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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中世纪学校教师是我国比较教育史和经济一社会史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对英国中世纪教师的职业资格与生活水准进行了简要的考察与分析，旨在扩展我们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状况特别是教育状况的全面认识。
关键词 英国，中世纪，教师职业资格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1)04-0061-07
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教师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教会记录中。最初教师由修道院的僧侣充任，后来则由教士、修会成员、堂区的神职人员、堂区的执事，以及利用业余时间提供指导的俗界人员担任。由于这一职能总是被包含在他们的僧侣、教士或其他身份之内，所以同时代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纯粹的教师。随着一些自治学校的出现，最迟从1100年起，读写基础知识的教学有了一个专业指导者的公认的核心：学校教师(schoolmaster)，他们是现代学校教师(schoolteacher)的鼻祖。此后，教师的头衔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师群体的复杂性。
12-16世纪最常用的是拉丁语magisterscholarum，它最接近“schoolmaster”一词，后者至少从13世纪早期开始出现在英语中。Magister，最早指管理一所学校的人，兼有教学和教育管理双重身份。12世纪，学校规模比较小，一般由一位教师管理，教师也像其他手工工匠一样是个师傅。最初主教就是执教者，后来因事务繁忙，他们便委任下属牧师团成员兼做教学工作。这些教学者或者是学校的创建者，或者是经本地区主教为代表的官方许可的从教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个头衔也用于经过一段充分时间学习的，或是留校任教的优秀学生，标志着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但到14世纪，这个头衔逐渐成为荣誉头衔，类似dominus，有主人的意味。大学生甚至称呼他们喜爱的教师为“我的主人”(dominusmens)，这一头衔令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这也说明这时知识如同土地那样成为占有物和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只出现在教堂牧师会、罗马元老、特定的王室御前会议中，而并没有出现在当时新建的几所著名学校中，体现了早期教育受教会和王权控制的特点。中世纪晚期的普遍态度是这种头衔给了他的持有者社会尊严，通向特权——贵族世界的途径。配第一彭特的亚当就曾责骂他的一个居住在英国最落后地区的堂表姐妹在来信中没有用这个他所希望的头衔称呼他。12世纪末，magistri scolarum更多指向那些拥有更为高贵的“大臣”头衔的大教堂理事会成员，而他们只是地方学校的监督者。Magister scolarum这个头衔和教学的职责转移给副手，这些人在地位和收入上都要低些，依靠学费为生。
大约在12世纪末的时候，教会学校出现一个新的职位称呼：大教堂枢密(Chancellor)，一般由教堂中受过最高教育的人担任，专门负责学校老师的任命和学校的管理工作，同时负责向学生传授神学。但大教堂枢密在教堂中还担负有其他的工作，如保管大教堂的印章、发送大教堂的官方文献，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教师。后来大教堂枢密的权力日益增加，发展成为学校人事和教学工作的管理者，拥有任命教堂学校的教师并颁发教师许可证的权利，这也导致了一些大教堂枢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榨取勒索钱财，违背教会法规的行为。为此，1160年的教会法规明确规定：“教学许可证的颁发过程中，禁止有索取或暗示收取任何物品的行为，否则予以没收”。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给温彻斯特主教的信中也要求他“严格禁止今后在你的教区内有任何强索现象”。
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提出了“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认为intellectual一词在中世纪盛行，12世纪城市学校里传开，13世纪在大学中流行。特指在当时随城市发展，在城市同商业和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的专门以教学为职业维持生活，从事精神劳动，以写作和教学，传播个人思想为职业的人，是城市实现劳动分工的产物。这一概念是对中世纪这一群体的专属概念。“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群体迄今为止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他努力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称呼，以代替‘教士’(clerc，同时指神甫与学者)这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
doctor、master、professor则体现了大学对教学资格的垄断，这几个词最初都是指教学或特定领域中的佼佼者，拥有他研究领域的全部知识，他反过来可以教学，也可以承担其他需要知识的职责。15世纪以前，master一词被广泛使用于神学院、医学院、艺学院，教会法学院里面则使用doctor，特指教会法规教师。15世纪以后，doctor被用于所有的高层次学院，magister被用于低等的艺学院和文法学院。15世纪初大学学者被授予各种头衔，体现了大学贵族化的特征，教学的身份也有了可继承性。
大学出现后，“教师”这个头衔的授予程序代表了大学垄断权。授予“教师”头衔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候选，导师认为他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同意他在大学委员会、神父、校长面前展示。这一环节通常由教师团出席，检查候选人的条件，包括他的品行和此前的学习情况(如学习的年限、实践、阅读、辩论等)。接下来是非公开的测验，由校长主持，教师团在场，候选人就一个特定的问题进行辩论，辩题一般是头天晚上或当天早晨抽取的。如果通过前两项测试，由校长作出“准予毕业”的许可，授予候选人学士和硕士学位。一般获得硕士学位可以担任地方学校教师。如果他想获得在大学教学的资格，还需要通过第三个测验，即“公开”测试。公开测验的结果是候选人被任命，因此这一测试实际上就是就任教师职务的典礼，经常在教会举行，包括祈祷、正式的演讲、授予候选人教师的象征：法冠、手套和书。之后，候选人需要展示作为教师的第一次活动：通常是就他自定的题目和学生辩论。15世纪开始，博士学位称号专指教师，硕士称号也可指从事同业公会工作或某一职业的人。15世纪末，低级系科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高级系科毕业生授予博士称号。博士可担任大学教授，也可自行讲学或开设学校。
