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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 1950，浙江绍兴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叛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那么，陈仪是因何惹祸上杀身之祸呢？
陈仪对蒋介石、国民党失去信心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1900年至1907年先后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成立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1916年卸职赋闲，不久到上海一家私人银行做襄理。1922年，陈仪偶遇昔日留日同学、已在军界混出名堂的孙传芳。应孙邀请，陈仪在孙部当了一名师长。
1930年，陈仪由留日同学何应钦推荐，当上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多次召见、询问陈仪等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员。陈仪因此得以与蒋介石直接接触的机会，并得到蒋的赏识，于1933年冬被蒋介石委任为福建省政府主席。
七七事变后，全国上下一片抗战呼声，陈仪也想有所作为，但他手无兵权，只能徒自叹息。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蒋介石在日军侵占厦门的危急关头，仍令他静待观变，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国土沦丧。事后，福建舆论斥责之声四起，他也只能忍气吞声，代人受过。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陈仪再也忍不住了，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一方面痛斥汪精卫一伙“叛国叛党”的罪行，另一方面为自己任职5年中对日军委曲求全的種种表现向福建民众道歉，并说明自己这样做都是依据“中央”指令行事的，今后仍将在“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日。谈话发表后，福建民众纷纷把原来对陈仪的指责转向蒋介石。由于这次谈话事先并未通报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怒，陈仪从此备受冷落，最终于1941年秋被免职下台。
抗战胜利后，本想与国民党政权脱离干系的陈仪，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行政公署”长官。上任伊始，陈仪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建议，如禁止美军驻台、美货入台，军统、中统特务一年内不得来台等等，蒋介石满口答应。
但随后不久，美货充斥台湾，特务横行宝岛，奸商贪官勾搭，令台湾百姓苦不堪言。1947年2月台湾发生的“二二八”起义，便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本来，陈仪与民众组成的“台湾处理委员会”进行谈判，已将事态平息，但蒋介石却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屠杀了3万多台胞。陈仪失信于台胞，自感无地自容。这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又把台湾问题的责任全部推到陈仪头上，对他撤职议处。陈仪对蒋介石更加痛恨，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了信心。
陈为公、汤为私走到一起
1927年夏，汤恩伯学成回国，在陈仪的帮助下，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因为与蒋介石为先后同校同科同学，加上又是浙江老乡，故汤颇受蒋介石器重，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直至战区司令长官，官运亨达。抗战时，汤恩伯率部驻守河南，自封“中原王”，使黄埔系的陈诚、胡宗南等人十分嫉恨。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首战河南，汤部溃不成军。蒋介石借此削去了汤恩伯的兵权，改任其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总司令。汤恩伯由此对蒋不满。
1947年孟良崮一役，国民党王牌主力师之一的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也战死。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怒、伤心。对此次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汤恩伯更是惊恐万分，半个月后才敢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当着众多高级官员的面，勒令汤恩伯跪下，继而拳打脚踢，致使汤恩伯满脸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爬出客厅。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声言自杀。陈仪竭力安慰，汤表示决心反蒋。
