朝局，十月二十三日，“廿一入都，惊闻大行上宾，尧母仙去，京师安堵如恒。惟小钱铺以钱票红印不能取钱之谣言，以至受挤。奸民乘机煽惑，虽巡警竭力镇压，然余焰尚未已也。……朝中有无变更，尚在未定之天，政党中人未免自危，万不如闲散之得坦然安卧也”。④百姓其实只是生活上不能用红色，不能有娱乐活动，并无性命之忧，官员们才是因为害怕站错队伍而惶惶不可终日。
两日内皇帝太后相继驾崩，假消息自然不少，不过也有一些捕风捉影得来的真消息。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十月二十九日，“闻有某亲贵，当宫闱变作，颇蒙觊觎之志，顾才不足济之，遂所如辄沮。摄政王谦德过人，诸臣皆服，余尚望其有担荷之勇也”。⑤这个“某亲贵”究竟是谁呢？孙宝瑄给出的信息太少，然而《徐兆玮日记》给出了答案。十一月初三，“袁项城哀毁过甚，入朝须人扶掖。此间二十二、三、四日亦复市虎谣传，近日已大定矣。二十七日懿亲宗族之严旨，闻为恭邸而发，宫廷事秘，未由知其详也。康梁碌碌，更何能为？摄政王素以谦退为怀，惟盼宫府一心，俾宪政得早日成立，未始非国家之福”。⑥“入朝须人扶掖”或许就是载沣数日后以“足疾”为由把袁世凯罢免的灵感来源，而这个蠢蠢欲动的“某亲贵”就是恭亲王溥伟，即此前赫赫有名的恭亲王奕讠斤的孙子。
在《宣統朝政纪》第1卷，我们就能找到这封“懿亲宗族之严旨”，“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傥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⑦这封谕旨就是针对蠢蠢欲动的恭亲王溥伟的。溥伟一生中先后三次与皇位擦肩而过，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庚子国变慈禧“西狩”回銮后将大阿哥溥儁革除爵位，废掉其太子头衔，溥伟不知是从哪听说的，说有人向慈禧建议让自己接大阿哥的班，成为光绪接班人，但被慈禧否决。此番慈禧、光绪同时死亡，慈禧临终前把载沣叫来，让他当摄政王，载沣叩头力辞，慈禧说：“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汝恐一人之力不能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①溥伟得知这段对话后，内心起了化学反应：论功绩，自己的祖父奕讠斤为大清股肱之臣，可谓居功至伟;论血缘，自己是道光皇帝嫡孙，光绪皇帝的堂侄，绝对的天潢贵胄;论年龄，皇族近支溥字辈中自己年纪最长，溥伟29岁了，溥仪才3岁。根据《国闻备乘》卷3“溥伟争位”一条，在慈禧“夜半定策”的那个晚上，溥伟利用宫廷行走之职的便利，在宫中苦苦守候了一个晚上，却只等到了3岁孩童承继大统的结果。
溥伟本来想着因为慈禧的这句话，遗诏上会有自己的名字，可是张之洞列提纲，许宝蘅执笔的慈禧懿旨公布后，只有说载沣任摄政王，此外别无其他。溥伟便对张之洞愤然相责，问为何懿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在张之洞眼中，乳臭未干的溥伟不成气候，便轻描淡写地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②事已至此，溥伟仍心有不甘，又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于是便有了《忘山庐日记》和《徐兆玮日记》所说的内容。24年后，1932年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要立皇帝，溥伟又蠢蠢欲动，但还是失败了，那是溥伟第三次要当皇帝，当然，这也不在本文范围内了。
关于溥伟此事的详情，《徐兆玮日记》也有补充，十一月初十，“此次庆邸、世中堂皆主立长之说，而慈意不欲，南皮亦力诤，议始定。并闻世中堂曾言载振，出后为醇邸所呵责，观此似庆有站不住之意。又传言庆曾密电澜公，不知意欲何居？至于定嗣之日，据云皇上病莫能兴，即传皇后预议，而外间谣言大行早已宾天，事秘莫能详也。两宫仙去之事已宣布后，忽又谣言宫中尚有一丧，或云皇后，或云瑾妃，四五日而后定。又襄办丧礼大臣内无恭邸，恭王昌言欲得一总办，迨二十三日添派恭邸与溥廷页会同原派王大臣恭办丧礼。于是恭邸大怒，遂有唆皇太后垂帘之谣言，并谕内务府大臣腾出房屋，欲住居于内。此二十七日懿亲宗族犹应秉守国法、矜式群僚之旨所由来也。窃意恭邸素以贤明称，此次何浅露若此？且今太后亦断非慈禧之比，多见其不知量耳。朝局目下尚无变动，南皮最得醇邸意，而向来无党，所最宜注意者项城耳。此百日中庆、袁恐必有一蹶，若庆蹶而袁仍自如，则运动之力真不可测矣。但监国闻持谦让主义，未知能裁断大事、一无摇惑否？”③
这一段还是通过《国闻备乘》第3卷可以找到旁证。慈禧把张之洞和世续叫来，二人都表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立载沣。”慈禧说：“爱卿所言有道理，但如果不为穆宗（同治皇帝）立嗣，恐怕对不起穆宗。”慈禧还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绝后，说着便话锋一转，“哀家想立溥仪，由载沣主持国政，这样于公义和私情都无憾”。张之洞于是说：“皇帝在位三十多年，不可无后，古有兼祧之制，可以仿行。”张之洞的意思是，溥仪既可以过继给同治做嗣子，也可以同时过继给光绪做嗣子。慈禧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