专业女教师不普遍。1225年的《隐士法则》建议女隐士不去做学校教师，大多数教师都是男性，因此女教师也和男教师使用同样的称呼。女教师(schoolmistress)的称呼首次出现是在15世纪初。13世纪开始，schoolmaster一词就成为英语中“教师”的标准用语了，这个词也普遍被学校教师的妻子和孩子当作昵称，用来称呼丈夫或父亲。
中世纪一般学校由一位教士兼任教师。大约14世纪出现Archididascalus以及submagister、sub-monitor等词，用来指称至少有两位教师的学校所 有者及其助手，这体现了学校规模的变化。例如1295年温彻斯特教区会议法令提到在学校附近的教堂和教区其他城镇，任命有学识的人，教区长、神父、教士都有责任教本教区儿童学会主祷文、成年俗人了解圣事、学读诗篇，父母要引导学唱诗。
中世纪，僧院学校主要由稍有文化的僧侣担任教师，他们对书本相当有兴趣，并乐于从事教育工作，在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教学经验。主教座堂学校一般由主教充任教师。教区学校由有教职的教士充任。行会学校、城市学校、大学等从教人员多为俗人，其身份、地位各异。
12世纪以后，从教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具备基本资格，如教授文法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其他美德、写作的知识、诚信的道德等。其二是申请某所特定学校的职位并获得批准。一般情况下，由当地司法官批准就可以任教。获得许可证首先需要参加测验——从散文和著作中找到适当的韵节。得到许可后，教师需要宣誓勤奋教学，不让学生到处乱跑，教他们良好的行为和学问。未获得许可证非法开办学校和任教都要受到惩罚。1304年贝弗利教堂理事会或是教士会教堂控告一个名叫罗伯特的人，无视许可权，在达尔顿开办一所学校，牧师对其进行9天的警告。
教师不一定要独身或是大学毕业，只有少数地区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为了能够享有全部的教士特许权，特别是申请教士俸禄的权利，担任教师职责的教牧人员一般都为独身，并接受下级神品或上级神品的宗教等级，或者授剃发礼。对于教师是否具有大学学位也没有严格的要求。1307-1509年西南部六个县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这里共有89名教师。有46名是教士，其中30人在慈善学校教学。其余的人或许既有俗人也有牧师。55人似乎没有受过什么大学培养。1350年代以后，大学毕业生数量减少，非毕业生也被任命在林肯、塞利斯伯里、坎特伯雷和沃塞斯特，以及其他同类地区执教。有些学生和教师既未接受剃发礼，也未接受宗教等级。这类学生比例呈增长趋势。15、16世纪初，文学士也只是少数。其地位属于中等，低于享有圣俸的国教会牧师或教区长，但比得上或超过纯粹的副牧师或歌祷堂教士。
关于教师的待遇问题，曾经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早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教廷会议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宣布一项“教学无偿”的原则，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认为教学是教士天职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出卖知识就是买卖圣职罪。——圣伯纳德甚至把教师们的收益称为“可耻的利润”。教皇同时还宣布：每个天主教大教堂附近都应开设一所学校，教师靠授予领地获得可靠的生活保障。这一原则为那些穷苦学生敞开了学习的大门，但同时教皇从经济上把知识分子同自己联系在一起，阻遏或至少延缓了其转化为世俗教徒的运动。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第一次以法令形式规定：教会教师由神职人员担任，并由主教指定；每个教堂应该有一名教师。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教授的学问正因其是上帝恩赐的，因此应该从其劳动中分离。而他的劳动应当享有公正的报酬，教授因此可以要求为其教学付费，作为劳动者而不是像享有特权的教士那样谋生。学生向教师交纳“酬金”(collectae)，通过与教师劳动的交换，保证教师的生计。因此，教师可以“接受”却不可以“强求”其学生的金钱，贫困学生可以不交钱。
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以馈赠礼品和捐资的形式支付教授的酬金。一些人捐资修建歌祷堂，用捐款维持一位教士的生活以便为某些人的灵魂的安宁作祈祷，同时还规定这位教士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必须担任一些教学工作。如1489年，北汉普顿县艾尔德温克镇的威廉·钱伯将自己在阿麦斯敦的采邑(和其他的财产)等捐赠给牧师约翰·塞利曼爵士及其继任人，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要求他们每天举行礼拜仪式为捐赠人及其亲属的灵魂祈祷。同时规定，这个牧师要教艾尔德温克尔镇中最穷的6个男孩学习拼写和阅读。学生人选由捐赠人及其妻子伊丽莎白提名，若夫妻去世，则其中3个名额由比德教堂的主教提名，另外3个由时任牧师提名。这种教育是免费的，不得向孩子的父母、朋友索取报酬。孩子们受教育后，每晚要在艾尔德温克尔的万圣教堂里由牧师指导，为虔诚的捐赠人及其家属的灵魂和亡灵唱赞美诗。捐助人有时候直接捐助设立某教授席位，如格洛斯特公爵在1437年设立了一个短期的哲学教授席位，1497年他又创立了神学教授席位。也有一些教师还可以通过为学院承担一些管理或者服务工作而获得一些收入。
最早的教师薪水记录是1400年温彻斯特学院院长的。他提供食宿，一年收入10英镑。许多记载表明，1440年以后建立的捐赠学校教师年薪10英镑是一个一般水平的收入，主要来自学费、捐赠款。这一水平保持到16世纪。1477-1478年以前，城市中的文法学校还有义务每年向大学支付4英镑。此外，从教师的遗嘱、租佃记录中也可以推测当时教师拥有财产和薪俸的情况。1371年卡莱尔的一个教师约翰·伯顿管理一所学校达九年，年岁不小，丧偶。除了遗产以外，他还遗赠14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现金。他拥有6把银勺，一个槭木碗，藏书(主要是文法书)，一件戴头巾的皮外套，一个放有珠宝的盒子。他有能力付钱给一名教士为他和妻子祷告。他至少有七个朋友，包括一个主教座堂修道院的教士。60年后，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伦敦的约翰·斯沃德的遗嘱中。他成功的经营了一所私立学校。他也结婚了，并育有一个孩子。遗嘱中提及4个亲戚和两位朋友。他的衣物包括一件绿色带黑色和红色相间背带的袍子。厨房里有大，锅，桌子上摆有碗、杯子、银勺。除了留给他妻子的物品外，他还有足够的床和箱子给每一个朋友。他也有一些书，有些是他自己写的。这两个遗嘱可能代表了大城镇中依靠收取学费生计的教师财产平均水平，既不奢华也不贫困。