如果说陈仪恨蒋反蒋出于“公义”的话，那么汤恩伯则完全出于“私利”。而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走到一起，完全是私交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陈仪的“浙江起义”流产
1948年春，离开官场近一年、对国民党前途心灰意冷的陈仪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召见令，要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不假思索地以罪责在身、羞见乡亲、年迈力衰等说项婉言拒绝。这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打着哈哈，要陈仪先回上海休息休息再做考虑。陈仪到了上海，立即和汤恩伯就这件事做了彻夜长谈。汤恩伯坚决支持他东山再起，寻机反蒋。
中共方面其实早就对陈仪、汤恩伯的反蒋倾向有所了解。共产党人胡邦宪曾在陈仪手下工作，在确信陈仪真心反蒋，而且急切盼望与中共联系后，胡邦宪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上海和福建的党组织经过协商、协调之后，决定组成起义谈判小组，与陈仪方面就有关事宜举行谈判，并迅速将谈判计划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10月，蒋介石电召陈仪去南京，向他表示自己“引退”之意，实际上是试探一下陈的“忠心”。孰料，陈仪直人快语，不但极为赞成，而且还劝蒋介石出国，这恰恰是蒋介石最忌讳的。
11月，一次在杭州答《东南日报》记者问时，陈仪表示，浙江无匪可讨，无乱可戡，没有奸党活动，“船到桥头自然直”。蒋介石知道后大发脾气。同月，浙江特务头子毛森在富阳逮捕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嫌疑犯，陈仪设法对这些人进行了妥善处理。毛森为此与陈仪发生争执，遭到陈仪的怒斥。不久，陈仪以财政困难为由，将毛森赶出了浙江。
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军事上的大溃败，使得大批散兵游勇窜至江南，骚扰地方，老百姓困苦不堪。陈仪决定乘此揭竿而起，于是邀请汤恩伯来杭州商量。但汤只是口头答应，却迟迟不肯露面。焦急万分的陈仪，不得不让他的外甥丁名楠和胡邦宪持信到上海直接去找汤恩伯，面谈一切事宜。
其时，中共方面已经得到确切情报：汤恩伯已被蒋经国收买，背叛了陈仪。胡邦宪根据组织的指示，立即回杭州向陈仪汇报这一紧急情况。但陈仪将信将疑，始终认为自己与汤恩伯情同父子，汤不会如此下作。他甚至认定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不管胡邦宪怎么劝告，陈仪就是不信。
事情的发展正如中共方面所预料的那样，2月17日，刚去奉化拜见蒋介石没有几天的陈仪被免去了省长职务。免职令由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下达，遥控指挥的就是蒋介石。
21日晚，陈仪在参加了浙江各界的欢送会后，直接去了上海，一下火车就受到了特务的监视。27日下午，陈仪被特务从上海押送到浙江衢州。
至此，“浙江起义”计划流产。
被汤恩伯出卖、被蒋介石枪决
毛森被陈仪逐出浙江后，跑到南京向郑介民、毛人凤哭诉了自己的遭遇。特务机构为了给陈仪难堪，将毛森派到汤恩伯的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任少将处长。毛森从此盯上了陈仪，并且掌握着陈、汤之间的往来情况，以寻机报复。
没过多长时间，毛森就发现了陈汤两人的异常情况，赶紧向郑介民、毛人凤汇报。郑、毛两人觉得事体重大，立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联想到陈仪自来浙江任职以来的种种异常言行，决定先稳住陈仪，从汤恩伯身上查起，毕竟汤恩伯兵权在握。
不久，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来到上海，会见了汤恩伯。他以淞沪防御战为由，允诺将上海库存的黄金20万两交给汤恩伯，并给予他对战时上海物资的处理全权。素知蒋氏父子为人的汤恩伯知道来者不善，只能作感激涕零状，等待下文。蒋经国又要求汤恩伯把家眷财产转移到台湾，汤恩伯唯命是从。之后，蒋经国又让汤恩伯在蒋介石画像面前宣誓效忠，汤恩伯只得照办。就在这时，汤恩伯接到了陈仪手书，他在丁名楠面前表现出大喜过望的神情，随后却立即把信交给了蒋经国，以表忠心。汤恩伯就这样在利诱和威压之下出卖了陈仪。
1949年5月浙江解放前夕，陈仪被特务押往台湾基隆要塞拘禁。1950年春，张群、何应钦等人请求蒋介石对陈仪宽大处理。蒋介石提出让陈仪写一封公开信给在大陆参加人民政府的张治中、傅作义，谴责他们“背叛党国”的罪行，并表示出自己知过悔过、痛改前非的诚意。谁知，陈仪并不吃这一套，他坚决表示自己平生只有反蒋这件事还算对得起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张、傅两人追求光明，无可指责！蒋介石得知后，恼羞成怒。
1950年6月18日早晨，陈仪在台北被枪决。
