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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将出口总额进行本国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分解，可以构建衡量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的评价指标，更加深入的考查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文章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重新考查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探讨了“增加值贸易”概念的提出对国际分工研究的影响。利用OECD-WTO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借鉴Koopman的研究思路，文章测算和分析了1995-2011年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情况。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大;但是将价值链参与度进行前向和后向的分解后发现，中国依旧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也反映出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依旧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贸易;国际分工地位
一、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额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日益上升并持续居于高位，“中国制造”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的名片。这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也反映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必要性。然而，增长迅速的贸易总量是否可以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表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呢？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货物贸易额来源于海关的贸易总量统计，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也就是说实际由中国创造的价值并不像统计额中显示的那么多。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在生产上，中国企业从事的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产品和生产环节。其中，具有“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特征的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全球價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和利润所得不同，所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获益或者说中国真实的国际分工状况依旧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国内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考查，主要的研究视角有贸易总量、贸易结构、竞争力指数、技术复杂度等。然而，原有的贸易总量统计方式导致传统的研究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很难反映出实际状况。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系列以投入—产出方法为统计基础的数据库。比较有代表性的是OECD-WTO联合提供的TiVA（Trade in Value-added）数据库，为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本文即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下，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再次考量。
二、 文献述评
全球价值链概念提出后，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究。其中一类研究者基于企业数据的进行微观分析，深入研究单个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例如，Kraemer 等（2011）研究了苹果手机的价值链后发现，中国在每一台出口的苹果手机中仅获得全部价值的1.8%。此类研究并不很多，一方面因为企业数据难以获得，研究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此类针对单一企业的研究并不具备较好的可推广性。
另一类研究则进行全球价值链宏观视角的分析，主要使用投入—产出的方法进行。该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ummels等（2001），其研究利用投入产出表构建垂直专业化模型（HIY模型），利用该模型测算一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而反映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HIY模型的构建基于多个与现实情况不符的前提假设，所以之后的诸多学者均试图通过模型的改进，使自身的研究更贴近现实状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Koopman等（2008）构建的考虑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模型，区分了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不同的生产作用。Johnson和Noguera（2011，2012）的研究构建了VAX指标，以衡量一国国内增加值与总出口的比值，并以此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Koopman等（2010）则尝试将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的增加值统计方法与包含不同价值链中间投入品贸易的总价值统计方法进行整合，以构建全球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将增加值贸易研究从一国扩展到全球。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全球价值链，并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在国际中的分工角色及在全球化生产中的实际获利。唐海燕（2009）利用净贸易指数（NET指数）代替传统的RCA指数，衡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施炳展（2010）把分工地位研究推向微观领域，利用出口产品的价格来衡量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唐海燕、施炳展等的研究均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无法消除“重复计算”带来的统计误差。随着增加值贸易研究的推进，国内学者的视角也开始偏向从增加值贸易入手进行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增加值贸易统计框架的梳理（王岚，2013）;利用增加值贸易调整传统统计中的误差，重新核算中国贸易总额及双边贸易额（李昕，2012;张咏华，2013）等方面。
对于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后发现，“增加值贸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原有的国际分工研究：
1. 研究边界的改变：从产业到生产环节。现阶段，对于国际分工的研究边界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有的国际分工研究边界为产业，研究者按照产业划分考查每个国家扮演的角色和在全球分工中的状况。产品内分工的现状导致以产业为边界的研究方法无法继续。因为，不同国家在同一条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组织生产，产业的国家边界已经模糊化，产品也由原来的某个国家生产变成了如今的“Made in the World”。所以，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研究边界，将国际分工研究推向对生产环节的考查。
2. 分工地位的直观展现：传统国际分工研究从总量、结构、出口产品构成、出口产业结构、产品技术复杂度等角度分析一国的分工地位。但是经济学视角下，反映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最直接因素应该是该国参与分工所获得经济收益，或者说该国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在整个产品价值链中所占的比重。经济收益越高，增加值比重越高，该国的分工地位即越高。增加值贸易视角从更直观的方面展示出一国的分工地位和贸易获利，将国际分工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3. 研究方向的细化：通过增加值贸易概念的提出，可以将国际分工的研究方向进一步细化。传统的国际分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国际分工地位、双边国际分工状况、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等不同的研究方向。
基于此，本文在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以期为现有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三、 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考量
对贸易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考查均表明，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参与程度迅速提升并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现实状况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主要负责产品的加工组装，而此环节是价值链中最底端、获利最少的生产环节。学者们开始质疑是否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实际效益低于预期，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了所谓的“国际分工陷阱”或者价值链的“底端锁定”。
本文主要利用OECD-WTO联合提供的TiVA数据库，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重新考量。2015年OECD-WTO推出了其最新版本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61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在34个行业7年的增加值贸易数据，统计年份分别为1995年、2000年、2005年及2008年～2011年。借鉴Koopman等（2010）研究中所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更加深入和直观的展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