较之教牧人员领取的圣俸，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教士，教师的年薪相当低。到了15世纪，教师的待遇急剧下降。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待遇低下自然无法吸引优良师资，师资质量恶劣又必然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经济收入也相应减少，如此循环往复。由于中世纪的教学工作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正式的职业，面对窘迫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拮据，很多教师选择离开学校从事其他工作，主要是就任圣职，取得圣俸，每年可以多得5～10英镑。更多教师从事第二职业以贴补家用。他们中有很多通过贩卖啤酒，倒卖旧书，还有更多的人去从事机械的抄写员工作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世俗学校里，工资低、学校董事会的强硬管理以及繁重的工作量，使得许多人都是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才充任教师的，而且他们只把教书当作未来职业的一个过渡。但是，这并未影响多数教师在职期间尽己所能，兢兢业业。14世纪威廉姆·维特利和15世纪爱德华·詹宁斯的经历表明，中世纪以来教师薪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他们都尽职尽责，受人爱戴。两人都依靠微薄的收入积攒了人 大学的费用，前者留有自己的著述，后者取得了教会法学士学位，成为受人尊重的地区教士。
因此，近代以前，教师是教职的附属品。教师维持生存的物质条件极端匮乏、原始，捐赠学校教师一般薪水为一年10英镑，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只有非常少的人能有闲暇追求知识，又由于教会垄断教育特权，教育被视为教职人员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11-12世纪时能够被称为教师的人在数量上和知识上都很贫乏，“甚至不能与现在的巡游学者相比”(1053年出生的诺让的吉贝在1115年追忆童年时期的生活时提到)。1439年威廉·拜哈姆曾悲叹过：在过去五十年内在里彭以南和考文垂一汉普顿沿线以东一带，约七十所或更多的学校，因缺乏语法教师而关闭了。他向国王提出请求，在剑桥建立了上帝会馆，1505年改造为基督学院。该校要求他的学生从文法学校毕业并接受中小学教师的职位，以此解决教师缺乏的问题。根据奥姆的推算，14-15世纪末，平均每个都有5～10所拥有专业教师的学校。每所学校按一名教师计算，全国大约有200～400名教师。此外，还有100～200名教师在修道院和私人家庭中工作，这样教师总数达到300～600名，甚至不到教士阶层的10％。地方上教师也很少。平均一般城镇只有一名，有的可能还有一名助教；大些的地区如布里斯托和约克郡各有6名教师，伦敦和牛津大约有12人。但是，这些都是特例；通常教师在当地只是孤家寡人。克雷西也估算，示范性的学校约有至少20所，还有200～300所文法学校以此为范型，这些领军学校很少有超过两名教师的。
教师缺乏是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也造成学校教育教学手段简单化。比如，伊顿学校在基特博士任校长期间，尽管入学人数增至570名，但教师仍为9人，这样的师生比例使身为校长的基特博士一人就需要应对约占1／3的高年级学生，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依靠严厉体罚维持校纪的状况。由于教师数量和质量都很匮乏，在民族国家形成前“学校随教师而生”，教师因个人才华和魅力，吸引那些根据自己志向和兴趣前来学习的学生，学校的声望也随教师的流动而经常有所变化。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则变成“教师跟着学校和学生而生”。
奥姆认为，最初教师的地位和声誉都很高。至少英国的4所著名大教堂——圣保罗、塞利斯伯里、威尔斯、约克分别有一名教师是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他保有教会的封印，撰写信函，从事教学工作；与其他成员共同享有教会收入，因此是带薪俸的。1140年代在布里斯托担任未来的亨利二世的拉丁文教师马修，后来成为阿基塔的埃莱诺女王的大臣。他因身处要位，得以亲眼见到亨利签署的一些许可证，这些证件都冠以doctor dueis头衔。其他几名教师也在教会中任要职。在英国很多主教都曾担任过教师。他们知识渊博，不仅可以讲授基础拉丁语，也可以教授自由艺术和更深层次的学问。这一时期，学问没有区分出等级，高深的学问还不是牛津和剑桥的专利。各级学校教学的范围都很宽泛。13世纪末期教师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升，那时的教师被称为“高贵的人”，教师职位也因之享有一项贵族特征：可继承性，其后代可以凭此得以受到荫庇。凡具备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其子弟都会获得各种优惠条件，优先获得教席或免费参加各项考试。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既是大学特权的争取者和维护者，又是这些特权的享受者。他们和学生结成坚固的联盟，在与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中获取了学术自由权、教学自主权和罢教迁徙权、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实行自治、师生可免赋税及兵役、有权颁发教学特许证等很多特权，为教学工作和学术活动赢得了宽松的氛围。许多书信和纪事中都提及教师。一些教师和私人家庭教师荣升教会要职。
大学的兴起进一步降低了其他教育机构教师(schoolmaster)的地位。他们主要被限定在较低层次的阅读、歌咏和拉丁文语法等教学，没有机会触及更高层次的学问。学校(school)成了低等的教育机构，教师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为次要的人物，与王室和教会要职无缘。他们的工作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没有受到王室、教会甚至公众的真正关注。直到宗教改革时期，王权才开始注意教师群体，而教会也只是偶尔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才干预教师的任命或处理未经许可开办的学校等事务。教师几乎不被推荐委任牧师职位。通常也不会在主教视察时现身，几乎得不到有关教学或行为方面的指令。而他们培养的最好的学生则进入大学。这样的情况持续到16世纪早期。
这样，教师群体逐渐分出层次，我们可以发现有为皇室工作的教师、为城市学校工作的教师、为贵族工作的家庭教师、为平民工作的教师等等，此外还有宗教处所的僧侣及修会成员、堂区的神职人员等等。一些教师因为曾给王室、贵族成员担任家庭教师，或是正巧遇到某位国王乐于投资教育，或可担任教俗要职，或可得到一份地产。像著名的红衣主教沃尔西，从麦格达伦学院教师席位晋升到执事长席位。约翰·切德沃斯是罗伯特汉格福德的家庭教师，当上林肯主教；约翰·萨摩塞特是伯里·圣埃德蒙斯的教师和国王的家庭教师，此后当上财政大臣；威廉·温福利特是温彻斯特学校的校长，后来成为温彻斯特主教。他们是由于亨利六世热衷学校教育的第一批受益者。但是，相当多数的教师尽管孜孜不倦，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终老一生。