（选自《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
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叛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那么，陈仪是因何惹祸上杀身之祸呢？
陈仪对蒋介石、国民党失去信心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1900年至1907年先后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成立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1916年卸职赋闲，不久到上海一家私人银行做襄理。1922年，陈仪偶遇昔日留日同学、已在军界混出名堂的孙传芳。应孙邀请，陈仪在孙部当了一名师长。
1930年，陈仪由留日同学何应钦推荐，当上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多次召见、询问陈仪等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员。陈仪因此得以与蒋介石直接接触的机会，并得到蒋的赏识，于1933年冬被蒋介石委任为福建省政府主席。
七七事变后，全国上下一片抗战呼声，陈仪也想有所作为，但他手无兵权，只能徒自叹息。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蒋介石在日军侵占厦门的危急关头，仍令他静待观变，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国土沦丧。事后，福建舆论斥责之声四起，他也只能忍气吞声，代人受过。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陈仪再也忍不住了，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一方面痛斥汪精卫一伙“叛国叛党”的罪行，另一方面为自己任职5年中对日军委曲求全的種种表现向福建民众道歉，并说明自己这样做都是依据“中央”指令行事的，今后仍将在“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日。谈话发表后，福建民众纷纷把原来对陈仪的指责转向蒋介石。由于这次谈话事先并未通报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怒，陈仪从此备受冷落，最终于1941年秋被免职下台。
抗战胜利后，本想与国民党政权脱离干系的陈仪，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行政公署”长官。上任伊始，陈仪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建议，如禁止美军驻台、美货入台，军统、中统特务一年内不得来台等等，蒋介石满口答应。
但随后不久，美货充斥台湾，特务横行宝岛，奸商贪官勾搭，令台湾百姓苦不堪言。1947年2月台湾发生的“二二八”起义，便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本来，陈仪与民众组成的“台湾处理委员会”进行谈判，已将事态平息，但蒋介石却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屠杀了3万多台胞。陈仪失信于台胞，自感无地自容。这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又把台湾问题的责任全部推到陈仪头上，对他撤职议处。陈仪对蒋介石更加痛恨，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了信心。
陈为公、汤为私走到一起
1927年夏，汤恩伯学成回国，在陈仪的帮助下，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因为与蒋介石为先后同校同科同学，加上又是浙江老乡，故汤颇受蒋介石器重，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直至战区司令长官，官运亨达。抗战时，汤恩伯率部驻守河南，自封“中原王”，使黄埔系的陈诚、胡宗南等人十分嫉恨。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首战河南，汤部溃不成军。蒋介石借此削去了汤恩伯的兵权，改任其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总司令。汤恩伯由此对蒋不满。
1947年孟良崮一役，国民党王牌主力师之一的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也战死。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怒、伤心。对此次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汤恩伯更是惊恐万分，半个月后才敢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当着众多高级官员的面，勒令汤恩伯跪下，继而拳打脚踢，致使汤恩伯满脸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爬出客厅。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声言自杀。陈仪竭力安慰，汤表示决心反蒋。