1. 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方法并没有把贸易额中由他国创造而本国作为中间品进口的部分进行剔除，产生了比较大的统计误差，对于各国考查本国的真实贸易状况不利。然而把一国出口总量进行本国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分解则可以解决以上矛盾。出口总量中的增加值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國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还是下游。如果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下游，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则其出口总量中必然涵盖大量从别国进口的半成品或中间品的价值，最终导致该国总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较低。
通过分析TiVA数据库中中国的出口总量构成发现，中国出口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部分从1995年的67%，降低到2000年至2005年的63%，之后又出现上升，并于2008年～2011年维持在68%左右。换言之，在中国的全部出口总额中，有68%为本国国内创造的增加值，其余32%为国外增加值。若采用贸易总量方法统计中国的出口量，则会出现大约三分之一的统计误差，难以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生产中所创造的实际价值。
在选取贸易总值居于世界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统计其出口贸易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率，进行比对后发现：日本和美国的全部出口中超过85%的比例为本国的国内增加值，其他各国家的本国增加值率也集中在75%到85%之间。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的结论：一方面，中国国内增加值比重较低，若用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会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与其他贸易大国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模式与他国不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现实状况显示，传统贸易中的中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到国际分工中，"两头在外"贸易特征和以加工组装为主的生产环节必然会导致中国出口总量中含有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使得中国出口中的本国贡献率低于其他国家。
2.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Koopman（2010）为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如下：
其中i表示产业，r表示国家，该指数即表示r国在i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指标值越大表明一国在该产业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等式右侧Eir表示r国i产业的总出口;IVir（间接价值增加值）为r国i部门出口的中间品经另一国加工后出口给第三国的价值，即别国出口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FVir（国外价值增加值）为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总出口中的IVir部分，反映出一国作为价值链上游对产业链下游所作出的贡献，称为“后向参与度”。总出口中的FVir部分，反映出一国作为价值链下游从上游各国生产中获得的价值增值，又称为“前向参与度”。一国在某产业中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的加总。
利用TiVA数据库，对中国贸易总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前向和后向参与度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50%左右，过去十几年间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其中，前向参与度在30%以上，而后向参与度不足20%。具体到2011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为47.7%，当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8.6%，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8%，可见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2011年，中国的后向参与度（32.1%）远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5.5%），而前向参与度（15.6%）则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3.1%）。对比2011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数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德国的前向参与度为24.1%，后向参与度为25.5%;日本的前向参与度为32.1%，后向参与度为14.6%。以上数据反映出中国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因为一国若处于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则其后向参与度指数就会较高。相反，如果一国处于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则其前向参与度指数会较高。
综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深入剖析后发现中国依旧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分工地位仍旧较低。
3.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Koopman（2010）在参与度指数的基础上又构建出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指标：
该指标越大，表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该指标越小则地位越低。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可知，一国若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从事设计、研发、主要零部件供应等任务，可以获得较高的增加值收益，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相反如果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从事加工、组装等工作，增加值和利润则较低，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则较低。
利用TiVA数据库，对十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测算和比对后得到如下结论。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最高，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1的上下，美国位于0.5上下，这一状况与当前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其他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大都保持在0到0.5之间，然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却在-1到-0.5之间，2009年～2011年维持在-0.7左右，这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观察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十几年来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与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贸易政策分不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依旧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依旧较低。
四、 结论与研究展望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使国际分工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从增加值贸易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状况发现，中国贸易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较低，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少、利润较低的下游环节，分工地位较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主要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利用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方法研究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会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
（2）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后向参与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前向参与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出中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3）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远低于其他代表性经济体，反映出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依然较低。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分行业研究增加值贸易状况，从行业层面探索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2）增加值贸易量与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深入探索增加值量与分工地位之间的影响机制。
（3）增加值贸易视角下重新审视双边和多边贸易状况。
（4）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研究如何提升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参考文献：
[1] Hummels D， Ishii J， Yi K-M.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75-96.
[2] Koopman R， Wang Z， Wei S.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J].NBER Working Paper，2008.
[3] 王嵐.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31（5）：17-23.