教师身份一直以来是极为复杂的，特别是最基础的教育。这体现了英国教育的等级性、多层次性的特点。拥有学位的人很少愿意从事基础教育，从事这一阶段教师工作是一种兼职，也是不被社会重视的一份工作。如牧师或其妻子女儿、小农场主、店主、皮匠、屠户、退伍军人、织布工、老处女、寡妇、出版商、法官、立法者、律师，以及类似的人都可能担任教师，也可能是负责抄录书籍的修会成员。比如在梅特兰的英译本《黑暗年代》中记载了位于雷提斯本的圣埃默雷姆修道院修士奥斯特洛鲁斯的自述，他生于公元1013年，是著作者和抄写员，他提到由于他广泛阅读，除了抄写等工作外，还被任命为学校校长。依据他的回忆，他大约抄写了30部左右的作品。蒂姆迪斯是巴伐利亚韦索布鲁恩的修女，她在修道院公共图书馆誊写大量的弥撒书、祷告书、福音书和使徒书。1432年威廉·塞维诺克斯的遗嘱中提到他要供养：“一位教师，他是正派的人，是文法知识渊博的行家，文学士。他决心不当教士，而坚持在上述塞维诺克斯镇的一间合适的房子里办一所文法学校”。许多人将教师职位视为获得圣职、取得圣俸或积攒进入大学所需经费的临时性工作。一些教师在获得自己期望的职位之前常常会做助教或是到附近规模较小、不太理想的学校呆上一段时间。还有一些教师会利用自己的资格证明外出就业。14-15世纪时，这些教师只能参加短期或初级的学习，那些因经济原因不能通过艺学院考试的贫困学生只能谋得这类低收入职业。城镇收费学校是中世纪最大的学校群体，教师可以是教 士、神父、已婚俗人。修道院也任命各阶层人士教授他们的新皈依的僧侣和受救济的孩子，15、16世纪早期建立的主要的捐赠学校如伊顿、圣保罗、温彻斯特、牛津的玛格达伦等也是如此。一些修道院附属教堂和主教座堂设施，如贝弗利、利潘、威尔斯和约克，则要求教师身着教牧长袍，参加日常活动，但并不要求起誓独身。
一般教师有一个试用期，如1385年度哈姆大教堂主教给被阿勒顿某教师的任命书中提到，教师领到任命通知，也相应领受捐赠的款额，“以后3年，只要办事公正有方，在教育孩子们的过程卓有成效，你就可以管理学校”。14世纪的《林肯教士章程手册》的一份记载可以看出，林肯德主教管区教师的任期为一年，期满后要对其任职期间的品质和工作做出考评，作为是否可以得到续聘的条件。文法教师在接到任命书之后需要在有至少两名学校董事、12名教区委员和学校创办人的继承人出席的前提下发表就职誓言，表示对主教等负责，并不得反叛，在任职期间，“将忠实履行给予文法学校的一切训令，他们都是根据以往的惯例颁发的。不得向学生敲诈勒索”。“免费勤勤恳恳按照建校章程的规定为本教区的孩子和所有求助于我的孩子们，教授文法和其他仁慈的教诲——不给孩子们阅读任何腐败或堕落的书，以及任何时候违抗整个教会决定的作品”，“我将遵守学校现已制定的或将要指定的与我有关的一切章程和规定，不做任何不利于上述章程和规定的事，即使在家期间我也要竭尽全力实施维护上述章程和规定”。文法教师教学生每晚做诗句，用合适的语言写信，使用简明的句子、合适的隐喻、清晰的语句、充满善意的语言。这些诗句和书信是假期作业，开学的时候要背会并把自己写的给教师看。根据年龄，教师也教学生了解拉丁文或法文的文法规则。威克海姆曾经给他的学校一本希根顿的著作，书中对英语的作用做了评论。
当学生被授予学位之时，总会伴有“所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自此赋予给你”的语句。这些权利、特权和豁免权通常是学者地位的伴生物。这种赋权于学者的做法源自罗马法，在罗马法中曾对学者权利进行了阐述。2世纪以前，古罗马时期的帝国法律中已经建立起学者(scholar)，特别是指那些教授自由艺术——语法和修辞——以及医生——治疗疾病的人以权利和特权。在皇帝Vespasian和Hadrian命令中，继承了前辈的传统，规定自由艺术和语法教师、演说家、医药行业、哲学家免除公民的义务，免服军役。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既是大学特权的争取者和维护者，又是这些特权的享受者。他们和学生结成坚固的联盟，在与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中获取了学术自由权、教学自主权和罢教迁徙权、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实行自治、师生可免赋税及兵役、有权颁发教学特许证等很多特权，为教学工作和学术活动赢得了宽松的氛围。此外，教师还享有管理和没收学生物品的权利，“当学生有反叛或其他故意缺席的过错，考虑到他是签了约的，他应该以法律既定的方式被传唤，教师以教规纠正他；如果他没有出席，他的物品由教师没收”。“教师也禁止被逐出教会，无论何种状况或境况或以任何名义或威望，任何教士、俗人或其他人或学士不得被逐出教会”。
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知名的学者，他们同时也是著名的从教者。比如，本笃会修道院的比德(Bede，672-735年)。他意识到教育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提倡在修道院开办学校，并坚持大主教应该努力使每一个人学习希腊语并用心祈祷，“您必须使那些没有学问即只懂本族语的人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并且不断重复这些道理”。他本人也积极从事教学活动，并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致力于《圣经》的注释，把一些神学著作翻译成英文。据比德的学生记载，在比德生活的最后岁月，疾病缠身，依然坚持每日例行的授课。比德一生著作很多，范围涉及天文、音乐、修辞、算术，其中他的正字法和韵律诗体学两本书成为学校的通用教材。
阿尔昆是约克学校的一任校长。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精通文法和修辞学。他既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管理，也醉心于教学活动，开设了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算术、神学等课程。他认为学校就是一个大百科全书，教师应该教授学生所有的科目，既包括基础的七艺，也包括诸如律法、神学等高级技能。他的出色工作，使约克学校成为当时英国又一学术中心。他受查理大帝之约进入宫廷，不仅创办了宫廷学校，还协助查理发展帝国的教育事业，被誉为当时教育的领头人。
诺曼征服使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政治和社会联系密切。学者们可以在各地区自由流动、任教，学校呈现国际化的特点，因此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如罗马的律师瓦卡儒斯是意大利人，曾经在坎特伯雷任教，对英国的教会法学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游学学者或在大教堂城市教授高级课程，或是在小城镇文法学校任教。
与承担初等和中等教育教学职责的教师比较而言，大学教师的待遇和地位都是高高在上的。大学官员收入大部分直接来自他们的教职，而并非来自大学的薪水。1410年一项条例规定，学生违反和平条例可以产生5英镑6先令8便士的罚金。校长、大学和学监可以各自拥有罚金的1／3。当然，实践中，这部分罚金是比较少的，比如1460年收到1英镑10先令2便士。甚至在1469-1470年这是一个特别的高收入年份，校长这笔收入也只有31先令8便士。校长还可以享有充公武器变卖后的收益。1355年大学垄断面包和淡啤酒的法定价格收入的1／2，每年约5英镑。学监的职位尽管没有薪俸，但是至少可以从各种小费和与职位相关的支付中获得10英镑／年。其中一半是变卖没收的武器的收益、获得学位的支付以及守夜获得的固定费用。这笔固定收入几乎等于一笔薪俸。持奉校长权标的属员也依靠报酬而不是薪金。大学租金的两名收取人收取一马克平分。文法学校的两名监管人的共同薪金15世纪时从4英镑降至13先令4便士，其中1英镑6先令8便士由文法教师缴纳。抄写员或注册主任的薪水是2英镑13先令4便士，额外还有注册学位的费用。大学牧师的薪水仅有6先令8便士，但是从1412年他也是大学图书馆员，从面包和啤酒的价格收益中可以获得5英镑，还有可能得到获得学位的学生的供奉和举办其他仪式的费用。