如果说陈仪恨蒋反蒋出于“公义”的话，那么汤恩伯则完全出于“私利”。而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走到一起，完全是私交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陈仪的“浙江起义”流产
1948年春，离开官场近一年、对国民党前途心灰意冷的陈仪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召见令，要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不假思索地以罪责在身、羞见乡亲、年迈力衰等说项婉言拒绝。这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打着哈哈，要陈仪先回上海休息休息再做考虑。陈仪到了上海，立即和汤恩伯就这件事做了彻夜长谈。汤恩伯坚决支持他东山再起，寻机反蒋。
中共方面其实早就对陈仪、汤恩伯的反蒋倾向有所了解。共产党人胡邦宪曾在陈仪手下工作，在确信陈仪真心反蒋，而且急切盼望与中共联系后，胡邦宪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上海和福建的党组织经过协商、协调之后，决定组成起义谈判小组，与陈仪方面就有关事宜举行谈判，并迅速将谈判计划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10月，蒋介石电召陈仪去南京，向他表示自己“引退”之意，实际上是试探一下陈的“忠心”。孰料，陈仪直人快语，不但极为赞成，而且还劝蒋介石出国，这恰恰是蒋介石最忌讳的。
11月，一次在杭州答《东南日报》记者问时，陈仪表示，浙江无匪可讨，无乱可戡，没有奸党活动，“船到桥头自然直”。蒋介石知道后大发脾气。同月，浙江特务头子毛森在富阳逮捕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嫌疑犯，陈仪设法对这些人进行了妥善处理。毛森为此与陈仪发生争执，遭到陈仪的怒斥。不久，陈仪以财政困难为由，将毛森赶出了浙江。
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军事上的大溃败，使得大批散兵游勇窜至江南，骚扰地方，老百姓困苦不堪。陈仪决定乘此揭竿而起，于是邀请汤恩伯来杭州商量。但汤只是口头答应，却迟迟不肯露面。焦急万分的陈仪，不得不让他的外甥丁名楠和胡邦宪持信到上海直接去找汤恩伯，面谈一切事宜。
其时，中共方面已经得到确切情报：汤恩伯已被蒋经国收买，背叛了陈仪。胡邦宪根据组织的指示，立即回杭州向陈仪汇报这一紧急情况。但陈仪将信将疑，始终认为自己与汤恩伯情同父子，汤不会如此下作。他甚至认定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不管胡邦宪怎么劝告，陈仪就是不信。
事情的发展正如中共方面所预料的那样，2月17日，刚去奉化拜见蒋介石没有几天的陈仪被免去了省长职务。免职令由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下达，遥控指挥的就是蒋介石。
21日晚，陈仪在参加了浙江各界的欢送会后，直接去了上海，一下火车就受到了特务的监视。27日下午，陈仪被特务从上海押送到浙江衢州。
至此，“浙江起义”计划流产。
被汤恩伯出卖、被蒋介石枪决
毛森被陈仪逐出浙江后，跑到南京向郑介民、毛人凤哭诉了自己的遭遇。特务机构为了给陈仪难堪，将毛森派到汤恩伯的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任少将处长。毛森从此盯上了陈仪，并且掌握着陈、汤之间的往来情况，以寻机报复。
没过多长时间，毛森就发现了陈汤两人的异常情况，赶紧向郑介民、毛人凤汇报。郑、毛两人觉得事体重大，立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联想到陈仪自来浙江任职以来的种种异常言行，决定先稳住陈仪，从汤恩伯身上查起，毕竟汤恩伯兵权在握。
不久，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来到上海，会见了汤恩伯。他以淞沪防御战为由，允诺将上海库存的黄金20万两交给汤恩伯，并给予他对战时上海物资的处理全权。素知蒋氏父子为人的汤恩伯知道来者不善，只能作感激涕零状，等待下文。蒋经国又要求汤恩伯把家眷财产转移到台湾，汤恩伯唯命是从。之后，蒋经国又让汤恩伯在蒋介石画像面前宣誓效忠，汤恩伯只得照办。就在这时，汤恩伯接到了陈仪手书，他在丁名楠面前表现出大喜过望的神情，随后却立即把信交给了蒋经国，以表忠心。汤恩伯就这样在利诱和威压之下出卖了陈仪。
1949年5月浙江解放前夕，陈仪被特务押往台湾基隆要塞拘禁。1950年春，张群、何应钦等人请求蒋介石对陈仪宽大处理。蒋介石提出让陈仪写一封公开信给在大陆参加人民政府的张治中、傅作义，谴责他们“背叛党国”的罪行，并表示出自己知过悔过、痛改前非的诚意。谁知，陈仪并不吃这一套，他坚决表示自己平生只有反蒋这件事还算对得起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张、傅两人追求光明，无可指责！蒋介石得知后，恼羞成怒。
1950年6月18日早晨，陈仪在台北被枪决。
（选自《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