[4] 沈梓鑫，贾根良.增加值贸易与中国面临的国际分工陷阱[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5（4）：165-17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企业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选择——基于产品质量异质性视角的研究”（项目号：16XNH044）。
作者简介：黄卫平（1951-），男，满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张晓攀（1990-），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
收稿日期：2017-01-13。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贸易;国际分工地位
一、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额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日益上升并持续居于高位，“中国制造”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的名片。这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也反映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必要性。然而，增长迅速的贸易总量是否可以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表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呢？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货物贸易额来源于海关的贸易总量统计，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也就是说实际由中国创造的价值并不像统计额中显示的那么多。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在生产上，中国企业从事的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产品和生产环节。其中，具有“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特征的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全球價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和利润所得不同，所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获益或者说中国真实的国际分工状况依旧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国内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考查，主要的研究视角有贸易总量、贸易结构、竞争力指数、技术复杂度等。然而，原有的贸易总量统计方式导致传统的研究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很难反映出实际状况。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系列以投入—产出方法为统计基础的数据库。比较有代表性的是OECD-WTO联合提供的TiVA（Trade in Value-added）数据库，为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本文即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下，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再次考量。
二、 文献述评
全球价值链概念提出后，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究。其中一类研究者基于企业数据的进行微观分析，深入研究单个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例如，Kraemer 等（2011）研究了苹果手机的价值链后发现，中国在每一台出口的苹果手机中仅获得全部价值的1.8%。此类研究并不很多，一方面因为企业数据难以获得，研究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此类针对单一企业的研究并不具备较好的可推广性。
另一类研究则进行全球价值链宏观视角的分析，主要使用投入—产出的方法进行。该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ummels等（2001），其研究利用投入产出表构建垂直专业化模型（HIY模型），利用该模型测算一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而反映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HIY模型的构建基于多个与现实情况不符的前提假设，所以之后的诸多学者均试图通过模型的改进，使自身的研究更贴近现实状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Koopman等（2008）构建的考虑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模型，区分了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不同的生产作用。Johnson和Noguera（2011，2012）的研究构建了VAX指标，以衡量一国国内增加值与总出口的比值，并以此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Koopman等（2010）则尝试将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的增加值统计方法与包含不同价值链中间投入品贸易的总价值统计方法进行整合，以构建全球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将增加值贸易研究从一国扩展到全球。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全球价值链，并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在国际中的分工角色及在全球化生产中的实际获利。唐海燕（2009）利用净贸易指数（NET指数）代替传统的RCA指数，衡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施炳展（2010）把分工地位研究推向微观领域，利用出口产品的价格来衡量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唐海燕、施炳展等的研究均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无法消除“重复计算”带来的统计误差。随着增加值贸易研究的推进，国内学者的视角也开始偏向从增加值贸易入手进行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增加值贸易统计框架的梳理（王岚，2013）;利用增加值贸易调整传统统计中的误差，重新核算中国贸易总额及双边贸易额（李昕，2012;张咏华，2013）等方面。
对于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后发现，“增加值贸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原有的国际分工研究：
1. 研究边界的改变：从产业到生产环节。现阶段，对于国际分工的研究边界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有的国际分工研究边界为产业，研究者按照产业划分考查每个国家扮演的角色和在全球分工中的状况。产品内分工的现状导致以产业为边界的研究方法无法继续。因为，不同国家在同一条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组织生产，产业的国家边界已经模糊化，产品也由原来的某个国家生产变成了如今的“Made in the World”。所以，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研究边界，将国际分工研究推向对生产环节的考查。
2. 分工地位的直观展现：传统国际分工研究从总量、结构、出口产品构成、出口产业结构、产品技术复杂度等角度分析一国的分工地位。但是经济学视角下，反映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最直接因素应该是该国参与分工所获得经济收益，或者说该国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在整个产品价值链中所占的比重。经济收益越高，增加值比重越高，该国的分工地位即越高。增加值贸易视角从更直观的方面展示出一国的分工地位和贸易获利，将国际分工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3. 研究方向的细化：通过增加值贸易概念的提出，可以将国际分工的研究方向进一步细化。传统的国际分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国际分工地位、双边国际分工状况、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等不同的研究方向。
基于此，本文在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以期为现有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三、 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考量
对贸易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考查均表明，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参与程度迅速提升并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现实状况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主要负责产品的加工组装，而此环节是价值链中最底端、获利最少的生产环节。学者们开始质疑是否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实际效益低于预期，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了所谓的“国际分工陷阱”或者价值链的“底端锁定”。
本文主要利用OECD-WTO联合提供的TiVA数据库，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重新考量。2015年OECD-WTO推出了其最新版本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61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在34个行业7年的增加值贸易数据，统计年份分别为1995年、2000年、2005年及2008年～2011年。借鉴Koopman等（2010）研究中所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更加深入和直观的展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
1. 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方法并没有把贸易额中由他国创造而本国作为中间品进口的部分进行剔除，产生了比较大的统计误差，对于各国考查本国的真实贸易状况不利。然而把一国出口总量进行本国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分解则可以解决以上矛盾。出口总量中的增加值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國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还是下游。如果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下游，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则其出口总量中必然涵盖大量从别国进口的半成品或中间品的价值，最终导致该国总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较低。