关键词 英国，中世纪，教师职业资格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1)04-0061-07
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教师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教会记录中。最初教师由修道院的僧侣充任，后来则由教士、修会成员、堂区的神职人员、堂区的执事，以及利用业余时间提供指导的俗界人员担任。由于这一职能总是被包含在他们的僧侣、教士或其他身份之内，所以同时代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纯粹的教师。随着一些自治学校的出现，最迟从1100年起，读写基础知识的教学有了一个专业指导者的公认的核心：学校教师(schoolmaster)，他们是现代学校教师(schoolteacher)的鼻祖。此后，教师的头衔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师群体的复杂性。
12-16世纪最常用的是拉丁语magisterscholarum，它最接近“schoolmaster”一词，后者至少从13世纪早期开始出现在英语中。Magister，最早指管理一所学校的人，兼有教学和教育管理双重身份。12世纪，学校规模比较小，一般由一位教师管理，教师也像其他手工工匠一样是个师傅。最初主教就是执教者，后来因事务繁忙，他们便委任下属牧师团成员兼做教学工作。这些教学者或者是学校的创建者，或者是经本地区主教为代表的官方许可的从教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个头衔也用于经过一段充分时间学习的，或是留校任教的优秀学生，标志着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但到14世纪，这个头衔逐渐成为荣誉头衔，类似dominus，有主人的意味。大学生甚至称呼他们喜爱的教师为“我的主人”(dominusmens)，这一头衔令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这也说明这时知识如同土地那样成为占有物和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只出现在教堂牧师会、罗马元老、特定的王室御前会议中，而并没有出现在当时新建的几所著名学校中，体现了早期教育受教会和王权控制的特点。中世纪晚期的普遍态度是这种头衔给了他的持有者社会尊严，通向特权——贵族世界的途径。配第一彭特的亚当就曾责骂他的一个居住在英国最落后地区的堂表姐妹在来信中没有用这个他所希望的头衔称呼他。12世纪末，magistri scolarum更多指向那些拥有更为高贵的“大臣”头衔的大教堂理事会成员，而他们只是地方学校的监督者。Magister scolarum这个头衔和教学的职责转移给副手，这些人在地位和收入上都要低些，依靠学费为生。
大约在12世纪末的时候，教会学校出现一个新的职位称呼：大教堂枢密(Chancellor)，一般由教堂中受过最高教育的人担任，专门负责学校老师的任命和学校的管理工作，同时负责向学生传授神学。但大教堂枢密在教堂中还担负有其他的工作，如保管大教堂的印章、发送大教堂的官方文献，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教师。后来大教堂枢密的权力日益增加，发展成为学校人事和教学工作的管理者，拥有任命教堂学校的教师并颁发教师许可证的权利，这也导致了一些大教堂枢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榨取勒索钱财，违背教会法规的行为。为此，1160年的教会法规明确规定：“教学许可证的颁发过程中，禁止有索取或暗示收取任何物品的行为，否则予以没收”。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给温彻斯特主教的信中也要求他“严格禁止今后在你的教区内有任何强索现象”。
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提出了“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认为intellectual一词在中世纪盛行，12世纪城市学校里传开，13世纪在大学中流行。特指在当时随城市发展，在城市同商业和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的专门以教学为职业维持生活，从事精神劳动，以写作和教学，传播个人思想为职业的人，是城市实现劳动分工的产物。这一概念是对中世纪这一群体的专属概念。“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群体迄今为止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他努力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称呼，以代替‘教士’(clerc，同时指神甫与学者)这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
doctor、master、professor则体现了大学对教学资格的垄断，这几个词最初都是指教学或特定领域中的佼佼者，拥有他研究领域的全部知识，他反过来可以教学，也可以承担其他需要知识的职责。15世纪以前，master一词被广泛使用于神学院、医学院、艺学院，教会法学院里面则使用doctor，特指教会法规教师。15世纪以后，doctor被用于所有的高层次学院，magister被用于低等的艺学院和文法学院。15世纪初大学学者被授予各种头衔，体现了大学贵族化的特征，教学的身份也有了可继承性。
大学出现后，“教师”这个头衔的授予程序代表了大学垄断权。授予“教师”头衔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候选，导师认为他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同意他在大学委员会、神父、校长面前展示。这一环节通常由教师团出席，检查候选人的条件，包括他的品行和此前的学习情况(如学习的年限、实践、阅读、辩论等)。接下来是非公开的测验，由校长主持，教师团在场，候选人就一个特定的问题进行辩论，辩题一般是头天晚上或当天早晨抽取的。如果通过前两项测试，由校长作出“准予毕业”的许可，授予候选人学士和硕士学位。一般获得硕士学位可以担任地方学校教师。如果他想获得在大学教学的资格，还需要通过第三个测验，即“公开”测试。公开测验的结果是候选人被任命，因此这一测试实际上就是就任教师职务的典礼，经常在教会举行，包括祈祷、正式的演讲、授予候选人教师的象征：法冠、手套和书。之后，候选人需要展示作为教师的第一次活动：通常是就他自定的题目和学生辩论。15世纪开始，博士学位称号专指教师，硕士称号也可指从事同业公会工作或某一职业的人。15世纪末，低级系科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高级系科毕业生授予博士称号。博士可担任大学教授，也可自行讲学或开设学校。
专业女教师不普遍。1225年的《隐士法则》建议女隐士不去做学校教师，大多数教师都是男性，因此女教师也和男教师使用同样的称呼。女教师(schoolmistress)的称呼首次出现是在15世纪初。13世纪开始，schoolmaster一词就成为英语中“教师”的标准用语了，这个词也普遍被学校教师的妻子和孩子当作昵称，用来称呼丈夫或父亲。