徐兆玮所说的“庆有站不住之意”“若庆蹶而袁仍自如”，这一点还真判断失误。数日后的结果说明袁世凯被罢官，而长袖善舞的庆亲王却依旧屹立不倒。载沣始终拿庆亲王没有办法，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写道，载泽经常跟载沣说各种庆亲王的坏话，要拿掉庆亲王的职位，“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载沣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④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庆亲王的每次胜利，就意味着袁世凯的胜利，最终清朝灭亡。
五、结语
皇帝在专制社会被称为天子，而太后则母仪天下，晚清光绪、慈禧二人主宰着中国这片天地的命运。根据各种晚清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对忠于朝廷的士大夫和高层官僚而言，“二圣”驾崩让他们呼天抢地、昏天黑地;对处于旁观者的百姓而言，“二圣”驾崩可谓惊天动地、坼天裂地;而对于革命党和同情革命者而言，“二圣”驾崩后他们的表现则是欢天喜地、谢天谢地，革命难度由此大大降低。总之，随着慈禧和光绪之死，清朝的天地乱了。
“光绪”这个年号成为历史，而“宣统”这个年号刚启用，各种民间舆论就做出了负面回应，比如有民谣说：“宣统宣统，无水下种;要想栽秧，拿刀弄枪;要想割稻，重换国号。”《中国歌谣资料》第1集收录的歌谣就有“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①的谶语。最后，宣统只不过比“二年半”多了五个多月而已。
在晚清以前的历次国丧，由于日记资料保存的不完善，我们只能通过实录、正史、笔记等资料来看时人在国丧时的心态，但实录和正史中一片哀毁骨立的“官话”掩盖了内心的各怀鬼胎，远不能真实反映各界心态。野史则往往有各种道听途说，亦难称信史。相比之下，光绪、慈禧之死因为有大量日记的详细记载，便为我们廓清这一历史事件下各界人士的心灵百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桑兵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说：“不要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应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证，以求近真;不要简单地以日记即第一手资料，应将各类文献比勘印证，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记所记即为全部事实，应掌握基本事实来看日记所记;不要仅仅从日记中各取所需的寻找自己要的材料，而要了解记日记的之人的为人行事及其记日记的习惯方式。”②
笔者本文就尽力以桑兵先生的方法为圭臬，从而尽己所能描述分析国人在“二圣”驾崩时的微妙心态，抛砖引玉，期为方家指正。
An Analysis of the Ment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Time of Emperor Guangxu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s Death：
Taking the Dia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Entry Point
Abstract： Emperor Guangxu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 died in two days ，it became the last major court suspens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diaries of “two holy” victims such as Prince Regent， the Military Minister， the military Zhang Jing， the Guangxu living official， etc.， we can directly hit by the scene. The diaries of officials from various ministries， commercial tycoons， retired bureaucrats， military academies， revolutionaries，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have recorded the market conditions of authoritarian figures after the collapse. In addition， it further analyzed the various political rumors recorded in the diary of the people， such as the death of the Qing prince， the assassination of Zhang Zhidong， the poison of Longyu， the suicid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