通过分析TiVA数据库中中国的出口总量构成发现，中国出口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部分从1995年的67%，降低到2000年至2005年的63%，之后又出现上升，并于2008年～2011年维持在68%左右。换言之，在中国的全部出口总额中，有68%为本国国内创造的增加值，其余32%为国外增加值。若采用贸易总量方法统计中国的出口量，则会出现大约三分之一的统计误差，难以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生产中所创造的实际价值。
在选取贸易总值居于世界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统计其出口贸易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率，进行比对后发现：日本和美国的全部出口中超过85%的比例为本国的国内增加值，其他各国家的本国增加值率也集中在75%到85%之间。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的结论：一方面，中国国内增加值比重较低，若用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会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与其他贸易大国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模式与他国不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现实状况显示，传统贸易中的中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到国际分工中，"两头在外"贸易特征和以加工组装为主的生产环节必然会导致中国出口总量中含有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使得中国出口中的本国贡献率低于其他国家。
2.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Koopman（2010）为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如下：
其中i表示产业，r表示国家，该指数即表示r国在i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指标值越大表明一国在该产业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等式右侧Eir表示r国i产业的总出口;IVir（间接价值增加值）为r国i部门出口的中间品经另一国加工后出口给第三国的价值，即别国出口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FVir（国外价值增加值）为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总出口中的IVir部分，反映出一国作为价值链上游对产业链下游所作出的贡献，称为“后向参与度”。总出口中的FVir部分，反映出一国作为价值链下游从上游各国生产中获得的价值增值，又称为“前向参与度”。一国在某产业中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的加总。
利用TiVA数据库，对中国贸易总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前向和后向参与度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50%左右，过去十几年间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其中，前向参与度在30%以上，而后向参与度不足20%。具体到2011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为47.7%，当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8.6%，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8%，可见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2011年，中国的后向参与度（32.1%）远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5.5%），而前向参与度（15.6%）则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3.1%）。对比2011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数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德国的前向参与度为24.1%，后向参与度为25.5%;日本的前向参与度为32.1%，后向参与度为14.6%。以上数据反映出中国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因为一国若处于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则其后向参与度指数就会较高。相反，如果一国处于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则其前向参与度指数会较高。
综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深入剖析后发现中国依旧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分工地位仍旧较低。
3.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Koopman（2010）在参与度指数的基础上又构建出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指标：
该指标越大，表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该指标越小则地位越低。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可知，一国若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从事设计、研发、主要零部件供应等任务，可以获得较高的增加值收益，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相反如果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从事加工、组装等工作，增加值和利润则较低，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则较低。
利用TiVA数据库，对十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测算和比对后得到如下结论。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最高，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1的上下，美国位于0.5上下，这一状况与当前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其他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大都保持在0到0.5之间，然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却在-1到-0.5之间，2009年～2011年维持在-0.7左右，这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观察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十几年来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与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贸易政策分不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依旧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依旧较低。
四、 结论与研究展望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使国际分工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从增加值贸易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状况发现，中国贸易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较低，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少、利润较低的下游环节，分工地位较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主要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利用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方法研究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会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
（2）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后向参与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前向参与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出中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3）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远低于其他代表性经济体，反映出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依然较低。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分行业研究增加值贸易状况，从行业层面探索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2）增加值贸易量与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深入探索增加值量与分工地位之间的影响机制。
（3）增加值贸易视角下重新审视双边和多边贸易状况。
（4）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研究如何提升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参考文献：
[1] Hummels D， Ishii J， Yi K-M.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75-96.
[2] Koopman R， Wang Z， Wei S.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J].NBER Working Paper，2008.
[3] 王嵐.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31（5）：17-23.
[4] 沈梓鑫，贾根良.增加值贸易与中国面临的国际分工陷阱[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5（4）：165-17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企业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选择——基于产品质量异质性视角的研究”（项目号：16XNH044）。
作者简介：黄卫平（1951-），男，满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张晓攀（1990-），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
收稿日期：2017-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