中世纪一般学校由一位教士兼任教师。大约14世纪出现Archididascalus以及submagister、sub-monitor等词，用来指称至少有两位教师的学校所 有者及其助手，这体现了学校规模的变化。例如1295年温彻斯特教区会议法令提到在学校附近的教堂和教区其他城镇，任命有学识的人，教区长、神父、教士都有责任教本教区儿童学会主祷文、成年俗人了解圣事、学读诗篇，父母要引导学唱诗。
中世纪，僧院学校主要由稍有文化的僧侣担任教师，他们对书本相当有兴趣，并乐于从事教育工作，在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教学经验。主教座堂学校一般由主教充任教师。教区学校由有教职的教士充任。行会学校、城市学校、大学等从教人员多为俗人，其身份、地位各异。
12世纪以后，从教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具备基本资格，如教授文法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其他美德、写作的知识、诚信的道德等。其二是申请某所特定学校的职位并获得批准。一般情况下，由当地司法官批准就可以任教。获得许可证首先需要参加测验——从散文和著作中找到适当的韵节。得到许可后，教师需要宣誓勤奋教学，不让学生到处乱跑，教他们良好的行为和学问。未获得许可证非法开办学校和任教都要受到惩罚。1304年贝弗利教堂理事会或是教士会教堂控告一个名叫罗伯特的人，无视许可权，在达尔顿开办一所学校，牧师对其进行9天的警告。
教师不一定要独身或是大学毕业，只有少数地区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为了能够享有全部的教士特许权，特别是申请教士俸禄的权利，担任教师职责的教牧人员一般都为独身，并接受下级神品或上级神品的宗教等级，或者授剃发礼。对于教师是否具有大学学位也没有严格的要求。1307-1509年西南部六个县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这里共有89名教师。有46名是教士，其中30人在慈善学校教学。其余的人或许既有俗人也有牧师。55人似乎没有受过什么大学培养。1350年代以后，大学毕业生数量减少，非毕业生也被任命在林肯、塞利斯伯里、坎特伯雷和沃塞斯特，以及其他同类地区执教。有些学生和教师既未接受剃发礼，也未接受宗教等级。这类学生比例呈增长趋势。15、16世纪初，文学士也只是少数。其地位属于中等，低于享有圣俸的国教会牧师或教区长，但比得上或超过纯粹的副牧师或歌祷堂教士。
关于教师的待遇问题，曾经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早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教廷会议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宣布一项“教学无偿”的原则，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认为教学是教士天职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出卖知识就是买卖圣职罪。——圣伯纳德甚至把教师们的收益称为“可耻的利润”。教皇同时还宣布：每个天主教大教堂附近都应开设一所学校，教师靠授予领地获得可靠的生活保障。这一原则为那些穷苦学生敞开了学习的大门，但同时教皇从经济上把知识分子同自己联系在一起，阻遏或至少延缓了其转化为世俗教徒的运动。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第一次以法令形式规定：教会教师由神职人员担任，并由主教指定；每个教堂应该有一名教师。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教授的学问正因其是上帝恩赐的，因此应该从其劳动中分离。而他的劳动应当享有公正的报酬，教授因此可以要求为其教学付费，作为劳动者而不是像享有特权的教士那样谋生。学生向教师交纳“酬金”(collectae)，通过与教师劳动的交换，保证教师的生计。因此，教师可以“接受”却不可以“强求”其学生的金钱，贫困学生可以不交钱。
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以馈赠礼品和捐资的形式支付教授的酬金。一些人捐资修建歌祷堂，用捐款维持一位教士的生活以便为某些人的灵魂的安宁作祈祷，同时还规定这位教士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必须担任一些教学工作。如1489年，北汉普顿县艾尔德温克镇的威廉·钱伯将自己在阿麦斯敦的采邑(和其他的财产)等捐赠给牧师约翰·塞利曼爵士及其继任人，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要求他们每天举行礼拜仪式为捐赠人及其亲属的灵魂祈祷。同时规定，这个牧师要教艾尔德温克尔镇中最穷的6个男孩学习拼写和阅读。学生人选由捐赠人及其妻子伊丽莎白提名，若夫妻去世，则其中3个名额由比德教堂的主教提名，另外3个由时任牧师提名。这种教育是免费的，不得向孩子的父母、朋友索取报酬。孩子们受教育后，每晚要在艾尔德温克尔的万圣教堂里由牧师指导，为虔诚的捐赠人及其家属的灵魂和亡灵唱赞美诗。捐助人有时候直接捐助设立某教授席位，如格洛斯特公爵在1437年设立了一个短期的哲学教授席位，1497年他又创立了神学教授席位。也有一些教师还可以通过为学院承担一些管理或者服务工作而获得一些收入。
最早的教师薪水记录是1400年温彻斯特学院院长的。他提供食宿，一年收入10英镑。许多记载表明，1440年以后建立的捐赠学校教师年薪10英镑是一个一般水平的收入，主要来自学费、捐赠款。这一水平保持到16世纪。1477-1478年以前，城市中的文法学校还有义务每年向大学支付4英镑。此外，从教师的遗嘱、租佃记录中也可以推测当时教师拥有财产和薪俸的情况。1371年卡莱尔的一个教师约翰·伯顿管理一所学校达九年，年岁不小，丧偶。除了遗产以外，他还遗赠14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现金。他拥有6把银勺，一个槭木碗，藏书(主要是文法书)，一件戴头巾的皮外套，一个放有珠宝的盒子。他有能力付钱给一名教士为他和妻子祷告。他至少有七个朋友，包括一个主教座堂修道院的教士。60年后，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伦敦的约翰·斯沃德的遗嘱中。他成功的经营了一所私立学校。他也结婚了，并育有一个孩子。遗嘱中提及4个亲戚和两位朋友。他的衣物包括一件绿色带黑色和红色相间背带的袍子。厨房里有大，锅，桌子上摆有碗、杯子、银勺。除了留给他妻子的物品外，他还有足够的床和箱子给每一个朋友。他也有一些书，有些是他自己写的。这两个遗嘱可能代表了大城镇中依靠收取学费生计的教师财产平均水平，既不奢华也不贫困。
