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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毕业论文《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还有多远》该怎么写下去啊!”据说这是一个大四学生的QQ签名,近几天在网上以段子的方式广泛流传。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作家到底有多远”式的提问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在每年10月前后诺奖揭晓的那段日子,对这道题的解答就变得迫切而艰难。
准确地说,中国作家患上“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回忆说:“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弥漫着京城,甚至有一些文坛前辈在著名报刊著文探讨,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无缘?大有愤愤不平的感觉。”
1927年,在中国考察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考虑提名鲁迅,被婉言拒绝。鲁迅在给“中间人”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但他的话仿佛一道紧箍咒,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牢牢套在饥渴难耐的中国作家头上,直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终于长出了“红高粱”。
不过,莫言的获奖,真的会成为治疗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一剂良药吗?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狂喜并惶恐”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给莫言打了个电话,告知他得奖的消息。恩格隆德告诉媒体记者,当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这多少凸显了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对诺奖的扭曲心态:既渴望,又自卑。莫言也承认,自己对获奖并没有太多期待:“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
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北岛……许多中国作家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在诺贝尔文学奖前排队。
首先是“拒绝提名”的鲁迅,不少人在潜意识里把他等同于拒绝领奖的萨特。但事实却让我们泄气:被提名诺奖不是多么重要的荣誉,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文學教授和语言学教授都有资格作为提名人,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都有二三百号,要最终获奖还得经过重重筛选。所以说,鲁迅即使被提名,能否获奖,还很难说。
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惟一的汉学家马悦然透露,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1988年就肯定能获奖—而他不幸在当年5月去世。马悦然说,这个话他本不应该说,因为按规定,任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虽然马悦然的话无从验证,但自尊心得到些许满足的中国人大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既感到欣慰,又遗憾不已。
而另一位中国作家老舍,也曾被风传因为1966年去世,而遗憾地没有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捡了个便宜。由于这个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老舍的儿子舒乙说的,所以大家都半信半疑。还好,要验证舒乙的说法,只要再等6年就可以了。
几十年来,借诺奖炒作的中国作家数不胜数,甚至还包括桀骜不驯的李敖,2000年,有媒体报道说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提名。而围绕着马悦然更是谣言纷起,去年的“受贿门”事件更逼他公开抖出“中国作家”的丑闻: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中国作家的作品和信件,“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其中“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
关键是翻译
不可否认,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作家、诗人在模仿西方中成长,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中国作家渴望受到西方认可,渴望跻身世界文坛。而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桂冠。
因此,只要是获诺奖作家的书,在中国出版时一定会标明“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成为普通读者辨识国外作家分量的一个重要标签。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莫言获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在对他的介绍中,也指出他的小说让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近20年在欧美漂泊的诗人北岛一度被认为离诺奖最近。进入2000年后,莫言、余华开始替代北岛,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从1994年《活着》被翻译到法国开始,余华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去年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已被翻译到二十个国家,而即使“翻译得不多”的《在细雨中呼喊》,也被翻译到七八个国家。其中,法国出版了他绝大部分作品,韩国更是出版了他所有作品。
中国作家心里都清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自己的作品要征服外国读者,关键还是翻译。
在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美、日、法、意、德等国家出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十几部小说的英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三部主要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成为他获奖的重要因素。对莫言获奖唱反调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
“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顾彬说。
出生于1939年的葛浩文,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张洁、杨绛、贾平凹、李锐、苏童、王朔、虹影、阿来等2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用严谨而讲究的语言,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幅度不断加大。然而,顾彬和葛浩文都批评中国不够重视翻译。“目前中国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是错误的”。顾彬说。葛浩文则表示,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
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就在两年前的首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翻译家白睿文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作家触目惊心的数据:“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则以一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推介情况同样糟糕:“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
此次莫言的获奖,多少缓解了中国文坛的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会有一定提升。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围绕着莫言获奖,不少“狗血”言论在网上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莫言诺奖与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诺奖梦背后,闪烁着文化复兴梦和大国崛起梦。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面对莫言获奖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
他的话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2万多次,引起上万网友吐槽。“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學的崛起,中国文学依然乏善可陈。” 学者张鸣则表达了不同看法。
莫言获奖次日,新华读书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52%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会激发大批作家创作热情,涌现更多优秀作品;64.8%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能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作家韩东表示,莫言获奖首先对其个人意义重大,其次可促使西方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朱大可、马悦然等众多作家、评论家、汉学家均持类似看法。
“对年轻作家而言,这种大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它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严重衰退的中国文学,为青年写手们提供了无限美妙的荣誉前景。”朱大可说。
莫言想不想得诺贝尔奖?如果我说不想,那我太装孙子了!能正大光明地获得百万奖金有什么不好?我是想得,但我怎么得啊?难道我知道怎样写才可以得奖吗?难道我会为了这个奖来改变自己的创作吗?
