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撰写的《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是由沈苏儒担任翻译的，出版后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成了沈苏儒先生家里的常客。
　　第一次接近
　　2007年夏天，适逢《今日中国》杂志创刊55周年。杂志社要我采访离任副总编辑沈苏儒先生。
　　在北京的车公庄大街，我按图索骥，找到了沈老的家。沈老甫一开门，我才发现，他原来身材那么修长，头顶几乎抵到门楣。蓝红相间的衬衫束在腰中，下身着一条随意却庄重的卡其布裤子。丝毫看不出，当时，他已经是88岁的老人。
　　那次采访我注意到，他的书橱中立着一张红纸，是新闻界前辈甘惜分教授的墨宝，上面用行楷工整地写着三个字——有所思。
　　涉及自己，沈老并不健谈，几句话就匆匆跳过。可是，一说起“业务”，他则开闸放水，滔滔不绝。“知而丕显”，是“谦”和“虚”，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如此。
　　那次最让我好奇的是，沈老年轻时，曾采访过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
　　因为采访的关系，沈老与溥仪有了“亲密接触”，几个月下来，溥仪心中的警戒线渐渐解除，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袒露给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年轻记者。
　　“你知道吗？”沈老说，“与民众从不接触的末代皇帝，其实更愿意被人从记忆中抹掉，做一个普通人。后来他常常穿着工农装，冬天出去买菜戴大口罩。”
　　出于信赖，溥仪把沈苏儒请到家中，还专门请他吃小灶。有一次，他把沈老径直唤进自己的卧室，指给他看床头的老照片。照片上，“真不敢想象”，沈老压低声音：“末代皇帝竟与伟大领袖一起在中南海悠闲散步呢。”
　　因为曾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身份是特赦战犯，这张照片，溥仪不敢张挂在客厅示人。沈老说，那个年代，“战犯”与伟大领袖在一起，显然是大忌。
　　说起这段日子，特别是亲自走进末代皇帝卧室的经历，88岁的沈老笑出一脸孩子气。
　　颜回精神
　　同事曾借给我一本沈老的“家史”——《始言堂记事》，使我更多地了解了沈家。
　　沈老的堂兄沈钧儒是中国当代法学家，曾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岳父陶希圣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是当年最有影响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主笔。
　　新中国诞生前夕，国民党准备逃亡。陶希圣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等待女儿和女婿上船，一起前往台湾，然而，这个娶了陶家千金小姐的高个儿青年却选择了全家“留守”大陆。
　　读沈老的家史，隐隐有种古柏参天的感觉。其文风，毋宁说是民国风格，读傅斯年、陈寅恪、钱钟书、鲁迅，经常可以读出这种味道，其實就是一股传统的文气。
　　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沈老的英语完全毕业于本土。中国新闻系出身的学生一般都熟悉他，很多人还是他的“粉丝”，枕边或书架上常有一本他写的《对外报道教程》。
　　他曾引用英国作家菲立斯·格林的话来提醒同行：“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写上‘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他甚至要我们如此表现自己的自信：“不要怕说我们的缺点。说的同时，告诉国外读者，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缺点，我们正在设法克服。” （责编：田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