较之教牧人员领取的圣俸，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教士，教师的年薪相当低。到了15世纪，教师的待遇急剧下降。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待遇低下自然无法吸引优良师资，师资质量恶劣又必然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经济收入也相应减少，如此循环往复。由于中世纪的教学工作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正式的职业，面对窘迫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拮据，很多教师选择离开学校从事其他工作，主要是就任圣职，取得圣俸，每年可以多得5～10英镑。更多教师从事第二职业以贴补家用。他们中有很多通过贩卖啤酒，倒卖旧书，还有更多的人去从事机械的抄写员工作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世俗学校里，工资低、学校董事会的强硬管理以及繁重的工作量，使得许多人都是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才充任教师的，而且他们只把教书当作未来职业的一个过渡。但是，这并未影响多数教师在职期间尽己所能，兢兢业业。14世纪威廉姆·维特利和15世纪爱德华·詹宁斯的经历表明，中世纪以来教师薪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他们都尽职尽责，受人爱戴。两人都依靠微薄的收入积攒了人 大学的费用，前者留有自己的著述，后者取得了教会法学士学位，成为受人尊重的地区教士。
因此，近代以前，教师是教职的附属品。教师维持生存的物质条件极端匮乏、原始，捐赠学校教师一般薪水为一年10英镑，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只有非常少的人能有闲暇追求知识，又由于教会垄断教育特权，教育被视为教职人员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11-12世纪时能够被称为教师的人在数量上和知识上都很贫乏，“甚至不能与现在的巡游学者相比”(1053年出生的诺让的吉贝在1115年追忆童年时期的生活时提到)。1439年威廉·拜哈姆曾悲叹过：在过去五十年内在里彭以南和考文垂一汉普顿沿线以东一带，约七十所或更多的学校，因缺乏语法教师而关闭了。他向国王提出请求，在剑桥建立了上帝会馆，1505年改造为基督学院。该校要求他的学生从文法学校毕业并接受中小学教师的职位，以此解决教师缺乏的问题。根据奥姆的推算，14-15世纪末，平均每个都有5～10所拥有专业教师的学校。每所学校按一名教师计算，全国大约有200～400名教师。此外，还有100～200名教师在修道院和私人家庭中工作，这样教师总数达到300～600名，甚至不到教士阶层的10％。地方上教师也很少。平均一般城镇只有一名，有的可能还有一名助教；大些的地区如布里斯托和约克郡各有6名教师，伦敦和牛津大约有12人。但是，这些都是特例；通常教师在当地只是孤家寡人。克雷西也估算，示范性的学校约有至少20所，还有200～300所文法学校以此为范型，这些领军学校很少有超过两名教师的。
教师缺乏是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也造成学校教育教学手段简单化。比如，伊顿学校在基特博士任校长期间，尽管入学人数增至570名，但教师仍为9人，这样的师生比例使身为校长的基特博士一人就需要应对约占1／3的高年级学生，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依靠严厉体罚维持校纪的状况。由于教师数量和质量都很匮乏，在民族国家形成前“学校随教师而生”，教师因个人才华和魅力，吸引那些根据自己志向和兴趣前来学习的学生，学校的声望也随教师的流动而经常有所变化。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则变成“教师跟着学校和学生而生”。
奥姆认为，最初教师的地位和声誉都很高。至少英国的4所著名大教堂——圣保罗、塞利斯伯里、威尔斯、约克分别有一名教师是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他保有教会的封印，撰写信函，从事教学工作；与其他成员共同享有教会收入，因此是带薪俸的。1140年代在布里斯托担任未来的亨利二世的拉丁文教师马修，后来成为阿基塔的埃莱诺女王的大臣。他因身处要位，得以亲眼见到亨利签署的一些许可证，这些证件都冠以doctor dueis头衔。其他几名教师也在教会中任要职。在英国很多主教都曾担任过教师。他们知识渊博，不仅可以讲授基础拉丁语，也可以教授自由艺术和更深层次的学问。这一时期，学问没有区分出等级，高深的学问还不是牛津和剑桥的专利。各级学校教学的范围都很宽泛。13世纪末期教师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升，那时的教师被称为“高贵的人”，教师职位也因之享有一项贵族特征：可继承性，其后代可以凭此得以受到荫庇。凡具备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其子弟都会获得各种优惠条件，优先获得教席或免费参加各项考试。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既是大学特权的争取者和维护者，又是这些特权的享受者。他们和学生结成坚固的联盟，在与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中获取了学术自由权、教学自主权和罢教迁徙权、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实行自治、师生可免赋税及兵役、有权颁发教学特许证等很多特权，为教学工作和学术活动赢得了宽松的氛围。许多书信和纪事中都提及教师。一些教师和私人家庭教师荣升教会要职。
大学的兴起进一步降低了其他教育机构教师(schoolmaster)的地位。他们主要被限定在较低层次的阅读、歌咏和拉丁文语法等教学，没有机会触及更高层次的学问。学校(school)成了低等的教育机构，教师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为次要的人物，与王室和教会要职无缘。他们的工作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没有受到王室、教会甚至公众的真正关注。直到宗教改革时期，王权才开始注意教师群体，而教会也只是偶尔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才干预教师的任命或处理未经许可开办的学校等事务。教师几乎不被推荐委任牧师职位。通常也不会在主教视察时现身，几乎得不到有关教学或行为方面的指令。而他们培养的最好的学生则进入大学。这样的情况持续到16世纪早期。
这样，教师群体逐渐分出层次，我们可以发现有为皇室工作的教师、为城市学校工作的教师、为贵族工作的家庭教师、为平民工作的教师等等，此外还有宗教处所的僧侣及修会成员、堂区的神职人员等等。一些教师因为曾给王室、贵族成员担任家庭教师，或是正巧遇到某位国王乐于投资教育，或可担任教俗要职，或可得到一份地产。像著名的红衣主教沃尔西，从麦格达伦学院教师席位晋升到执事长席位。约翰·切德沃斯是罗伯特汉格福德的家庭教师，当上林肯主教；约翰·萨摩塞特是伯里·圣埃德蒙斯的教师和国王的家庭教师，此后当上财政大臣；威廉·温福利特是温彻斯特学校的校长，后来成为温彻斯特主教。他们是由于亨利六世热衷学校教育的第一批受益者。但是，相当多数的教师尽管孜孜不倦，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终老一生。