(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专访)
那些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
鲁迅
1927年,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时,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
林语堂
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国际笔会还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老舍
老舍的儿子舒乙曾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但瑞典方面得知老舍已经去世,于是将奖项授予日本的川端康成。
沈从文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曾透露,1988年沈从文是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但可惜的是,他于1988年5月10日去世,因此与诺奖失之交臂。
巴金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诺奖,但最终该年度的诺奖授予英国籍特立尼达作家奈保尔。
王蒙
美国一文学团体曾提名王蒙参加2000年诺奖的评选,称“他的巨大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
李敖
2000年,台湾媒体爆出新闻说“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李敖所著的《北京法源寺》因此而洛阳纸贵,甚至连本来冷冷清清的法源寺也跟着火了起来。
北岛
2000年前后,中国诗人北岛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欧洲各大博彩公司的获奖热门作家名单中。但最后,北岛总与该奖失之交臂。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作家到底有多远”式的提问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在每年10月前后诺奖揭晓的那段日子,对这道题的解答就变得迫切而艰难。
准确地说,中国作家患上“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回忆说:“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弥漫着京城,甚至有一些文坛前辈在著名报刊著文探讨,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无缘?大有愤愤不平的感觉。”
1927年,在中国考察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考虑提名鲁迅,被婉言拒绝。鲁迅在给“中间人”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但他的话仿佛一道紧箍咒,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牢牢套在饥渴难耐的中国作家头上,直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终于长出了“红高粱”。
不过,莫言的获奖,真的会成为治疗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一剂良药吗?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狂喜并惶恐”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给莫言打了个电话,告知他得奖的消息。恩格隆德告诉媒体记者,当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这多少凸显了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对诺奖的扭曲心态:既渴望,又自卑。莫言也承认,自己对获奖并没有太多期待:“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
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北岛……许多中国作家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在诺贝尔文学奖前排队。
首先是“拒绝提名”的鲁迅,不少人在潜意识里把他等同于拒绝领奖的萨特。但事实却让我们泄气:被提名诺奖不是多么重要的荣誉,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文學教授和语言学教授都有资格作为提名人,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都有二三百号,要最终获奖还得经过重重筛选。所以说,鲁迅即使被提名,能否获奖,还很难说。
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惟一的汉学家马悦然透露,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1988年就肯定能获奖—而他不幸在当年5月去世。马悦然说,这个话他本不应该说,因为按规定,任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虽然马悦然的话无从验证,但自尊心得到些许满足的中国人大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既感到欣慰,又遗憾不已。
而另一位中国作家老舍,也曾被风传因为1966年去世,而遗憾地没有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捡了个便宜。由于这个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老舍的儿子舒乙说的,所以大家都半信半疑。还好,要验证舒乙的说法,只要再等6年就可以了。
几十年来,借诺奖炒作的中国作家数不胜数,甚至还包括桀骜不驯的李敖,2000年,有媒体报道说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提名。而围绕着马悦然更是谣言纷起,去年的“受贿门”事件更逼他公开抖出“中国作家”的丑闻: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中国作家的作品和信件,“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其中“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
关键是翻译
不可否认,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作家、诗人在模仿西方中成长,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中国作家渴望受到西方认可,渴望跻身世界文坛。而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桂冠。
因此,只要是获诺奖作家的书,在中国出版时一定会标明“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成为普通读者辨识国外作家分量的一个重要标签。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莫言获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在对他的介绍中,也指出他的小说让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近20年在欧美漂泊的诗人北岛一度被认为离诺奖最近。进入2000年后,莫言、余华开始替代北岛,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从1994年《活着》被翻译到法国开始,余华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去年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已被翻译到二十个国家,而即使“翻译得不多”的《在细雨中呼喊》,也被翻译到七八个国家。其中,法国出版了他绝大部分作品,韩国更是出版了他所有作品。
中国作家心里都清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自己的作品要征服外国读者,关键还是翻译。
在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美、日、法、意、德等国家出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十几部小说的英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三部主要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成为他获奖的重要因素。对莫言获奖唱反调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
“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顾彬说。
出生于1939年的葛浩文,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张洁、杨绛、贾平凹、李锐、苏童、王朔、虹影、阿来等2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用严谨而讲究的语言,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幅度不断加大。然而,顾彬和葛浩文都批评中国不够重视翻译。“目前中国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是错误的”。顾彬说。葛浩文则表示,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
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就在两年前的首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翻译家白睿文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作家触目惊心的数据:“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则以一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推介情况同样糟糕:“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
此次莫言的获奖,多少缓解了中国文坛的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会有一定提升。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围绕着莫言获奖,不少“狗血”言论在网上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莫言诺奖与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诺奖梦背后,闪烁着文化复兴梦和大国崛起梦。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面对莫言获奖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
他的话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2万多次,引起上万网友吐槽。“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學的崛起,中国文学依然乏善可陈。” 学者张鸣则表达了不同看法。
莫言获奖次日,新华读书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52%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会激发大批作家创作热情,涌现更多优秀作品;64.8%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能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作家韩东表示,莫言获奖首先对其个人意义重大,其次可促使西方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朱大可、马悦然等众多作家、评论家、汉学家均持类似看法。
“对年轻作家而言,这种大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它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严重衰退的中国文学,为青年写手们提供了无限美妙的荣誉前景。”朱大可说。
莫言想不想得诺贝尔奖?如果我说不想,那我太装孙子了!能正大光明地获得百万奖金有什么不好?我是想得,但我怎么得啊?难道我知道怎样写才可以得奖吗?难道我会为了这个奖来改变自己的创作吗?
(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专访)
那些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
鲁迅
1927年,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时,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
林语堂
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国际笔会还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老舍
老舍的儿子舒乙曾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但瑞典方面得知老舍已经去世,于是将奖项授予日本的川端康成。
沈从文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曾透露,1988年沈从文是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但可惜的是,他于1988年5月10日去世,因此与诺奖失之交臂。
巴金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诺奖,但最终该年度的诺奖授予英国籍特立尼达作家奈保尔。
王蒙
美国一文学团体曾提名王蒙参加2000年诺奖的评选,称“他的巨大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
李敖
2000年,台湾媒体爆出新闻说“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李敖所著的《北京法源寺》因此而洛阳纸贵,甚至连本来冷冷清清的法源寺也跟着火了起来。
北岛
2000年前后,中国诗人北岛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欧洲各大博彩公司的获奖热门作家名单中。但最后,北岛总与该奖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