教师身份一直以来是极为复杂的，特别是最基础的教育。这体现了英国教育的等级性、多层次性的特点。拥有学位的人很少愿意从事基础教育，从事这一阶段教师工作是一种兼职，也是不被社会重视的一份工作。如牧师或其妻子女儿、小农场主、店主、皮匠、屠户、退伍军人、织布工、老处女、寡妇、出版商、法官、立法者、律师，以及类似的人都可能担任教师，也可能是负责抄录书籍的修会成员。比如在梅特兰的英译本《黑暗年代》中记载了位于雷提斯本的圣埃默雷姆修道院修士奥斯特洛鲁斯的自述，他生于公元1013年，是著作者和抄写员，他提到由于他广泛阅读，除了抄写等工作外，还被任命为学校校长。依据他的回忆，他大约抄写了30部左右的作品。蒂姆迪斯是巴伐利亚韦索布鲁恩的修女，她在修道院公共图书馆誊写大量的弥撒书、祷告书、福音书和使徒书。1432年威廉·塞维诺克斯的遗嘱中提到他要供养：“一位教师，他是正派的人，是文法知识渊博的行家，文学士。他决心不当教士，而坚持在上述塞维诺克斯镇的一间合适的房子里办一所文法学校”。许多人将教师职位视为获得圣职、取得圣俸或积攒进入大学所需经费的临时性工作。一些教师在获得自己期望的职位之前常常会做助教或是到附近规模较小、不太理想的学校呆上一段时间。还有一些教师会利用自己的资格证明外出就业。14-15世纪时，这些教师只能参加短期或初级的学习，那些因经济原因不能通过艺学院考试的贫困学生只能谋得这类低收入职业。城镇收费学校是中世纪最大的学校群体，教师可以是教 士、神父、已婚俗人。修道院也任命各阶层人士教授他们的新皈依的僧侣和受救济的孩子，15、16世纪早期建立的主要的捐赠学校如伊顿、圣保罗、温彻斯特、牛津的玛格达伦等也是如此。一些修道院附属教堂和主教座堂设施，如贝弗利、利潘、威尔斯和约克，则要求教师身着教牧长袍，参加日常活动，但并不要求起誓独身。
一般教师有一个试用期，如1385年度哈姆大教堂主教给被阿勒顿某教师的任命书中提到，教师领到任命通知，也相应领受捐赠的款额，“以后3年，只要办事公正有方，在教育孩子们的过程卓有成效，你就可以管理学校”。14世纪的《林肯教士章程手册》的一份记载可以看出，林肯德主教管区教师的任期为一年，期满后要对其任职期间的品质和工作做出考评，作为是否可以得到续聘的条件。文法教师在接到任命书之后需要在有至少两名学校董事、12名教区委员和学校创办人的继承人出席的前提下发表就职誓言，表示对主教等负责，并不得反叛，在任职期间，“将忠实履行给予文法学校的一切训令，他们都是根据以往的惯例颁发的。不得向学生敲诈勒索”。“免费勤勤恳恳按照建校章程的规定为本教区的孩子和所有求助于我的孩子们，教授文法和其他仁慈的教诲——不给孩子们阅读任何腐败或堕落的书，以及任何时候违抗整个教会决定的作品”，“我将遵守学校现已制定的或将要指定的与我有关的一切章程和规定，不做任何不利于上述章程和规定的事，即使在家期间我也要竭尽全力实施维护上述章程和规定”。文法教师教学生每晚做诗句，用合适的语言写信，使用简明的句子、合适的隐喻、清晰的语句、充满善意的语言。这些诗句和书信是假期作业，开学的时候要背会并把自己写的给教师看。根据年龄，教师也教学生了解拉丁文或法文的文法规则。威克海姆曾经给他的学校一本希根顿的著作，书中对英语的作用做了评论。
当学生被授予学位之时，总会伴有“所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自此赋予给你”的语句。这些权利、特权和豁免权通常是学者地位的伴生物。这种赋权于学者的做法源自罗马法，在罗马法中曾对学者权利进行了阐述。2世纪以前，古罗马时期的帝国法律中已经建立起学者(scholar)，特别是指那些教授自由艺术——语法和修辞——以及医生——治疗疾病的人以权利和特权。在皇帝Vespasian和Hadrian命令中，继承了前辈的传统，规定自由艺术和语法教师、演说家、医药行业、哲学家免除公民的义务，免服军役。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既是大学特权的争取者和维护者，又是这些特权的享受者。他们和学生结成坚固的联盟，在与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中获取了学术自由权、教学自主权和罢教迁徙权、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实行自治、师生可免赋税及兵役、有权颁发教学特许证等很多特权，为教学工作和学术活动赢得了宽松的氛围。此外，教师还享有管理和没收学生物品的权利，“当学生有反叛或其他故意缺席的过错，考虑到他是签了约的，他应该以法律既定的方式被传唤，教师以教规纠正他；如果他没有出席，他的物品由教师没收”。“教师也禁止被逐出教会，无论何种状况或境况或以任何名义或威望，任何教士、俗人或其他人或学士不得被逐出教会”。
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知名的学者，他们同时也是著名的从教者。比如，本笃会修道院的比德(Bede，672-735年)。他意识到教育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提倡在修道院开办学校，并坚持大主教应该努力使每一个人学习希腊语并用心祈祷，“您必须使那些没有学问即只懂本族语的人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并且不断重复这些道理”。他本人也积极从事教学活动，并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致力于《圣经》的注释，把一些神学著作翻译成英文。据比德的学生记载，在比德生活的最后岁月，疾病缠身，依然坚持每日例行的授课。比德一生著作很多，范围涉及天文、音乐、修辞、算术，其中他的正字法和韵律诗体学两本书成为学校的通用教材。
阿尔昆是约克学校的一任校长。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精通文法和修辞学。他既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管理，也醉心于教学活动，开设了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算术、神学等课程。他认为学校就是一个大百科全书，教师应该教授学生所有的科目，既包括基础的七艺，也包括诸如律法、神学等高级技能。他的出色工作，使约克学校成为当时英国又一学术中心。他受查理大帝之约进入宫廷，不仅创办了宫廷学校，还协助查理发展帝国的教育事业，被誉为当时教育的领头人。
诺曼征服使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政治和社会联系密切。学者们可以在各地区自由流动、任教，学校呈现国际化的特点，因此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如罗马的律师瓦卡儒斯是意大利人，曾经在坎特伯雷任教，对英国的教会法学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游学学者或在大教堂城市教授高级课程，或是在小城镇文法学校任教。
与承担初等和中等教育教学职责的教师比较而言，大学教师的待遇和地位都是高高在上的。大学官员收入大部分直接来自他们的教职，而并非来自大学的薪水。1410年一项条例规定，学生违反和平条例可以产生5英镑6先令8便士的罚金。校长、大学和学监可以各自拥有罚金的1／3。当然，实践中，这部分罚金是比较少的，比如1460年收到1英镑10先令2便士。甚至在1469-1470年这是一个特别的高收入年份，校长这笔收入也只有31先令8便士。校长还可以享有充公武器变卖后的收益。1355年大学垄断面包和淡啤酒的法定价格收入的1／2，每年约5英镑。学监的职位尽管没有薪俸，但是至少可以从各种小费和与职位相关的支付中获得10英镑／年。其中一半是变卖没收的武器的收益、获得学位的支付以及守夜获得的固定费用。这笔固定收入几乎等于一笔薪俸。持奉校长权标的属员也依靠报酬而不是薪金。大学租金的两名收取人收取一马克平分。文法学校的两名监管人的共同薪金15世纪时从4英镑降至13先令4便士，其中1英镑6先令8便士由文法教师缴纳。抄写员或注册主任的薪水是2英镑13先令4便士，额外还有注册学位的费用。大学牧师的薪水仅有6先令8便士，但是从1412年他也是大学图书馆员，从面包和啤酒的价格收益中可以获得5英镑，还有可能得到获得学位的学生的供奉和举办其他仪式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